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历史教育中对1949年以前国民党统治的妖魔化宣教，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对于民国史的一无所知或者主观臆造。就所谓民国史研究而言，我们似乎是在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制造历史。这并不是一种值得乐观的现象。对于中国大陆的汉语读者而言，如果不是近年翻译的少许民国史佳作，史学研究尤其是民国史研究可以说是非常令人绝望的。在这种情况下，柯伟林先生的《德国与中华民国》或许是这样一部让我们不再绝望的书。
柯伟林指出，“无论如何，它（中德关系）仍是国民政府在南京执政的十年当中所拥有的最密切、最富成果的对外关系。”（第299页）但说实在的，不管是就时间跨度还是就研究的对象而言，柯著都算不上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尽管这部著作的时间从1914年前后到1941年中国对德宣战，但其论述的重点一直是中德之间“交流十分频繁的另一个十年，即1928年至1938年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十年”（第3页）；就内容而言，这部著作包括了中德之间军事、经济、政治乃至文化诸多层面的交往，但作者论述的重心却一直在于以军事贸易为主的经贸乃至双边关系，正如作者所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德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的那段时光，很大程度上是确立在军备贸易之上的，而这种关系却以双方将在新的一场世界大战中成为敌对国家而告终。”（第299页）正是这种重点十分明确的著述思路，使得整部著作清晰自然，浑然天成，丝毫无冗赘偏题之处。
当然柯著还有更重要的重心，那就是作者几乎将所有的笔墨都花在了考察德国究竟是如何影响中国这一根本问题上。而牢牢抓住这个根本问题后，作者则发挥了其极其出色的史学功底，通过大量第一手的史料，具体地考察了同这个主题相关的所有问题，甚至具体到每一位军事或者经济顾问的聘请、每一份易货合同的签订、每一次德国企业家对于中国的考察等等如此细微的问题。并通过这些细微的触角，作者清晰地描述了每一次交往的具体运作。比如柯著中第七章“德国与中国的现代化”，在这短短的一章内，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考察了1935年～1937年德国对华贸易、德国进口中国金属矿的数量以及通过贸易、铁路修建、汽车制造、航空器材制造、化学工业乃至文化宣传在内的整个“德国的工业攻势”。我一直在假设，幸亏柯伟林先生很聪明地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德国对华影响这一块，否则一旦陷身具体交流事务运作的泥淖，恐怕这本《德国与中华民国》将“泯然众人矣！”
作者柯伟林的细心之处在本书中亦随处可见。比如第四章“国民党的工业战略”中对国防设计委员会渊源的查考。就其整个研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小到完全可以忽视的问题。但是柯伟林并没有忽视这个小问题，而是敏锐地意到，“一个出版于1943年的关于国民党工业政策的概要，和一位叫张其昀的历史学家都叫错了他的名字，分别称其为‘设计国防委员会’和‘国防计划委员会’。两者并都错误地断言，这个委员会最初是在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的。”（第103～104页）作者将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用简捷的文笔顺便廓清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但说真的，读完柯伟林先生的《德国与中华民国》之后，我感到的更多是历史本身的吊诡。比如在本书第六章作者论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时，作者引述钱端升先生的观点指出，“钱氏深入细致地研究了魏玛政体，认为那种共和体制是若干世纪以来德国政治发展的顶峰，能够经受得起最为沉重的打击。不巧的是，正在纳粹推翻该政权的1933年，他的书付印了，真可谓生不逢时。”（第179页）柯伟林在此并没有多肥笔墨，寥寥数字，却让读者于此不得不停下来反刍一下。
柯著最让人觉得扼腕叹息的还是本书的最后一节，“最后的努力”。当把这部分的阅读联系史实而揣度时，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不光吊诡，更是应了“太阳底下无新事”那句老话，一遍又一遍地重演，让阅史者忍不住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不得不拍案叫绝。我们都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是否对德宣战是有过很激烈的争论的，这种争论本身就以国内政争为背景，最终的对德宣战亦几乎与国内政界的完全分裂同时发生；幸好那次对德宣战中国站在了最终的战胜国一边，成为凡尔赛宫谈判桌上最孱弱的战胜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宣战前后，中国自身在此之前又面临了极大的分裂，最终的宣战亦成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统战策略，——希特勒决计与日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中国只有在宣战后才能名正言顺地从苏联、美国获得源源不断的军事经济援助。这一点柯伟林在“最后的努力”中说得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陈谦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