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多次谈到“文革”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是社会进步的“反面资源”。他说，我们政治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就“来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又说“‘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人们的心头，不妨说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反复有所表现……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这些语重心长的话，现在读来，仍是如同醍醐灌顶。
当代的蒙昧是指长期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未能接受现代文明，脑子尚停留在前现代。这是长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和愚民政策造成的，中国有两三千年这样的历史，造就了亿万个性不成熟的人们很少独立思考。他们易于被统治者玩弄股掌之上。像“文革”这样大哄大嗡的“群众运动”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形成的。蒙昧者不知道自己一些行为的目的，正像哈维尔所说，蔬菜店老板在自己店的橱窗要挂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一样。“文革”中许多政策触动了人性之恶，蒙昧者被无名的嗔恨所支配，喊打喊杀，“格杀勿论”“砸烂狗头”“火烧、油炸”一类标语触目可见。实际上，由于蒙昧者是对自己处境不满，往往被“恨”所笼罩，而且并非因为有“爱”而恨，那些口头的“爱”不过是恨的标牌而已；“文革”中除了圣物以外，一切都可以成为嗔恨的对象，举着“砸烂旧世界”旗帜，扫荡一切文明，造成了空前未有的浩劫。在恨的冲动的驱使下，不仅昨日的师长、朋友，今日就能拉来揪斗，甚至一家子里面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可以反目成仇。在“红八月”期间，我亲眼见过老父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地“劳改”，儿女就是挥动皮带监督他们劳动的红卫兵。从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把×××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话来看，人们要积攒多少怨恨，才能发出如此决绝的不共戴天之声！？人可能因爱而有恨，但恨不能作为办事情的出发点，要造就和谐社会应该从爱出发，这样才不至于导致社会的撕裂。
蒙昧者的眼光极其狭隘，色彩分辨率极低，五色斑斓的世界，只视作黑白两色。纷纭复杂的世界被分割为“好”“坏”两极，凡附我者就是好，反之则坏。其看待人群上，把芸芸众生分为敌我两极，整日念兹在兹，成为不可一解的情结。凡事先分“敌我”，缺少应有的是非观念，而且稍有异议，就以敌人视之。如何把所谓的敌我分开，最简单的就是给对方扣上一顶侮辱性的帽子。“文革”最初还说是整“三家村”“四家店”的“黑帮”，只要是被批斗，马上“荣膺”一顶 “黑帮分子”的帽子。后来帽子越来越多，如：地、富、反、坏、右、敌、宪（当过宪兵）、伪（日本时期做过事）、警、特、僧、道、巫、尼、娼等共十五大类。这还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还有新揪出的：特务、叛徒、走资派，更扩展为工贼、内奸、臭老九等以及五花八门的政治帽子，还配以各种侮辱性的标志。如戴高帽、剃阴阳头、较长久的是胸前挂上牌子。由于揪出的“敌人”太多，单位“牛棚”（牛鬼蛇神居所）住不下，个别的允许回家。但得挂着牌子回家，第二天上班时，把牌子夹在自行车座子上，到单位门口，拿出牌子，挂在脖子上，弯腰躬身进单位。此情此景，尚历历在目。扣政治帽子的目的有二，一是分门别类，让“革命群众”分清敌我；其二就是侮辱，让“革命群众”看看，这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使他们有所畏惧。这种乱扣帽子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尊心和人格。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当时乡绅最怕农会给他们戴高帽游街，因为一游街，颜面扫地，从此不能做人。“文革”被扣过帽子、游过街的人，数以千万计，给多少人心灵上造成过伤害？粉粹“四人帮”后，常贵田说的一个相声就叫《帽子工厂》，反映了恢复正常的人们对于这种做法的憎恶。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们大多对扣政治帽子行为很反感。
蒙昧者处理问题则迷信暴力，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先是语言暴力，人类创造的一切具有威慑力的词汇，倾巢而出，再加上侮辱性的污秽语言，充斥在人们的口头，甚至报刊。例如被一位学者举证的当时在多家报刊刊登的《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一文，其中就充满了暴力语言和污言秽语：“这简直是放屁”、“砸烂它的狗头”、“大反扑的狂吠声中”、“混蛋们你们听着”……这像一个文明人所为吗？人们所处是个文明环境吗？！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孔子也用的是这一套，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暴力语言之后，就是暴力行动，一言不合，便要开打，北京是中央所在还好，武斗只是大刀长矛，而外地，例如四川不仅机枪手榴弹，连坦克车都出动了。１９７９年，我去成都出差，武斗的炮弹皮还有嵌在街道两旁树皮上的，青羊宫的墙壁上还有弹洞。时过境迁，“文革”流行的许多词汇消失了，但“打砸抢”留下来了，这个词的全称是：打砸抢抄抓。现在写到这个词我都能闻到它的血腥味，血腥正是“文革”的特征。
那时政策上也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说什么“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只能触及皮肉”。这句话生动说明“文斗”也是一种“鞭刑”，不过它更深刻，不满足于只抽打皮肉的“武斗”，还要更进一步地拷打平民百姓的灵魂。为什么这一批人就有权力抽打另一批人？当时的解释，被拷打的都是在“灵魂”上不够好的人，或者有历史问题的人。于是，一群自认为身世清白、思想够好的庸众就担任行刑者，或说思想上的杀手。其目的是迫使人们的思想“归一统”。至于结果如何，后来的发展人们都看到了，这里不赘述。其实，许多处在上层的人士，甚至包括“触及灵魂”的发明者都懂得，改变人的灵魂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更应认识到思想多元的必然，互相宽容，不要弄一部分人去改造和批斗另一部分人，这样不仅使得被整的人蒙冤，更荼毒了整人者的灵魂，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上面所说，在青年人看来也许是陈谷子烂芝麻了，然而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谈到这些还都有切肤之痛。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最初的日子里，虽然经济还有困难，社会还有乱象，而且三十年遗留的问题成堆，可是社会是团结的，人心是蓬勃向上的，因为人们对“文革”灾难记忆犹新，对于类似“文革”的过激的、暴力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有所警惕。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年了，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的改革的滞后，人们对于“文革”的基本特征——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极端主义淡忘了。前几年听说，有的领导人在人代会小组会谈起“文革”时期内斗的残酷，感慨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这几年因为与媒体打交道多，认识的青年人不少，对此深有同感。因此我们要对“文革”思潮的特点、它的残暴丑陋经常讲，使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此有所警觉。这些日子里，社会上和网络上的表现，有哪些故态复萌？有哪些是旧技重演？这是值得举国深思的，特别是经过“文革”的老年人。
三十多年前常说，“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古人云“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一次“文革”，已经举国难支，几十年攒下的家当（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几乎扫地以尽；还要预约再搞！？然而这“七八年”之说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一个估计，因为社会矛盾的存在，人们内储的因压抑而形成的能量如果没有正当的、及时的出口，到一定时间就会激化，就可能演化为无序的、暴力的、期盼上下易位的“群众运动”。当时这被视为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方式，即所谓“大民主”。它仍然是“周期率”的反映，当政者希望通过有控制的“小乱”，释放能量，以避免失控的“大乱”。然而，大小之间，如何划线？“控制”和“失控”之间如何操纵自如，都在未定之天。我认为避免社会动乱的最佳途径还是建设法治社会，进行公民教育，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但应该从当下做起。
□ 原载《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