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日期:2011年12月26日 版次:15


贺麟从德国留学回国后,进入北京大学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他所做的一项工作是担任中国哲学会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席,主持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这项译事是如何缘起的?笔者在哈佛大学翻阅到的霍金与贺麟在1945-1946年间的通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细节。

贺麟在1945年9月25日致信霍金,谈到他主持的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在过去的四年里,这个编译委员会已经出版了九部著作,包括鲁一士的《近代哲学之精神》、《忠之哲学》、斯宾诺莎的《致知学》、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阮德选编的《西洋伦理名著选辑》等。贺麟在信中说:"这些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译著目前在中国激起一股富有活力的黑格尔哲学运动,这多少受到您的哈佛教导的启发。这个黑格尔哲学运动和宋代的新儒学结合在一起,将成为主导性的哲学趋势,成为新中国的精神指导。"霍金在接到贺麟的信件后,十分欣慰,他对于贺麟报告的西方哲学著作的编译工作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作为美国唯心论哲学家,听到贺麟在中国继续着黑格尔和鲁一士代表的唯心论事业,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

1945年11月28日,贺麟再次致信霍金,详细叙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过程。1940年的冬天,蒋介石在思考构建一个哲学理论,使之成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他当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很感兴趣,饶有兴致地阅读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学述》,此书包含了鲁一士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内容和贺麟的文章《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他指示秘书给贺麟发去电报,要贺麟到重庆商谈。1941年1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郊外的黄山别墅宴请贺麟,陪同的有陈布雷、顾孟余和蒋纬国三人。贺麟在信里说:"在饭前饭后的两个小时的会见里,我们的谈话围绕着哲学话题。他指出,中国需要发展一种本土的民族哲学,这事刻不容缓。他跟我讨论朱熹和黑格尔的相似点,讨论他们的哲学何以不是主观唯心论。(因为我在我的译作(指《黑格尔学述》)里附录了一篇我的文章,题为《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他详细询问把黑格尔的现象学与逻辑学译成中文需要花费多长时间,他们的字数估计是多少。他也问起黑格尔和康德、歌德的关系。他在我面前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发展出新的哲学?'我的回答是:当我们完全理解和消化吸收了西方古典哲学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古典哲学得到复兴和重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去创造新的中国哲学。对于我的回答,他深为赞赏,当即要我找几位在中国哲学界有名望的朋友,一起研究西方哲学,把所有的西方哲学著作译成中文,他答应对此项工作给予经济上的资助。这就是我们的编译工作的缘起。"按照贺麟的思路,翻译西方哲学著作尤其是黑格尔学派的著作是在为建构新哲学打基础,这个思路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当时,学术界对于新哲学的创制有所期待,不同的哲学家进行着不同的尝试,冯友兰的新理学便是一例,贺麟的新心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便是新心学的西学资源之一。

贺麟在信里继续向霍金汇报说,一年前他译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现在他在Wallace的英译本的帮助下翻译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杂事繁多,进度缓慢,目前只译出一半。贺麟感叹,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很难找到语言能力强、熟谙中西哲学的学生来翻译黑格尔的其他著作和康德的批判哲学。因此,他希望加强与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的合作,他提出的一个设想是:派出两位研究员分别到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访学,他们一边旁听课程,做一些西方哲学的研究,一边抽时间继续从事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这样也许可以解决翻译和研究人才不足的问题。

霍金对于贺麟主持的西方哲学著作的编译工作、对于贺麟自己在做的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和黑格尔哲学研究十分支持。他曾写信给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为贺麟的翻译工程寻求官方的帮助。1946年3月28日,霍金写信给国务院的William Benton先生,并把贺麟致霍金的信转给他。霍金在信里说,他已经跟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哲学系联系过,想落实贺麟提出的合作事宜,哈佛和康奈尔方面都有兴趣,但是缺乏资金,所以,他希望得到国务院的支持。国务院CarlA.Sauer先生在1946年7月12日回信,婉转地回绝了霍金的要求。因为国务院感兴趣的翻译工作是把重要的美国人的著作译成中文,但是,现在贺麟主持的是西洋哲学名著的编译,所包括的哲学著作不限于美国,而且国务院资助的项目不希望翻译工作只局限于某个领域,如哲学,而希望包括文学、历史等其他领域。尽管寻求官方的支持未见成效,但是霍金对贺麟的哲学事业的关怀之心宛然可见。

贺麟在信里向霍金交代了西方哲学名著编译工作的缘起、进展和困难,特别点出,此项工作将在实质层面上推进黑格尔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促进黑格尔哲学与儒学的融合,这体现了贺麟的"儒化西洋文化"以寻求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思路,这个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哈佛哲学系教授霍金的鼓励和支持。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