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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福柯、德里达、布希亚等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对启蒙理性和现代化线性发展逻辑、普世价值提出了质疑，到70年代形成了一股被人们称作“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并逐渐影响到各个学科。从历史学领域来看，虽然一些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后现代主义，但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真正形成冲击则要到80、90年代以后，而且受影响的主要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考察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语源、概念和谱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荷马史诗与卡通片失去区别
记者：魏斐德教授，我曾听国外汉学家提及大学的学术代沟及学术话语权之争，您是美国汉学界的老前辈，在美国的两代学者间，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
魏斐德：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美国也存在类似倾向。从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是历史的倾向，但由于几十年来思潮的急剧演变，使得两代学者的争论超出学术范畴而进入社会领域。在中国，两代学者的分歧可以追溯到"文革"时所造成的思想与学术隔膜；而在美国，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美国在越战时期，全民普遍反战形成对政府普遍的不信任，加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知识分子在一个时期里普遍丧失信仰。由社会转型与政治权威解体引发的连锁反应，导致民众对权威的普遍不信任，左翼人士与进步知识分子逐渐丧失话语权，难以坚持信仰，更难以将信仰传播到青年人的心中。这是信仰泯灭以后的退化，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最明显的倾向是拒绝权威。
记者：您刚才说了社会思潮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另一些现代学术流派得以兴起的关键时期，这些流派对学术界有影响吗？或者说，这些流派有没有成为重要的话语工具？
魏斐德：最明显的影响是法国现代思想的入侵，地平线上似乎凭空出现了法国后现代主义，它所具有的解构功能使得年轻学者拥有了向政权攻击的有力工具。所有的东西都被解释成话语，话语成为本质。一谈到文本，只是与话语有关，这个文本与那个文本就是一样好。在此意义上，荷马史诗与好莱坞卡通片失去了区别，这对赞颂着并认真研究荷马史诗的学者是一种沉重打击。这股风气逐渐蔓延到文学界以外。从社会学开始，直至历史、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而对这股风气，经济学出现最大抵触，因为这门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接受计量学、数学的方法，这使它有了掩护，不容易被任意阐释。这股风气的恶果是使政治学、历史学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越来越没有意义。换句话说，经济学的学术代沟并不明显，它在数学的基础上得到统一，保护了传统，拥有了学术尊严。而社会科学由于缺乏普遍的标准，被随意立意，甚至被意识形态化，导致学术的停滞，这在史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利益之争不能混淆真学术
记者：这一学术转捩点在什么地方？
魏斐德：关键人物是福柯。年轻的哲学家福柯在话语的王国中结合话语与权力的对话，将"话语"衍生为本世纪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这是他的最大贡献。由此，两个人的简单学术对话有可能被转换为权力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并进而引申到政治、权力领域中。在任何话语中都看到不平等权力的存在，这给学术受到冷落或压制的沮丧者带来一点希望，他们找到了新武器。此后，所有的学术之争都有意被提升到社会斗争的高度。如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的争论，黑人与白人的争论，男性与女性的争论，对学术地位高的人最常见的攻击是"歧视"。那么，弱势者拿出的学术成果是什么呢？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等被抛到一边，某个修道院的同性恋现象成为研究热点。当然，我们不能说同性恋就不值得研究，问题是，许多年轻人趋之若鹜，并把这一现象解释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时，问题就大了。我们不能把学术利益之争与真正的学术问题混淆在一起。这一现象首先在欧洲蔓延，而后到美洲，美国在学术上不受重视的人因此找到理论武器和理论上的解释。这使老一辈学者被迫处于守势，一些怀有好意的较有成就感的学者被年轻沮丧的学者认为是学术剥削者。
记者：美国似乎有具体的措施保护弱势者。
魏斐德：是的。这就变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各派的争论非常激烈。事实上，现在像我这样的老年白人男性才是真正的弱势者。由此引出另一现实问题，因为美国民权运动的特殊性，导致种族保护、劣势群体保护政策。保护的原义是为了各阶层平等，它被运用到学术界职称、就业机会、保证女性出线等各个方面，在各方面都有比例，这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盛行一时。因此，弱势妇女得到聘用，虽然最高法院取消了比例制，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当然有实际意义。学术界长期以来受到年长白人的统治，现在这一现象有了改变，这些人反过来发现自己处于年轻有才华的女性的包围中。我不想多谈民族、性别弱势，但随着学术与文化的回归，年长白人男性开始受到欢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压抑的青年学者成为学术上的中年人，他们的倾向有所转化，以前的意识形态化立场不再被坚持。
记者：因此，您坚持的学术之争不会再搅入政治之中。
魏斐德：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