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坦纳 著 吴万伟 译
欧洲的哲学良心为什么没有被三十年战争撕得粉碎？
基辛格博士说过一句名言，教授们争吵的激烈程度与议题的琐屑程度成正比。他错了。这些议题可能涉及智慧和道德生活的根本问题，甚至远远超过外交的虚假表演。海德格尔说西方的命运就在于拉丁语对希腊语“to be”的错误翻译上，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辞，但他的夸张有非常大的意义。
按照皮埃尔•布雷茨（Pierre Bouretz）的说法，“三十年战争把欧洲的哲学良心撕得粉碎”。（这里conscience既代表“良心”也代表“意识”，这是法语内在的模糊性双重特征。）这场战争让理性的解构和重构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形而上学的颠覆或偏离，并产生了消除自我及个人意识等经典概念的对立的方法。争论中隐含的内容是对康德和启蒙遗产的清理或拯救，对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法兰克福学派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战争理由（casus belli），而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来说也同样如此。更远的重要背景是从1963年到1972年这个阶段雅各•德里达和福柯对笛卡尔的难以调和的不同解读。虽然欧洲母体是这些冲突的根源和背景，但它给美国（后来给日本）的哲学教学和论证带来开创性的重大影响。
布雷茨喜欢三角关系。如果巴黎仍然是顶点，那么伯克利或牛津，法兰克福或纽约则是关键的两个角度。哲学文本和协议的迅速传播，知识分子明星及其信徒的频繁旅行，媒体和因特网上前所未有的谣言工厂已经改变了学术专题辩论的概念本身。深奥难解的分析性预测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新闻报道和博客中。（人们可能纳闷，这场电子革命给哲学思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斯宾诺莎会从中搞出什么来？）皮埃尔•布雷茨的鸿篇巨制把“哲学战争”的开端确定在1977年的加州---更简短些是否会更深刻一点呢？这场战争始于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攻击德里达，宣称德里达误读甚至是伪造了奥斯汀（J. L. Austin）的“言语行为”模式以及言外行为命题。布雷茨对哲学话语中的语域问题非常警惕。他的书建立在康德对适当语调的粗略反思的基础上，哲学家若采用这种语调既不失礼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后来德里达在《哲学中从未采纳的启示录语气》（D'un Ton apocalyptique）中使用的警告口吻。塞尔在指控德里达“不是哲学辩论的朋友”时，在举出例证说德里达“说些显然虚假的东西的令人沮丧的偏好”时，难道不是违反了基本的礼节吗？简单地说，这就是宣战书。对此，德里达很快做出尖锐的反击。
对德里达来说，美国战场及其学术界拉拉队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引出了一个逼人的问题。为什么“法国理论”在美国校园被奉若神明？为什么人们挤满了大厅去满怀敬仰地聆听并欣然接受演讲者那常常令人费解的长篇大论（有些离经叛道者确实中途立场）？讨论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书籍、期刊和学术报告会潮水般涌现。女权主义运动带来了她们自己常常一厢情愿的接受。如果说德里达、福柯和拉康的理论给美国的人文科学的教学和传播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这决不是夸张。他们的理论从耶鲁、纽约大学和伯克利等中心向美国全境辐射。像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这种具有深刻的独创性思想的本土学者在这些理论所到之处完全噤声，美国的文学教授、社会学教授、哲学教授（程度上次一些）都成了巴黎及其使者的信徒。这一潮流现在已经退却，但某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修辞上都令人怀疑的追随者仍然被人追捧。为什么？
在美国气候下，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地位至高无上，因为它隐含着理论和理论探索的优越地位。人文科学长期以来一直渴望拥有这种地位。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似乎证实了理论探索和类似自然科学术语的专业用语的合理性。解构主义实际上是对胡塞尔呼吁的哲学严密和可证实性的微妙模仿，只不过形势更加激动人心而已。“弦理论（String theory）/法国理论”：从任何严肃的观点来看无论多么不相容的标签都能够协调一致。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不就是穿上白大褂然后把房间设计成实验室的吗？
第二个反思或许是政治性的，虽然或许在潜意识的层面。在德里达的实践和福柯对古典身份认同的批判中存在一种对“伟大作家”标题的强大破坏和削弱，实际上是诗坛作者身份的破坏。文本存在一种匿名性和民主性，被临时性解释视为不稳定的“前文本”。语言受到挑战的首要地位催生了集体概念。这种平均化或许对应美国社会和政治情感中的指导性反思。但问题依然是开放性的，在纽约和巴黎之间往返穿梭的皮埃尔•布雷茨将令人羡慕地拥有阐释这个问题的资格。
1985年，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携带着“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加入到这场争论中。布雷茨紧凑的文笔、故意的重复和大量引语使得读者很难跟上辩论的脉络。前奏或许是1929年春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达沃斯进行的著名决斗。实际上，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在战争中的出招和接应涉及到海德格尔著作的浓厚阴影和很多问题。两人都“以赞同或反对海德格尔来思考问题”，以更加间接的方式支持或反对胡塞尔的危机（Krisis）和他对西方哲学的分析。哈贝马斯假设了一个理性主义者的现代性，一个旨在不断追求相互理解的话语群体，该理想与民主群体不可分割。它天生地存在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知识社会学，这显然反映了德国政治环境的追求。在最深刻最成熟的意义上，政治学必须掌管和领导哲学思考。从这个角度看，哈贝马斯批评了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后尼采成分。这里，他的驳斥呼应了康德对哲学“秘仪传授者（mystagogues）和通俗剧作者（melodramatists）”的批判。虽然相距遥远，哈贝马斯还是呼应了塞尔，辨认出解构主义的根本性非理性主义，指出德里达与海德格尔和阿多诺一样背叛了康德的伟大遗产。而且，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在“不表达神学义务的情况下”重新开始与上帝的对话是解构主义的秘密工作。因此，德里达是反对文件对抗口头逻各斯权威的“密码-塔木德经论者”（crypto-Talmudist）。但在布雷茨看来，这误读了德里达对现象学“耐心的和严谨的”解释，虽然确实强调了德里达的犹太主义复杂性和解构主义本身是反对千年以来犹太人对文本承诺的俄狄浦斯反叛的强大可能性。
在这点上，关键的一束光线从边缘投射过来。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携带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奎因（W. V. Quine）和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在背后支持的余威，参加到论战中来。为了平息这些晦涩难解的争论，罗蒂认为人们不应该过分认真地看待德里达推翻传统哲学类别的宣言。应该抓住我们的注意力的不是早期的德里达而是后来发表众多怪异的、模仿性的、实验性的辩论、悼文“贺卡”和回忆录的作者。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或者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中的）的编舞设计推演开来，罗蒂眼中的德里达是令人兴奋的“喜剧人物”。布雷茨对德里达的敬重妨碍他认识到这个暗示，但它或许是决定性的。充斥在德里达作品中的是文字游戏、精湛的语法技巧、和在达达主义（Dada）、超现实主义和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译注）的语言创造性先驱的舌头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或许被看作20世纪哲学沮丧和政治野蛮的悲惨命运后的解放性的森林之神（色情狂）。
正是后者在1990年末期把美国的挑战者聚集起来。他们联合起来抗议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准备，呼吁欧洲价值观的复兴。像从前的莫里斯•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一样，德里达是看重友谊的人。他为保尔•德曼（Paul de Man）写的辩解书《友谊政治学》（Politiques de l'amitié）和为思想家同行写的临别赠言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友谊没有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非常巧妙的是，在评论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后来的遭遇时，布雷茨求助于康德的“永久和平”期盼。他们为一本题目是《恐怖时代的哲学》的书投稿，并在2000年六月的犹太主义学术报告会上相遇，这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啊，我的朋友，没有什么朋友”。2004年6月，德里达在重病期间宣读了对哈贝马斯75岁生日的贺词。同年10月在德里达去世两天后，哈贝马斯发表了他动人的告别词“最后的生活”（Ein letzter Grüss），哀悼这个具有深厚犹太根基的“显微镜读者”的离去。阿多诺之于格尔斯霍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就像德里达之于列维纳斯。布雷茨询问这样的赞美是否来得太晚了些。
在记录人们对知识界这个似乎已经过时的哲学家战争不可避免的诊断时，一个想法闯了进来。与欧洲大陆和北美相比，英国的哲学风格和气氛有多么不同？这归功于英国狭隘的地域主义还是敏锐的判断力？
本文评论的书：《哲学家的战争》
Pierre Bouretz
D'UN TON GUERRIER EN PHILOSOPHIE
Habermas, Derrida & Co
572pp. Gallimard. 25euros.
978 2 07 012947 8
作者简介：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研究员。最新著作是《创造的语法》2001年、《大师的教训》2003年，他的回忆录《我未写的书》于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