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岑先生：接读来书，承以大著《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见示，嘱为答书，也把自己的学问生活一说，盛意极感。先生许我为“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实为知我之言，我决不谦让。别人颂扬我的，每说我学问好，那是我最怕听的话。这种话我听到一番就要羞愤一番。我自知我的学问实在浅薄幼稚得很，几乎说不上学问两字；但学问是我的嗜好，我愿意用全力去研究它，这是自居不疑的。现在先生嘱我作一个自白，我也很愿意；只是我心中好久充满着悲感，一想到就要垂涕而道，请先生不要嫌怪才好。
我是一个特富于好奇心的人。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喜翻看书籍。我的翻看书籍，并不是要功课做得好，得着长者的赞许，只觉得书籍里的世界比我日常所处的世界大得多，我遏不住我好奇的欲望，要伸首到这大世界里探看一回。这时候因为屡把教师和尊长的书籍翻弄，惹起了他们的厌恶；我叔并在书架上贴一个纸条，写着“双庆（我的小名）不许翻动”。我的姑丈家里有一个黄金阁，是藏书的地方，我一到了他们那边，就上阁埋头翻书，他们呼唤只是不出来，这事传为亲戚间的笑话。十一岁时，在旧书庙里寻到一本《湖北官书局书目》，觉得上边的书名都很有趣，就拣了价钱最贱的书向书铺里买，哪知没有。买了一本《西洋文明史要》回来，我父见了，说道：“这是你不懂得的，买它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自己实有买这本书的要求，至于懂不懂乃是无关重要的。这是我所买的书的第一部，使我不能忘记。那时我并没有钱，只是在新年中可以得到一宗收人，就是长辈给予的拜年钱。我把这些钱瞒了家人，到书铺里畅畅地拣择一番；又不敢把头米的书一时带回家去，就存在亲戚家里，悄悄地一本一本地携归。所以每一个新年里我很可添些书；余时只要在长辈处得到一点零星钱文也就买。十六岁后进了中学，更是尽力买书，什么书都买，只要价钱不甚贵的。有一年，负的书债竟至二百余元；不敢向家中要钱，只是在同学问张罗。现在想着，也觉得那时大胆大了；但那时并不想将来如何还债，只要带到家里，摩拳拂拭一回，也就快意。所以有许多书，年底结账拿不出钱来，依旧还给书铺完事。到现在，由我亲手买来的书已有万余册了，反成了一个累赘，一年中总有一个月的工夫做了书的佣仆。
我的第二个嗜好，便是游览。我所以欢喜游览，原和书籍一样，为的是要伸首到大世界里探看一回。在七八岁的时候，最盼望的是扫墓，因为扫墓时可以到离家较远的地方。这时看见了很大的湖，很高的山，很茂盛的树林，建筑物另有一种样子的乡村，心境的开展觉得不可言说。后来学校中旅行，也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我们到了一处，游了四五天，别人倦了，我还是兴致勃勃，觉得归去总是一个遗憾。团体的行动没有法子违拗，过了些时我就独自前往。我独游时当然没有多钱，只是过很苦的生活，但心中更觉得畅快。到现在，我很愿作研究历史的旅行，可惜这种机会是不易得到的。
在中学校的时候，我对于读书完全是一种兴致，并没有什么目的。所以读的书泛滥无归，随读随忘，一点没有着落。现在想去，只有一点可取处，就是因为什么书都看，无意中把眼光放得很大，不屑做书本上一家一派的舆台了。民国二年，进了北京大学预科；那年的冬天，章太炎先生在化石桥设立国学会讲学，我也报名往听。我向来对于教师讲书，总不甚留意，以为与其听他讲不如自己看书的明白，但这一回因为太炎先生的名望很大，所以竭力摄住了精神听讲。不幸太炎先生给袁政府捕去，这个讲学会仅仅开了二十余天。可是在这二十余天之中，他已经给我一个为学的骨干。他主张一个人为学须有宗旨；又说：“约的病仅止于陋，博的病至于胡乱得不成东西”。我从前的读书虽并不希望博洽，但确是没有宗旨，所以脑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连贯不起来。经了这一回的提示，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我想我的为学，无论什么东西都好看出它的地位，不肯随便舍弃，满眼都是史料，可见自己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就要勉力做史学。那时我很想作一部中国学术史，名为《学览》，粗粗定了一个目录，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分类标题，预备聚集材料。但一方面搜集材料，一方面须要有整理的方法才好；整理的方法应该怎样，太炎先生的著作与言辞中均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所以在民国三年以后，我很把治学的方法深思过几年。只是凭空组成的方法自己总不能满意。这般的访惶觅路，耗费了好多时候。民国六年秋间，胡适之先生到北京大学来担任中国哲学功课，一般同学都很奇怪，他们说：“西洋留学生如何会讲中国哲学广我初时也存此想，但后来愈听愈感动，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人我意中。从此，我不但有了治学的宗旨，更有了治学的方法了。我从心底里发出快乐来，愈加增我研究学问的兴趣。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曾用这个方法整理过，现在用了这个方法去做整理的工作，真不知可以开拓出多少的新境界。
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有六年多了，在理，我既有此趣味，又有此热忱，应当在学问上可以深造。不幸我遇适之先生那一年，即是先妻得病之年，那时南北隔阂，忧思悲愤的结果，竟成就了失眠的病症。从此，接二连三的家庭中发生事故，居住的地方和服务的机关也经过好几次的更换，我的生活至今不曾安定过。生活不能安定，失眠之症也就不会好，有时候一触即发，有时候不触亦发。别人夜中读书作文是一个很静美的境界，唯有我，这个静美的境界只得听它默默地流去了。日间呢，自从毕业之后，人事日繁，社会上责望日重，加以职务上的制限，很不易找到空闲。偶然生几天病硬把人事停歇着几天，在病榻中翻读几卷书，就觉得非常快乐。犹忆先妻死的一年，我的刚周岁的次女寄养在我的叔母处，有一天，她因事把我的次女送交我妻，同眠了一夜，这一夜我的次女的喜乐真是难以形容，看着她的母亲就笑，扪着她的母亲又笑。我回家时，我妻把这事告我，眼泪也进出了。我现在对于学问的眷恋，何啻襁褓之儿对于母亲的眷恋。但因了种种的牵制，竟把我与母亲分开了；偶然同眠得一夜，心花就要怒放。可恨同眠的机会真是太难得了！
想来先生看到这里，一定要说：“你真太不知足了！你何曾离开过书本？”固然，我毕业之后服务的机关是图书馆，编译部，研究所，始终不曾离开过书本。但不离开书本不即是不离开学问：因为不离开书本只是受事务的驱遣去检查书本，不离开学问乃是我常得运用学问去驾驭事物。三四年来，我心中想研究的问题不知有多少，但能去研究的究有多少？我自己觉得我的学问骨干的实质还极薄弱，想多多吸收材料，但至今吸收了多少？我很想把我的生活上了轨道，使得研究的工作可以一步一步地进行，但上轨道的事情可在何年实现？三四年来，我在口耳之间未尝不得了些新东西，发表的文字也曾因人的强迫而作了几篇，书籍也曾得人的酬金而编成数册，但这些终究是畸零琐碎的，不成熟的，替人家做的，算不得学问。我们苏州有一句谚语，叫作“猫头上抓抓，狗头上拉拉，”我现在正是天天做这件事。若是拉拉和抓抓可以算作学问的，那么我确是在学问的生活之中了；否则恐怕这正是章实斋先生所骂的“横通”呢！
我有一个癖性，凡是一件应做的事没有做，就觉得肩背上压着一些重量；等到做了，这身子就得一轻。我自从立下了这个为学的志愿，到今已有十年，但十年中能有多少时候称心做去，老是看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肩背上一天一天地加重；到如今，我真要担负不起了！我也想大声地呼唤：“我要压死了！有谁人肯来救我？救我的方法，就是供给我为学的费用，替我向社会中赎出这个身子。”然而谁人肯应呢？亦谁人能应呢？要是我做了外国人，我要研究学问，有政府的供给，有富人的资助，我不怕达不到这个志愿。但在现在的中国又如何可以作此想望呢！在此时此地去求人，结果无论你说得怎样的纯挚，只博得别人的鼻里轻轻的一嗤，又微微地笑道：“谁有闲精神管你的闲事来！”
总结一句话，我现在所有的烦闷完全是志愿与生活的冲突。我自问在学问上是一个可以有为的人，只是社会上不能顺了我的性情用我，几乎把我的才具放在铁匣里封锁了。我在很无聊的时候，也未尝不想：“我的苦是苦在志愿上；要是把这志愿打消，只随着别人混过一世，这个痛苦也会没有的。”但我究是一个不会过混混生活的人，所以一转身又觉得与其混混而消除痛苦，反不如保存这志愿而加增痛苦为有意味了。然而永久只能保存这痛苦，永久只能注目在将来，作一个空浮的想望，到底也没有什么益处。“我的一生究竟如何？”这是我常好自问而又怯于自问的一句话。石岑先生！这一句话我也不希望你代答，因为明知这是代答不来的；只希望你知道我的心中长有此一段痛苦，推想世界上有许多同样的人有志于学问而不得成就的悲哀，发一长叹，我也就感激你对于我和我们的同情了！
顾颉刚上，民国一三年一月二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