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历史学家会十分果断地在历史和小说之间划一道分明的界限，不愿历史沾上一丝小说的味道。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刻意求真，而小说故意虚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魏斐德则被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张力吸引，不认为两者能截然分开。历史与小说的交融体现在他的生活经历中：他的小说家父亲曾经指导他系统阅读史学经典，他本人又是由修文学、写小说转而搞历史的。这种交融又体现在他喜欢的文学与历史名著中：伟大的小说中交织着历史形象，史学巨著又往往如小说一样生动。小说家依靠想象，但他需要在事实中撷取素材，历史学家立足事实，但他需要用想象把零散的事实串成完整的故事。于是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各自从自己的领地出发朝对方走去，相遇在幻想与事实、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中间地带，那便是叙事王国 。这些人在叙事王国相遇之后，至少有一个人没有回到自己原来的领地，那是小说家魏斐德，他投奔历史王国去了。
魏斐德把历史研究比作工艺、手艺，并自称是个工匠、手艺人。也就是说，在这门行当里经验、感觉、技巧要比抽象的理论思考更为重要。一方面，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因为他不想拥有哲学家的桂冠。他认为既然一个木匠不会因为自己经常量尺寸算距离就以数学家自居，一个历史家也不必因为自己常常要用理论就以哲学家自命。另一方面，就讲究感觉技巧、重视细节而言，魏斐德的史学实践确实与优秀的手工艺有相似之处。他是公认的讲故事大师，对故事的构思、细节、措词、节奏、过渡、时态等各方面色色考究。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史料里，他都非常善于捕捉传神的细节，每有评论，必用小故事穿插其间。从煌煌巨著到短简尺牍，魏斐德的语言总是富有个人风格，令人一读而想见其机智敏感、博学多识。
魏斐德的史学思想以其对存在与时间的理解为背景。时间是存在的结构，人类在时间中的存在通过叙事呈现于语言中。叙事是人们对往事的记忆，对过去的重述。时间永是流逝，人们的记忆通过叙事不停地重构属于他们的逝去的时间。叙事引领人们穿越时间，重新经历过去，救赎、再造过去，给生命以第二次机会。个人和他所属的群体在叙事中寻找各自的身份：如果想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讲述“我”和“我们”的过去。顺着魏斐德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历史学不是一门普通的学科，而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每个人都需要获得一种关于过去的叙事以建立自我身份，因此每个人都在搞历史，历史学家只是更为专业而已。
三、上海史研究
在魏斐德的史学著作中，直接研究上海历史的有两部专著《上海警察，1927-1937》 《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和五篇论文 。本书对这两部专著都有专节介绍。另一部专著《间谍大师：戴笠与中国特务机关》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上海。这一系列著作通过叙述警察和特工这两种国家暴力工具在上海的活动，揭示了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民党政府在国家建设与市民社会发展两方面双重失败的过程和原因。它们是以叙事史学的方法，将人物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之作。这里拟围绕三个专题对这些著作的内容作一极为粗略的介绍。
模范都市计划的失败
国民党执政之初，对于上海抱有极大期望。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成立典礼上，蒋介石声称不仅要把上海建成一个模范都市，还要把它变成完成孙中山国家建设计划的基地。上海市长黄郛表示上海之为罪恶渊薮，是帝国主义在上海统治的失败；特别市政府要首先在中国人管理的区域内根除腐败，建立秩序，使帝国主义者失去不归还租界的借口。根据魏斐德的研究，维持秩序、建设市民文化与争取归还租界是特别市政府的几个主要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力量，是一个现代化的警察机关。于是上海市政府参照美国日本现代警察的模式，成立了上海市公安局，并特地从北方招募警员，以杜绝由本地关系带来的腐败。
魏斐德的研究表明，在刚开始的时候，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确实曾努力要把上海建成模范都市。在租界暂时无法收回的情况下，公安局试图对越界筑路区域行使警察权。虽然这一目标也没有实现，但是中国警察的骚扰迫使租界当局放弃了继续拓展越界筑路区的努力。在整顿治安方面，公安局试图关闭上海的赌场，查禁非法毒品交易。他们在促使公共租界当局关闭赌场这件事情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没能在全市范围内有效地控制赌博。由于得不到蒋介石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他们查禁毒品的努力被轻易挫败了。在建设现代市民文化方面，上海警察被要求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根据警察手册，警察要成为人民的教师和保姆。他们有权监督市民的穿着、举止、娱乐、交通。例如，从1929年7月到1930年6月，有29000名市民因为举止乖张、影响交通、破坏风俗、损坏他人身体财物、毁灭证据、妨碍治安等行为而被拘留、罚款或申斥 。警察对市民私人生活的介入，是国民党建设市民文化、培育现代国民的努力的一部分。
但是上海警察很快偏离了他们最初的目标。上海的犯罪率在上升，公安局却没有集中有限的警力资源对付刑事犯罪，而是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敌人：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桂系军人、民主人士、抗日积极分子以及其他异己分子。其中主要的敌人自然是共产党。镇压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国民党警察的职责之一，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前三年里，这还不是警察的首要任务。从1930年开始，随着共产党势力在农村的发展和在城市的复苏，国民党加强了城市的反共力度，上海公安局于是忙于追捕赤化分子、审查反动言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国民党各警察部门在上海掀起白色恐怖，共产党则伺机报复，上海滩上一时血雨腥风。魏斐德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缜密调查，读来扣人心弦。九一八事变后，民间抗日情绪高涨，对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十分不满。上海警察要对付的异己分子越来越多，离他们最初的目标也越来越远。
出于镇压共产党的需要，中国警察放弃了收回租界主权的民族主义努力，转而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察密切合作。从交换情报到引渡人犯，租界当局的反共积极性不亚于国民党。晚清的上海租界不愿将革命党人交给清政府砍头，南京政府时期的租界会毫不犹豫地把共产党人交给国民党处死。
作为模范都市计划一部分的查禁毒品行动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过蒋介石政权的全力支持。到1930年代，人所周知的贩毒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受到蒋介石礼遇，杜月笙并代替被蒋暗杀的史量才出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国民党政府名义上表示要打击毒品，实际上则支持杜月笙对上海毒品市场的垄断，并瓜分其利润。魏斐德认为这是政府的罪犯化。
建设市民文化的努力是模范都市的目标中坚持时间最长的，在1934年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达到高潮。蒋介石认为共产激进主义与文化悲观主义是从同一块布上裁下来的，因此他在反共的同时也要提倡传统道德。对于上海来说，新生活运动意味着警察以新儒家的繁文缛节以及现代兵营的纪律为标准来干涉市民生活。这样的运动即使成功了也无助于形成真正的市民文化。实际上这个运动没有得到市民的积极响应，因为政府的威信已经因为向日本妥协、与流氓结盟、以暴力压制舆论等作为而大受损害，人们不认可腐败政府的警察有指导市民生活的资格。
上海模范都市计划的失败是国民党国家建设努力的挫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所掌握的有限资源难以应付内忧外患的巨大挑战（例如上海的警力不足以兼顾多种目标），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过分依赖暴力，不善于获得群众支持。最足以说明国民党对暴力手段的滥用的，是其特务机关的活动。
特务机关与上海
特务机关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南京政府草创之际，特务机关在正式的国家机关中还没有一席之地，但在1940年代，特务机关发展为国民党国家机器中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戴笠的成长过程正是特务机关逐渐在蒋介石的政治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的过程。魏斐德《间谍大师：戴笠与中国特务机关》一书既是对戴笠、蒋介石的研究，又是对国民党政权国家制度变迁的研究。
1928年1月，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成立一个名叫“联络组”的情报小组，台北官方的戴笠传记称这个小组为随后一切情治机构的胚胎。联络组的十名成员后来都成为军统的骨干。稍后蒋介石命陈立夫成立中央党部密查组，戴笠的联络组成为密查组名下第二小组，负责监视军事人员。实际上戴笠仍然独立行动，并直接听命于蒋。1932年初，国军第88师参加淞沪抗战，在南翔被日军击溃，蒋介石觉得自己对手下军官以及日军都缺乏了解。与此同时，一批黄埔军官秘密组成忠于蒋介石个人的力行社。蒋介石于是让戴笠把他的小组改组为力行社内部的特务处，拥有一百多名间谍最初的宗旨是收集军事情报。几个月之后，调查统计局成立，局长陈力夫，戴笠的特务处成为调查统计局第二处，他任少将处长。其实戴笠及其特务处既不受陈力夫指挥，也不受力行社约束，而在蒋直接领导下单独行动。
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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