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versations with Manuel Castells
作者：Manuel Castells and Martin Ince
王志弘 译
目 录
谢志
导言
对话一 曼威．卡斯特：生活与工作
对话二 创新
对话三 流动空间
对话四 社会运动与组织
对话五 认同
对话六 政治与权力
对话七 卡斯特的世界之旅
对话八 知识世界
书目
作者生平
索引
导 言
曼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是全球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名声远远超过他毕生寓居的学术界。政治人物、企业主管、劳工领袖、非政府组织行动份子、记者和各种意见领袖，都对他的著作感兴趣。同时，他在许多学术社群里享有权威地位，在社会科学引得（SSCI）里排名甚前。2000年十月，《观察家》（Observer），将他列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的第139名，领先畲契尔夫人和许多当代企业、政治和媒体领袖，就一个住在加州和加泰隆尼亚（Catalonia）的人来说，这可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如本书的传记所述，曼纽尔的著作距离他有关工业区位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巴黎地区的高科技厂商）很远了，虽然经济发展的地理一直是他生涯里的兴趣。
他的兴趣与他旅行的范围一样广阔，诚如他在对谈一里所说的，这些旅行始自他离开西班牙家园的最初政治流亡。他是少数在商业界拥有大量追随者的学院人士之一，因为他详细分析了新信息科技。他的著作也支持了工会领袖的想法，显现于他1999年获自加泰隆尼亚工联的社会思想五一奖。同一年，他因为网际网络（互联网）的研究，而从加泰隆尼亚工商协会获得一个奖项，这可说是个双重成就，其稀有罕见指明了他著作的独特地位。
他洞见社会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变迁的明察能力，意味他的著作也令政治人物（大部分并非大量阅读者）感兴趣，他们可能认为他本身可以成为有份量的政治人物，但做了生涯抉择，不要和他们竞争。他的早年生活，身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矸肿樱丫弥钅院蟆Ｒ运募壑道纯矗廊皇歉鲇谐信档墓瘢⒆跃佑诙懒⒌淖笠恚芫盟难芯亢头治鲆蛭味艿接跋臁Ｋ担刚胬肀旧砭褪歉锩缘模蛭弥谌死斫庾约旱纳詈褪澜纾佣怪谌嘶竦昧α俊埂?
他强调比较非正式政治的重要性，这也拓展了对他著作的兴趣。他着重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组织的重要意涵，构成他的钜着《城市与草根》（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1983）里的主题，也延伸他的研究到涵盖全球的非政府组织，诸如环境、发展和人权等领域。他的分析有些出乎意料的追随者。车臣有位穆斯林军事领袖，接受荷兰电视访问，谈到他的动机时，挥舞着一本满是眉批的《信息时代》，声称：「这就是我们对抗的东西！」这个人认为卡斯特对于当今世界儿童贫困窘境的分析，至少是他行动的部分正当理由。
诚如过去他担任的职位，例如社会系、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欧洲研究系、拉丁美洲研究系，以及其它主题所显示的，曼纽尔的著作也有广大的学院追随者。得益于他广博见识启发的学域，包括社会学、社会政策、政治经济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地理学、商业与经济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以及政治和国际事务。在每个领域里，他都提供了新的洞视，让他增添了原来学术专业以外的追随者。
他的知识关切于1990年代汇整为三部曲钜着《信息时代》，成为他闻名世界的基础。这套三部曲涵盖了庞杂的课题。这套书特别关心认同和社会运动，包括女性主义和环境主义，这正是其中一卷的主题。书中有关科技和创新，尤其是网际网络（互联网）（互联网）的讨论，充满了创见，奠基于曼纽尔在硅谷和世界其它新进科技中心细密且持续的研究。该书也针对各种脉络下的社会转变提出了细致分析，尤其是论及苏联的崩溃。此外，这套书还关注许多状态下的人类处境。政治、犯罪、工作的性质、妇女和儿童的地位，以及非洲广大地区市民社会的崩溃，都是分析的要点。到了2002年终，厚达一千五百页的三部曲，其中两卷是第二版，已经以英文重印了十五次，已翻译或正在翻译为二十种语言，包括中文、阿拉文和波斯文。
《信息时代》扩大了曼纽尔著作在全世界的读者，也扩及许多感兴趣的新群体。透过三部曲才首次认识他的人里面，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发觉这套书虽然很长，但比起许多更薄的书，并不会难以卒读。比起众多雄心勃勃的书，这套书也更能够开启我思考的范域，而且这套书最具吸引力的特质之一，就是运用深入的研究和证据来支持论证。我从阅读三部曲开始，接连会遇了曼纽尔的其它著作，最后遇到他本人，透过许多经由电子邮件和面对面的访谈。
曼纽尔在诊断患有癌症后写下《信息时代》，曾让他怀疑是否能活着见到批判的响应。他说，这套书的成功，加上他的复原，意味了他可以再用和写书花费的十五年一样多的时间，在研讨会和讨论课里谈论这部书。但曼纽尔并未选择这条路。相反的，他有关新科技的研究进一步深化，2001年出版了《网际网络（互联网）银河》（The Internet Galaxy），以及2002年跟希曼宁（Pekka Himanen）合写了《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芬兰模型》（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Finnish Model），同时积极参与在芬兰、南非和其它国家的高科技与经济成长研究（对话二会提到）。此外，他的关怀还扩及穆斯林欧洲和俄国远东地区等多样课题，这项兴趣大都归功于她的俄罗斯妻子艾玛．姬丝尤娃（Emma Kiselyova）。
世界各地都希望获得曼纽尔的建议。但他不是顾问，也不是未来学家。他研究的是他感兴趣，可以满足他的学术和社会关切的事物，而非为了带来收入，即使企业界和政府对他都很有兴趣。最吸引人的是，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不表达意见。相反的，他的著作乃基于真实事件的严谨经验性分析，蕴含的是洞见，而非冥想揣测。他著作的正字标志是详细的田野工作和渊博学识。他曾被拿来和马克思（Marx）、黑格尔（Hegel）、笛卡儿（Descartes）和韦伯（Weber）等思想家比较。虽然他觉得这种比较令人发笑，但韦伯最合他的口味，因为韦伯同样从事大量研究来支持分析。少数让曼纽尔生气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他比拟为机场书店商业区最爱的口无遮拦未来学家。
他的分析也不仅是理论性的理解。反之，曼纽尔是个政治动物，他的著作展现了真心真意的关切，有时候带着愤怒：比如在这本书里，他回答有关孩童的剥削，以及富裕世界忽视非洲问题等提问时，就是如此。同时，他对于诸如「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和「无国界医生」（Médécins sans Frontières）等组织（解决他所描述的有时艰困的世界里的真实问题）的赞赏，乃出于人道，而非学术兴趣。
曼纽尔经常怀疑政治人物和他们的动机。但是他也坚持运作中的社会，需要有能力、不腐败的政治人物和其它公仆。他和许多政治领袖关系紧密，例如巴西前总统兼学术上的合作者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在南非，他则是穆比基（Thabo Mbeki）总统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里的成员（参见对话二），旨在掌控该国和该区域的技术未来。 曼纽尔著作的广博和份量，可能会引诱本书的读者在书里寻找《信息时代》和他其余著作的便利指南。但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抱着这种心态来阅读。其实，本书有一些更具开创性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发展他先前著作里并非主要焦点的分析领域，例如政治体系。另一个目标是延伸他有关网际网络（互联网）和一般科技的研究，既是接续原来的兴趣，也因为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主要是在第七次对话里，本书也提到了曼纽尔对于世界不同区域面对的主要议题的观点，包括他其余著作未曾触及的地区。不过，另一项目标则是让曼纽尔有个机会，去解释他理论著作的某些实际后果。本着这种精神，我们的做法比较不正式，除了分析，也有评论。我们也希望对话一有关他的生活和影响的部分，能帮助对曼纽尔著作感兴趣的众多人士。针对曼纽尔的学术研究和不断变化的兴趣，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术分析和评论，目前至少有三本讨论他的研究的书正在进行。他的著作的区域应用，也引起日增的兴趣。2003年会出版一本针对拉丁美洲全球化议题来和卡斯特辩论的书，还有一本在南非脉络下讨论他的研究的书。读者也会感兴趣曼纽尔如何谈论他的生活，还有诸如1968年巴黎事件，以及杜罕（Alain Touraine）、柏兰札斯（Nicos Poulantzas）和卡多索等人对他的影响。
如书名所示，这本书是一连串对话，如实纪录，尽量减少编辑。这本书大部分是在曼纽尔所命名的「流动空间」里，透过电子邮件写就。但是对话五和对话六，关于认同和政治的部分，则是于2002年二月发生在「地方空间」，准确的说，是在巴塞隆纳。
马汀．殷斯（Martin Ince）
伦敦
2002年十月
对话一
曼威．卡斯特：生活与工作
马汀．殷斯：曼纽尔，这本书谈的是你的想法和著作，重点放在你的思想如何发展，导向何方，还有下一步是什么。但是，你迄今为止的生活也很精采，对你的书感兴趣的人，应该也会想知道你的生活，以及这在你的知识发展里扮演什么角色。请大致说一下好吗。 曼威．卡斯特：我在1942年2月9日出生在西班牙曼查（La Mancha）地方的一个小镇，就是阿巴塞特（Albacete）省的赫林（Hellin）镇。但是我在那里没有根。我的双亲只是为了工作，才在那里短暂停留，一年后，我们就都离开了。因为我自己和家里其它人都不认识当地任何人，所以，我从来没回去过，如果你对我的身分认同感兴趣的话，出生地可是会误导的。我父亲（Fernando Castells Adriaensens）是个金融检查员，我母亲（Josefina Olivan Escartin）是会计，两人都是西班牙财政部的公务员。
我父亲的家族应该是来自加泰隆尼亚（Catalonia），可以往前追溯到十六世纪。但是我父亲和祖父出生在瓦伦希亚（Valencia）。家族里有军旅传统。我从未见过的祖父在工兵部队（Army Corps of Engineers）里担任高阶军官。每一代长子的长子都是如此，直到我这一代。我招募我的堂兄秘密反抗佛朗哥（Franco），当时他就读军校，结果入了狱，就破坏了这个尊贵的军旅传统，他父亲立即被解除职务，冷冻起来。我父亲是法兰奇党（Phalange Party）党员，在内战期间与佛朗哥势力同一阵线，对抗共和派。后来，他对佛朗哥失望，这让他原本光明的官场生涯受到了限制。我母亲出身毕斯卡斯（Biescas）的传统天主教农民家庭，位居阿拉贡庇里牛斯（Aragon Pyrenees）地区的一个村落。她是个很聪明，能言善道，很实际的女人，在她的时代和处境里，算是非常先进，而且总是尝试从事她的专业。我只有一个妹妹，爱琳．卡斯特（Irene Castells），小我两岁。她是巴塞隆纳大学的历史教授。我总是敬爱她，这辈子我们俩一直非常亲近。我父亲在他的金检员工作生涯里不断往上攀升，所以我童年在马德里、卡塔吉纳（Cartagenia）和瓦伦希亚度过。最后，我在巴塞隆纳念完中学，然后就读巴塞隆纳大学。
多谈一些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加泰隆尼亚身分。
因为我青春期的关键岁月在巴塞隆纳度过，也因为我父亲家族的最初根源来自巴塞隆纳，还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我称自己是加泰隆尼亚人。不过，我家并不讲加泰隆尼亚语，而且在佛朗哥执政时期，公共场合禁止说加泰隆尼亚语。但是我在巴塞隆纳大学时，自己学会了加泰隆尼亚语，主要是为了政治理由。我忘了大半，但我还是完全听得懂，而且正在越说越溜。这有助于我的认同。你可以说，我是个加泰隆尼亚国族主义者，不过，当然不是个分离主义者，也不是国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者，我通常支持加泰隆尼亚社会主义党，该党采取联邦主义立场。 你的学校和大学教育很早熟，是这样吗？
我在1958年进大学，那时十六岁（我比通常完成中学的年纪早了两年）。我总是一个优等生，父亲给的压力很大。我在巴塞隆纳大学研读法律「学位」（Licenciaturas）和经济「学位」（在西班牙系统里，Licenciaturas是在大学里读五年，是不走学术路线的人通常会拿的学位。）
我的要务是文学和戏剧。我曾获得学生和学院的文学与戏剧奖项。但是在佛朗哥时期的高压气氛里，表现自我就可能会招惹政治警察。所以，他们查封了我们的刊物，禁演我们的戏剧后，我就受够了，1960年加入了秘密抵抗，那时候我十八岁。当时，巴塞隆纳大学只有少数几个活跃于反佛郎哥运动的秘密团体。这项活动风险很高。很可能会遭到逮捕、拷打，送入监狱服刑几年，被迫离开大学，登上黑名单，不能担任公职。所以，在1960年，一万四千名学生里，大概只有不超过五十名活动份子。但是我们相当坚定，而且非常秘密。三个主要团体是加泰隆尼亚国族主义者、共产党（规模最大），以及名为加泰隆尼亚工人阵线的独特激进团体（加泰隆尼亚语缩写是FOC），当然里头没什么工人，成员有各种意识形态的主张者，从天主教徒到马列主义者，社会民主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
我基本上自认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我痛恨共产党，因为他们非常权威，而且按照我当时的看法，他们背叛了西班牙内战的革命。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FOC团体，很小，但是非常活跃（最后成为加泰隆尼亚社会主义党的成员，前者又是1983到1996年间执政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党的一部分）。我的生活完全给政治占满了。我的考试依然过关，但是我大量阅读，一大堆历史、政治、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论、第三世界议题、政治经济学。我并没有想象自己会成为学者。我想当律师，捍卫工人和公义。但是我想写作。我总是想写东西，而且期待革命之后，我真的有时间可以写小说、诗，还有剧本。但是在1962年五月，我们太成功了。结合了其它反佛朗哥的团体，我们在大学和几间工厂里，成功组织了一场罢课罢工，和阿斯徒瑞亚（Asturias）罢工的矿工团结在一起，抗议政府。这是对专制统治的一次重大挑战，政权却没必要的被这群跟传统共和派政党没有关系的一小群富家子弟给吓到了：这是新的西班牙反抗。所以，他们便打击我们。我大部分朋友都被逮捕、拷打，关了好几年。我很幸运，秘密穿越边界，抵达法国。我没时间完成学业，没有钱，举目无亲。 但是你前往巴黎，而且经过一段时日，获得成功的学术生涯。
我前往巴黎。我手上有位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建筑工人的地址，他跟我在巴塞隆纳所属的抵抗团体有关系。他帮了我。我获得政治难民身分庇护，以及法国政府给政治难民的一小笔补助金。我真的很需要，因为在这一切事情外，还有我那十八岁的未婚妻，出于浪漫的冲动，逃离了巴塞隆纳的父母家，到巴黎和我会合，而且很自然的，我们有了小孩，我唯一的女儿，娜莉雅．卡斯特（Nuria Castells）。所以，我在巴黎大学索邦（Sorbonne）校区的法律与经济系注册，完成了我的公法与政治经济学学位。我还兼职（在出版社当编辑）以便付租金，分担照顾小孩。我的未婚妻，这时成了妻子，也是全职学生。六年后，我们以非常友善的方式离婚，现在还是朋友。我们只是太早结婚了…。她现在住在巴塞隆纳，是个很有名的人口学家。我一向和女儿很亲，娜莉雅和我，我们两个非常非常亲密。她是我生活的定锚，是我平生最美好的事物。她目前住在日内瓦，担任联合国的经济学家，和先生小孩在一起，我们每天都会通电子邮件。
我在索邦获得了「文凭」。这时候，我对于巴黎流亡圈里的西班牙政治很失望，所以，我在1964年决定，我的未来是在学术界，因为那比任何工作都要自由，而且接近我的知识和政治兴趣。我选择了社会学，因为它是最具政治意涵的学科，但是我对社会学毫无概念。所以，我问周遭的人，有谁在做「劳工阶级社会学」（结果，这在学院里称为「工作社会学」〔sociology of work〕）。答案是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法国社会学的新星。我完全不认识他，便去找他。我问他，是否真有个社会学可以给我工作（以及一笔开始的奖助金），让我靠研究劳工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谋生。他笑了，说没错。然后我问他，我是否可以跟他做论文，研究阿斯徒瑞亚的矿工罢工，他也答应了。他后来告诉我，他受到我的天真和决心所诱。但我是真正被他诱惑的那个人。几个月内，我便跟着他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注册博士课程，这是巴黎的法国菁英社会科学研究院。
不管是在私人情谊或专业上，杜罕对你都非常重要。多告诉我一些他在你生涯里扮演的角色。
杜罕接受的是史学训练，目标是创立新的社会学理论学派，在根本的意义上，他教了我所知道的每样事情。他很有教养，是个伟大的经验研究者，最复杂精炼的理论家，知道每一种文化，能说好几种语言，尤其是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他太太是智利人），曾经在美国教学和研究，而且非常有政治性，献身于良善的主张，但是独立于任何政党的纪律，是我心仪的、富有社会责任的自由主义者。杜罕一直是我在知识上的父亲。我整个知识生活，我的生涯和生活，都受到杜罕影响和维护。没有他，我永远无法在法国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压抑下存活。（比如说，布狄厄〔Pierre Bourdieu〕就曾试图在专业上毁了我。）
我能够在法国菁英机构里成为学者，全都仰仗杜罕。即使我实际上显然不是他的门生，杜罕还是保护我。我追随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轨迹，没有跟随他非常抽象且精密的理论范型，因为我觉得需要和政治变迁的世界沟通，说它的语言，就是马克思主义。 我跟着杜罕写论文。但这不是我要的。我反而意外成了个都市社会学家。杜罕从巴黎区域政府那里为他的中心拿到一个庞大的研究计画，做最无聊的研究：巴黎都会区工业区位模式的统计分析。他完全不感兴趣，但他的中心需要钱。所以，他需要一个刻苦耐劳的助理来做。和当时法国大部份的社会学学生不同，我还懂一点统计。而且杜罕总是担心我这个带着年轻妻小的贫困政治流亡者，靠微薄的奖助金如何生存。所以，他热心的帮我在中心里安排一个薪资不错的研究员工作，有机会使用一切资料来做博士论文，而且很快可以完工。此外，当时法国也没有多少都市社会学，这可以是个大展宏图的领域（确实如此）。但是我拒绝了。这在我看来是个阴谋，要引诱我进入资本主义技术官僚体制，进入这个资产阶级的都市社会学领域。所以，我一再说不，我不要。直到杜罕觉得他必须负起家长的责任，给我对比强烈的选择：要么，就是迈向成为都市社会学首席理论家的明亮大道，同时运用丰厚薪水脱离贫困，否则，就是他拒绝担任我的指导教授，我的博士生资格将岌岌可危，我还可能丧失微薄的奖助金。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成了都市社会学家。当然，我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以巴黎地区工业厂商区位策略的统计分析为基础，我确实发现了高科技公司的特殊区位模式，因而首度理解了高科技公司的逻辑。然后，在1967年二月（我廿四岁），我被（又是杜罕）指派为巴黎大学新的南岱（Nanterre）校区的社会学助理教授。这是个梦幻社会学系：教授有杜罕、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克洛齐尔（Michel Crozier），以及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这是我们1967年以后就建立友谊的原因，他后来担任巴西总统）。
似乎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是你卷入了巴黎1968年五月的骚动事件。
比教授还有趣的是这个校园里开始发展的学生运动，以社会系为核心。我最初的学生里有柯亨–班狄特（Daniel Cohn-Bendit），他成为六八学运的领导者，现在是德国和整个欧洲绿党的政治领袖。所以，又是政治。在努力研究都市社会学、在菁英的高等师范学院哲学家阿图塞（Louis Althusser）的讨论课上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教方法论（不像大部分转向社会学的法国哲学家，我知道如何计算）之余，我完全投入了半无政府主义的六八学运。这场运动起于我任教的新南岱校园。六八学运是无与伦比的经验，我生命最美好的经验之一。突然间，革命变得可能，就在眼前。但不是政治革命，不是掌握国家权力，而是改变生活、存在和感觉，没有政治性的介入调停。有两个月非常快活、毫不停歇的知识和政治辩论、示威、每件事务的自我管理，以及自由恋爱。当然，最后政治现实箝制下来，政治革命崩溃了。但是没有毁掉观念、理想，继续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以及经过许多中介，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不仅是法国，还有整个世界。 但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另一次政治流亡。
我在运动后期的一场示威里遭警方逮捕，那是1968年六月中旬，被驱逐到日内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搭飞机，感谢法国政府。
我在日内瓦着陆，没钱没工作，签证只有两星期。《世界报》（Le Monde）驻日内瓦的通讯员维齐尼亚（Isabelle Vichiniak）带我到她家。然后杜罕伸出援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给我一份六个月的合约，到智利教方法论。我就这样在1968年发现了智利，而且留在那个国家。当时我不能停留超过六个月，但是我后来想办法获得了智利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的客座职位，于是利用了两个南北半球间的差异。1970年到1973年间，我在巴黎的法国冬天里教书，然后是智利的冬天。我便如此参与了智利阿叶德（Allende）的民主社会主义经验，同时从事教学、研究和写作，直到1973年皮诺契（Pinochet）政变，让我无法回到智利：我的第三次放逐。
第四次也不远了，我猜？
1968年十一月，我的第一次智利经验结束时，我的朋友卡多索邀请我到他在圣保罗（S?o Paulo）的家，问我是否愿意在巴西这个明日之国，和他一起当个资浅教授。我说好，而且准备要当个巴西人，但是在我们能够实施计画以前，军方介入了大学，驱逐了卡多索和所有巴西知识分子领袖：这是我第四次，象征性的驱逐。
是时候尝试在某个地方稳定下来了？
1969年，被西班牙和法国驱逐的我，最后到了蒙特娄（Montreal），杜罕靠关系让我在蒙特娄大学拥有一个稳定的学院工作。我很喜欢。我爱上了魁北克（Quebec）。不过，魁北克的政治（可以理解的）受到魁北克国族主义主导。我无法完全投入这个宏图，虽然我寄予彻底的同情。然后，1970年，杜罕说服法国政府原谅我，提供我一份新工作，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担任终生职副教授，再度运用我的方法论优势，来替所有领域的博士生组织方法论训练课程。我最后组织了一个都市社会学的博士学程。这让我在法国（和国际）学术界得以立足。
但在此同时，你仍然继续从事政治思考吧？
我在1970年代严肃的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的进入点不是大家猜想的阿图塞，而是柏兰札斯（Nicos Poulantzas），他是一位在海德堡和巴黎求学的希腊政治哲学家，后来成为巴黎的阿图塞派哲学家里，最精细纯熟且最富政治性的一员，担任巴黎大学的教授。他是1970年代世界最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之一。我们彼此有深刻的知识对话，成为亲密的朋友，几乎情同兄弟。他在1979年自杀，是我生命里最惨痛的经验之一。
我尝试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市社会学、杜罕式的社会运动窍门，以及我自己对经验研究的强调，这产生了我的第一本书《都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1972年二月以法文出版。对我而言，这本书只是整理我的思想，有点像是从新的、比较政治性的角度来从事都市社会学的思想和计画笔记。这本书在法国和全世界一炮而红（有十种译本，印了几十版，这本最抽象、理论、学究的著作，通常翻译得很模糊，尤其是英文，在全世界卖了超过十万本）。然而，和列斐伏尔一起，这本书成为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的基石。它带领都市研究的学术界迈进下一个十年。 谈一谈美国学术体系的吸引力，这就要成为你目前为止的永久学术基地了。
我在巴黎做都市研究时，逐渐受到美国大学吸引。我很欣赏他们的制度、弹性、认真，学生的品质。而且我的研究风格，比起「法国」，更像是「美国」式的，总是对经验探究感兴趣，然后添加一点法国的理论风味，以及西班牙的政治角度。所以，我把握机会，在1975和1977年担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访问教授，还有1977年在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以及1976年在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同时保持我在巴黎的教职。然后，西班牙的政治呼唤我回去。佛朗哥死了；西班牙正要转变成为民主政体。都市社会运动在马德里和巴塞隆纳非常旺盛，而且他们都运用我的著作。所以，1977到1979年间，我在巴黎和马德里间往返生活，协助都市社会运动的发展，同时从事研究。接着，1979年西班牙成为民主政体，主要城市的市政府都在社会主义者手中，我的朋友掌握权势，我的理论得到拥护，而巴黎则是沉闷无聊，停滞不前。我开始思索我的生活。
然后，突然间，柏克莱（Berkeley）提供我一个都市社会学教授职位。为什么不接受呢？为什么不尝试结束研究计画，既然西班牙已经自由，而巴黎已经没希望做出什么有知识贡献的东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1979年九月，卅七岁的时候，成了柏克莱的教授。在柏格莱，我一开始是投入研究城市，认识地方，感受整个社会。城市是指旧金山，因为柏克莱当时和现在都只是个村落，很不寻常的村落，超出我的理解。所以，我研究旧金山的都市社会运动、拉丁裔运动，我也发现了同性恋社区，以及该社区转变城市、政治和文化的能耐。我把十二年来我对于全世界都市社会运动的研究兜拢在一起，写了《城市与草根》（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对我来说，这本书依然是我最好的都市研究，也是我做过最好的经验研究。它得到了1983年的莱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这是美国声誉最隆的奖项之一。但这本书没有《都市问题》那么有影响力，因为我明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的意识形态追随者很失望，即使我明白指出，我并非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我无法再用马克思主义当工具来解释我的观察和研究。
本书大部分读者都等着听《信息时代》（The Information Age）的起源，这时候已经出现端倪了吗？
1983年，完成了我长达十年的都市社会运动研究计画后，我开始思考下一步。我不必寻找，主题就找上了我。硅谷就在隔壁，以其技术才能、企业创新和文化变迁，正在急速发展。我发觉到有大事情发生了，比我们在欧洲思考的还要大得多。所以，我决定研究技术、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采取了两项谨慎的措施。首先，我先做前测，先在我熟悉的研究场域里分析这种互动，那就是城市、区域、空间转化的场域。六年后，这产生了另一本大书《信息化城市》（The Informational City），在都市研究里开启了新探究领域，引人关注信息科技及其空间影响。其次，我从加州开始，但是我不想落入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主义理论特有的族群中心论取向，他的理论是当时该议题的主流见解。我的社会主义朋友于1983年在西班牙执政，这一点帮上了忙，我花时间到西班牙，提供建言和做研究，但从来不是替政府工作，而是寓居大学世界。我于1984-5年间在西班牙待了一年，在大学里指导一个大型研究，探讨新科技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但得到首相龚札雷兹（Felipe Gonzalez）办公室的资助。1986年出版了两册书，由龚札雷兹写导言。所以，我同时从加州和西班牙衡量与分析技术–社会的转变。我在1988到1993年间，继续把时间分在柏克莱和马德里，并且在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ónoma of Madrid）创办了新科技社会学研究所。
这时候，我决定，为了避免我的大计画犯下族群中心论的偏见，我必须多认识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那里是新发展的温床。我接受了香港和新加坡大学的客座教授职务（我写了一本书比较这两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且在台湾、南韩、中国和日本讲学和研究，同时去了几个其它亚洲国家。此外，我与拉丁美洲仍然保持密切接触，尤其是墨西哥和巴西。接着，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苏联开放之际，我深入了解这个变化过程，并回溯了苏联的现实状况。我于1984年首度访问苏联，有助于做这项决定，受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之邀到西伯利亚，遇见了艾玛．姬丝尤娃（Emma Kiselyova）（时任经济研究所的国际关系组主任），她在1993年来到柏克莱，经过一段又长又复杂的过程，成了我的妻子。所以，1989到1993年间，我从事了几项有关俄国转型的研究，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跟俄国同事合作。姬丝尤娃和我合写了一本小书综合了这些研究，出版于1995年，就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崩溃：信息社会的角度》（The Collapse of Soviet Communist: A View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993年，我决定完全离开马德里，回到柏克莱，集中心力组织、深化和书写我心目中思索了十年的书，但是步调很慢，预期可能还要再十年的进一步研究和深化，在柏克莱校园备受保护的环境里工作。艾玛这时候决定加入我。我们开始了新生活。然后，1993年八月，就在回到柏克莱几天后，我被诊断出有肾脏癌。
在艾玛的全力支持下，我面对病魔。医生切除一个肾脏，认为手术结果不错。除了动手术，基本上肾脏癌并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手术后，我和我的外科医生谈话，告诉他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必须为我的时间预做安排：「肯定的说，我还能够活多久？」他回答：「肯定来说，是三年。」所以，我打起精神要在这三年里写出在我脑海里徘徊已久的书，同时还在柏克莱全职教书，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我妻子艾玛帮了很大的忙。这部书后来成了三大卷的《信息时代》，即使我已经尽可能浓缩。有太多信息，太多观念，主题还随时继续有变化，尤其是网际网络（互联网）（互联网）和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6年夏天，我认为事情都在控制中，感觉体力很好，所以给自己多三个月来完成三部曲。嗯，正好在手术满三年时，他们发现了复发情况，结果是一场更大的手术，我不谈细节了。我已经打算出版未完成的三部曲。不过，我活了下来，手术惊人的成功，我遇到了最好的外科医师，他是这类情况里最后求助对象的那种医生。所以，离开医院一个月后，我就能够起身，赶快完成我的书。我快要写完时，我妻子生了严重的病，也需要动大手术。我几乎要放弃了，但是她说服我必须继续完成这个我俩共同的计画。我把三部曲的最后一卷寄给达卫（John Davey），我在黑井（Blackwell）出版社的米西奈斯（Maecenas，译按：罗马的文艺保护者）兼保护者，时值1997年二月，我带艾玛去动手术的前一天。她的手术也很成功，现在状况很好。
接着是另一件改变人生的事件，《信息时代》的出版？
我完成三部曲，艾玛也离开医院后，我们到巴塞隆纳带薪休假。接着，三部曲立即在全世界造成非比寻常的冲击，让我大感惊讶。从第一卷英文版于1996年十一月出版，到2002年初期为止，这部书就重印了十五次，包括2000年版里增修达百分之四十的第一卷和有相当程度修订的第三卷。已经翻译或正在翻译的版本，依时序有西班牙文、法文、中文、瑞典文、葡萄牙文、俄文、保加利亚文、克罗埃西亚文、土耳其文、韩文、日文、德文、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丹麦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在迄今为止出版的语文里，这部书都瞬即畅销，重印数次。所以，我决定在我的余生和全世界的人对话，包括学界人士、草根团体、政治领袖，以及商业世界。他们都想和我谈话。我必须精挑细选：这时候，我每年收到一千次左右的邀请，但拒绝了八成五。请记得，我还在柏克莱全职教学，而且我非常在乎和我的妻子、朋友和家庭共度时光。我以两种方式和世界发生联系：媒体，透过访谈，主要是电子邮件，但也包括我在某处的面对面互动。其次，藉由一年两次到特定地区的旅行，利用暑假和耶诞假期，而且总是和我妻子同行。所以，我们每年都到欧洲（西班牙、英国、法国、俄国，最近是到芬兰和瑞典），1998年我们到阿根廷和波利维亚，1999年到巴西和智利，2000年则是到南非。参加讨论会、辩论、从经验里学习、提出我的观点，还有，超越三部曲所呈现的分析。这时候，牛津大学出版社诱惑我写了本谈网际网络（互联网）的小书，《网际网络（互联网）银河》（The Internet Galaxy）。但是对我而言，即使一本小书，都是大量的工作：研究、思考、写作。这本书花了我两年半，于2001年四月完成，当年十月出版。
谈一谈你目前〔2001年〕在柏克莱的生活。
1996年十月动了第二次手术后，我把自己安置在一个暂时性的视域里，六个月、六个月的活着，那是我医学检查的周期。我不会焦虑或挂心疾病，只是活在当下，不去想任何其它事情，我也不会紧张，或是沮丧。我很高兴我的著作开创了我一向期待的辩论。然后，2000年，我的医生告诉我，他们认为我已经度过了复发的危险期。我并不真的相信他们；不过，既然我感觉非常好，而且检查现在一年才做一次，时间视域又回来了。
就家庭而论，我很幸运和我挚爱的妻子艾玛结婚。很少人能这么说，特别是你在西伯利亚遇见你的爱人，在还是苏维埃的年代里。我有个女儿娜莉雅，她有个很棒的丈夫；她是个经济学家，先生是尖端的计算机科学家（最近因为他有关大脑神经网络和计算机关联的研究，得到BBC的专题报导），还有两个优秀的孙子，克拉拉（Clara）和盖伯瑞（Gabriel），都住在日内瓦。我也有位很棒的继女莱娜（Lena），还有她的女儿亚历珊卓（Alexandra），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孙女。我和她们两个很亲近，经常一起度假（他们住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
我还住在1979年抵达柏克莱时，我（在大学协助下）买的同一间房子里。我一天大约工作十小时，主要是在我家的书房，有许多是在线上工作。我没有秘书，没有研究助理，没有特别优待（我和柏克莱的其它人一样，每周授课六小时）。大学给我的待遇很好，我已经位居教授阶层的顶端，但是没有任何特权。我是一名个体户研究工匠。但是我确实从学生那里获得大量信息（总是有适当的引述），他们都很优秀；世界各地也有许多人寄给我他们的著作，以提供信息或希望评论。 我爱巴塞隆纳，艾玛也是。或许，天晓得，我们会在那里终老。无论如何，我希望我的骨灰洒向地中海，正对着巴塞隆纳海岸。
（*Manuel Castells and Martin Ince (2003). Conversations with Manuel Castel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SBN 0-7456-28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