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工作简报
2010年第4期 （总第41期）
主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
抄送：上海市教委科技处、华东师范大学党办、校办
--------------------------------------------------------------------------------
一、基地建设综览
1、本期基地建设概况
2、各类综合信息
（1）基地建设
（2）基地荣誉
二、重大学术活动
1、基地举行的学术活动综述
2、基地学术交流信息
（1）“思与文”讲座：唐文明、周启荣
（2）本所学者出访：许纪霖、杨扬、刘擎、顾红亮
三、基地重大项目进展
1、王晓明：现代文化反思与20世纪中国文学
2、许纪霖：中西思想史中的政治正当性研究
3、陈嘉映：20世纪中国伦理学：问题与思考
4、胡 军：中国现代直觉论及直觉主义研究
5、胡晓明：中国文化意象的再生成研究
6、盛邦和：中国与日本：近代思想历程中的亚洲认识
7、顾红亮：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研究
四、优秀成果推介
1、《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潮与观念》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3、《中国社会科学》刊登王铁仙教授的论文“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
4、《哲学研究》刊登郁振华教授论文“论能力之知: 为赖尔一辩”
5、《社会科学》刊登杨国荣教授论文“形而上学论纲”
--------------------------------------------------------------------------------
一、基地建设综览
1、本期基地建设概况
2010年10—12月期间，思想所在基地管理、学术交流、项目研究、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如下：
（1）基地管理
经过广泛地选题征集、严格地层层筛选，思想所24个“十二五”期间基地重大项目选题于12月中旬最终确定。2010年12月22日，我所在闵行校区人文学院社科沙龙召开基地工作会议，围绕基地“十二五”重大项目选题与基地“十二五”期间研究方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研讨。出席会议的有社科处许红珍处长、费斌副处长、金武刚副处长，思想所杨国荣所长、许纪霖常务副所长、基地的核心成员、校外专家、以及“十二五”基地重大项目选题的负责人等。
（2）学术交流
本季度，思想所成功举办了一次校庆学术报告，一次双月“跨学科主题沙龙”，两次“思与文”系列讲座。
2010年10月12日下午3点，由我所陈赟教授主讲的思想所校庆学术报告《庄子的“混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在人文楼5303报告厅举行。陈赟老师此讲，以《庄子》中“混沌之死”的寓言故事为线索，回到“轴心时代”鲜活的语境之中，把握那一时代的思想脉络。
2010年11月9日下午2点，本年度第四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双月"跨学科主题沙龙"在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A204室举行。本次沙龙主要围绕思想所王晓明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现代文化反思与20世纪中国文学"展开，由思想所所长杨国荣教授主持。来自社科处的许红珍处长、金武刚副处长，城市中心的陈映芳教授、孙斌栋教授，基教所的杨小微教授、黄书光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冯绍雷教授、杨成副教授，课程所的吴刚平教授、杨向东副教授，文字中心的董莲池教授、潘玉坤副教授，思想所的盛邦和教授、陈赟教授等出席了本次沙龙，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副教授应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所的邀请，于2010年12月10日下午14时做客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为我校师生做"牟宗三论现象和物自体"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哲学系陈赟教授主持。上海大学哲学系朱承老师，以及华东师大哲学系刘梁剑、陈乔见、王韬洋、张荣楠等老师以及哲学系及其他院系的几十名学生参加了讲座。
2010年12月14日下午3点半，应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教授周启荣（Kai-Wing Chow）先生在闵行校区人文学院楼5403会议室，举行了一场题为"宗教、商业与法律：城隍庙与清代地方公共文化"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主持，历史系、哲学系以及思勉高研院等院系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另外我所有多位教授应邀赴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国民大学等地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高级访学。
（3）科研项目
我所目前在研基地重大项目共7项，均按计划进行中。其中，有2项已进入最后的统稿阶段，即将申请结项；各项目均已发表多种阶段性成果。
我所贡华南教授的课题“科学与自然、良知之争——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张力与境界” （10YJC720011）获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由陈勤建教授负责的“象山徐福传说文化遗址保护利用规划的策划”、“当代中国乡人傩研究”委托项目本季度相继启动。
（4）科研成果
2010年10月30日，经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基金理事会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评审通过，我所文军教授的《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获上海市第八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童世骏教授的《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杨国荣教授的《论意义世界》和《庄子的思想世界》分别荣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和著作类三等奖。
本季度我所共出版2种著作：《启蒙如何起死回生》（许纪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潮与观念》（高瑞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除著作外，我所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1篇文章“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王铁仙），在其他各类期刊上发表文章10余篇。
2、各类综合信息
（1）我所举行基地工作会议深入探讨基地“十二五”重大项目选题
经过广泛地选题征集、严格地层层筛选，我所24个“十二五”期间基地重大项目选题于12月中旬最终确定。2010年12月22日上午9:30，我所在闵行校区人文学院5号楼1楼社科沙龙，召开基地工作会议，围绕基地“十二五”重大项目选题与基地“十二五”期间研究方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研讨。出席会议的有社科处许红珍处长、费斌副处长、金武刚副处长，思想所杨国荣所长、许纪霖常务副所长、以及基地的核心成员、校外专家和“十二五”基地重大项目选题的负责人。
会上，许红珍处长首先详细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关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二五”重大项目管理改革试点方案》，随后，与会专家围绕基地“十二五”期间的研究方向，结合《试点方案》的相关内容，对基地“十二五”重大项目的24个选题逐一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对各选题设计提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见。
通过研讨，大家对改革试点方案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并一致认为，完善后的选题，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更能贯彻11月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基地主任会议精神，更能充分体现出了国家战略需求和基地研究方向。
会后，各选题负责人根据会议精神，进一步完善了选题设计，基地于12月底汇总形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十二五’期间基地重大项目选题汇总”递交社科处。
（2）我所三位研究员的四项成果荣获“上海市第八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和“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010年10月30日，经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基金理事会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评审通过，58项申报成果获上海市第八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330项申报成果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3项为学术贡献奖，272项为著作、论文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网络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15项，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40项。
我所共有三位研究员的四项成果获此殊荣：
作者 成果名 奖项 等级
文军 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 上海市第八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 论文类三等奖
童世骏 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 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论文类一等奖
杨国荣 论意义世界 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论文类二等奖
杨国荣 庄子的思想世界 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著作类三等奖
（3）我所孟凯、赵思渊两位博士生荣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
据教育部通知，我所孟凯（研究方向：中国哲学暨中国近现代哲学；导师：杨国荣）、赵思渊（研究方向：江南学；导师：王家范）2名博士生荣获教育部2010年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据悉，此次华东师大共有10名博士生获此殊荣，全国共有43所研究生培养单位的695名在读博士研究生获得2010年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
根据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设置办法》，获奖者将获得3万元/人的专项科研经费资助。“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 由教育部在今年4月设立。目的是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精神，贯彻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物，引导和激励广大博士研究生发奋学习，促使更多的优秀博士研究生投身高水平科学研究和创新研究，加强拔尖人才培养。
根据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给我校的分配名额，学校制订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评选实施办法》，在今年7月组织了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的个人申报和评选工作。评选以“培育学术新人，激励创新发展”为宗旨，坚持“追求卓越、宁缺毋滥”原则，优先支持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急需发展学科的人才培养，重点资助学业成绩突出、创新意识强、科研潜力大的优秀博士生。学校推荐名单经专家评审、公示、学校领导批准后报教育部。据悉，专项资助经费主要用于博士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参与创新性科学研究、撰写高质量学位论文等。学术新人奖获得者原则上要保证在校内至少还有两年学习研究时间。
（4）项目启动
我所贡华南教授的课题“科学与自然、良知之争——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张力与境界” （10YJC720011）获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
由陈勤建教授负责的“象山徐福传说文化遗址保护利用规划的策划”、“当代中国乡人傩研究”委托项目本季度相继启动。
二、重大学术活动
1、基地举行的学术活动综述
（1）我所举行2010年度第四次基地双月“跨学科主题沙龙”：现代文化反思与20世纪中国文学
2010年11月9日下午2点，本年度第四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双月“跨学科主题沙龙”在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A204室举行。
本次沙龙主要围绕思想所王晓明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现代文化反思与20世纪中国文学”展开，由思想所所长杨国荣教授主持。来自社科处的许红珍处长、金武刚副处长，城市中心的陈映芳教授、孙斌栋教授，基教所的杨小微教授、黄书光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冯绍雷教授、杨成副教授，课程所的吴刚平教授、杨向东副教授，文字中心的董莲池教授、潘玉坤副教授，思想所的盛邦和教授、陈赟教授等出席了本次沙龙，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王晓明教授首先汇报了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进展情况。他指出，项目初立项时主要有两个研究思路：一是学术上的，从1980年代晚期提倡“重写文学史”，到世纪交替时的“现代文化反思”；另一个是思想上的，从“构造知识分子的精神根据”到“文化研究”。这两条线开始是平行的，后来开始交叉，并促使原有的问题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例如，原来较笼统含糊的现代文化概念（偏向于观念性的），渐渐变得比较具体，并逐渐形成了“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中国革命”等观念。而项目关注的中心点也随之改变——即由反思“现代文化”的价值观问题（工具意识和超越意识之间的矛盾），渐渐偏向于如何解释、评价“中国革命”，着眼于文学与“中国革命”（由建国、大同两个层面展开的革命思想方案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多重关系。
基于这种转变，2009年左右，王教授开始摈弃以前的思路，转而对“中国现代思想”、“亚洲”意识、“中国”想象、“个人/个体”意识等专题展开了更深入、系统的研究。目前着力研究的重难点有两个：一是现代思想/实践的“泛左翼/社会主义”主流的是如何形成、变质的，以及变质的关键节点在哪里。一是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定义及其文学史论述的“效应”，如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文学性），什么是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社会/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新分期等等。
王晓明教授汇报中提到的“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中国革命”等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兴趣。思想所的杨国荣教授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课题中所使用的“现代早期”这一概念显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时代划分，那么把1940年代作为“现代早期”结点的标志性事件有哪些？“中国革命”究竟何意，“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志又是什么？“建国”意味着建立民族国家，“大同”超越民族界限，这两个存在张力的方面如何并存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主题？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杨成副教授提出“中国革命”这一概念是否能涵盖整个中国现代变迁进程？课程所的吴刚平教授也指出揭示“革命”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泛化之后“革命”，相应就有不同层次性、不同形态，各个层次、形态的“革命”都必然对文学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就需要在丰富了“革命”内涵后，相应地丰富“文学”的内涵，揭露文学类型之间关系，以及对文化影响、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另外“现代文化”的价值观、“现代”等问题也同样引发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基教所的黄书光教授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价值观的变化又投射到、反映到文学中。杨国荣教授认为相对来看，整个现代主流意识是功利意识，但另一方面显而易见，革命、革命者往往带有非常强的理想性，他们怀有高远的理想，并不在意当下利益的获取，这似乎与主流的功利意识存在一种张力。思想所陈赟教授提出“现代文学”、“现代文化”都关涉到“现代”，一方面“现代”还没有来，一方面我们又居住在“现代”，现代是否也是主观能动性的构造之一，该怎么理解“现代”词语中既发生在当代，又发生在未来的结构？
城市中心的陈映芳教授还针对该项目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的特点，对项目的如期结题提出了诸多有益见解。
王晓明教授对以上多位教授的见解和提问，一一做了详尽的回应。并与思想所的盛邦和教授、俄中心的冯绍雷教授就“亚洲”意识、亚洲主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沙龙的最后阶段，由杨国荣教授做总结发言。他高度肯定了该项目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他还有感而发地指出，人文科学在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为提供一个解释模型，用这个模型将相关纷繁多样的材料统摄起来。在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研究中往往会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张力，一个是论证，一个是解释。在研究中，我们往往会把要研究的现象归结到某一个类型，并在归类中不断地用相关材料、现象进行论证。而与个案相联系的解释，更多地是与具体历史现象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相联系。没有类型的话，我们面临的只是纷繁复杂的材料的罗列；而只讲类型，往往会忽略历史现象本身的丰富性。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注重两者之间的关系。许红珍处长对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基地跨学科主题沙龙表示感谢，并希望在思想碰撞中不断提升基地重大项目研究质量，为标志性成果的形成奠定基础。
（2）思想所校庆学术报告：庄子的“混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
2010年10月12日下午3点，由我所陈赟教授主讲的思想所校庆学术报告《庄子的“混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在人文楼5303报告厅举行。
陈赟老师得儒家谨信之气，却又有道家大智讷言的超脱，一字一句，虽不似磅礴的浪涌，却也字字珠玑，让人感到语言背后深沉踏实的大地与广博浩然的气息。陈赟老师此讲，以《庄子》中“混沌之死”的寓言故事为线索，回到“轴心时代”鲜活的语境之中，把握那一叶潮湿的思想脉络。
道与礼，一是自发的德性，一是僵化的规则。在寓言中，南北倏忽二帝杀死了混沌，而“礼也谋杀了德”。这里不仅有德的死亡，没有了根基，礼也如临深渊， 从此“礼崩乐坏”，宣告了帝王政教时代的终结。
老师旁征博引，用思想加工，以为己出。在场听者也都仔细笔记，时而陷入冥思之境，忽而又被老师的诙谐幽默，引为会心的一笑。继而，老师又从文中的南北之“海”，引申论述中国轴心时代的天下观念，指出“商周以来形成的礼义论的中国中心的天下观，乃是混沌寓言的背景。只有通过这个特定的背景，才能揭示其寓意所在”。而“《应帝王》通过混沌之死的寓言，也在反思奠基于礼义论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
在“混沌之死与礼义论中国中心观的困境”一节的最后，陈赟老师用这样一段文字作结，可以说给人以不一样的思考，也将这一问题的思考主体，交还给了我们：
《庄子》用“死”而不是“亡”来描述混沌七窍被凿开之后的存在样态，要知道，在《庄子》的语境中，死与亡不同，死未必即是消亡，而是隐藏。在《大宗师中》庄子用昼夜来描述生死，则生为昼为显，死为夜为隐。这似乎是一种暗示：混沌之死作为一种终结，恰恰内蕴着一种新生，一种新的政教生活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新生作为一种新的可能性，乃是在对帝王规定的中国的挽歌中开启的。
讲演之后，哲学系刘梁剑老师做了精当的总结。听者与陈赟老师的问答则是最后的高潮，也启示了我们在“美学庄子”之外，关于一个“政教庄子”的别样思考。
（3）校庆终身教授学术报告：胡晓明教授谈“美国文化观察”
2010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我校校庆终身教授报告会第十场在中山北校区新逸夫楼报告厅成功举办。学校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古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胡晓明教授作报告。应邀为本次报告作点评的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大图书馆名义馆长曹旭教授。
胡晓明教授刚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对美国文化有着切身体验和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报告会上，胡教授结合自己的美国经历，以“人才、人的素质、人权与人心——我的美国文化观察”为题，对当下中国人与美国文化观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独特的洞见。
报告会一开始，胡教授为大家展示了大量他在美国做学者时拍摄到的照片，并风趣地为图片作讲解，指出美国给人的感性体验就是：自然环境很美很好。接着，他简洁地讲述了“什么样的人可以上哈佛”、“柠檬水起义”、“开车的感悟”、“芝加哥与枪”及“房东的故事”五个小故事，阐述他对美国文化的思考。
胡教授指出当代中国人认为“美国人的素质好，中国人的素质不好”值得深思。他认为其一，美国人的穷与美国人的富，中国都根本无法比。美国的人口少，底子厚，民主、平等是在这么一个基础上建立，而且与有机成为一体。其二，从穷人福利看，美国很社会主义；从富人优势看，美国又很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给他活力与生机，社会主义给他平等与人道，美国正是这么一个“左右互博”的社会。最后，胡教授提出“祛理念化”的观点：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人不如西方人，也没有一个普世的制度可以仿照；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问题上，不主张中国国情特殊论，在文化精神价值上，反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对待西方文化，提倡建设性、碎片式的学习。
曹旭教授从自己的小孩说起，一开始点评了胡教授演讲中的“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哈佛”的论述。曹教授认为胡教授的演讲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中国当下文化研究的“好书”，建议他尽快出版。曹教授指出他非常认同胡教授的“祛理念化”观点以及对美国文化主张的建设性、碎片式学习的理念。
与会者不仅有华师大各院系的师生，许多外校学生和访问学者也纷纷前来听讲，下午五点钟报告会圆满结束。
（4）校庆终身教授学术报告：许纪霖教授谈“现代性的歧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
2010年11月3日下午3时整，校庆终身教授学术报告月第二十三场在闵行校区人文学院5303报告厅举行，本次报告由我校紫江学者、终身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许纪霖老师主讲，题目为“现代性的歧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并邀请到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进行点评。该系学生以及部分老师共同参加了此次报告会，整个报告厅座无虚席。
许纪霖教授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富强一直是中国人追逐的梦想。如何实现富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主宰了中国人的灵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清末民初许多知识分子信奉的富强之路，同时也成为他们新的人生信念。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所至，产生了一个崇尚物质、崇拜强权的力的秩序，它颠覆了传统中国的温情脉脉的礼的秩序，代之以残酷无情的优胜劣汰、强权主宰、赢者通吃。
许教授指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指引之下，晚清是一个国家主义狂飙的时代，中国人相信优胜劣汰，相信强权就是公理，相信国家实力就是一切。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的经世致用、法家的富国强兵相结合，形成了近代中国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狂潮。社会达尔文主义颠覆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礼的秩序，代之以竞争为核心的力的秩序，并产生了以强者为主导的新国民人格。然而，这一去价值、去伦理的力的秩序，在清末民初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它造就了民国，却毁了共和。日益弥漫的物质实利主义摧毁了中国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造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乱局与精神危机。不久后爆发的欧洲世界大战，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的废墟之中意识到国家主义与物质主义是现代文明两贴可怕的毒药，于是从生存竞争的迷雾中醒来，产生了五四时代广泛而多元的文明自觉，从以力为核心的国家建构转向了普世价值的新文明探求。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因而也结束了晚期时期的去价值、去道德的实力趋向，重新获得了普世性的文明基础和道德正当性。
陈卫平教授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的点评。首先，陈教授对许教授所作报告进行了肯定。陈教授指出，从历史角度讲，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想遗产，不仅有其正面影响，也有其负面影响。进化论被当时的中国人不作为一种学说，而是作为一种世界观来对待，对我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现代角度讲，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即除了富强以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其他的目标吗？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对这些课题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陈教授补充到，在中国，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仍然是有批评怀疑的思潮存在的，但是这些思潮所指引之路仍为歧路，仍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之路，有待于我们继续探寻。
报告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许纪霖教授和陈卫平教授在一种轻松而又严谨的氛围中对“现代性的歧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不但使在场的各位师生对讲座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以其浓厚的问题意识启发大家进一步深入思考，对提高全体师生的理论素养与问题意识都有积极的影响。
2、基地学术交流信息
（1）“思与文”系列讲座（以时间为序）
—— 清华大学唐文明副教授主讲“牟宗三论现象和物自体”
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副教授应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所的邀请，于2010年12月10日下午14时做客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为我校师生做“牟宗三论现象和物自体”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哲学系陈赟教授主持。上海大学哲学系朱承老师，以及华东师大哲学系刘梁剑、陈乔见、王韬洋、张荣楠等老师以及哲学系及其他院系的几十名学生参加了讲座。
讲座由陈赟教授对唐文明老师的介绍开始。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唐文明教授从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命题出发，穿梭于牟宗三与康德之间，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盛宴。唐文明教授围绕着一下四个问题展开了他的论述：（一）牟宗三“智的直觉”问题的提出。即，来源于牟宗三对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的互向格义和互向诠释，从而也成为牟宗三衡定儒家思想和康德哲学的理论基础；（二）康德对“智的直觉”以及相关的现象和物自体、感性对象和理性对象、感性直观和智的直观、人的认知能力与（可以被合理地设想的）神的认知能力之间所做出的这些基本对应的区分做了论述；（三）唐教授具体分析了牟宗三对于康德哲学中的上述问题的理解及其存在的问题；（四）牟宗三对中国哲学中的"智的直觉"问题的论述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接下来讨论环节中，唐文明老师与列席讲座的老师和同学就康德哲学中"智的直觉"问题，以及牟宗三的哲学立场、方法，以及古今、中西之争等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 周启荣教授做客思想所主讲“宗教、商业与法律：城隍庙与清代地方公共文化”
2010年12月14日下午三点半，应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教授周启荣（Kai-Wing Chow）先生在闵行校区人文学院楼5403会议室，举行了一场题为"宗教、商业与法律：城隍庙与清代地方公共文化"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主持，历史系、哲学系以及思勉高研院等院系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周启荣教授是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历史系（Department of History）和东亚语言文化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的双聘教授、Spurlock博物馆副馆长，主要从事中国清代和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并且在印刷术的发展历程、儒家思想传播史等方面有着多年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中拥有一定的影响。
周教授的讲演主要是回应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所讨论的“公共领域”能否应用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学术争论问题，他以上海城隍庙如何发展成为上海公共场所的过程为例并围绕此内容展开论证。
周教授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与考证，进一步强化了论证的力度与合理性：（1）募捐维修城隍庙越来越多是以组织名义带头、策划和捐款：城隍庙成为各个公共社群的公共空间/场所；（2）城隍庙：上海地方公共社会的中心，为官员、士绅、商人、工匠、妇女、儿童等各种"公共社群"提供商业、宗教、社会、文娱活动的公共场所；（3） 商人组织对于城隍庙的经济资助最为关键；（4）以城隍庙为纽带产生了适用于地方社会的一套日常生活的规则：上海的地方公共文化等。最后，周启荣教授得出结论：清朝时的中国就存在着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个人的，而是由社会自发组织并且不以血缘为基础的公共空间。
报告结束后，周教授还认真地回答了陈赟教授以及其他学生的提问。
（2）本所学者出访信息（以时间为序）
2010年10月15－16日，许纪霖教授应邀赴韩国首尔出席由国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的知识与知识人的形成与转型”国际研讨会，并发表论文“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
2010年10月29-30日，顾红亮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参加由芝加哥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Reconstructing Confucian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学术会议，发言的题目是：“梁漱溟的民主观”。
2010年11月1-30日，杨扬教授应台湾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在台大工作一个月，获台大人文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并于11月2日在台湾大学霖泽大楼7楼会议室，发表题为“中国现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白璧德”的演讲。
2010年11月15－20日，许纪霖教授应邀应邀访问日本神户大学人文学研究科和东京大学国际哲学研究中心。
2010年11月19-20日，刘擎教授应邀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出席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UC-Berkeley东亚研究所主办的“跨越太平洋的东亚研究”（Bridging East Asian Studies Across the Pacific）研讨会，并提交论文“The Rise of 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
2010年11月25日，刘擎教授应牛津大学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之邀赴英国牛津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当代中国社会想象的转变与政治正当性的重建”的演讲。
2010年12月3日，顾红亮教授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新儒学研讨班举行了题为“Liang Shuming’s Idea of Confucian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pheres of Responsibility”的演讲。
三、基地重大项目进展
1、王晓明：现代文化反思与20世纪中国文学
目前课题对“中国现代思想”、“亚洲”意识、“中国”想象、“个人/个体”意识等专题展开了更深入、系统的研究。目前着力研究的重难点有两个：一是现代思想/实践的“泛左翼/社会主义”主流的是如何形成、变质的，以及变质的关键节点在哪里。一是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定义及其文学史论述的“效应”，如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文学性），什么是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社会/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新分期等等。
2、许纪霖：中西思想史中的政治正当性研究
本课题目前已经进入尾声，进入最后的交稿、定稿工作。
在2009年8月暑假期间，全体课题组成员在华东师大举行一次内部的课题组成员工作会议，会议有两个议程：一是交流完成部分的初稿，二是就课题的最后一部分：“古今中西对话：政治正当性的若干问题研究”进行深入的讨论。讨论结束之后，根据录音整理成对话体讨论稿，再发还给所有课题组成员进行进一步补充修改。
目前，大部分成员已经完成了课题的研究，另外还有个别的成员正在紧张的初稿修订之中。
整个课题预计将在2011年初正式结项。
3、陈嘉映：20世纪中国伦理学：问题与思考
已完成第一部分“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梳理、叙述与刻画”的写作。第二部分的完成需要参照西方伦理学尤其是西方20世纪伦理学来进行。作者除系统研读威廉姆斯、麦金泰尔、罗尔斯等多种著作外，格外重视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影响。编译了《维特根斯坦文选》，已由新世界出版社于今年1月出版。译出J.L.奥斯汀，《感觉与可感物》，已由华夏出版社于今年4月出版。发表了数篇论文：“普遍性：同与通”〔载于《中国文化》，2010春季号〕、“论理词与论理”〔载于《哲学分析》第1卷第1期〕、“看法与论证”〔载于《逻辑学研究》，第3卷第2期〕。
4、胡军：中国现代直觉论及直觉主义研究
本项目基本按照原定的研究计划及时间表进行，各章节也初步撰写完毕，已完成的有柏格森思想的中国式解读、梁漱溟的生命观、熊十力的真的自己的觉悟、冯友兰的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与直觉论、牟宗三的智的直觉、唐君毅的直觉论、方东美的人文途经。由于此项目是集体项目，目前急需要作的是在章节、内容体例、文字上的加工与统一；在上述分章论述的基础上，试图总结中国近现代直觉论或直觉主义的特征、思想渊源，揭示出中国式的直觉思想在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或价值；进一步论述直觉方法与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代替的，而是各自有着自己的运用范围，它们之间是可以互补的。
5、胡晓明：中国文化意象的再生成研究
项目负责人作为召集人，成功举办了“从江南看中国：文学与历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一个主题即是：透过“江南”这一大文化意象，看传统中国的理想与文化梦如何生成，同时，也作为现代中国的未定形象的一个参照。
本次会议有多篇论文涉及文化意象的研究。如《唐宋文人对“秋风魲鱼”意象的审美演绎：兼论中国文化意象之再生产》、《现代作家眼中的江南城市》、《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地域审美视角与六朝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一个江南故事的多元解读》以及《为什么是江南？从杏花春雨谈起》等。
6、盛邦和：中国与日本：近代思想历程中的亚洲认识
《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历程中的亚洲认识》项目的研究由中国思想部分及日本思想部分组成。本年度第四季度主要从事中国部分研究。赴上海及外地购买和复印与本课题有关资料的工作在进行中，并与日本学者联系，购日文论著多部。
已经发表的成果：
（1）论文《中国历史运行与“人口——土地”》，于《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2 期发表。本文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特点及现代学者的亚洲认识。指出：古代中国出现如下历史循环：人口-土地-失衡-调节-调节失效-战争。
（2）论文《海运、海商、海军、海权——魏源思想中的“海国”理念》，于《福建论坛》2010年第6期刊登。该文论魏源《海国图志》体现的近代中国最初的“亚洲认识”与“海国思想”。
即将发表的成果：
（1）论文《生态自然与社会历史的辨证叙说》，将于《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发表。该文论东亚于近现代的“生态定位”，如马克思预见，太平洋航线的开通，必将改变东亚的社会生态自然，必将使中国脱离旧航道，驶入新时代。
（2）论文《章太炎亚洲观叙识》，将于近期在《中州学刊》发表。内容提要：章太炎宣传亚洲文化，用国粹“激动种性”，以“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主张“亚洲和亲”，建立民族纽带，以“反对帝国主义”；而其值“五四”新潮席卷之际，孜孜于“亚洲古学”，寄思于“旧日文明”，则落后于形势，站到了新文化的对面。
（3）论文《德富苏峰思想考察》将于《思想与文化》第十辑发表。
7、顾红亮：现代中国的责任思想研究
本项目进展情况：第一，2010年12月3日，本项目负责人顾红亮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儒学研讨班作了关于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责任观的发言，和出席研讨班的有关专家讨论新儒学的责任伦理问题，获得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第二，发表4篇论文，均注明是本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其中一篇为《现代中国思想前提与责任观》，《浙江学刊》2010年第6期，该论文指出：现代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正是怀着对中国负责的责任感，探索中国的变法、革命、富强之路，由此累积起现代中国思想谱系。许多思想家把拯救中国危机和开拓现代思想的责任放在“少数人”身上，他们作为责任主体既要负责地思想，也要对思想负责，既要有责任心，也要有责任能力。如果我们把现代中国思想看作是一个探索中国道路的思想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探索过程的背后有一种支撑力，即对现代中国及其思想的责任承担。正是这种责任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背景性前提之一。
以下论文为注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70017的阶段性成果：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方法论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9期
（2）《梁启超〈新民说〉权利概念的多重含义》，《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3）《现代中国思想前提与责任观》，《浙江学刊》2010年第6期
（4）《梁漱溟与杜威的生命哲学》，《学海》2010年第5期
四、优秀成果推介
1、《启蒙如何起死回生》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许纪霖教授新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于2010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
在近代中国艰难而激荡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经历了怎样的探索，又该如何面对“边缘化”的尴尬与痛苦？
近代历史上汹涌而来的西方思潮，无论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何以在中国成为空谷足音，它们又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回响？
当我们深陷世俗化的多元价值中，面对不可阻挡的物欲浪潮，该如何在这个世俗世界中维持精神世界的宁静与秩序？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从事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从四个方向思考“启蒙”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一是回顾现代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在中国的成长历程；二是探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那些面临泯灭不彰之危险、但却值得珍视的思想传统；三是借鉴罗尔斯等人的理论，解读世俗世界中的正当与善；四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反思过去一个世纪中“启蒙”所走过的历史进程。
2、《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潮与观念》（《中国思潮评论》第2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由高瑞泉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潮评论》第2辑《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潮与观念》，2010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
《中国思潮评论》的目标，是为了推动和展示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学术研究。
本辑依然对各种现代思潮所引起的诸多精神现象，包括对于社会思潮运动所遗留的现代观念作各个向度的研究，以期在探讨中国的现代性这个大问题上有所推进，但是重点在于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现代性研究，所以书名题为《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潮与观念》。
3、《中国社会科学》刊登王铁仙教授论文“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
《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刊登了思想所王铁仙教授的新作“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
内容提要：
提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一般人总是只将它与中国古代文化联系起来。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文化传统，那就是五四新文化。目前，对于中国这两个文化传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看法，而由此产生的偏向、矛盾、困惑成为学界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近些年，由于“国学热”的兴起，导致人们忽略、淡化甚至忘却五四新文化传统，不少人过分热衷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且将之视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这种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只能促使社会倒退。五四新文化则一直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专制主义思想作为主导线索进行批判，认为必须克服这一国民劣根性，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不乏可贵的精华，这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中国这两种文化传统，应认真分辨，在互相参照的情况下进行辩证融通，并创造性地转化，从而构建起既融合东西又有创造的新世纪文化。
4、《哲学研究》刊登郁振华教授论文“论能力之知：为赖尔一辩”
《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刊登了郁振华教授的论文：“论能力之知: 为赖尔一辩”。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英美哲学界，由于斯坦利和威廉姆森（J. Stanley and T. Williamson）的《知道如何做》(“Knowing how”, 2001) 一文的发表，knowing how 和knowing that的关系问题, 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众所周知， knowing how 和knowing that这对概念进入哲学文献, 获得哲学上的重要性，和赖尔的工作是分不开的。（c.f.Ryle, 1946, 1949）自赖尔以来, 围绕着这对概念, 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争论从未停息过。理智主义认为knowing how 和knowing that之间没有种类差异, 前者归根到底是后者; 反理智主义则反对将knowing how 归结为knowing that主张两者之间有种类差异。赖尔是一个坚定的反理智主义者, 而斯坦利和威廉姆森则是新一代的理智主义者。
斯坦利和威廉姆森对赖尔的质疑，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引发了新一轮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在理智主义一边有斯诺顿（P. Snowdon）等人，在反理智主义一边有西佛( S. Shiffer)、克特（J.Koethe）、拉姆菲特（I.Rumfit）、诺艾（A.Noe）等人。在这场争论中, 笔者站在赖尔一边。面对斯坦利和威廉姆森的质疑，笔者将为赖尔辩护。斯坦利和威廉姆森在其论文中，质疑了赖尔对“理智主义传奇”（intellectualist legend）的反驳(主要是其关于无穷倒退的论证); 并且认为赖尔knowing how理解为能力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强调knowing how是knowing that的一个种类。对于斯坦利和威廉姆森提出的这三方面的挑战，笔者将站在赖尔的反理智主义立场上，逐一予以反驳。
5、《社会科学》刊登杨国荣教授论文“形而上学论纲”
《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刊登了杨国荣教授的论文：“形而上学论纲”。论文呼吁哲学家重视人类对智慧的回归，提出了形上学的新走向：形上学应当与人文精神与存在的具体性结合，而不是单单讨论抽离人之具体关切及真实生命的终极实在真相。这样的人文形上学对西方形上学孤立切割哲学议题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子。
内容提要：
克服哲学的知识化与智慧的遗忘，是当代哲学面临的重要问题。克服智慧的遗忘，同时意味着走向具体的存在。作为存在的理论，形而上学既致力于回归存在的统一，又联结了智慧之思的不同向度，从而在双重意义上体现了哲学的以上品格。从存在与价值关系的辨析，到自由之境的诠释，存在本身展示了其多重维度和意蕴，世界之“在”不断呈现了与人之“在”的内在关联。与认识、审美、道德的本体论之维的敞开相应，真、善、美的统一获得了形而上的根据，而存在本身的具体性、真实性则不断得到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