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美姬：中国经验与“另一种”文化研究的可能
——墨美姬（Meaghan Morris）教授访谈
来源：采访者惠赐
时间：2007年6月16日 地点：上海大学
采访人：张春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生）
王颖（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博士生）
被访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墨美姬（Meaghan Morris）教授，现任国际文化研究学会会长。研究领域：电影与媒体，历史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国族与全球化。
张春田（以下简称“张”）：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您在文化研究领域已经工作多年，能否先谈一下您的教育和学术背景？
墨美姬（以下简称“Morris”）：我来自澳大利亚，我本科的专业是英文、法文、古典希伯来文和圣经研究，在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获得了一等学士学位。然后，我想到其他国家去看看。在1970年代，长途旅行对于不是很富裕的人来说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决心去法国念研究生。1975年我申请到了法国政府的奖学金，来到了巴黎。开始在巴黎第八大学万森纳圣德尼校区（University of Paris VIII, Vincennes）攻读硕士学位。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那时就在那里教学。那个时候很幸运，因为我们可以去修读德勒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福柯（Foucault）、德里达（Derrida）、拉康（Lacan）、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课程。只要你是法国的大学生，你可以自由地去听这些课程。那时候，知识生活是法国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在那里待了三年。当我回到澳大利亚，我并不想马上直接去读博士学位，因为想重新进入澳大利亚的现实生活。我为报纸工作了八年，主要作为一个影评人，同时也是一个电影记者，那时澳大利亚的电影工业非常发达。所以在工作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文化政策方面的知识。虽然那时我们还不用“文化政策”的词，但是我们讨论电影政策，一些基本原则，文化生产和政府的关系，等等。我在实践中学到很多东西。做了八年的全职电影记者后，我逐渐感觉到厌倦。正在这时，我受到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密尔瓦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二十世纪研究中心的邀请，去那里做访问教授。此后，我在美国好几个大学以访问教授身份从事了一些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90年代我回到澳大利亚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大学任教。2000年我来到香港岭南大学工作，到现在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七年。
在学术背景中，我想特别提出的是，1992年我在台北参加的“踪迹”（Trajectories）会议，那是第一次亚洲文化研究会议。后来我参加了所有的“踪迹”会议，这些会议有很大影响，也构成了“亚际文化研究学会”（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的前身。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学术环境，比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更有意义。那些项目使不同的地区和文化得以互动。这也是我决定在香港工作的重要原因。
张：作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讲座教授，能谈谈您在岭南大学的工作和开展的项目吗？
Morris：岭南大学是一个以主要为本科生提供人文教育（liberal-arts）的大学。我去那儿试图帮助建立文化研究的项目。那是面对普通学生的文化研究训练。对象不是那些要从事专业研究的学生，而是那些香港未来的公民，正是这些普通学生决定着香港的未来。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不仅因为我们必须在亚洲语境中重新思考文化研究，而且把文化研究当作一个终生学习（life training）的计划。学生将做很多事情，尽管他们可能不会成为学者。当然，我们面临很多困难。因为今天的大学教育已经逐渐围绕研究生和研究训练而展开，学术机构的经费也主要投放在那里。谈教学的重要性，似乎在今天已经过时了。但是我想最好研究学者应该投入到面向普通学生的教学中。在现在的大学生态中，这个想法显得很困难，但是这是我们想在岭南大学尝试的。
另一件我们在做的工作就是建设群芳文化研究和发展中心（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推动创新研究和社区服务相互作用的地方。因为岭南整体上是以社会服务和本科教育为中心的学校，我们中心也决定和其他研究机构合作，不过主要不是那些研究性大学，而是那些在高中工作的人、社会工作者、媒体工作者以及文化政策领域工作的人员。你能采用各种工作取径来进行文化研究。以上两项就是我在岭南大学七年开展的主要工作。
张：您在这次亚际文化研究2007上海会议中，主要有哪些学术活动？
Morris：我参加了两个小组。一个是“超越黑与白：中文社区中的移民与族群相遇”，我做了一个关于从澳大利亚人的视角看中国繁荣问题的报告。我还要主持最后的总结圆桌会议，学者们会反映他们在会议上的体会和思考。
张：您怎样评价这次亚际文化研究2007上海会议？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国际交流？
Morris：在中国大陆召开这样的会议，让我们都非常兴奋，这会将亚际文化研究推入一个新的水平。一些人也许曾担心在中国大陆召开这样的会议会不会很有效，因为原来语言障碍一直是一个问题。这几年我在中国大陆参加了好几次会议，组织者很用心，但是本地学者和外国学者之间很难有实质性的沟通。有时候，没有人把会议的讨论翻译给“老外”；还有时候， 外国学者做了很长的发言，但是通常只被简要地翻译成几句话。最糟糕的是，中文的论文很少被翻译出来。外国学者会觉得他们的出席仅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这样交流就比较有限。但是这次上海会议很不同。我想因为亚际文化研究协会一直很重视不同语言的翻译，所以我们之间的沟通相对充分。
我三周以前来过上海大学做演讲。这里的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有很好的问题，并且对于这个领域的前卫问题都很熟悉。我想这次会议将对未来的文化研究产生影响。现在学术网络已经很开放了，使人们有可能比较深入地分享彼此的经验。
张：您对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未来前景有何期待？
Morris：我知道在上海有一些学者正在探索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但这不是唯一在中国大陆进行文化研究工作的团体。已经有好几个文化研究的项目正在进行，比如戴锦华教授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汪晖教授在清华大学进行的项目等。他们都开展了很多年，而且都不一样。这些计划同时进行，而且彼此作用。我想只要中国大陆的学者能够认真、深入地反省中国大陆正在经历的巨大经济和社会转变的文化含义，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将对全球都有重要的意义。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现在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但是，在知识和文化生产上，中国大陆与其他地方似乎还存在一些区隔。文化研究正是在这方面能有所贡献的重要场域。
比如汪晖的著作，对于西方做全球化研究的人有较大影响。因为汪晖揭示了中国现在经历的变化——贫富差距、新富人阶层的出现、全面市场化等问题——并不孤立，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部分，跟世界其他地方有某种共通性。但是，中国的巨大规模和战略地位，又使得它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议题。我期待在中国大陆开展的文化研究能够更为关注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向度。
这个世界很需要出现“另一种”文化研究的方式，而不仅仅是通俗文化研究。在西方已经有很多简单的“通俗文化”研究（“popular culture” studies），那可能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年轻人通常喜欢做媒体、大众文化研究，消费等方面的题目。但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我想，像王晓明、戴锦华、汪晖教授他们开展的工作聚焦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状况，把凝聚中国经验的知识发掘和传播开来。这是很有价值的。
王颖：您具有澳大利亚的背景，多年来持续参与亚际文化研究。您怎样看待您的澳洲背景与介入亚洲文化研究实践之间的关系？还有，澳大利亚和亚洲的关系非常特殊。有人认为澳大利亚是亚洲一部分，有人则认为应该用另一种框架来定位，请问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和亚洲之间的知识互动？
Morris:很有趣的问题。首先，这两个想法都是有理由的。澳大利亚当然可以被视为亚洲的一部分；但它在政治体制、历史传统等方面，和亚洲国家确实存在很多不同。澳大利亚又是一个“原住民的大洲”，澳洲有很长的本土的历史。对我来说，观察这两种关于澳大利亚“位置”的似乎相互矛盾的表述，是有意思的。
在过去一些年中，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和亚洲的互动，一直持犹疑不定的态度。在1990年代早期，工党政府鼓励澳大利亚人把它们当作亚洲人。但1996年，政府变换了，文化上也趋向于保守。澳大利亚一般民众在情感上对亚洲的认同，甚于对美国的认同。不过，很多人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是遥远的前景。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工作者，我想当代中国的崛起及其政治文化影响，也是我未来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