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魏斐德》
叶斌
史学大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近十几年来的研究多与上海有关，这是上海史研究领域的幸运。本文将简单介绍魏教授的经历、史学思想以及他对上海史研究的贡献。
一、地方世界主义者（A Provincial Cosmopolitan）
1937年12月，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母亲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加拿大与美国双重国籍，是个虔诚的长老派教友（Presbyterian）。外祖父在密苏里州拥有几家面粉厂。外祖母也是虔诚教徒，她带着童年魏斐德每星期天上三次教堂。父亲弗里德里克·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Sr.）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一名出色的小说家。祖父上过神学院，在被授予圣职前夕突然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然后去了堪萨斯州东部一个煤矿小镇当报纸编辑。曾祖父做过印度代理商。魏克曼家族是17世纪后期由英国约克郡移民美国的。魏斐德有弟妹各一，弟死于越战。
出生不久，魏斐德随父母到了纽约，父亲在那里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去海军服役，魏斐德则与母亲住在密苏里州外祖父家。1944年，开始写小说，全家又回到纽约。在发表了两部成功的小说之后，父亲有了足够的钱，决定带全家周游四海。魏斐德的少年时代就在四处周游中度过。他先后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上过中小学，最后在佛罗里达完成中学学业，毕业论文写的是拜伦与希腊革命。在国外上学的经历给了他学习多门外语的机会。到中学毕业时，他的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都已相当好。
魏斐德认为父亲对他的教育远远超过他去过的任何一所中小学。在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指定他精读古希腊、古罗马里史学家的著作，然后又让他通读吉本、卡莱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 。他经常被要求在餐桌前汇报读书心得。11岁他在古巴的时候，父亲给他读的莫里孙（Morison）写的哥伦布传记令他着迷，读了好几遍。然后父亲亲自驾船带着全家重新驶过传记中叙述的一段精彩航程，使魏斐德对传记和航程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魏斐德开始学习俄语，而他的专业是欧洲历史与文学，侧重文学。他重点研习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毕业论文是关于法国的自称先知先觉者（religious illuminati）。魏斐德后来认为文学分析精微细致的特点对他后来的历史研究很有帮助。但当时他还没想当历史学家，他想当小说家。在大学里他写了三部小说，其中前两部是高度自传性的，没有发表。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17 Royal Palms Drive），大学毕业后以Evans Wakeman笔名发表。这部小说加州大学各图书馆都没有收藏，但销数达十万，超过他后来写的任何一本史学名著。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魏斐德去巴黎政治学研究所攻读苏联研究与政治理论。在选修一门有关东南亚的课程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个名叫门德（Tibor Mente）的法国记者写的几本有关中国的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这样，在巴黎从事苏联研究的魏斐德被中国吸引，从此不能自拔。
1960年，魏斐德本来可以回哈佛跟费正清搞中国研究，但是他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跟费的学生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读博士，因为他听说费对学生约束很严，而列的风格比较自由。为了完成伯克利东方语言与东亚历史系的博士课程，他需要学习中文和日文。虽然他有非凡的语言天赋，这两门语言却让他感到十分困难。在伯克利的第一年，他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在1950年代末，由于魏斐德掌握包括俄语在内的四种外语，中央情报局对他很感兴趣。但他还是选择以学术服务国家，并认为中国研究是美国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到伯克利后，有三件事改变了他的冷战思维。第一件事，他本来十分厌倦校园辩论中那种以美国威胁为理由替卡斯特罗辩护的论调，因为他认为美国威胁论只是卡氏对内专制的借口；然而不久美国入侵古巴。第二件事，他作为伯克利的研究生在台湾学习的时候，参议员富尔布莱特（William Fullbright）发表演讲提议承认红色中国。魏斐德和其他两名在台湾的美国学生联名致信《纽约时报》，表示支持富氏意见。不料此信在台湾和美国都引起强烈反弹。第三件事，他在台湾发现一些美国官员正在为入侵越南作准备，令他为美国前途十分担忧。
在完成了有关1839至1861年间华南地区社会动乱的博士论文之后，27岁的魏斐德开始执教于伯克利历史系。至今垂四十年，著述宏富，育人无数。他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伯克利加大东亚研究所所长，并在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亚洲协会和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等机构任职，目前是伯克利历史系教授兼亚洲研究哈斯（Hass）教授。
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列文森反对中国式的调和论，即那种以世界主义掩盖、消融地方主义的文化冲动。不幸的是，列文森在尚未完成展开其关于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辨的时候突然去世。作为曾与列文森讨论过这一专题的同事兼学生，魏斐德成为其诠释者。1992年，在他的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演说《航程》中，魏斐德以自己所经历的航海，引出中国的航海历程：从郑和船队的耀武扬威，到苦力运船的惨绝人寰，——由此说明固步自封的危害。结论是地方世界主义，既保持自我，又接纳世界。可见列文森的观点已被他继承并以新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家庭背景、少年经历、外语才能、中国史研究、遍天下交友，魏斐德一直处在与多种文化的交流对话中，他无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都是美国式的；他对美国政治保有高度的热诚和责任感，向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全球化背景中的地方主义者。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在他身上和谐共存，所以他是地方世界主义者。所谓和谐，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矛盾，矛盾始终存在。魏斐德曾经这样描写列文森：
列文森乐于享受对自己特有的过去的依恋。但是如果排斥性地执著于自己的过去，那就
纯粹是乡气，那就仅仅是浪漫。他的答案是认识自己身上的人性，以类比性的历史创造
一种连接，这连接能够把他特殊世界的时空带入普遍性的视野。于是波士顿犹太人列文森，可以是上海知识分子的同宗。由于他如此有意识地表明了自己的动机和假设，他发现矛盾可以激发创造，一旦你有勇气正视它们 。
只要把其中“波士顿犹太人列文森”换成“中西部长老会教徒魏斐德”，这段话也可以用来描写他自己。
二、史学思想
当今史学界十分重视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也注重借鉴哲学界和文学艺术批评界的理论成果。李欧梵曾经把理论比作武功，一个学者掌握的理论越多、运用得越巧妙，则“武功”越高。魏斐德反对历史学过于社会科学化，在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备受攻击之际，独张叙事史学大帜。他最引以为同道的，是《上帝的中国儿子》作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颇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慨。但是魏斐德并没有忽视理论的重要性，他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理论很熟悉。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运用理论，即如何处理好历史叙事和理论概念的关系。借用李欧梵的比喻，不妨把魏斐德比作那样一种武功高手：年轻时显山露水，年龄越大功夫越高反而韬光养晦。最能体现魏斐德理论修养的是他用六个月时间写成的早期作品《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景观》（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该书对毛泽东思想的中西哲学渊源作了全面分析，出版之后广受好评，1974年作为哲学类图书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
魏斐德相信历史著作应该把描写特殊现象的复杂的叙事文体与包含概括性理论的分析性散文相结合。但是除了直接以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与意志》之外，他的主要史学著作都以叙事主导，只有少量直接的理论分析。他认为叙事本身具备解释功能，情节的安排材料的选择无不含蓄地体现作者的观点。魏斐德刻意追求含蓄，尽管他知道含蓄“意味着有被懒惰和不习惯的读者们忽略的危险” 。这倒不是因为他有意为难懒惰的读者，而是由于他相信历史现象的具体性不可能被理论概念直接把握。他同意李凯尔特（Heinrich Richert）的观点，认为人们是通过形象而不是定义来了解历史的。概念对于人们形象地了解历史有辅助作用，如果它能够接近而不是歪曲具体的历史现实，如果它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透过故事和细节的刻画，叙事是形象地把握历史现象的主要方法。《洪业：十七世纪中国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是魏斐德的代表作之一，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作如下评论：“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的主题之一是“忠”，魏斐德对这一主题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他的史学方法。他没有像一个哲学教授那样从理论上探讨忠的含义，而是通过叙事从形象上刻画守节死难者各不相同的悲剧故事及其背景。忠作为概念或许不难定义，忠作为历史现象则极为复杂，需要大量的叙述来提供丰富的细节。能感动读者的只能是后者。
家庭背景、少年经历、外语才能、中国史研究、遍天下交友，魏斐德一直处在与多种文化的交流对话中，他无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都是美国式的；他对美国政治保有高度的热诚和责任感，向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全球化背景中的地方主义者。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在他身上和谐共存，所以他是地方世界主义者。所谓和谐，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矛盾，矛盾始终存在。魏斐德曾经这样描写列文森：
列文森乐于享受对自己特有的过去的依恋。但是如果排斥性地执著于自己的过去，那就
纯粹是乡气，那就仅仅是浪漫。他的答案是认识自己身上的人性，以类比性的历史创造
一种连接，这连接能够把他特殊世界的时空带入普遍性的视野。于是波士顿犹太人列文森，可以是上海知识分子的同宗。由于他如此有意识地表明了自己的动机和假设，他发现矛盾可以激发创造，一旦你有勇气正视它们 。
只要把其中“波士顿犹太人列文森”换成“中西部长老会教徒魏斐德”，这段话也可以用来描写他自己。
二、史学思想
当今史学界十分重视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也注重借鉴哲学界和文学艺术批评界的理论成果。李欧梵曾经把理论比作武功，一个学者掌握的理论越多、运用得越巧妙，则“武功”越高。魏斐德反对历史学过于社会科学化，在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备受攻击之际，独张叙事史学大帜。他最引以为同道的，是《上帝的中国儿子》作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颇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慨。但是魏斐德并没有忽视理论的重要性，他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理论很熟悉。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运用理论，即如何处理好历史叙事和理论概念的关系。借用李欧梵的比喻，不妨把魏斐德比作那样一种武功高手：年轻时显山露水，年龄越大功夫越高反而韬光养晦。最能体现魏斐德理论修养的是他用六个月时间写成的早期作品《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景观》（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该书对毛泽东思想的中西哲学渊源作了全面分析，出版之后广受好评，1974年作为哲学类图书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
魏斐德相信历史著作应该把描写特殊现象的复杂的叙事文体与包含概括性理论的分析性散文相结合。但是除了直接以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与意志》之外，他的主要史学著作都以叙事主导，只有少量直接的理论分析。他认为叙事本身具备解释功能，情节的安排材料的选择无不含蓄地体现作者的观点。魏斐德刻意追求含蓄，尽管他知道含蓄“意味着有被懒惰和不习惯的读者们忽略的危险” 。这倒不是因为他有意为难懒惰的读者，而是由于他相信历史现象的具体性不可能被理论概念直接把握。他同意李凯尔特（Heinrich Richert）的观点，认为人们是通过形象而不是定义来了解历史的。概念对于人们形象地了解历史有辅助作用，如果它能够接近而不是歪曲具体的历史现实，如果它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透过故事和细节的刻画，叙事是形象地把握历史现象的主要方法。《洪业：十七世纪中国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是魏斐德的代表作之一，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作如下评论：“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的主题之一是“忠”，魏斐德对这一主题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他的史学方法。他没有像一个哲学教授那样从理论上探讨忠的含义，而是通过叙事从形象上刻画守节死难者各不相同的悲剧故事及其背景。忠作为概念或许不难定义，忠作为历史现象则极为复杂，需要大量的叙述来提供丰富的细节。能感动读者的只能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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