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自己的道场是现代儒家的悲哀！而将孔庙、府学、文庙等仅仅作为捞钱工具而不是作为净化人们心灵的殿堂是当代人的耻辱！在20世纪初，曾受惠于书院的大学或者将书院资产转变为大学资产的学校应该在其大学恢复书院，使其成为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基地。不过，真正民间儒学的兴起，需要民间书院的普遍建立以及讲堂、会所的出现。书院，既可以作为诵经、讲学的场所，也可以作为以文会友的地方，一句话，是民间儒学复兴的重要基地。
（六）制礼定仪，化民成俗。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革命中，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伦理革命等等，一个革命紧随着一个革命，有些革命往往破坏大于建设。在“讲礼教的都是吃人的，而吃人的都是讲礼教的”极端偏激口号煽惑下，礼教自然无人敢讲了。礼代表了社会秩序，在一定意义上是安排人间日常生活的轨道，一旦礼教消解了，百姓自然无所措手足。就以婚礼来说吧，现代青年模仿西方婚礼者有之，以传统婚礼举办者也有之，中西合璧者还有之，什么集体婚礼，旅行结婚，空中婚礼，水下婚礼……花样之多，也许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当然，现代社会虽然强调多样性，相信大多数人是因找不到一种规范的结婚仪式，才不得已而花样百出的。再丧礼言之，死生事大，中国人一向有慎终的传统。然而，现代人对于如何慎终，知之甚少。丧礼革命，以追悼会代替传统丧礼，对于革命烈士、对国家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当然可以，然而，对于普普通通的百姓，显然不妥。况且，追悼会也仅仅是整个丧礼过程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全部。所以，现代中国，民间儒学的兴起，制礼定仪，唯此为大。
当今制礼定仪，大概应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大胆试验。传统儒家一向认为，只有圣王才足以制礼作乐，不是圣王而去制礼作乐，或者是“愚而好自用”（有位无德），或者是“贱而好自专”（有德无位），这是当今世界制礼定仪的最大的思想禁锢。此一思想牢结不破除，作为儒者的制礼定仪就无从谈起。在今天，儒家学者及其实践者必须破除一切禁忌，放胆试验，才能完成时代赋予儒者的新使命。
第二，因时制宜。礼以时义为大，时移而礼亦移。中国者，礼义之国也。“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足见礼仪之繁杂。儒家自孔子开始，就认为礼是可变的、因时推移的。现代社会，完全照搬古礼古仪，肯定行不通，所以，现代人制礼定仪，必须根据时代的特点，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需要，对古代礼仪进行调整与变革，一味死守古仪，不合乎礼的精神。
第三，多样并存。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各地风土人情、礼仪规范多有不同，所谓“十里不同俗”。俗者，不成文之礼也；礼者，成文之俗也。礼本来就是俗，俗也是礼。现代制礼定仪采用姜太公“因其俗，变其礼”的策略可能更合乎实际。因俗制礼，并不意味着肯定陋俗，而是对俗进行升华、改造、完善，使之上升到礼的程度。因俗制礼，以礼导俗，是当代礼俗建设的重要方式。在幅员广大的中国，礼俗多样并存，是礼俗发展之必然。
第四，由点及面，逐步推展。礼仪落实不可能依靠行政手段，也不能用法律手段，礼仪作为社会的弹性规范系统，它的成立与其说依靠教化，不如说依靠世代的行为模仿。新的时代，新礼仪，不能期望一蹴而就，也不能期望三年小成，七年大成，大概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扎下根去，在民众生活中成活。礼仪的制定与落实，必须脚踏实地，由点及面，逐步推展。
民间儒学是儒学再造的系统性工程。这一工程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它能否真正转活于现代并参与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儒学不能参与到现代人生活，儒学在全球化浪潮中，在文化普遍主义大流的席捲之下，很可能缺席甚至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如果这样，即使有几位国际学者游走于国际政坛与学术论坛乃至参与不同文明、宗教的对话，所发出的儒家声音，最多不过是世界多元文化的点缀而已，不会对世界文化的格局发生影响。如果没有民间儒学的兴起，一切儒学的复兴都是空谈，一切儒家的现代高妙理论都仅仅是学者们的幻想！没有儒学的复兴，中国伟大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伟大民族文化的复兴，伟大民族的复兴最起码是不完整的。我们认为，一切有志于伟大民族复兴的人士，都应该关注民间儒学；而一切有志于伟大民族文化复兴的同道，都应该积极促成民间儒学的兴起；而一切有志于儒学研究、儒学复兴的同仁，都应该为民间儒学的复兴尽到自己的心力，使自己努力成为一位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