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的个人。拥有财富而无政治行动能力,这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成为仇恨对象的主要原因。同时,在长期隔离于共同世界的状态下,犹太人开始把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思考为自然天性和种族根源的差异,强化了上帝特选的意识。这种自我解释造成了一种更加复杂的隔离状态,产生出反犹主义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反犹分子关于种族差异的宣传与犹太人自身历史著作的解释并无不同。因而,二十世纪的政治危机将犹太人驱赶到各种政治风暴的中心并非偶然,犹太人由于自愿隔离于公共世界和缺乏政治行动能力,对自己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阿伦特的分析激起了她同胞的愤怒,同时也引起他们的深思。
与一般的看法不同,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不是专制主义的现代表演或高科技的翻版,它与历史上的任何专制或暴政不同。专制统治取消臣民参与政治现实的自由,但不关心臣民之间非政治的共同联系,而极权主义彻底摧毁任何自由的空间,不管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人们不再有任何行动的能力、形成信念的能力;极权主义从一种虚构的意识形态出发,所有的行为都服从于无休止的运动的逻辑,而普通的暴君从未发疯到不顾一切有限的局部的利益——经济的、个人的、民族的、军事的——只追求一种无限遥远的将来的虚构的目标。这一前所未见的政治体制能在二十世纪中叶产生并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其必要前提是资本主义极端扩张造成的社会政治环境和道德心理基础。
阿伦特首先分析了以经济利益为主旨的扩张运动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破坏。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造成了大量的富余资本,破产的贵族、农民和失业工人等。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和暴民结合起来向海外殖民地扩张,国家充当了扩张运动的保护人,结果一方面破坏了有一定疆域和宪政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摧毁了人权和法治的政治传统,从而一切驱逐、杀戮都成了可能的;另一方面毁掉了国家间的道义与和平,造成强权即公理、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在帝国主义时代,商人成了政治人,并被承认为政治家;而政治家只有在使用成功的商人语言和‘从全世界角度来思考’时,才会受到认真注意;这时,私人的实践和手段才逐渐转变成为执行公共事务的规则和原则。”
极权主义的充分展开还有赖于阶级社会崩溃后出现的大众,资本主义无休止的扩张剥夺离格人用于生活需要和确定身份的私产,并把私产转化为无限流动的资产,造成了无阶级无组织的大众。大众和暴民不同,暴民还多少分享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价值标准,虽然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而大众是完全失去了一切阶级联系,纯粹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集合。当代劳动的社会化产生了一大群自感孤独、多余、并跟生活世界日渐疏离的大众。他们缺少正常交往,不关心政治、拼命追求物质满足,成为受消费社会严密组织的机器。因为失去了令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他们既不能反思事物、也不能反思自身,全无经验能力和思考能力。孤独、恐惧、绝望、无力、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正是极权主义赖以形成的群众心理基础。极权主义自称能解答人类历史意义的意识形态和它“退回到部落社会的运动”(波普语),最终能吸引大众,使他们得到一种追求有意义目标的归属感和最低限度的尊严。
阿伦特认为,经济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对于极权主义的发生起了决定作用。她和麦金太尔一样认为,近代生活的显著特征是生产走出家庭,为非人格的资本服务,政治充当保护经济的手段。这种变化既破坏了平等自治的政治传统、破坏了政治之公共领域,又造成了个人行动能力和自由的丧失。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一体化,靠的就是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不断扩大的对自由的剥夺。霍克海默一语中的:“政治不仅成了一种生意,而且生意已经全盘成为政治。”可是我们知道,政治蜕变为经济利益的工具是近代才发生的事,在西方最早的政治生活——城邦生活中,情形完全相反:那里经济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家务劳动的私人领域,以保证在城邦之公共领域中,公民能平等对话,共同参与政治事务,在行动中实现自由。自诩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在近代深刻背离了它的起源,突出表现就是:私人领域的地位日益上升,取代和吞噬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丧失对人的戕害在极权主义中暴露得最为彻底,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虚构的自然或历史运动。其中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是自由的,前者一方面相信人无所不能、无比狂妄,一方面自认为是执行历史或自然法则的工具,后者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和绝对顺从,所有人都丧失了政治责任的判断和承担。在引起争议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阿伦特使人们不得不正视一个可怕的事实:艾希曼不止是“欠下五百万条人命”的杀人魔,不止是一个官僚机器的体制化产物,更在于他是个毫无思想力和判断力的普通人。
在《极权主义起源》第一版的序言中,阿伦特说:“西方历史的潜流终于浮上水面,取代传统的尊严,”她以鞭辟入里的分析表明,奥斯维辛的苦难不是一段与现代人无关的苦难,极权主义不是一个杀人恶魔偶然发明的政体,而是西方社会在现代性的进展中潜伏的恶流终于浮上水面的结果。她警告人们,如果不根本诊治现代性的痼疾,极权主义就仍可能以一种强烈诱惑人的方式,以解救种种悲苦的姿态出现。
《极权主义起源》主要有三方面的目标:一是说明为什么犹太人单单被挑选出来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对象?二是解释极权主义产生的起源;三是说明极权主义发展的逻辑。虽然极权主义的概念在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但阿伦特把它表达成了一个完备的概念,并用来特指二十世纪当中希特勒和纳粹的统治。阿伦特试图在政治学的传统中对极权主义产生的条件获得理解,但人们也注意到她对起源的解释原则和她的现象的分析性描述并不总是一致的,特别是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更多建立在对纳粹主义的理解之上,因而并不适合对斯大林统治的说明,这一点阿伦特自己也承认。

(本文节选自《阿伦特》,王音力著,台湾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出版,编者加了标题并作了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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