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说在历史上经历了陡升陡降、近乎离奇的命运,在西汉和晚清时期两度大盛于世,中间消沉了千余年,澌灭殆尽。这种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命运,使其一套“义理”、“命题”几乎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公羊学者自称“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站在公羊学对立面的古文经学派则目之为“怪诞之说”,群责其不通。但是,我们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加以审视,公羊学说之所以曾在历史上两次声势显赫,并在思想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它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三世说”历史哲学,变易发展观乃是其精髓。这同中国古代居于支配地位的上古黄金时代论、历史循环论是根本对立的。古代多数儒家学者都言必称尧舜,认为唐、虞、夏禹时代,世风淳厚,人人修敬敦睦,互让互助,以后世道浇漓,民心不古,互相争夺,以至兵戈不息。在中国古代,分散经营的小农生产方式长期延续,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改进缓慢,而国家一治一乱却反复出现,社会矛盾、民生困苦更是触目皆然。这一切,比起社会的进化来说,是更加明显和大量存在的事实,古代流行着循环史观、复古史观的原由实在于此。公羊学者却有一套远为高明的观察问题的哲理,他们看到时代的进步,并且相信社会的未来会更加光明美好。公羊学这一特点,显然是同他们善于吸收先秦思想家的思想养料直接相联系的,如孔子认为后代对前代制度应加以“损益”,韩非认为今胜于古,也吸收了《周易》“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公羊学说要求人们认识历史是发展、进化的,并且倡导“改制”、“变革”,倡导以经议政,倡导对儒家理论大胆发挥。这种哲学品格在儒家经典中实属罕见,因此,到了正在酝酿制度性变革的西汉和近代时期,有远见、有魄力的思想家,便可据这份思想资料加以诠释、改造和创造,掀起学术上的波澜,演出政治上的活剧。
公羊三世说的萌芽状态,是《公羊传》中提出的“三世异辞”。《公羊传》三次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分见鲁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和哀公十四年) ,其中包含着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发挥,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异辞”指用辞不同。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为何用辞不同? 这是因为时代远近不同,史料掌握详略不同,文字处理因而不同。不仅如此《, 公羊传》更有特别的解释:“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春秋公羊传》鲁定公元年) 讲的是时代越近,孔子因惧祸而有忌讳,故多采用隐晦的说法。《公羊传》又倡导“大一统”说,使之成为指导全中国范围内政治行动和观念的最重要性的理论。鲁隐公元年传解释“王正月”曰:“元年者何? 君之始年也。春者何? 岁之始也。王者孰谓? 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公羊传》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 大一统”理论不仅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统一”作舆论准备,而且适应了西汉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迫切需要。
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便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已经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春秋繁露·楚庄王》说:“《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所见世,当事人或其近亲都在世,容易招祸,记事使用什么书法忌讳多,因而用词隐晦;所闻世,对于事件造成的祸害感受真切,因此记载明确详细;所传闻世,恩惠和感情都减弱,因此记载简略。《春秋繁露·奉本》篇对“张三世”变易观也有集中的解释,论述所见世(昭、定、哀) 因时代不同,故书法与所传闻世、所闻世也有明显的不同。在所传闻世,因社会尚未进步,故只书鲁国君赴会,对鲁以外的国君相见,一律不言会。而《春秋经》定公十四年则载云:“齐侯、宋公会于洮”。因为此时已是所见世,凡诸夏之国都早就不视为外国,所以对于鲁国以外的国君相见,也明确记载其会见。书法不同,证明公羊学“三世说”实有显示历史发展之不同阶段的含义。同时,董仲舒进一步推进公羊学“大一统”政治理论。他在《春秋繁露·玉英》篇中,强调《春秋经》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乃是集中地表达天子统治的神圣性和确保封建国家得以大治的根本纲纪这些最重要的义理:“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按,此字据《玉海》所引应作气) 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之大行。”这段话体现了解释《春秋经》至关重要的“微言大义”,包括帝王承天而治,位居至尊;帝王的号令必须符合天的意志,故人君首先要正心;诸侯必须忠于王室,才有其合法的地位;故诸侯必须秉承王的旨意,正境内之治,实行善政。而《春秋》全书更是孔子上探天意,下明得失,包含辨正天下复杂事物之是非的精微道理,所以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这样,公羊学说便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到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更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此见于《解诂》隐公元年对传文“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解释:“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宜、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 ,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 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 邾娄鼻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用形象化的、简洁的语言,描述历史变易进化的哲学道理,这是何休对公羊三世说历史进化观的重大贡献。历史变易和阶段进化是其“三世说”的灵魂。“三科九旨”也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变”的,互相有着紧密的联系,故徐彦《疏》云:“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一科三旨“, 新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是把“通三统”与“三世说”直接联系起来,共同体现公羊家历史观“变”的实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主要是从总结以往的历史讲“变”;“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本身是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变”;从中引申、发挥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则是讲包括未来在内的历史全局的“变”。总之,何休的“三世说”吸收了古代思想家的成果,创造性地熔为一炉。
何休向人们展现的“太平世”中“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情景,包涵着关于夷夏关系的十分进步的思想。夷夏问题在历史上关系重大,思想家、史学家对“夷”“夏”间民族关系如何看,事关能否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民族之间和好相处、共同进步。古人常讲《春秋》严夷夏之别,确有其根据和道理。但事情还有另一面,这就是,民族关系是向前发展的,华夏族与原先文明较落后的民族在中原杂居,不断地交流、融合,华夏族不断地扩大,原先的后进民族逐渐地融合于其中了。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原先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由于华夏文化的传播、吸引和原先后进民自身的努力,文化程度显著进步,达到了与华夏族相同的水平,原先的夷夏界限也随之消失。这是中华民族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公羊传》中已经显示出这种开明的夷夏观。楚国本属“南蛮”,但至鲁宣公十二年 之战,楚庄王能以礼义对待郑国和晋国《, 公羊传》乃赞许楚王“有礼”,进爵为“楚子”,对于“诸夏”的晋国则因其违背礼义而加以贬责。至春秋后期,吴国北上取得中原盟主的地位,有利于中原华夏各国的稳定《, 公羊传》乃于鲁定公四年对吴进爵称为“子”,并云“: 吴何以称子? 夷狄也而忧中国。”(《春秋公羊传》鲁定公四年) 汉代董仲舒高度评价《公羊传》这种对“诸夏”和“夷狄”的理智态度,说:“《春秋》之常辞,不与夷狄而与中国为礼。至 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春秋繁露·竹林第三》) 经过《公羊传》和董仲舒的阐释,从文化上或道德上区分“诸夏”和“夷狄”,视为可变概念的观点,就成为公羊“三世说”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思想的宝贵精华。“夷狄”在文化上进步了就与“诸夏”无异,平等无间,鼓励他们学习先进文化而不断提高自己,“诸夏”也要警省不断进取,不然在政治上、道德上倒退就被视为“夷狄”。不论“诸夏”、“夷狄”,都要努力向更高水平提高自己,民族间的交流、和好就会不断促进,有利于全国统一和安定。至何休展望至“太平世”之时,实现民族之间平等、和好相处,不再有歧视、压迫的理想境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要求和亿万民众的美好愿望,此又大大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使之具有深刻的辩证思维的力量和光彩四射的进步意义。
至清代,公羊学经历了重新提起、创造性改造和风靡天下的演变过程。乾隆末年,庄存与著《春秋正辞》,宣扬“张三世”,代表了公羊学自东汉末以来长期消沉以后复兴序幕的揭起。稍后孔广森著《春秋公羊通义》,因不明“三世说”精意所在,自立“三科九旨”,混淆了今古文家法,而致迷失方向。嘉庆年间,刘逢禄著《春秋公羊释例》,纠正了孔广森别立“三科九旨”的做法,强调对公羊学说必须以“张三世、通三统之义贯之”。这就给后继者龚自珍、魏源以深刻的启迪。由于龚自珍、魏源对时局认识及使命感与他们的前辈根本不同,就必然导致他们将这种具有独特变革思想而又可以引申比附的哲学观点实行一番革命性改造,抛弃它原有的维护封建统治的旧性质,灌输进批判封建统治的新精神。龚自珍吸收和利用公羊哲学“变”的内核,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封建统治陷入危机。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 ⋯⋯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并且,他断言封建统治已到了“衰世”无疑:“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沌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然而起视其世,乱也竟不远矣。”(《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6 —7 页) 对于衰世的种种特征作了令人怵目惊心的刻画。在《尊隐》这篇著名政论中,他巧妙地运用象征和隐喻手法,以“早时———午时———昏时”来概括封建统治由盛到衰的规律。跟古文学派一向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封建统治秩序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相对比,龚自珍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显然是新鲜活泼的,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对时代变化的观察。龚自珍的挚友魏源同样对公羊历史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公羊学说变易的观点,糅合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提出“气运之说”来概括历史形势的大变局。魏源还著成《海国图志》,倡导认识世界、了解世界“, 师夷长技以制夷”。沿着龚、魏以经议政、倡导变革的思想路线,晚清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他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诠释为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公羊学遂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因而盛行于世。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5)
《史学史研究》2007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