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这一问题是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这一总课题之下来思考的。有关“思维方式”的理解和使用，一般都比较宽泛，我也愿意在广义上使用它。作为以不同方式解释宇宙和世界的世界观、作为认识事物方式的认知方法、作为建立社会政治秩序方式的秩序观和使之正当化的合理观、作为为事物赋予意义的价值观等，如果常常以类型化、普遍化和一般化(群体或集体性意识)的形态来表现，都可以说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在历史时空中通过反复选择和不断运用而定型化的比较稳定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既是稳定社会结构和状况的条件，同时又是社会结构和状况稳定的产物。“在社会的稳定性支撑和保证一种世界观的内在统一性时，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不可能成为问题。只要一些词的同样含义，思想推演的同样方法从童年时代起就反复灌输给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有分歧的思想过程就不可能在那个社会中存在。甚至思维方式的逐渐改变（在它偶然出现的地方），都不可能让生活在稳定情境中的群体的成员得以理解，只要该思维方式对于新问题的适应速度慢到超出几代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及其同代人在其生命期限内就很难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变化。”（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在社会结构和状况发生变迁特别是剧烈变化的情况下，思维方式也将缓慢乃至迅速地发生变化。
人们所指认出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的那些东西（虽然有过于夸大两者之界限的倾向），其中就有深层性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人们在思维方式上“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二者对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看法不同。在传统社会中，人将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看作是给定的，认为环境是奉神的意旨缔造的，改变永恒不变的自然和社会秩序，不仅是渎神的而且是徒劳的。传统社会很少变化，或有变化也不能被感知，因为人们不能想象到变化的存在。当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当他们开始认自己能够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会之时，现代性才开始。现代化首先在于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这意味着摒弃外界对人的制约，意味着普罗米修斯将人类从上帝、命运和天意的控制之中解放出来。”（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92页，三联书店，1989年）亨廷顿基于西方社会经验所说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于理解晚清之后的中国来说最多只有部分的适用性。
就不少方面来看，经过演变而产生的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比之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譬如，具有悠久传统的不同族群和国家，往往都要面临和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族群内部自身纵向变迁过程中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一个是不同族群之间横向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大陆文明国家和族群，它对所遇到的这两个问题的思维和运用都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传统中国思考和处理这两个问题所使用的概念是“古今”和“华夷”，围绕“古今”而形成的以“信古”和“好古”为中心的“古今之辨”，围绕“华夷”而形成的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华夷之辨”，就是中国传统面临这两个问题的一般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在晚清都遇到了激烈的挑战并开始发生转变。传统“古今之辨”经过“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设立进而演变为“新旧之争”，再进而演变为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传统与现代”之争。在这彼此相联的演变中，以信古和好古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的“古今”思维方式，整体上就转变为以“喜新厌旧”、“好今”和“现代本位”（也就是反旧、反传统）的思维方式，或者说这成为一个新的群体的主导性的思维方式。这一转变与晚清引入的进化和进步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相联系。按照新的进化历史观，历史是不可逆的直线进步的，“现代性”和未来性成了社会和历史的根本目标，世界是一个不断成长甚至是飞速成长的过程。据此，代表着现代性和未来性的“新事物”（新）相对于过去的“旧事物”（旧）来说，先天地就具有了优越性，这与传统常常要求通过复归过去的“黄金时代”和圣王时代的思维来说，确实是迥然有别的。同样，传统的“华夷之辨”思维方式在晚清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过程，既是华夷秩序和体系的解体过程，也是新型国家间关系和意识的形成过程。以文明对野蛮的华夷秩序，逐渐转变为以文明对文明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也不再是文明的惟一代表；“中国”成为众多国家的一个国家，成为万国之中的其中的一员，是如同康有为所说的“大地八十万，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的中国，或者是如同梁启超所期望的进入到“与西方竞争”的“世界之中国”(异于中国即世界的世界之中的中国)。但是，历史的逻辑似乎也有一种惯性，在极大的挫折感之下，华夏中心主义最终滑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国家和民族主体意识的重建遇到了障碍，文明的华夏反而成了落后和蒙昧的渊薮。
严格而论，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转变决不是整齐划一的，只能大体上说它是朝着一种趋势展开的运动和发生的变化，它不意味着直线式的进步，也不意味着对传统思维方式的简单取代。承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主体，对时代的变化和时代课题的认识方式并不一样，一部分人恰恰力求抵制新的趋势和方式，他们成为传统思维方式的袒护者和守护者；即使是人们追求新的事物，但其方式有时也不免受制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如相信通过破除一个旧世界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思维方式，就与往往表现为颠覆旧王朝的“革命”和“起义”思维方式似曾相识。人们过于简化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程序，立足于渐进的进化论而主张变法的逻辑，一转就成为进化即革命的革命逻辑；通过积累和天演而形成自发秩序的思考，一转就成为突飞猛进的“人工秩序创造”意识。
作为后发型近代中国文明的变迁，显然有别于先发型近代西方文明的转型。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成长有属于中国自身的明显特征。如贯穿在众多问题和思考之中的一个主导性观念是“自强”，可称之为“自强式思维”，它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王道论式”相对立，而且也不同于西方的“启蒙论式”，它是中国面临外部世界的巨大挑战而持续关注的主题，是谋求自我保护和期望的产物，其他的应对方式往往都从属于它或围绕它而扩展。如果说西方近代思维是坚信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权力，那么中国近代思维则是追求在世界体系中的自立和自主，使自己重新强大起来。其他思维方式如何围绕它而展开，或者它又如何制约了其他思维方式的展开，都使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带上了复杂性的情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