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汤用彤先生谢世近40年之后，《汤用彤全集》终于在世纪交替之际问世了，这是我国学术界的盛事。我作为用彤先生的一名后学，现已年逾古稀，面对这浩瀚的七卷本全集，百感交集，缅怀与崇敬难以言表。
我们常用“学贯中西”来称道一些著名学者的博学多识，但对于用彤先生来说，“学贯中西”就显得狭隘而不够用了。因为先生是我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先生并不是将中、西、印哲学与文化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而是着眼于三者的相互关系。他广搜精考事实，系统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汇的历史，总结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依据历史的经验和规律，对出现在国人面前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状况及趋势进行了高瞻远瞩而又切中时弊的考察，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在熠熠生辉、吸引我们去发扬光大的真知灼见。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建树和观点，构成了我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汤用彤全集》是用彤先生在上述四大研究领域(中、西、印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中的光辉成果和丰功伟绩的总?巳系统地展示了用彤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这就为今日的学术文化研究者在先生的著作里寻求指导和教益、汲取启迪和力量，提供了极为宝贵和极为难得的有利条件，也为对先生这样一位学术大师的思想及其发展进行科学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先生谢世后不久，正逢十年浩劫，先生这些大宗珍贵的书稿与手稿竟得以保存，不由得使我对其保护者致以特殊的敬佩与感激之情。
先生生前在中、印文化与哲学等方面，已有为数众多的论著问世，其中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在出版几十年后仍是公认的权威性著作。他在西方哲学方面，生前则只发表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与《希腊之宗教》两篇译文和一篇论《叔本华之天才主义》的论文。先生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研究、建树和贡献，主要体现在大学执教数十年内关于“哲学概论”、“西洋哲学史”特别是“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课堂讲演中。除“哲学概论”方面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刊印出来供学生使用的先生编写的“讲授大纲”一册外，其余全部内容都深藏在先生那容纳百川的脑海里，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零星几页先生用英文写就的讲课提纲。现在，《汤用彤全集》第5卷的“西方哲学”部分，除去已发表过的几篇论著之外，还收入了“哲学概论”讲授大纲，而特别有重要意义的，是刊出了“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听课笔记)和“英国经验主义”(听课笔记)。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借此窥见用彤先生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所构建起来的大厦之一隅了。
我对于用彤先生在西方哲学研究上的贡献及其深远意义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颇为长久的过程的。
1948—1949年，我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选修了用彤先生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门课程，同时听课的还有汪子嵩、张岂之、汤一介等。上先生的课是很紧张的，因为先生上课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式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语调也没什么变化，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是用英语；就这样一直到响铃下课。听讲者如稍一走神，听漏了一语半句，就休想补上，因此就只能埋头赶紧记笔记，生怕漏记一字一句。于是在课堂上，除去先生的讲课声外，就是学生记笔记的沙沙声了。先生这种独特的讲授风格虽然对我很有吸引力，但那时我对于先生讲授的内容并无真切的理解，对其分量更是无知，只是笼统地认为博大精深而已。
1982年，为了纪念用彤先生诞生90周年，我受汤一介之托，根据他和汪子嵩的听课笔记，将“英国经验主义”一课的绪论部分整理出来予以发表。那时我已从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多年，编著过有关的教材，因而在整理笔记的过程中，对于先生当年教学的认识和体会也随之加深了。我在“整理者按”中指出：“汤用彤先生的这些课程和讲演，为我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是他留给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哲学史界的宝贵财富。” 今天看来，这样的认识仍然很不够，还是比较抽象和一般
岁月飞逝，转眼到了1997年底至1998年初，汤一介与河北人民出版社委托我审阅和校订《汤用彤全集》中西方哲学部分全部文稿，使我有机会重新学习、认真思考先生关于西方哲学的深刻见解与巨大建树。我又根据汤一介、汪子嵩的听课笔记和用彤先生用英文写的笛卡尔哲学的讲授提纲的残页，以及张岂之的听课笔记，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听课笔记整理稿进行了校订与补遗。通过这次全面的校订工作，我对用彤先生对于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贡献及其重要地位，才有了比较合乎实际的、因而也是真切的认识。我在完成全部校订工作后致河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的信中说：“先生的论文、译文、讲授提纲和课堂演讲稿表明了先生在西方哲学上的精深造诣，有力地证实了先生不愧为一位学贯中、西、印的学者。它们是西方哲学东渐史中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至今仍保持着其固有的价值，对于今人传授和研究西方哲学依然大有裨益。”
现在，用彤先生的七卷本全集已立于案头，我不仅得以更广泛地阅读先生的各种论著，特别是先生关于文化问题和中印文化融合问题的宏文专论，而且回顾与反思当年先生讲课的内容，对于先生在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上的独特高超的品位顿觉有了一些更新的认识。
首先，先生对他所讲述的理性派与经验派诸家的哲学思想都要求有事实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哲学家们的原著。—般说来，先生决不按照他人的转述——哪怕是西方的著名专家的著作来安排教学内容，而是严格地按照所讲哲学家本人的主要著作(一种或两种，视具体情况而定)，以致先生的讲课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看作是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同时，在讲到哲学家某个观点或问题时，先生都要指明见其某本著作的某章某节或某命题(如对斯宾诺莎)。先生的讲授显示了其讲课有根有据、客观真实、可靠可信的鲜明风格，同时先生也仿佛是在要求听众亲自去看看原著，并这样地亲自检验一下、判定一下他所讲的是否正确，是否真实可信。
其次，先生的讲授虽然是严格按照原著，但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在通盘把握哲学家的思想和各方面(如有关时代思潮、科学发展、同时的和先后的哲学家的思想等等)的关系的基础上，以西方哲学传统所固有的通过分析和推论以求知求真的精神和方法，再现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换言之，先生要求他所讲授的内容应有客观的真实性，不是那种表面的、细枝末节的或形式主义的真，而是运用科学方法所达到的本质的、整体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在先生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不重分析、也不从事分析，与此相反，重分析、重逻辑、重方法则是西方哲学传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所以先生对哲学家关于方法的观点和所使用的方法特别重视” ；在讲到任何一个哲学家时，不管他是理性派还是经验派，开章明义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方法”。先生本人非常重视分析，也长于分析，在这一点上可谓得了西方哲学的真髓，正是这种“分析的头脑”，使他区别于和优越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如先生在进入笛卡尔哲学之前，就以题名为“心理学的分析”的一章，对笛卡尔所使用的思想、感性、想像等心理学的名称进行分析，以一方面辨明它们在笛卡尔哲学中与现代的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揭示它们在其哲学中的多种用法和含义。而在讲了笛卡尔关于心灵和物质的观点之后，在进入其心物关系学说之前，先生来了一个总结，指出笛卡尔哲学整个为二元论所笼罩，并从其心物二元的总根子里分析出了心物关系上的六种二元对立(外物与心理，观念与心理，感性、想像与观念，灵魂与生命，意志与纯粹思维，物质与运动等)。
再次，先生在讲授中对哲学家的某种根本的观点或原则，总要作一种客观的质疑，其形式或者是摆出哲学史上对其提出的批评或反对意见，或是通过先生自己的分析指出其理论上的困难。一般说来，他只是客观地陈述其疑点或问题，而不对其是非作主观的判决。先生的这种态度也许是来自他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性的理解，因为没有一种哲学的原则或根本观点能免于批评和反对，但同时这种规律性本身，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又是驳不倒的、永恒的，并活生生地保持在现代的哲学里。同时，先生的这种态度也给学生留下了发展理论思维兴趣的空间。在《哲学概论》讲授大纲中，先生的这种客观质疑方法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频繁。如“真误”这一章列举出了西方哲学史中关于真理标准的四种学说——相对说(即符合说)、自明说、实用说和贯通说。他对每一种学说都提出了质疑，而没有对其是非做出主观的最终判决。但是，这绝不是说先生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张或观点。如在讲到“休谟哲学的两个解释”时，先生针对康蒲•斯密(KempSm“h)把休谟哲学解释为从洛克而来的一种信仰一情感决定论的观点，列出事实进行了反驳，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赞同kemp对信仰的重视，但不同意他关于休谟把哲学放在新的情感的基础上的观点。”
最后，先生讲授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时，只是对这些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而不言其“用”，无论是“今用”还是“中用”。其故安在?当时是不明白的。现在学习了先生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从先生对“中国轻视应用，故无科学”的观点的驳斥中，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先生说：“西欧科学远出希腊，其动机实在理论之兴趣。亚里士多德集一时科学之大成，顾其立言之旨，悉为哲理之讨论。……希腊哲学发达而科学亦兴，我国几无哲学(指知识论、本质论言。人生哲学本诸实用兴趣，故中国有之)，故亦无科学。” 理论的兴趣推动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而“哲理之讨沦”本身即体现着—种最纯粹的理论兴趣。也许在先生看来，培养和发展这种理论兴趣，就是哲学本身固有的“用”，舍此而求其他的用，就只能是本末倒置，画蛇添足，埋没真理了。
总起来说，先生之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对象，即作为一门客观的学问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讨。这不仅是由于国人对西方哲学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而且是由于“我国几无哲学”，因而就更应采取虚心的客观态度，将其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研究之。在当时“西化”成为时髦、“中国文化本位”呼声四起的情况下，先生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态度真可谓特立独行、独树一帜，在这面旗帜上写下了“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这样一句掷地有声、颠扑不破、气势磅礴、意蕴精深的至理名言。先生抨击当时学术研究之弊病说：“时学之弊，日浅，曰隘。浅隘到是非颠倒，真理埋没；浅则论不探源；隘则敷陈多误”，就如“现在时髦之西方文化，均取其一偏，失其大体”。既然如此，又还能谈什么东西文化之同或异呢?先生不禁慨然叹曰：“时学浅隘，故求同则牵强附会之事多，明异则入主出奴之风盛。”先生对症下药，认为就西方哲学方面而言，补救之道惟在于将它作为一门至深至精的学问而“深造”之，也就是要在广搜精求有关材料的基础上，理解和把握其“大体”。这些见解发表在上世纪的20—40年代，先生就是本着这样的见解和精神，在这一个时期里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和传授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先生留下的有关西方哲学的讲授大纲、课堂演讲录等等，体现出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对于国人应如何对待、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的真知灼见，理所当然地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中占有其不可忽视的特殊的地位。
用彤先生在讲坛上的音容风采依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但岁月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50余年来，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虽历经风雨沧桑，但还是向前发展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西方哲学的认识，还是没有超出用彤先生对当时的西方哲学研究所作的评估，依然处在“初来”、“表面”而“不深入”的状态或阶段。为了超出肤浅与表面，达到对西方哲学的“大体”即其本质、全体和真相的理解与把握，我们实在有必要向用彤先生学习，认真思考他在西方哲学东渐中所倡导的“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的真谛，像他所志所行的那样，广搜材料，精考事实，探本寻源，求实求真，平情立言，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真正走上学术化的道路。
原载：《学术月刊》2001年 4月号，总第383期，第86-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