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先生，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风云激荡、变革频仍的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图强求变的痛苦反思中，经历了从近代向现代的嬗变与转型。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先进的思想家更寄望于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哲学，改造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观念，以开启民智，启发民力。这段历史，学界称之为“西方哲学东渐”史。在新世纪之初，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改革与建设的未来发展，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张世英：反思百年的“西方哲学东渐”史，不能不从鸦片战争谈起。
中国传统哲学讲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而天人相分的思想远不及天人合一的影响之大、之长远。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不重视主体与客体、我与非我的区分，不重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支配作用，因而也不重视主客式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和近代的因果关系的方法都是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缺乏的，这就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强调要学习人家的坚甲利兵，学习人家的科学，同时很自然地也就要学习与西方近代科学相联系的西方近代哲学的思想和原则。于是出现了一批批判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主张区分我与非我，强调发挥“心之力”的思想家。龚自珍说：“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极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心之力也。”所谓“心之力”，翻成西方近代哲学的语言，就是发挥人的“主体性”。魏源公开批判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说“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谭嗣同虽然还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他又重视我与非我的区分，认为“心之力虽天地不能比拟”。梁启超介绍和盛赞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家笛卡尔、康德等人的哲学，强调人贵“能自有我”，“非我随物，乃物随我”。孙中山主张心物二元论，强调“精神胜物质”，更明确地宣扬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哲学。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从一个角度看，可以说是先进的思想家们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史。他们向西方究竟学习什么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如果追溯一下这两个口号的哲学根源，则可以归结为学习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思维方式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科学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民主就是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以及各种变相的封建压迫，以发挥人的主体性。“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口号算得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民主相当于西方文艺复兴中人的发现，科学相当于自然的发现。“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似乎已经对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真理进行了一个小结。
记者：在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中，各种思潮和学派纷纷登场。而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哪些特性所决定的呢？
张世英：“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哲学传入的不仅仅是古典哲学，而且大量传入了西方现代哲学。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维也纳学派、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等，纷至沓来。西方哲学史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开始了一个批判传统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新时代，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学术界习惯称为“西方现代哲学”的时代，它与近代相对应。西方现代哲学派别林立，异说纷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等等皆属之。它们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反对抽象性，提倡现实性，要求哲学从抽象的概念王国回到现实的人世，要求哲学与具体的人生相结合，把人生变得富有情趣和诗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诸多哲学派别都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产生的，都是这同一个时代的产儿，都具有上述反形而上学性和抽象性，主张具体性和现实性的特征。但是两者中最根本的不同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派别仍然停留在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这一旧的窠臼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用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
因此，“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哲学既需要继续学习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又需要避免这种哲学所带来的形而上学抽象性；既需要学习西方现代哲学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又不能采取西方现代哲学那种只停留在说明世界而不注重以革命方法改造世界的旧观点。正是社会变革的召唤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主体性原则，又反对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抽象性，因而具有具体性和现实性精神，更进而主张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我认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西方现代其他各种哲学纷呈于中国当时思想界的局面中独领风骚的原因。
记者：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门只关心抽象理性的学问，它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门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学问。但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曾经历了曲折，这也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甚至倒退。痛定思痛，有很多教训值得深思。
张世英：是这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它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的一次大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本该继续走“五四”道路，发挥人的主体性。然而很快就受到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西方现当代哲学由于重多元性、重人的个体性、重人的生活世界而被视若洪水猛兽，遭到拒斥。西方古典哲学的命运稍微好一点，主要也只是重视德国古典哲学如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的哲学。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中，黑格尔哲学比康德哲学更多地受到青睐，原因是黑格尔尽管讲普遍与具体的统一（即他所谓“具体普遍”），但黑格尔哲学最终还是用普遍性压制了特殊性，用抽象的概念窒息了具体的人性，正是黑格尔哲学的这一方面容易为当时盛行的“左”的教条主义所利用，而康德本人的思想则不合教条主义的口味。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我们所广为宣传的哲学至少有以下的偏颇：
第一，本来，讲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就应该讲主客关系中主体的特性，即主体性。主体性除主观能动性之外，还有自由意志、独立思考、尊重个人的独特性和才能，不以出身、血统论人的高低等等内涵，可是一度却大讲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却避而不谈主体性。当时讲的是以阶级出身决定人的命运，还有驯服工具论等等。
第二，只重认识（知），不重情、意。人本来是一个知、情、意以至下意识、本能等等相结合的一个统一体，可是我们过去只讲主体如何认识客体，以便掌握客观规律，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人变成了单纯进行认识活动（包括利用、使用等实践活动）的机器，至于人的情感意欲则被视为妨碍客观认识的主观的东西而加以贬斥，甚至连美学也被认为是主体认识客观规律之学的认识论。在那个时代里，谁如果写出诸如恋爱哲学、死亡哲学之类的著作，那即使不被扣上资产阶级哲学或反动腐朽哲学的帽子，也会被斥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记者：在改革开放的这种新形势下，思想文化界的人士都在思索着：20世纪中国哲学所走的曲折道路与西方哲学东渐过程的起落说明了什么？从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东渐史中，我们可以吸取哪些经验与教训？在经济全球化的当前形势下，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趋势如何？如此等等。我想就此请教于张先生。
张世英：新世纪哲学面对新的问题。正当我们还需继续学习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哲学原则”和“主—客”思维方式之际，西方现当代哲学却更多地看到这种古典哲学之流弊（例如由于过度吹捧主体性而对自然采取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以至造成环境污染等；对他人采取利己主义，以至人文精神丧失）并对它大加批判。主体、客体和主体性的概念，“主—客”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思潮中基本上已经过时。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集中在主体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征服外部世界的认识论问题，而是专心致志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理解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语言问题和符号意义问题，特别是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们更把兴趣放在人与世界交融合一的“生活世界”上面。他们一般并不否认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外部世界，但他们的兴趣在于存在的事物如何显示于人之前。他们不再像古典哲学那样崇尚超感性的、永恒的本质概念，而是强调人与世界的融合为一，旧的唯我独尊的“主体性”概念被代之以相互尊重的“互主体性”。
我想，我们在哲学思想上也应该与当前的国际思潮接轨。接轨不是照搬照抄，不是亦步亦趋。在当前国际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既有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又有西方发达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双重的，因而也是更艰巨的：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要伸张人的主体性，在这方面我们应继续向西方近代哲学学习“主—客”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要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不要囿于“主—客”式，把它奉为至高无上的哲学原则，让“主—客”关系中人的主体性膨胀到万能的地步，以致对自然采取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对他人采取利己主义，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境界，就像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史诗所说的那样，虽过时不能照搬而仍有“魅力”。我们应当避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中那种不重“主—客”思维方式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缺点，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高远境界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思维方式结合为一。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是中国的“万物一体”的境界与西方“主—客”思维方式的“主体性哲学”会通创新的哲学，将是积极进取、不断追求的精神与自由、豪迈、高远的胸怀相结合的哲学。
（《人民论坛》200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