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作者的书已出过多种，先前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近年也有再版。大约七八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这两本书时，就曾有人对书中所记史实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我未对之细考，但看到有些朋友(如现已在教授史料学的谢泳等)对书中的材料很当一回事，便暗暗有些担心。前几天，将新出的《阅世品人录》通读一过，对这位陈先生笔下的真实程度，可说是大致有底了。
不能说他所谈的全无根据，他写作时还是找了不少书面材料，也常常东抄西摘的；何况，他多年行医，和各方面都有交往，也确有些第一手的东西。但他缺少一种研究的态度和求实的作风，常把事情搅得很乱，前因后果被颠倒得无从辨别，而又真的假的听说的猜想的混成一团，经他那枝生花妙笔搅拌后和盘托上，这时，你要想从中找几条有根有据的史料，还真不是件容易事。
比如吧，在《阅世品人录》中，有一篇《胡适之书生从政》，其中说道:
汪孟周又告诉我，胡适从前到上海，认识了刘半农，结伴游乐，常到会乐里妓院中去。汪家与胡家是四代世交，他见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亲自到会乐里妓家，对胡适说:“你是青年的偶像，如你到妓院的事传开来，所有《胡适文存》及一切书籍，都没有人来买了。”如此劝阻，所以这件事没有张扬出去。不料后来胡适又认识了邵洵美，再度走入风月场中。这些事情，后来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中都有提及。
其实作者只要找一本《四十自述》翻一下，就会知道上面的叙述错到何种程度了。在他的自述里的确有少年时代吃花酒之类的记录，胡适后来的日记中也曾记有他在美国听说了当初相识的几位烟花女子的近况后的感慨，二者正可互证。但那是他十几岁时，去美国留学之前的事，那时根本还没有《胡适文存》，他也不是什么“青年的偶像”。把这段少年经历和刘半农、邵洵美等连在一起，就更让人觉得好笑。胡适自己从不讳言先前的荒唐经历，倒是作为出版商的汪孟周(邹)会害怕他以前的事被人知道而影响书的销路，这些话在酒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给作者听了，结果竟错成了现在这样。胡适研究者如再把这些材料当了真，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我再举一个例。在《秦瘦鸥文坛发迹》一文中，有一段写到了《文汇报》:
独鹤对徐耻痕被停职，极为反感，于是就在中国饭店中和大家纷纷讨论，说:“我们不如办一张报，让徐耻痕担任总编辑，定名为《文汇报》。”当时严独鹤、马直山、胡雄飞、余鸿翔等都是股东，这个报纸完全不谈政治，又因为想要经济宽裕，拉严宝礼等七人为股东，当时秦瘦鸥也想参加，但是瘦鸥的神经质脾气为大家所不喜，所以不欢迎他加入。
《文汇报》初创刊时，格调像《申报》一样，一些儿没有政治立场。胡雄飞负责兜广告和发行，地位相当重要。《文汇报》报头三个字，是雄飞拉我同去请谭泽闿写的……
这里有很多宝贵的材料，他所提到的那几位，确实都参与了文汇报的创刊；“文汇报”三字确是胡雄飞拉一位姓陈的名中医去请谭泽闿写的，现在知道这中医原来就是本书作者陈存仁先生。但创刊时的总编辑是胡朴安的侄儿胡惠生，并不是徐耻痕；而且不久即由徐铸成全面主持编务。报纸是在抗日战火中创办的，1938年1月25日创刊，28日就刊出了徐铸成写的第一篇社论《淞沪之役六周(年)纪念》，抗日立场极其鲜明；2月7日在副刊发表《平型关一役兴奋的回忆》；2月8日刊出徐铸成写的社论《告若干上海人》，警告上海工商等界的人不要投敌“去当小丑”；2月10日晚，报社遭到日伪的手榴弹轰炸。(见郑重《风雨文汇》一书，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版)由此可见，说文汇报“完全不谈政治”，“一些儿没有政治立场”，就太对不上号了。这很可能是当初胡雄飞拉他去请书法家写字时哄他的话，而他此后，也许压根儿就没看到过一张《文汇报》。那么，他对时势、舆论、政治等等的关心和了解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
在写秦瘦鸥的这一篇中，还有一段写到德龄公主，作者曾当面问她所著《御香缥缈录》中写太后看病挂一条线按脉是否真实，德龄哈哈大笑说:“我的书是小说家言，而且读者都是外国人，所以越是戏剧化，越是有人要抢来看，我明知挂线切脉是历来民间的传说，实际上绝无此事。”
看来，这话移至陈先生本人，也是合适的吧。他的书，本是小报的连载体，怎么好看怎么来，可靠可信与否本非第一要义。所以，其史料价值，也许只限于:作者让我们知道，某人某事，原来还曾有过如此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