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推拿》：常态的文学写作
来源： 《光明日报》 2011年9月5日
好小说都有朴实的地方，这种朴实表现在作者不以势压人，不装腔作势地摆姿态、发宣言，而是很诚实地照自己的经验行事，将自己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书写出来。毕飞宇长篇小说《推拿》的感人之处，就在于这种平实。
小说相对于人类历史的叙述，照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说法，都是叙述的艺术。但同样是叙述，小说家的视角与历史学家的视角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区别不在于小说家叙述的是一种可能的真实，历史学家叙述的是已然的真实。依我看，小说家叙述的是凡人小事，而历史学家叙述的是大的人类时空中经历的变迁。尽管现代西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注重于微观世界和人类日常生活的变化，但与小说家眼中的细节相比，历史学家的叙述总还是显得宏大。
毕飞宇的《推拿》是很“小”说化的文本，几个盲人，围守在一间门面不大的推拿室里，这中间有夫妻间的温爱与矛盾，有情人间的猜忌和分离，有残疾人的艰难生活，也有普通人的烦恼，总之，与很多追求戏剧化效果的大悲大喜的英雄剧不同，《推拿》是以小叙述表现小人物。这种小说结构特点，在当代小说中并不是毕飞宇的首创，只不过毕飞宇与同类作家作品相比，有他更为独特的地方。
其实，早在《推拿》之前，人们已经领教了毕飞宇小说艺术的独特性。他的《玉米》、《玉秀》、《玉秧》以及《地球上的王家庄》，之所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在于他处理这些原本被小说家写滥了的农村题材时，融入了毕飞宇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很长一段时间，毕飞宇是以“新生代作家”的身份登场亮相，但毕飞宇与很多“新生代作家”的区别在于，他不是在变异和断裂中寻求文学写作的突破，而是在总结以往的创作经验的过程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表现对象和文学风格。因此，毕飞宇不是以戏剧性的断裂来表达自己的文学关怀，而是以贴近生活常态的近乎零距离的笔触，表现农村生活和那些与乡村生活经验有血脉关系的日常人伦。
在《推拿》写作之前，毕飞宇已经被很多人赞誉为当代年轻作家中书写农村生活经验最出色的作家。而《推拿》的出现，尽管故事的背景从农村转移到了深圳、南京，但这些现代城市生活经验在毕飞宇笔下并没有转向物质主义的欲望宣泄，而是依然约束在一种较为封闭的小空间中作常规的处理，以小叙述的形式推进故事情节。
在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沦为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今天，毕飞宇遵守的是一种文学写作最传统的行业操守，也就是以人物为中心，将人物、故事、细节写深写透。所谓写深写透，就是作品的人物、故事、情节，要有一种作家自己的体会和发现，就像是手工作坊中的一件件作品，带有手工作业者自己清晰的风格烙印，而不像机器制品，创作者个人风格是消失在制品中的。毕飞宇的这种创作方法凸显的是作家个人经验的发现，就像他在《推拿》中，对推拿手法出神入化的描写，大大扩展了小说想象空间，从原来较为具体的情景描写升华为一种文学的抒情性描写。
小说作为一种阅读艺术，它是以文字为中介，构筑作品，诉诸读者的阅读快感。这种小说艺术最基本的要求，在毕飞宇的同时代作家写作中，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得到贯彻。因为影视媒体的强势介入，很多小说写作免不了有一些影视话语的痕迹。但毕飞宇是一个坚定的文学本位主义者，他的《推拿》没有影视话语的痕迹，在一个跨界写作成为时尚的文学世界中，《推拿》带给人们的是纯粹的阅读快乐，它让读者领略了文学的语言之美和巨大的扩展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