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平：留住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史料——《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编辑后记
来源：中华读书报
家书，特别是名人家书，一方面是写作者个人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他(她)们都富有情感和智慧，承载着人世间的亲情和友情；另一方面则又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因为那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居于庙堂之上心忧天下的品格使然。《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一九六九－－一九七二)中的叶氏父子叶圣陶是解放后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叶至善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第一任社长。1969年，叶至善随团中央下河南潢川干校，父子俩天各一方、人各一地，信来信往，便有了近70万字的书信。书信真实记录了他们父子在那个特殊时代对“大事要事”的应对和处理；书信中涉及他们父子在那个特殊时代对周围人物悲欢、世态炎凉及其当时的社会动向、思想变化的心态和情感，是反映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双重价值。因此，《家书》在一定意义上又可视为当时历史的民间口述史。《家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叙事状物细致入微、生动有趣。《家书》给我们留下了那个特殊时代极其珍贵的史料。
这又是一部纯粹意义的《家书》。《家书》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叶圣陶写给儿子叶至善的；最后一封信是1972年12月21日叶至善写回家的，不久他就结束干校的生活回家了。在3年又8个月的时间里，父子俩共有近五百封通信，当时全无意于发表或让别人阅读，也正因为如此，《家书》就更加地具有了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见证的价值。如叶至善谈他在干校的放牛生活:
每天五时一刻起床，顾不得洗脸，第一件事就是把牛牵出牛棚，免得它们在棚里多拉粪。晚上九点钟给牛把了屎尿，一条条牵进棚去，然后洗脸洗手洗脚上床，大概已经十点半了。……(42页)现在是早晨五点开始用牛，七点半歇工，九点半又上工，十一点半休息。下午二点半又上工，到六点半歇工。这样一来养牛的工作跟着紧张起来，早晨三点就得开始喂牛。我自愿负责喂牛的工作。现在是两点三刻起床，三点喂牛，给牛吃铡好的草和泡好的豆饼。五点牛上工，可以再睡会儿，其实也睡不着了。早饭以后，清理牛场上的尿粪，切豆饼，挑水，泡好晚上喂的和第二天早上喂的豆饼，在槽里放好草，为第二天早晨做好准备……(105页)
这样艰苦单调的劳动，叶至善干了3年多。何况他此时已是一位年近半百的中老年人！即使如此，叶至善也不觉得艰苦。他在一封信里这样说:
“能走上毛主席指示的五七大道，心里应该高兴愉快，不应该老想什么苦不苦”。(47页)
父亲叶圣陶先生在回信中也这样认为:“惟有我国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立即传播毛主席致林副主席的信，此信为各行各业的人规定了一条五七道路，指出有这样一种大学校，不是与清华、北大同类的大学而是人人都得入学，人人都得一辈子入学的大学校，不管你这个干部多么高级，也得进去再受教育。这个制度之确立，不应写在一般教育史里，而应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里，因为这是超越了一般学校教育的范畴的”。(239页)
“应该有人出来写一篇《干校无所谓毕业论》。一般学校有毕业，干校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学无止境，批判资产阶级无止境，改造世界观无止境，故而无所谓毕业。即使调离干校，恢复原职务，或者调任新职务可还得像在干校时候一样，认认真真走‘五七’道路，故而离校也不是毕业。”(222页)
作为一名老教育家，彼时彼刻的心境，正是当时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那个时代的叶家父子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及干部一样，都是这样单纯地想，纯粹地做，大都走过一段或长或短的迷信和盲从的弯路。
这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家书》。1966年5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信中说:
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五七指示”曾广为推行。“五七干校”就是那个特殊年代推行“五七指示”的产物。据《家书》中叶至善先生的记述，“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系统的干校共136个”、河南信阳地区的“五七干校”(中央级的)就有“37个，约5万人”。加上各省市县都有各自的“五七干校”，当时的干校总人数，可以以此而推算大致个数目。中国的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都在“五七干校”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69年——1972年，在至善先生下干校的3年多时间里，当时的国内国外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国际上美国的阿波罗在月球登陆、柬埔寨政变、尼克松总统访华、中日邦交关系变化……；国内则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洞”、“林彪事件”、“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家书》中的父与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的视野开阔，知识面广，书信中讨论的问题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上述大事要事，难免涉及。
如1969年6月16日圣陶先生的信中说:
昨天元善来，他说中央有个通知，共七条，大意是少做一些形式的事，包括“请示”“汇报”，开会时过多地读语录，报刊上过多地印毛主席像，以及各单位竞铸毛主席像章等项。昨天至美也在，我就问她，她说也听见传达了。但是上星期四我们还做过“请示”“汇报”。对于这些事，我一直想，总不会老这样下去的，总得有个机缘。到了现在，大概中央认为机缘到了。……我真是极其拥护。(9页)
既记载了当时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的史实，又说明了该运动停止的时间、为什么停止。既平和又客观，反映了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文革”中那些“形左实右”东西的基本政治态度。
又如1969年11月18日圣陶先生写信告诉在干校的至善:
我们院子里的壕沟不合格，一般要三米光景深，而我们这里两米不到，再挖下去就要出水了。八条里有好些都在挖，调云每天去参加挖掘两小时有余。将来如有警报，我们的人就得往他家去躲。至于我们院里的沟，何时再把土填下去，把砖头铺上，恢复旧观，那就不得而知了。(44页)
12月20日圣陶先生又写信说:
我练习过两次躲警报了。一次是在本胡同里。预先关照时间，三点钟吹叫鞭为号，各自进防空壕……走下院子里不合格的防空壕，为时两分钟。又一次是前天，我正在林老家里。事前并未知晓，忽听警报响了，大概是手摇警报机，声音全部从有线广播网传出。于是赶往大楼的地下室。部中(教育部)留下的人员和家属都到那里。那地下室，我还是第一次进去，大概比较安全。要把上面的五层楼炸穿，才轮到地下室……或许核弹也不受影响。……事后总结，说全部人员到齐八分钟，慢了。有些房间没锁上，还有桌上摊着文件的，这些都是缺点。我想，全城用警报发声，让全城的人演习，大概还不至于。如果来一次，各国记者都要认为重要新闻了……。(54页)那个时代政治和社会生活就是如此，这些都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记述。再如关于北京文化出版界之萧条，圣陶先生写信说:
今天去看杨东莼，他告诉我郭沫若新出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是扬李抑杜的。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写成的稿子。(390页)
我看浩然的书看了十六天，昨天下午看完，稍感疲累。今天上午，浩然与一个责任编辑同来，九点谈到十一点半。我把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跟他说了……他要化一个月的时间改，因为要删要增，人物还要调整，情节还要变动，很局促了……他还说起今年五月间各地要出的文艺书，说上海有三四种，北京除他的这一部还有一两种，听听都平常。文艺界够寂寞的了。(431页)报上发了出新书的消息。昨天叫永和去买，买到六七种。像百货店和菜市场一样，也排老长老长的队。久不出书了，一见出书，不管要看不要看，也是抢着买。(421页)再告诉你书店卖书的事，是前天钟季华来说的。在尼克松来京期间，书店里陈列出《红楼》《水浒》之类的书。买客看见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大概也引起些口舌。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钟季华说得好，书店里订出这个“卖而不卖”的办法的时候，她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老实人干老实事”。
昨夜浩然来，谈了一小时许。《金光大道》中旬可出，印数惊人。“人文”和“北京人民”两家共印一百万册。有十三个省、市、区订了纸型，每地以十万计，即为一百三十万册。(508页)
此外，《家书》中关于出版界的人物悲欢的内容就更丰富了，此不一一。叶氏父子的干校通信，对历史的认识和记忆都有直接性、相对性和时代性，《家书》处处闪烁着史料的光芒。
与父辈们一样，叶至善先生的子女叶小沫和叶永和也上山下乡，姐姐小沫在黑龙江兵团，弟弟永和在延安插队。《家书》中也充满了父子对晚辈的关爱和绵绵无尽的思念。与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他们姐弟俩下乡以后也经历了从热情、彷徨、苦闷到失望的人生历程。叶至善先生在一封信里说:
小沫和永和初去的时候，的确有一股劲，后来却逐渐消沉了。要不是他们有病，我一定会教训他们一顿的，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他们开初以为，边疆、农村，都像报纸上报道的典型材料那样，处处欢欣鼓舞。而不知道就是那些典型也是经过许多人的劳动和斗争才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一开头就那么好。碰到了现实，就不免这也不称心，那也不如意，意气就消沉了。(436页)
小沫因不适应东北的寒冷，病了好几次。要办病退回城，需要兵团师一级的证明。圣陶先生、至善先生在1972年的2月11、13、15、17、20、22、25及3月1、4、7、10、13、16、19、25……的家信中，几乎每封信都谈到小沫病退的事。圣陶先生在信中告诉至善:
“他们要我写一陈请的信给北京市，由他们签附意见送去。我也只好答应。”(419页)
“小沫的事，正不出我所料，得拖，得磨”(456页)。
“小沫的事，我也不去想它了。‘安办’总难免有官僚主义之讥。成不成，行不行，一言可决，何至于拖这么久不给人家一个了断呢？我在出版总署的时候说过，我们大家没进过衙门，没当过官僚，而现在已经颇为衙门化了，颇有点官僚主义了，可见这是最容易滑上去的道路，是人人‘不学而能’的。思之怅然”(472页)
关于小沫的事，后来老尹对满子说，留守处的意思，他们要我再写陈愿的信，他们拿了信再去碰。我也只好写。为什么以前写过一封再要写，弄不清楚。(420页)
至善先生在信中也无奈地告诉圣陶先生:
我一直不想让孩子的事，再叫爹爹操心。现在弄到不得不要爹爹操心，我心里也是不舒服的。请爹爹不要着急，更不要动肝火。只能这样想，能做的，我们就做，成不成，只好等着瞧。总希望能成吧。……(422页)
正如他们姐弟俩在卷首所述:
“爷爷爸爸对我们的思念和关心，鼓励和指导，也都留在了一封封信中——现在再看看这些信，平添了好多那个时候、那个年龄不曾有的感受，复杂的心情一言难尽。”(见卷首《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家书》)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又是由后人来评价的。《家书》中的父子俩，以独特的眼光和善良的心态，毫无雕琢，秉笔直书了“特殊年代”里北京政治、社会和文化及他们周围的人物悲欢、世态炎凉。《家书》既可以让我们更具体、更深刻地了解这一段历史，也可以作为这一段国史的旁证。
我从事编辑工作已32年，担任了诸如《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唐太宗传》、《岳飞传》、《张爱萍传》、《许世友外传》等重要图书的责任编辑，策划了《东方文化》近20个书系，衣带渐宽，历经出版的兴盛与辉煌，也曾经看过许多激动人心的画卷，但《家书》带给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也曾经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练了6年的“知青”，我除了心灵深处的共鸣之外，更是感佩叶氏父子的人格魅力，为我们留住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