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变化被命名为全球化。全球化使得世界的各个部分更加相互依赖，但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概念上的分歧与混淆。而这种混淆部分地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作为学者，我们的使命首先就是使用分析性的概念，在经验性观察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澄清对全球化的界定和认识。其次，我们必须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关注不同的地区的多样性的经验来理解全球化，而要避免将全球化简单地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等同起来。因此，今天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可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对事实性材料的细致分析，把全球化的讨论推向更加坚实的平台。
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的过程，它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社会，这个信息社会的形成又有赖下列条件：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建立，而这个设施的建立不仅仅意味着互联网、计算机化和移动电话，而且也意味着运输，既包括空中运输也包括海洋运输。它使得全球形成一个网络。全球化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新组织形态的产生。
任何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都与一定的新组织的诞生密切相关。这个新组织就是指在一个网络化的社会结构，各个公司内部形成网络，而不同的公司之间也通过新技术连接成网络。全球化的核心，在我看来首先就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时代，金融市场必然是一个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不存在相互间隔绝的金融市场。这个核心活动的第二个因素是信息的全球化，主要是指货品和服务业的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的过程主要有跨国公司及其网络来完成的。从统计数据来说，跨国公司的雇员不过是两亿人，虽然这个数字只占全球劳工数量的很小一部分，但就是这两亿人对全球的GDP贡献达到40%。这个40%并不是说它的生产完全在本土完成的，而是通过跨国公司与不同地区性、国家间的合作形式展开的。那么，中国的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向国外输出了多少商品，而在于中国的生产、销售等已经建构性地成为全球化体系的一部分。
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是全球化的关键之一。一个趋势是新的通讯技术可能使全球化的触角延伸到甚至非常边缘和贫困的地区。比如中国最近出现的"小灵通"服务就是如此，使得一些相对边缘的地区也可以廉价地获得无限通讯服务，而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一个全球化的网络。传媒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作用。现在有几个大的传媒公司掌控着全球的75%的传媒产品的生产，而且其中很多的公司设立在美国。但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个现象就草率地认为美国在控制着全球的传媒生产，事实的真相要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传媒生产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形态间决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传媒的全球化生产事实上是与本土化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当传媒公司在制作它们的产品时必须充分考虑产品的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即必须把产品的文化诉求"在地化"，通过修饰、增删、变换等各种方式充分地吸纳本土文化，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大公司对当地文化怀有真诚的尊重，而是出自市场的需要，是为了传媒产品在文化心理上更容易被当地消费者所接受。比如默多克集团，在制作面对中国、印度观众的节目时就采用了与它们在西方的节目
不同的举措，以满足特定文化形态的观众的消费心理需求。新闻报道的全球化也同样如此。美国CNN的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模式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新闻报道就被CNN所垄断。目前在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都地出现了这种24小时的新闻服务。因此可以说，新闻生产一方面在全球化，而同时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力量、国家投入的差异，这个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差异甚至紧张感的过程。
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的全球化，在价值和规范的领域中，整个世界日益陷入相互依赖、制约、穿透的文化互动进程中。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描述为一个所谓"文化帝国主义"进程，事实要比这种描述复杂得多。文化全球化往往创造出新型的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文化既保留了一些共通的基本要素，却又获得了各种特定的本土文化特色。比如"hip-hop"（街舞）这种文化形式在加利福尼亚、在韩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有各自的形态，是一种全球性的流行文化形式，彼此之间共享着某些基本元素却又不是同质化的。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并不仅是指芭蕾舞等高雅艺术的世界化，同时也包括足球、体育、互联网上大量的可以免费下载收听的流行音乐等各种流行文化。
全球化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化。新的全球网络的逻辑同时具有"吸纳"与"排斥"这两个方面。这种逻辑吸纳、整合一切对这个网络有价值的东西，而拒绝、摆脱一切对它没有价值或贬值的东西。而吸纳还是排斥的标准是依据全球网络体系种出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信息和权力。这是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造成了一种新的断层。这个世界不在是传统的"南"与"北"的分化，而是全球网络"之内"与"在外"的分化。的确，在非洲大量的人群被排除在全球化网络之外，但也存在着被一些被网络所吸纳的人群。在美国既有与全球网络密切联结的人群、也有在这个网络之外的人群。比如，美国加州的帕罗尔多（Palo Alto）是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在这里聚集着一批相当富有的生活在全球网络社会中的知识精英。但仅隔一条高速公路的东帕罗尔多（East Palo Alto）是南美人聚居的拉丁区，生活处境完全不同，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经济贫困，这个地区就完全处在全球网络之外。这个问题对中国也极为重要，因为中国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但不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地区，中国的一部分人和地区进入了这个全球体系，而另外一些地区和另一部分人群被排斥在外。
这种吸纳与排斥不仅仅是经济上和社会性的，而且还是文化的。有些身份认同被全球化所排斥，被视为"非现代的"。因此，一个具有高度生产性、创造性与发展动力的全球化体系，又同时引发出"被吸纳者"与"被排斥者"之间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方面的分化。这就是全球化过程重要的内在矛盾。正是由于这一矛盾，过去10年中在整个世界都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反全球化的力量，形成的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与形态，但总的来说是来自那些被目前这个全球网络所排斥的人群对全球化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化过程恰恰是密切关联的而不是彼此无关的现象。比如，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的抗议活动被媒体报道为一次反全球化运动，其实这个标签并不准确，他们的抗议并不是反对一切全球化，而只是反对某种特定形式的全球化，反对目前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他们完全可能支持其它形态的全球化。许多抗议运动是以捍卫人权价值为旗帜，来反对目前这种形式的全球化所导致的某些群体的贫困和被排斥。这种价值是西方社会广泛认同的。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人可能并不一定支持抗议运动本身，但支持这些运动所捍卫的价
值。还有一些反全球化运动是文化性的，是试图保存在全球化运动中被迅速边缘化的本土文化。另一些运动主要是捍卫那些被全球化过程所排斥的身份认同，这些认同包括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当然更重要的是宗教认同。不用说其它国家，我们就举美国的例子，在美国出现了强劲的反全球化运动，成千上万的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反对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变迁。所以，并不是美国就支持全球化、拉丁美洲就是反对全球化，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当然，最重要的反全球化的宗教性力量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反对运动主要是宗教性的，虽然也有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反对那些与全球化相联系的西方主导价值观念，以捍卫自身的宗教认同。其中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采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反抗形式，者对整个世界都造成了非常明显和严重的后果。因此，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个独立部分，必须将前者看作是后者的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谈谈这个全球化过程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当然是一个经济奇迹，也是全球化的典型。这个奇迹使中国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也因为中国的转型使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也发生了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伟大文化传统的结果，是其本身潜力的释放。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又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在15世纪的时候，技术上比欧洲要发达得多。但因为当时及以后的帝王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与世界隔离的方式，导致了中国以后几个世纪的衰落。现在中国重新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与世界协同发展，那么可以说，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因为逆转了过去相对封闭的历史传统所带来的结果。当然，中国经济的崛起有许多复杂的方面，在此我们只简要地指出几个因素。首先是，中国企业的诞生似乎是复活了古已有之的企业文化，这在中国南方，特别是上海、广东等地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第二个政府的支持，特别省级政府、地方政府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在推动当地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第三个的方面是外商投资，事实上直到1990年代中期，对大陆
进行投资的主要还是海外华人企业，他们通过台湾、香港积极地在大陆投资。随着经济的活跃，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到中国来投资，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与中央政府打交道，而是与一个个地区性的地方力量接触和合作。当地企业家、当地政府与跨国公司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另外，中国存在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群体，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结构。虽然中国同时也有很多的只能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群，但是不容否认，中国良好的工程师传统和受良好教育的群体的存在促进了中国的全球化。前几年美国伯克利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发现在美国的硅谷，中国人和印度人占全部的执行总裁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中大部分是中国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硅谷若没有中国人和印度人，是无法实现它的繁荣的。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有一个很好经济政策来平衡和调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中国进入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谨慎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全面的全球化。我认为在全面的全球化和完全的拒绝全球化之间采取这样一种相对保守的策略是非常关键的，尤其在金融政策方面更是如此，而且这种策略不应是一种短期行为，我认为这种政策应该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延续。对于中国来说，用市场来交换跨国公司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非常重要，事实上它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后期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目前中国的发展也有一些需要警觉与应对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两极化，以及部分人群的边缘化。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在生产性不发达的国有经济区域与发达的外资领域的两极化态势。地域上的两极化--即在沿海与内地的断裂--也应该尽力去避免和弥合。发展并不简单地就是一个经济发展，而是调节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化进程。全球化必然导致社会转型的发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要面临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公共服
务的建立，尤其是整个社会的卫生防疫系统的有效形成。中国现在整个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相对于20年前的状况并没有明显的进步，虽然药物生产的水平在突飞猛进，但许多药品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支付能力。此外，中国的全球化还可能导致出现一种不可控的城市化现象，就是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但却无力为他们提供居住和生活条件，甚至会造成许多人无处可居的状况。许多到过中国的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需要吸取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它们遭遇的危机。事实上在很多单纯"发展至上主义"盛行的国家，消费主义流行，整个社会分裂为"原子化"的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危机的征兆。中国的发展状况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似乎在重蹈覆辙，也就是重现了15年前某些"发展主导一切"的国家中曾经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社会变迁也是一个政治能力发展的过程，需要通过发展政治能力来妥善应对和安排可能出现的危机。所谓政治能力主要是指两个方面，首先，因为中国领土非常辽阔，必须加快去中心化的进程，加强地方自治的能力，从而培育出一个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共同体，而是处于政治能力体系中
。
在卷入全球化和发展经济两个维度中，中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个案。我们都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样高速的经济发展，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方面而言是可持续的吗？这也是我需要求教于大家的问题。
（以下是现场回答部分）
听众提问：当今世界一方面存在全球化运动，同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并存着很强劲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如何阐释这种表面上看来很冲突的全球现象？您如何理解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
卡斯特回答：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运动中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型。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所以出现了许多问题领域（例如，环境、移民、国际合作以及应对冲突等等）是民族国家并不能单独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来解决的。因此，必须形成国家网络来合作性地解决问题，而无法单独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当然，在这些合作中民族国家可能会让出了一些自主性，但是却获得了效益。欧盟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示范，形成了新体制性框架和组织形态，但并没有损害每个欧盟成员国的主体利益。APEC之间的合作也有类似之处，上海合作组织也是一个范例。在某些人看来，全球化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的文化系统的核心价值受到侵蚀，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虽然全球化正在席卷世界，但是在"世界主义"，"民族国家"和"地区性"这三种认同之中，绝大多数的受调查者认同的是地区文化，因此我们不必先入为主地就认定，全球化就必然意味着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毁灭性打击。
听众提问：您如何看待发展市民社会对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意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何在？
卡斯特回答：市民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建制，市民社会的形成当然需要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不应当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简单地对立起来，事实上它们是交织在一起，而且是互动的。市民社会不是脱离国家的一个社会空间，恰恰是与国家交叠的一个公共空间。政府应该鼓励这种空间的生成。在中国有许多政府资助的社会组织，这也可能成为发展市民社会的资源，所以我有一个新的NGO概念，这个NGO不是指"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而是指"新政府组织"（Neo-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这样的组织收到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但具有相当强的自主性社会参与，能够对当地的公共事务起到积极的作用。
记者提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地域文化也收到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可能保留地方的文化特征，而不至于使所有的城市都变成"同质化"的大都会？
卡斯特回答：人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忧虑。很多市民担心，随着个体主义消费经济的兴起，一些新的原子化个人仅仅聚居在一起，而没有自己的社群，无法获得的文化认同。大量的高尚住宅区的兴建也就可能意味着原有的城市传统文化与社区文化的消亡。这些忧虑是正当的，也是有理由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全球化的一个误解。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所谓城市文化，文化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全球化确实淘洗了城市中一些相对古老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它又在促成新的文化形式的产生，而这些新文化形态往往并不是与传统一刀两断，而是与已经衰落的文化传统存在血缘上的延续性。
记者提问：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过程中知识产权的问题？
卡斯特回答：全球化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来进行的，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是它们的竞争优势的关键点。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某些声称的"知识产权"是在要求不正当的知识垄断。微软公司在这方面可能很有问题，当网络技术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可是现在大家都不得不使用Internet Explorer。在我看来，首先要追问的是，跨国公司的技术产品是不是确实系他们自己原创性的科技成果。如果不是，而仅仅是对公共服务机构的成果的变相"剽窃"，或者仅仅做一些枝节或技术处理，那么这种所谓核心技术本身就不存在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应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发展中国家广泛运用。美国的许多药品公司也是如此，他们的技术开放依据的是大学里的科学研究，有许多来自公共资助，实际上是纳税人的钱，但他们获取了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做了一些药物实验，然后以极高的价格推向市场，这种知识产权的宣称很难说是正当的，而且在伦理上是非常可疑的。
附录：
我们究竟怎样理解全球化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教授在文汇报与上海学者的座谈
11月23日下午，世界著名信息社会研究专家、“新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现任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教授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1942——）做客本报，围绕全球化、社会转型、信息技术变革、城市空间、生态保护等热点话题，与上海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做了深入的探讨。卡斯特教授还为本报留言：“我个人感谢《文汇报》邀请我参加这场非常有趣的讨论，这场讨论分析了全面转型中的世界，而中国和上海则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祝贵报读者能从中获得有效的信息。曼纽尔·卡斯特，2004年11月23日于上海。”
卡斯特：我曾经用24年的时间在加州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现在，我之所以从社会学院转到传播学院，是因为在信息时代的公共空间中，传媒日益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在今天的全球化网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我的学生中有七个博士的论文都和中国有关。今天与诸位的交流也会谈及中国和全球化的关系，但我们的对话不仅限于中国的问题。
目前，全球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快速结构性转型，人们在这一巨大转型面前手足无措，不知做何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知性应对非常必要，建立在经验、数据上的观察非常重要，但这样的观察却很少。这就可能导致一些非学术的解释大行其道；例如，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卖了1000万本，然而其中并没有多少学术性的东西。我不是一个未来学家，从不预测未来，因为我们对现实了解还很少，我拒绝系统性地预测未来。
对于这个转型过程中，传媒主要的报道是经济分析，这种分析是从市场的观念来理解世界。然而，社会并不是一个市场。市场虽然重要，却不能代替整个社会；这种转型还取决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多种因素。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例如芬兰和硅谷这两个相当不同的社会形态，他们在经济与技术的发达程度上基本相似，但社会、政治和文化却不相同。我认为，将硅谷的模式或者美国的模式夸大为普遍的模式来理解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是非常误导性的。
这种结构性转型有五个互相关联的特征。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知识为本的社会中，转型建立在知识之上，一切生产性机制和竞争性能力都有赖于知识和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经济形态。
第二，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变革的时代。人们对技术有很多种看法，在我看来，技术是一种工具，当然这种工具对人的影响很大，比如说没有电力能源，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而在所有的技术革命中，有两种至为关键，那就是微电子技术和遗传工程。前者比如电脑，它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而人是传播信息的动物——它因此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后者是生命的编码和解码，它改变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并进而影响到社会与政治。
第三，所有变革都是在全球化和世界互相关联的条件下发生的。资本、人力和信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网络。但这个网络是有选择的，它既吸纳对它有价值的人和事物，又会排斥对它来说没有价值的人和事物，这种吸纳和排斥形成了一种新的分化。不只表现在国家和地域之间，即使在同一空间和族群内，同样发生着这种分化。有的人和地区在这个网络之内，有的被排斥在外。
第四，由于全球化网络的排斥－吸纳过程，有一些人被排斥出去，或者说，没有被表达在网络之中，因此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倾向。在反全球化的人群中有两种情况，一种人仅仅是不喜欢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方式，而试图代之以另外一种全球化。而另外一些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找不到原有的认同，他们试图重建被全球化压制的认同和价值。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快速全球化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就是全球化进程造成民族历史传统断裂所带来的后果。这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在发生，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与此同时，宗教认同也在强烈崛起，欧洲和东南亚都有强烈的宗教认同倾向。一些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对全球化有非常强烈的反对。还有，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中间实体，民族国家失去了过去完全控制的能力。它们的主权局限于地域之内，但却不得不对付许多超越本国的全球化了的问题。当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国家之间的网络正在兴起，例如欧盟和APEC组织。现在的民族国家认同已经去中心化了、离散了，多元的认同出现了，这也是全球化造成的紧张关系之一。但我认为，民族国家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型了，它们成了国家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立于这个国家网络之外，即使强大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这样的问题上，都同样需要寻求国家间的合作。
第五，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人类的空间形式。全球城市化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运动，目前，有50％以上的全球人口在城市，根据联合国组织估计，到2030年，全球城市人口的比例会达到三分之二。南美有8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中国的城市人口占20％；联合国估计，这个数字会在20年内翻一倍。
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形态也非常不同。一些相互关联的小中心构成了大都会，它们互相之间靠远程通讯和高速运输相连通。举例来说，洛杉矶这个城市只有800万人口，但存在着一个大洛杉矶地区的概念，其中却有1800万人口，它甚至将墨西哥的一些地区也包括了在内。这个区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治理。从全球范围而言，一些大都会，像纽约、洛杉矶、东京、上海都变成了节点，联结了起来，小的城市又和大都会连接了起来，最终形成了新的空间形式。
中国的结构转型是全球结构转型的关键和核心。中国打破了原来的封闭状况，也因此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模式是世界的动力，有很多国家，像智利，高度依赖对中国的出口。世界上有一种说法，说西方化的生活方式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其他地方不西方化，因为如果人人都像美国人和欧洲人那样生活，地球上的资源就无法供给。而另一种说法则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说现在让我们来试试和西方人一样的生活可能性。我们不能判断这种说法对不对，我们只能肯定，如果中国因此崩溃了，就意味着世界的崩溃。
我们讨论中国的时候，要记住中国的问题是非常特定的问题。对中国进行分析，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观念和术语，因为这里有一个术语的语境转化问题。对中国学者而言，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固然重要，但研究中国社会更为重要，观察研究是中国学者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们，而这种研究对世界而言又是如此关键。我还要强调的是，社会和社会稳定非常依赖传媒，我们要影响社会，只有通过对传媒的介入。对一个社会来说，能够被知情和传达的媒体是关键的。
童世骏（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刚才，卡斯特教授对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评价不高，但我认为，就中国当时的语境而言，可以对托夫勒给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另外，卡斯特教授似乎对丹尼尔·贝尔也不满……
卡斯特：我对理论的态度是，有用的就用，没有用的连讨论都不会讨论，在巴黎人们有为理论而理论的风气，但我从不写仅仅针对一本书的书，我做的是现实研究。丹尼尔·贝尔几次重版了他的作品，但直到1990年代《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再版的时候，他有一篇长序回应了人们对他的批评，但是书中却没有做任何重要的修改，他对现实中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最重要变化似乎完全置之不顾，好像对他的分析完全没有影响。另外，他在书中也甚少谈及妇女问题。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想和卡斯特教授探讨一下英语在全球化中的角色问题。现在英语似乎成了一种社会分层的新标准。在中国，英语制造了一个内部的等级分层，会英语的或者试图学会英语的是一个较高的层次，而不会英语的则处于另一个低层次。美国加州大学的阎云翔教授研究中国全民学英语的现象时，同样有这样的发现。而在世界范围内，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也以英语为分层标准。过去讲全球，其实只局限在欧洲范围内，因此拉丁语和法语扮演着分层的角色，现在，英语似乎正扮演着它们当年的角色。
卡斯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全球化的例子。其实，英语也并不是一个国家的语言，而是许多国家使用的语言，以至于牛津腔的英语都不再被认为是通用性的英语。英语的确是国家网络中使用最多的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英语国家取得了主宰地位。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刚才教授谈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果全球化的主导发展模式要像美国那样耗费自然资源，结局会不会是一个灾难？
卡斯特：这正是生态主义者反对全球化的理由。现在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承认温室效应，但美国说这一点是不能确认的，这是一个谎言。当然政府从来不愿自觉地改变自己态度的时候，就要公民来对政府施加压力。科学家要做的是和传媒联合起来，改变公民的态度，再通过公民让政府改变态度。我们只是不知道哪个过程发生得更快：是灾难来得更快，还是政府的政策改变来得更快。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讨论中国不应只放在中国来讨论，要把中国置于全球化的一个节点中看。中国不仅对中国的环境负责任，也对世界的环境负责任。
在反全球化的运动中，媒体有一些误导。其实，很多反全球化的运动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反对全球化本身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其实是要倡导另外一种全球化，要求将可持续发展等要求整合到全球化中来。一般的抵抗是对压制的被动反应；但这种对全球化的抵抗是主动性的、前瞻性的抵抗。这种运动可以改变人们的观念和心态，最后改变政府的行为。比如在欧洲，在巴西；巴西的环保主义者有强大的影响，很多10年前还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已经不可以做了。还有美国，虽然改变比较慢，要联邦政府改变比较困难，但是州政府已经在改变。在“9·11”事件之后，一切运动的主题都变得与和平、安全有关了。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相对于全球化的巨大声势和进程来说，那种“主动的”反全球化的力量其实是零星的、被分割的，彼此之间并不能形成全球化网络的规模，又如何谈得上与强大的全球化力量竞争呢？
卡斯特：首先，很多反全球化的运动事实上已经全球化了，通过互联网，他们不需要身体的接触就可以联合起来。另外，分散并不是坏处，却恰恰是这种运动的长处，它们零星地把国家包围起来，它们来来去去却总是接连不断；这种斗争的方式并不是要夺取国家权力，而是要争取人心，改变一种文化，是一种“文化革命”。争取国家权力会导致国家的打压，但改变人心最后会导致国家的改变。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全球化非常复杂，既存在着形式上的问题，也存在着实质性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多样性。比如你昨天在演讲中指出，流行歌曲就既有全球性因素在，又有个性的因素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弱国往往推崇多样性，而强国往往推崇普遍性。这是政治经济利益多样化格局造成的。因此在弱势一方，不仅其价值观念上的多样性应该得到尊重，其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也应该得到尊重。信息化也是如此，它既关涉观念，又关涉生活。
卡斯特：讲到强势和弱势问题，全球化肯定是有权力关系的，但这种权力关系并不总是单向的，比如欧盟的形成本身是一种全球化，但它也起到反对“美国化”模式全球化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所谓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全球化过程的内部，所谓反对全球化总是拿着一种全球化反对另一种全球化。欧盟反对的是美国的全球化，自己有另一套全球化的方案。因此有着不同层面上的全球化的斗争。在不同层面的全球化斗争中，权力关系是可以转变的。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自从中国进入全球化进程后，全球化就变得完整全面了，世界才真正彼此连接起来。
现在一个根本问题是，大家对当前的全球化主导价值缺乏反省，现代社会强调知识和脑力竞争，有的人被排斥在外，就表示反对，但他们内心也信奉那种追求致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只不过自己没有办法实现。我们处在一个生产和创造爆炸性的社会中，我们全速前进，却来不及深入反思。
王伟强（同济大学城市与空间研究所副教授）：卡斯特教授的理论不仅在社会学领域，而且在城市设计和规划领域影响日甚。我们看到，城市空间正在趋同化，建筑师也在全球化，国际建筑师参加它的建筑设计，被邀请参加到城市的规划中去，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但城市原有的空间形态和生活形态却丧失了，城市的规划和建筑，社会公正和公平问题没有得到应有关注。
卡斯特：大都会常常都会有一种矛盾，因为它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要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节点，因此要有国际机场、商务中心和通讯网络，第二种功能是它要满足市民的生活需要。前一种功能常常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它们被过分强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功能被忽视，他们就会感到生活不方便。当然全球化的功能也不能忘记，但是如果居民的生活功能被忘记，将会导致严重后果。洛杉矶就是一个例子，它在快速全球化的同时，生活品质一直在恶化。相对而言，巴塞罗那在这两者间就要更平衡一些。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我想城市化有两个层面，即物质层面的城市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城市化。如今，人们原有的日常生活文化正在被挤占，物质城市化飞速扩张，而精神文化层面的城市化却落在后面。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分层的城市化过程。怎样使这两个层面的城市化协调发展，是很重要的问题。
卡斯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城市设计中，一个卫星式的或者说多核心、多中心的城市方案是很重要的。一个多中心的城市，各中心之间通过运输和通讯相互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功能有差异，多样性就此保留下来，巴塞罗那就是这样。与此相比，洛杉矶却只有一个中心，从中心向郊区辐射。这样的城市空间使人们越来越零散化，传统的文化被打散了，交流变得不可能。传统的社群消失了，我们只有通过通讯和传播方式，才能建立起共同的文化感；没有这种共同的文化感，我们就会变成野蛮人和原始人。
包亚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已经很少有时间和资源来面对种种变化，就此而言，思考历史上有过的资源显得尤为重要。我想问的是，您现在对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菲伏尔的评价是什么？
卡斯特：我其实是没有兴趣讨论纯理念的问题。32年前，我在我的书中评说过他，那时候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城市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错的。我和他的区别是，他是哲学家，我是一个研究者，我们做的是不同层面的工作，我当然也关注理念。他有一个理念，叫做“留驻城市的权利”，这一点在今天非常重要，比他当初提出的时候重要得多。城市不只是一种空间的聚集，这种聚集空间本来是用来创造一种生存形式，就是所谓的城市文化。现在非常奇怪的一点是，随着普遍的城市化，我们却失去了这种创造能力，失去了那种城市文化，出现了所谓“没有城市文化的城市化”。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反省，如何在城市空间的构建中恢复创造生活方式的能力。
（汪伟、刘擎整理）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