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对王小波作品的喜爱，对笔者而言过于艰难——阅读王小波，伴随着大学、青春以及痛楚的长大成人；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自由不羁的戏谑、充沛淋漓的才情，是一代人生命深处的“精神家园”。然而，十年之际，最得体的纪念不应是无节制地赞颂，重重的涂抹使得王小波越来越像一个远离尘世的“神话”，像树上的男爵一样，轻飘飘地在繁密的“纯文学”的枝叶上徘徊，仿佛与大地上的喧哗与变动无关。
王小波与“王小波热”，对于笔者而言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王小波杰出的作品，始终是中国文学最美的收获，过于迟钝的主流文坛真正理解并接受王小波，恐怕还需要几个“十年”；“王小波热”却更近似一场历史的密谋，有着诸多待解的疑点。十年之际，潜回历史的河道，勘测河床的周边，解读作为“神话”的王小波，或者直接地说，解读“王小波热”，或许是一种别样的纪念。
自由与“自由主义”
十年间，王小波被反复讲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那只神奇的种猪的特立独行，成为自由主义青年的行为手册。王小波戏谑飘洒的文风，大学与文坛之外的超脱、自由撰稿人这一被放大成“反体制”的暧昧身份，颇为吻合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期待。饶有趣味的是，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重要媒体的怀念与追认中，王小波精致而复杂的文学文本被轻巧地推移到视野之外，镁光灯所照亮的，是一代“自由分子”的成长史。
毋庸质疑，王小波在九七年去世后骤然流行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恰好是“自由主义浮出水面”。“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 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的公开言说。”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在王小波之前，一系列的文化英雄——顾准、陈寅恪——已然被隐秘的历史不断地塑造与生产。生动的形象和故事，和复杂含混的学理相比，更加具有蛊惑与召唤的魅力。
不容回避的是，在“自由”成为一面轻盈的旗帜的同时，国企这一意义重大的社会主义遗产被重新讲述，面临着破产、重组、改造的命运，大风雪在幽暗的老工业基地缓缓降落。和一个阶层对“自由”的优雅赞叹相比，另一个阶层不安地议论着被取消的保障、福利以及青春往事的红色记忆：历史在剧烈地摩擦与交锋，新的意识形态呼唤着新的桂冠诗人。
这一次，不是郭沫若，而是王小波。左翼诗人们在人格与作品的双重质疑下沉沉下落，自由的海风里飘扬起“黄金时代”的旗帜。有趣的是，在“自由主义”的声音被放大后，王小波的复杂被反向地缩小。罗素作为王小波素所推重的思想家之一，被凸显为王小波的精神导师。相反，福柯作为王小波重要的思想资源，却处在被压抑的境地。王小波确实常常引用罗素的名言，“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罗素对“乌托邦”的预见也印证一代人并不久远的历史体验与想象。然而，王小波的复杂在于，如果说他摒弃了“乌托邦”，那么也是根本上的摒弃，而不是从一个向另一个的转移。王小波对“指导性”话语的怀疑，并不是自由主义意味上的特定指向，而是根本性的：“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颇为吊诡的是，王小波的这一面被“自由”所压抑，推崇“参差多态”的话语构成了新的的秩序。历史总是用话语的暴力对抗暴力的话语，在罅隙与裂缝中，“自由，不过是猎人和猎物间的距离。”
性爱问题
王小波对性爱的书写，构成了“王小波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王小波一直游离于文坛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传统之外，然而他的作品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被接受，却离不开这一传统所培养的阅读口味。
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与“性”的关系，总是处在一种过分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性”被理解成对革命意志的动摇与亵渎；而另一方面“性”被欢呼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健全的人性”籍此从桎梏的状态中脱身而出。双重的误读使得性爱书写有足够的吸引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90年代以来热卖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和性爱相关。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很容易想起《废都》；在这十年的尾声，则是《上海宝贝》。从古老的西安与士大夫的遗老情怀开始，移向国际化的上海与美女作家的“尖叫”与“疯狂”。有趣的是，这两本畅销著作都先后以“颓废、淫秽”等原因被禁，被禁后又以各种渠道愈发畅销——性爱被红色图章刷上了一层诱人的“意识形态”招贴画。
性首先被意识形态化，之后被市场化。在暧昧的气氛里，读者养成了一种尴尬的口味，任何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首先必须以性爱的方式获得表达。传统中国的狎玩与疲惫、老宅子的压抑与阴冷、单身居室里的自慰与放纵，一幕幕性爱奇观被搬演与描摹。在肉欲弥漫的世纪末，王小波包含大量性爱内容的作品渐次出版。
可以想象，这又是一次隐秘的阉割。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是，王小波的作品在某色情网站里被郑重推荐。和色情狂的误读与市井的庸俗想象相比，王小波笔下的性，呈现着多样图景，福柯意味上的微缩的权力景观，路易斯·卡罗式的天真与浪漫，一直奇妙地纠结在一起，诚如笔者所喜欢的一个句子，“陈清扬骑在我身上，一起一落，她背后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雾气。”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想收集弥漫在王小波作品中不可归类的雾气，炼制成书商与读者共同亢奋的文学春药，在这个混乱的年代，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成功。
“纯文学”
王小波所“师承”的文学传统曾经被赞誉为“一条波澜壮阔的暗河”。作为同样以白话文写作的汉语作家，他确实和我们熟知的现代文学传统有极大的差异。如同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写到的，“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根本上说，王小波所推崇的文学是“超越现世、超越人类的事业”：他推重的作品是《情人》、《我们的祖先》、《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欣赏的文论是《被背叛的遗嘱》、《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喜爱的作家则是卡尔维诺、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迪伦马特、尤瑟纳尔、图尼埃尔、伯尔等。一个最为概括的说法是，王小波属于“纯文学”。
王小波的出现，确实慰藉了一直潜在的“纯文学”期待。出于建国以来过于政治化的文学传统的不满与反动，对“现代主义”的、“纯”的文学作品的期待一直在文学界骚动不安、持续至今，从朦胧诗的大讨论开始，制造着80年代以来一个个论争与事件。这一期待的消化能力是巨大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仅仅是王小波，他所推重的卡尔维诺、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等的作品，也先后在大陆的图书市场上热卖。与之相对，则是“去政治化”，红色经典和苏联文学的地位在静悄悄地下降。具体到现代文学的“市场”上，像瞬息万变的股票行情，茅盾和郭沫若在下跌，郭沫若甚至跌停；鲁迅过于复杂和坚硬，但是也很少受到追捧；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是被热捧的“新贵”，尤其是张爱玲，一次次疯狂的涨停明白地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文学风尚。
然而，如果不把政治简单理解成某些政党或特定的意识形态，那么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学既然谈论的是“关于人类个人和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权力和性的问题，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对目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它一定是“政治”的，“纯”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有趣的是，在世纪末汉语文学的百年沧桑之后，被想象“纯文学”的王小波，又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类同于世纪初鲁迅的“铁屋子”一样的“囚笼”意象：从“黄金时代”的“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到“白银时代”的“既然生活是这样的索然无趣，就要有办法把它熬过去”；回望最辉煌的文化记忆——“盛唐”所代表的“青铜时代”会怎样？“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而未来样子是这样的，“黑铁公寓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城堡，从外面看起来是浅灰色的，但它名副其实，因为它里面非常的黑。”技术飞速进步，历史往复循环，“权力的眼睛”无处不在。恰如卓识的论者所分析的，“在他的未来画面里，历史进步的线形叙述，不过是一个玩笑，一个谎言。”
结语：
笔者并不想被误会成对王小波的批评，王小波热和王小波无关。看到自己钟爱的作家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只要不是出于过于草率的误会，总是一种美好的感觉。然而，王小波的作品总是受到不同的对待，按照历史的口味与用途而不断功利性的分割。对笔者而言，这一切应该颠倒过来，“王小波”不是某种“功能”，而是完整、丰富、神秘的存在。可惜的是，宛如真实发生的买椟还珠，王小波巨大的文学遗产被视而不见，仅仅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的符码——就像一个接头暗号，王小波被化约成一个姿态，安慰历史的焦渴。十年之际，王小波以其卓越的作品留给我们的汉语文学的弥诺斯迷宫，依然孤独地等待着好奇的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