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芳：罗孚与他的作品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罗孚九十岁的时候，也许真正感觉到生命的局促，他第一次集中出版了他大部分创作成果，一百四十万字、七部作品。原来计划最后一本是诗集，但由于体力的缘故，诗集的整理工作一直无法如愿完成，读者只能从《燕山诗话》中对罗孚的诗情略见一斑。
上个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罗孚在北京以柳苏闻名，那时候他羁留北京，出入于北京声名显赫的文人圈子，十一年后，罗孚回到香港，以北京故事和文坛旧闻为主，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在中央编译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罗孚文集中可以看到，由此一种别样的历史形成在他一百多万字的文集中。
罗孚讲述的故事主角大多已不在人世。这些以文学艺术创作为核心的群体，其影响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与罗孚一样多少是带有激进思想的左派文学青年。他们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人物，虽然历经波折，八十年代后至九十年代，他们又成为二十世纪最具创造性的一个群体。罗孚的生平与这群人有诸多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则是罗孚解放后主要为香港《大公报》服务，擅长写专栏文章，加上浓厚的文史和艺术方面的兴趣，探索与文学相关的历史，记录文坛见闻也就成了罗孚乐此不疲的事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意外滞留在北京的十一年，是罗孚创作上最为辉煌的十一年，此时他已经心无旁骛，有充足的时间思考、研究历史，阅读大量作品；与他心仪已久的北京的文学艺术家如聂绀弩、杨宪益、黄苗子、丁聪、吴祖光等频繁往来。他这一时期的写作涉及到中国重大文化事件、人物的历史回顾、时事感言、文学评论以及与文坛顶级人物的交往等，沉浸于往事与现实交汇中，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因其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或揭示某些重大事件背后的诸多因素，具有较强的历史现场感。与他较早写作的散文作品如《西窗随笔》有着较大的反差，他已经从对大时代充满急切盼望之情转变为内敛、冷静、深入的思考与观察，这些变化清晰地体现在《燕山诗话》、《南斗文学高》、《北京十年》等作品中。据了解罗孚的人说，罗孚是一个安静的人，这与他对自己的定位有关，就如同罗孚在《北京十年》后记中所写“主要是写人家的十年或不止十年的事”。他谦虚地说“我写自己很少。……我自己太平凡，甚至平庸，没有多少值得写的”。事实是，罗孚可能觉得他个人在创作上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书写别人的历史，记叙当下的文学活动。
这是一项需要毅力的工作，需要大量的阅读、记录、考证和写作。凭借着真诚的创作信念，加上敏感而有判断力的头脑。他在创作者、研究者、评论者、传播者之间自如地转换角色，挖掘、探索、澄清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疑点或挑明某些历史真相，同时带入自己独特的判断和理解。按他自己的说法即是：“这是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来读，野史可以是正史的补充，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实，另有一番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就更有意思了。”
对于罗孚，巴金在罗孚拜访他的时候说：“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但我凭常识判断。”我们今天许多读者也一样，我们不一定真的了解罗孚，但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罗孚的文采、罗孚的收藏的记忆、罗孚敏感的文学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内地和香港出版巴金《随想录》，他从《随想录》的出版中看到刚刚从劫难之中复苏的文坛对历史发出的回应，也预告着中国文学反思与创造力的喷发。八十年代初因着改革开放，他在北京与三联书店的第一任总经理范用先生及他的后继者沈昌文先生频繁交往，当时范用和沈昌文的饭局是京城的一大盛事———只要范用和沈昌文有饭局，出现在饭桌上的都非等闲之辈，这些文坛精英们不仅以聚会友，还经常互相串门，杨宪益家的酒、范用家的自制肴肉、丁聪家侵蚀所有空间的图书都是这些亲密朋友熟知的场景内容。
这一时期，罗孚有更多时间和机会直接了解故友新知的创作及生活，同时他向他的出版界朋友引荐港台优秀作品。通过范用认识罗孚的原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把罗孚形容为一个两岸三地文化界的人际地图，因为罗孚不仅熟悉内地作家，对长期居住在香港或因各种原因羁留香港的作家的创作及作品更是耳熟能详。罗孚以柳苏之名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介绍如董桥、叶灵风这样的优秀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得董桥一下子风靡大陆。他对聂绀弩诗的深入研究也推进了读者对于新诗创作的关注，在他的《燕山诗话》中，不仅评价了当代新诗创作的成就，更是触及到一大批创作者的心路历程，揭开了历史变迁所遗留的各种创伤。这本十来万字的小书，谈及的著名人物有二三十个之多，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连贯阅读，就像看一出历史正剧、悲剧乃至喜剧的上演。通过诗话来描述和研究个人与大历史之间离奇纠葛也是罗孚诗才与写作功力的展现。
1948年罗孚从文化重镇重庆转至香港《大公报》工作。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一批内地的作家、学者来到香港，曹聚仁、叶灵凤、徐讦、夏衍、聂绀弩等一大批作家成为香港文学界熟识的身影，文学的兴趣伴随着革命的激情。在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工作期间，罗孚接触的领域和视野进一步扩大，其中部分原因也在于他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尽可能吸引更多的作家艺术家理解新中国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的独特性。香港报纸的庸俗一面并没有削弱他个人的欣赏与阅读品位，他与大陆最杰出的作家，与港台优秀作家长期密切的联系交往都是年轻时的文学梦想的延续。
1997年以前，在香港的特殊环境里，肩负着某种革命使命，同时又要在革命和艺术之间维持一种巧妙的平衡关系并非易事。有时候革命既成为一种新文学的催化剂，也成为文学创作的致幻剂，有些时候还是文学的紧箍咒。追求真正的文学精神和历史真实所应持有的客观态度使罗孚在特殊年代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多样性才能的专栏作家。香港《新晚报》办得有声有色与他对文学本身特点的准确理解密切相关，同时还得益于香港社会允许多样化文学样式存在。因此，1954年一场在澳门进行的香港著名的拳师比武带出一代新武侠小说宗师的诞生便不是偶然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后，罗孚再次浮现在读者面前时，人们很容易看到他激励金庸、梁羽生创作新武侠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容易忽视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事实上罗孚真正关心的并非只是金庸、梁羽生这样的个别作家，而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活跃于其中的北京、香港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罗孚就在他的文章《周作人其文》中写道：“周作人一生‘作’的这个‘人’是复杂的。早年，和鲁迅同时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后来，一个在杂文，一个在散文上各自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后来，一个成了‘民族魂’，一个成了民族罪人。晚年的周作人，又在写作和翻译上作出了他独具一格的贡献。”
罗孚认为对“周作人不以人废言，他的作品是站得住的，有些而且还是站得很高的”。“不以人废史，他历史上早年那光辉的一页更不应抹煞，要不然，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不够完整了”。秉承这一信念，罗孚对一系列独具个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不遣余力的推荐、介绍和评论，例如对聂绀弩诗集的出版所起的作用更是关键。在他已经出版的文集中包含了他对中国当代众多优秀作家的评说和研究，他所涉及的作家有些是我们熟悉的，有些是我们已经很陌生的，但这些文章不啻是欣赏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的一把有用的钥匙。
与那些纯粹以个人创作的成就确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不同的是，罗孚几十年的工作连贯而系统地作为历史现场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出现，是一个谨慎、中肯的评论者：重要事件、人物、情节及背后的曲折故事的挖掘都成为他津津乐道的内容，他随时能够将至关重要的历史钥节加以记载。罗孚长期习惯夜间写作，往往是当晚的文章第二天就可以见报———发表文章意味着一种最好的保存手段。否则，我们今天就无法见到罗孚记录的那么多文坛故事。对于长期居住在香港台湾的著名学者作家徐复观、钱穆，年轻一些的小思、西西等，罗孚一直保持着对他们的熟知与敬意。他的写作兴趣是广泛的，在《文苑缤纷》一书中描述的有趣的人物事件可谓包罗万象，精彩的描述复活了稍纵即逝的历史和人物。
他擅长用简短生动的语言刻画人，很少使用抽象的语言。他描写过的人很多，而且反复写。不仅有叶灵风、聂绀弩、秦似、金庸、梁羽生、周作人、黄苗子、林风眠、林燕妮、西西、侣伦、董桥、巴金、萧乾等，更有潘汉年、胡风等命运多舛者。还有一些文章涉及到重要的文化人物与事件，与中国文化生态的变化息息相关。如果把这些文章连续起来阅读，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人物群体，一部场景细节情节鲜明的文学历史剧。
如果说罗孚是当代文学史及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这样说也许不算夸张，如果上个世纪末的那段时间没有罗孚，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多数知名度更高的作家对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就像横空出世，我们很难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富有创造性的作品是如何突然涌现的，这些作家又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创作历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孚的写作今天仍是引导大多数普通读者、媒体人乃至出版人的向导：他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作品，如何去理解那些作家，如何与创作者打交道。他甚至为我们隐隐规划出最优秀的作家和普通作家的一条界线，就那些极富创造力的作家而言，他的准确预言或是揭示了他们创作中最为令人感动和深刻的地方，影响着大众欣赏口味和阅读趣味。
作为记者被遗忘是常有的事情，尤其在变幻莫测的时代过后，一大批当初叱咤风云的名人记者变成了过眼烟云，然而罗孚会一直和他的人物活在他的作品中，今天要研究香港的文化史、文学史、报业史乃至大陆的文学史，有罗孚提供的资料和评论是幸事。即使对他催生的新武侠小说而言，他对金庸和梁羽生新武侠小说的评论至今仍是少数最中肯和最出色的专业评论之一。
当然，罗孚是一个既需要面对香港读者又面向内地读者的作家，同时他需要兼顾雅俗共赏的趣味。但罗孚对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有自己非常确定的想法，在《香港·文学革命·伟大作品》这篇文章中，罗孚对于夸大香港文学有冷静的回应，他写道：“香港在中国文学上使人感到的，不仅是已经取得一席地位，而且是一席颇为崇高的地位了，靠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从‘沙漠’，到‘大师’，到‘革命’，其间何止以道里计。……这样的变化，从文化的无到有，从文学的无到有，当然会引起我们这些香港人的欣喜。这样的变化，从文学地位的卑微到提高以至崇高，却似乎还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受到重视的只是新派武侠小说作品的本身，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不仅成为人们时髦的谈论，还往往出入于严肃论题之间，在一些论文或报纸社论里成了引经据典的典故。这实在是使人不免有些惊异的现象，是很少在其它地方发生的吧。”
这并非贬低罗孚自己所催生的新武侠小说，而是表明一时一地的文学成就并非能够如此简单地进行界定。
罗孚是金庸新武侠小说的幕后推手，又曾与金庸和梁羽生同事，自然对金庸的历史了解得比很多人都多。但罗孚笔下的金庸却非神人，更像只有香港才能出产的一个敢于打拼的人：虽然不会武打，却不仅对电影感兴趣，还曾经学习芭蕾；五十年代甚至雄心勃勃地北上求职，希冀进入外交部……罗孚在1996年写金庸的时候已经不再需要去介绍金庸的成就了，但他在《香港人与事》这部汇集了众多知名作家的文集中以罗孚式幽默这样来描述金庸作品：“明知道他们不会武功，但他们写出来的武功却是人人爱看，而且看得入迷，废寝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还要认真。他们就是这样以假哄人，编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装，骗了许多读者，或骗了许多人成为读者。他们不仅骗孩子，厉害之处更在于骗大人（武侠小说被大数学家华罗庚称为‘成人的童话’，他老先生就是这样的‘成人’）。最厉害的是能骗那些身居高峰以至颠峰的大人。”这样的评论今天就很少见，是罗孚风格。
罗孚的大部分作品极其简练、生动和精悍，但他的抒情散文略显空虚，尽管罗孚的抒情散文绝非言之无物。将革命的激情与文学结合在一起时罗孚显然有点勉强，在罗孚一生中，他首先是一个具有高度鉴赏力的大编辑，他与中国现当代作家及艺术家的天然联系维系于早期共同的革命激情之中，也同样在各种艰难挫折中得到加强，恰恰也是在磨难中开始展现出应有的深度。
但是要全面地把握罗孚的作品依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迄今为止他为别人创造的机会远远多于为自己留下的空间，如果上个世纪没有罗孚这样的作家记下那么多历史，许多历史真相也许就随风飘逝得无影无踪。正如一位曾经受惠罗孚的作家所说，“有些人有些事，如果没有人写下来，后世就不会知道，许多有价值的或值得后人反复回味思考的事，就从此湮没了”。也因为如此，读者和研究者会更加期望从罗孚已经出版的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中寻找到我们解读现当代文学和作家的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找到可以解读他本人的更多线索，这样做对这个时代对后人都是一份有价值的精神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