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與文

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
 
作　　者：熊秉真　著 
出 版 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11-1
定    价：38.80　

 内容简介
历史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过去并未将注意力放在卑微、无势力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与事上。儿童，便是这群集体“空白”中的一部分。是知之残阙，无力可为；抑或是成年人的傲慢与偏见，掩蔽了研究者探索的眼光。事实上，传统中国瀚如烟海的史料里，提供了大量丰富多变、出人意料的有关儿童与童年经验的资料。作者试图借着对这许许多多中国历史例证的研究，能够挑动人们去发现隐藏于各个时空角落的童稚人生。在翻找挖掘的过程里，我们将不得不同意，每一首童谣稚语，每一个深埋尘土之下的玩具游戏，都是一颗可端出另一个世界的沙粒，可以透视宇宙一刹的永恒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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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绍
熊秉真，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理学硕士。曾任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历史系、所教授，现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致力中国历史上儿童生活与健康问题研究经年．发表相关中西文论文数十篇。成书者包括《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台北：联经，1995）、《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台北：联经，1999）等，另编有《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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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介绍
序
第一章 寻找历史上的孩童
第二章 为童年写史
第三章 环境的堆砌与塑造
第四章 社会与文化脉络
第五章 省思与争辩
第六章 人事与情感
第七章 接近稚情的世界
第八章 历史上的儿童与童年的历史：代结语
参考书目
附图图录

第一章　寻找历史上的孩童
　一、孩子在哪里？
　　（一）人们从来在乎孩子吗？
　　时间容易让人意识到，这世界上少有什么恒常的事，不但海会枯、石会烂，沧桑总在彼此反复，连众所公认的真理也寿天无定，路人皆知的常识更是忽无忽有，命运似乎可以完全飘忽无定。这样的话，听起来有点让人诧异，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稍稍回想一下走过时光隧道的“孩子”，就又得到一个现成的例证。
　　首先，如果要学究式地略做推敲，就会发现历史学这门知识而言，要想在中间找到孩子的任何足迹踪影，多半是枉费心机的事，道理无他，说穿了，历史与其他的学问一样，是门十分“势利”的学问。大家都听过，“知识即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倒过来说（Power is knowledge）。不少意义上，各类有权有势的人不单掌握了知识的内容，而且界定了知识的定义，想想中小学历史或者一般通史所涵盖（及忽略）的部分就可知道。成王败寇的结果，有地位有影响力之外，历史上所谓的“重要”和“意义”常是经如何一番过程而拟定。
　　历史学跟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过去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卑微、尚无显赫势力、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或事，年幼的孩子不过也属于“空白”现象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假使历史没有特别歧视儿童的话，它最少是重视了其他许多东西，是代表当时大家的公众价值所在（值得一记、值得注意的事物）。其实作为一个钻研的对象，在人的知识旅程中，“儿童”的浮现是一个非常晚近的现象，而这现象的发生，背后颇有一段值得玩味的故事。
　　（二）注意到孩子的是些什么人？
就历史而言，史学界刚开始“发现孩子”的时候，注意的焦点其实还不在小孩本身，而是一些别的问题。一位法国学者猛然回顾起法国及西方“童年”的历史，他的兴趣不全在追究孩子自己，而是想追溯时光之流中所谓“心态”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在一段长时间里，任何社会对人、事、物曾有的态度，及这类态度本身的转变过程。譬如《西方文明对死亡的态度》（Western Attitude towardDeath），就是这位为史学（后来也包括不少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掘出儿童问题的Philippe Ari6s先生的另一本名著。后来经一番考证辩论，他发现以前的西方人曾颇有一段“恶生而好死”的时候因为历史上曾有很长的时间中生活困苦而不定，大家既躲不了死亡的阴影，无知小民甚至真觉得生不如死，宗教也让大家向往天堂。至于后来开始觉得死亡陌生、冰冷、可惧是死亡率降低，近代医药兴起、平均寿命期望增长，“死亡”现象陌生化等等许多复杂因素逐渐汇聚而成的结果。这种广义的心态史，是文化史或思想史的一部分，它有兴趣了解的不是已成形的思想，像哲学那类由特定的人写下来的清晰的思辩，而是一群人在有意无意之间，日常起居之间所展现对某种东西的态度或感受。从这类追踪之中，人一开始就警觉大家对天天在身边打转的人、事、物不一定就会有某种清楚、有意识的觉察，同时却花许多时间在凝想些一辈子也许都碰不到、也用不着的东西。“儿童”或者“童年”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被略过了的俯拾皆是却浑然不觉的事情。这类研究中大胆的假设，吓了大家一跳，譬如说西方人虽然生了许多孩子，死了许多孩子，当然也接触过许多孩子，但一千年来却可能完全不知道孩子是么。另一方面，让人忧喜交杂的是一旦大家逐渐“发现儿童”以后，整个近代社会在态度上反而对孩子生出不少要不得的关注与约束，而这些可能比漠视或误解更糟糕的重视与认定——以他的观点来看——反而常是另一些破坏性措置的开始。这个例子说明，史学可以从许多角度触及“儿童问题”，心态史不过是其中之一。社会史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尤其是社会史中的家庭史，因家族中的各种成员，当然应该包括小孩在内，不管做为粮食等资源的消耗者或决定家庭繁衍的继承者，家庭史中都有一部分不能不谈到幼龄人口。何况时间上愈往古代追溯，平均寿命期望越低，未成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就愈大。近代以前一般而言各传统社会中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与婴幼儿，从一个公允与完整的认识角度而言，这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的境遇显然是历史学不能不理会的部分。
再有，从事思想史的人偶尔也会注意到与儿童相关的问题讨论，尤其是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常常会追到孩子身上，因为人性论所探讨“人性”到底是什么，一个机械性的解决之道，常是把问题追究到人生最初发生的时刻，假设“最初的人”可能也就是“原本酌人”，最后往往引出“童心是否等于人性”的议题。类似的讨论，中国、西方哲学家都屡有发挥。
另外，关心教育和思想发展的人，也容易涉及对儿童的管理、指导与教育方式。常常议论、规划各种教养方式，而所设计教养方针，又往往与其对人之本性——“人原本是什么东西”，或者“人最初是怎么回事”——之认定有密切的关系。历代相累，这些塑造者与哲人也为历史留下不少抽象式的对“人之初”与“人性”的讨论素材，其中多有触及孩子的痕迹。
（三）年幼的生命留下了哪些痕迹？
撇开过去学究式的史学规范不管，没有人能否认过去千百年间，有许多孩子活着，那么关于他们的生活，历史上所留下资料能刻画出怎样的一些痕迹呢？纯从资料上来说，问题好像不难解决，中国过去的确留下了好几类可以透露儿童生活情状，或者曾经影响童年经验的文献：譬如前面提及的思想家、哲学家，留下的主义、主张，让我们知道社会上的成人为了造成所谓的“理想国”，尝不断提出大家该如何管孩子、如何教育孩子的主张。这类声音对儿童童年而言，可以说是一些“训示性”、“指导性”的素材，像中国上古的《礼记》，里面对最小的孩子都有非常多的规划和构想，是大家意想不到的。《礼记》是一本教导人如何应对进退的典籍，后代的教训俗文，可说是此文化传统的一种延伸。另外实际从事育儿教育工作的父母师长，他们需要各种“幼蒙”材料，包括教导成人如何训儿的原则与方法，与教小孩时直接使用的认字习韵，说天说地式的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童蒙训》等。胡适的父亲老年得子，担心自己可能看不到小孩长大，在小儿子三岁时，就用毛笔写了一篇“学为人诗”，告诉孩子希望他学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现仍存在台北南港的胡适纪念馆中。
另一类信息，可说是“描述性”、“记录性”的材料，描述着小孩生活的模样，曾有的经验。历代留下的个人传记，开头时有几行描述传主幼时情事；年谱也有执笔人整理谱主小时的重要经历；士人写给自己手足亲人书信，时偶或叙及幼年的一些追忆，若暂不管其中的复杂性和营造性等问题，这些都可视为有关过去儿童及童年的宝贵记录，经过仔细整理分析，可成追究、重建过去儿童世界的起点。另外还有一些集体性的载记，像过去中国的家谱、族谱中，有时包括整个家族如何处理幼龄成员的问题，寡母、孤儿每个月应得多少米粮、银钱，一年两季可有多少布帛为衣，各房智愚不等之子弟需如何求学习艺，各谋生计等等，都可与上述个别性的记述，互为对照、彼此补充。
第三类可称为“实证性”或“技术面”信息，譬如“医书”。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有幼科的地方，这些旧时幼科的医生，因需照顾啼哭疾苦中的小孩，虽亦有其文化偏执，但对儿童比较不容易空执理想或虚拟美丽，因为孩子日常实际的状况不但是他们的职业收入所系，更是他们天天必须应付的问题。他们记录中的小孩子，有姓氏、有背景（家长职业），说明籍贯、年龄，随而载记其临床资料，罹病前的饮食居摄，出现哪些症状，经诊断后所开之方，所予之药，数天后复诊情况等。有时观察跟踪一个孩子相当一段时间，同时用以教导解释给习医的子孙徒弟，可以应付类似毛病，用什么办法判定寿天生死。医书因而变成了解过去中国儿童生活实况的一种宝贵信息，尤其过去多半医生终生在同一地区工作，传授子侄生徒，数代行医之下，累积数百年的数据，形成一种描述性的生物统计。一个地区的小孩饮食营养如何？健康型态有什么特征？是否有季节性、地方性疫病？他们的物质生活在改善还是在恶化中？各个阶层呈现哪些不同的习性状况？往往从幼科医籍，尤其是医案的汇整之中可以得到重要的解答。医生记录有时不全为了自我标榜，也有教学示范之用，影响科技人员塑造其资料的理由与写传记、营造理想国度的文人不尽相同，务实和职业上的因素，不能使他们完全脱离迷信、误导、困惑，但毕竟留下了一些有关过去儿童生活、疾苦的音讯。
实证和技术性消息的另一部分是法律档案，中国的法律档案后人的挖掘仍然不够，其中透露的有关儿童和童年的信息更是全未“出土”，包括律令中规定各种对孩子减免的规定（当英国人还在吊死三岁小孩时，中国的法律早有规定九岁以下儿童犯罪得以减刑，一如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或残障的依等地宽赦一样）；少数实际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刑案判例，如清代留下的刑案资料中有一个小孩跟另一个小孩玩耍，不小心掷石致死的例子，法律上如何处置。这些资料目前尚未做系统式整理，经过一番爬梳思考应可看到过去儿童世界的另一面像，尤其是若干下层儿童的身影。经济史的材料中也有些儿童的侧影，如有形或无形的“童工”的问题（儿童在家庭及家庭外参加生产的情况）；人口的资料中“溺婴”的现象，刚出生的小孩或多余的女孩，逢饥荒时，常遭溺毙，特殊情况下杀婴也会涉及已数岁的女童及男童；政治性的材料中也有牵涉及儿童的，战争时十岁以下的小孩不但可以上战场，更常在政治事件中被屠杀，或遭政治运动波及，命运大变。辛亥烈士如林觉民或秋瑾的孩子，以及莫名地被拱上皇位又被扯了下来的幼帝溥仪，他们的遭遇，或者非比寻常，未尝不在催促着我们面对儿童与政治的关系，或者政治对幼龄人口激烈乃至寻常的影响力。
第四类是“艺术性”或“想象性”的材料，如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西游记”、“目莲救母”、“哪咤”、“封神榜”等，是一些受小孩欢迎、某种程度上呈现儿童心态与性格的故事；“二十四史”中，各朝共留下了二百六十四首童谣，或是有意编造，或是流传民间，有时跟时政有关（如饥荒时民间流传：“老天爷，老天爷，你耳聋来眼又瞎，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或对官员的讪笑。宗教材料中也有些与小孩的祸福有关，如“三太子”、“保生大帝”、“月老老”、“注生娘娘”等，或有专门保护小孩的神，或以人生少年阶段为影射的呈现（如“金童玉女”、“妙善公主”）。加上故宫看到的绘画、瓷器、竹雕、景泰蓝中，都有些小孩的身影，虽然以前大家不太注意追问这些艺术品上的小孩到底是象征性的儿童或是真实的自描，但是这些实物上的形象所透露出某些与小孩相关的信息值得进一步解析。譬如货郎图、婴岁图、耕织图中所见小孩玩的玩具、小孩家具、小孩所穿的衣服、其发结装扮，小孩追逐分享的食物，建筑中留给小孩活动的空间等等，许许多多的蛛丝马迹，不论是直截的影像消息或是经过曲折方法转换后的象征性、典范性呈现，莫不等着更详细的解读，更系统的考证，以求得出一些综合性的认识。
　　（四）他们诉说着怎样的故事？
因为种种不同的讯息，来自不同角度，种种际遇下流存至今，直接间接关系着过去孩子的活动与处境，汇总起来，可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些片断，可告诉我们一个关于过去孩子怎样的一个故事呢？细想起来是一个复杂又诱人的挑战。这种种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有关儿童与童年历史的素材，保证我们在中国历史中寻访孩童踪迹之想不致落空，而且收获必定丰盈有趣。但是其实，材料之繁复，面貌之多异，内容之曲折，同置案前，不免也激起了许多疑难的问题，是以前西方少数涉猎儿童与童年史的作品似乎未尝遭遇，也没有提起的。从最简单的层面上讲，这些由训示而描述，由实证而想象，由精神而物质等种种不同的关于过去儿童的材料，当然呈现了一个多元与多重面貌的中国历史上的儿童与童年。一方面，我们知道儿童与童年的经验，是由许多不同的社会势力和文化因素所共同经营（譬如说，家庭中的父母、学塾中的师长、专业的幼科医师，乃至法庭的官员、说故事的艺人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看来儿童与童年一向就有许多的面相。这不只是说，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族群地域，不同性别、阶级的孩子，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儿童际遇，而且表示同一群孩子，甚至同一个孩子，从来有着一个以上不同的“小世界”在他的人生中运行，因着上述的各种社会文化的影响力，也因着儿童日常生活情境多重与复杂的组合方式。
如此的了解，自然又牵扯出另外层次的一些考虑。譬如说，这各种不同的素材所代表的不同影响儿童生活的社会因素，它们彼此之间在基本假设和终究价值上是完全一致，相融合的吗？还是在大方向和看法上有重要的歧异与冲突？又如，这各类不同的文化力量、文化在实际的社会运作上关系如何，是各自为政，毫不相涉吗？还是彼此互动，甚至互补互助？
　　还有，这些不同的社会因素与文化力量，让人不由地要追问儿童及其童年环境外塑与个人自主的问题，以及受成人左右或有儿童主体的问题。也就是说，过去中国虽一如其他社会，有种种规范，塑造与教导，保护儿童的措施，但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所亟需厘清的，正是这些形式和制度上的力量，除了宣告型的表文之外，其实际的作用力与局限所在，及在一个所谓成人权势，大人掌握的秩序之下，孩童还有没有，或者能有何种的自主性空间，以及所谓自我中心儿童立场下的感想与活动？这些材料所引出的复杂问题，不能不以思索材料再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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