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与古典文学（摘要）
胡晓明
College Culture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关键词：大学文化College Culture 古典文学College Culture 现代性Modernity
古典文学在现代大学文化中的位置
及其对于社会文化应有的普及传播意义
作为现代大学文化之一部分，古典文学已经具有不同于古代的现代意义──
第一，逻辑地具有了启蒙的现代价值。为什么古人与今人生活在并不相同的社会环境里，却具有不尽同而可相通的价值呢？道理是：一切语言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古典文学实际上具有语言符号学所主张的能指与所指的任意原则，即一个古典的能指，可以表现现代社会的思想价值和生活对象。举例而言，饥溺为怀是为中国文学之一种文化精神，孟子：“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1杜甫：“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2人溺己溺的人道情怀，并不因时代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只要存在着压迫，不公，存在着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剥夺伤害的现象，就一定有对压迫不公的反抗。因而关心天下，心系底层，与时代痛苦息息相关，依然是现代价值。因而饥溺为怀的古典情怀，通往平等公正的不灭的社会理想，通往永远关心人道博爱人间等现代启蒙理性精神，这也正是现代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应有的重要影响之一。又如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也是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传统。现代生活当然不可能如陶渊明那样五次辞官，又有一定田产可以躬耕自活。但是陶的崇尚自由，任真率性的生活意境，仍然不能失为一项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因为，现代思想正是主张解放人的自主力量， 反对主人式的限制，反对官僚科层化的僵化宰制，反对将某种假大空的价值，建立在牺牲个人基本幸福的基础上。所以陶渊明的桃花源人生，具有永远的人文价值。其他如择善固执的精神，国身通一的精神，士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等等，都蕴含极可宝贵的现代价值。譬如择善固执，既可成为中国式的清教精神（现代化之源），又可成为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资源；国身通一，士以天下为已任，既可成为“天民先觉”式的启蒙使命感，经一番转化之后，也可成为政治人生优先，政治参与可贵，公共空间扩展的价值资源。
第二，充分含蕴了民族精神，因而成为现代性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而民族精神的代代相传，不仅是千年传统社会的立国基础，而且也是现代国家现代民族赖以转型复兴的基础。德国哲学家和文化历史学之父赫尔德(Herder, Johann Gottfrid1744-1803)也早就说过：“语言表达了群体的集体经验”。“诗人是一个民族的创造者”，“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里”。3西方现代化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有着强大的民族自信民族尊严和精神凝聚力的国族，才是真正具有现代化动力的主体性的民族；而只有真正具有主体性的民族，才能够健康有力地走向富强之路。我们要不要生活在我们自己打造的文化精神世界里，这已经成为我们迈向现代不可否认的第一选择。广义的古典文学融汇了民族思想价值（哲）与历史（经过近几年来不少学人大力提倡文化学与文学研究结合，这几乎已成为共识），是民族精神最典型的载体。陈寅恪先生早就说：“吾民族所承受之文化，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势不能不以文学创作为旨归。”4中国诗文文学，在数千年的传承过程中，以深受人文教育熏习的士人为主体，历史地承担了文化精神重要的使命，充分浓缩了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举例而言，中国文学长于表达一种广大人间存有温情与善意的精神，无论世道如何浇漓，人生多少艰难，此一温情与善意，绳绳相续，历久不渝。《诗?邶风》：“北风其凉，雨雪相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古诗十九首》：“相去万馀里，故人心尚尔。”陶渊明《杂诗》：“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杜甫《羌村》：“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凡此种种，皆体现出民族精神中富于人性、温良与美好的心灵价值，不仅是一个民族走向富强的深厚精神动力之一，而且是创造一个富于人性的社会的基本幸福指数以及永远可贵的精神财富。当然，古典文学中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是一整幅的文化价值，如既有仁善温情的菩萨心，也有刚健英烈的汉子气。行健不息的生命精神，坚韧不拔的君子人格，积极有为的人生取向，知其不为为之的意志品质，依然是贯穿中国千年文学的文化素质。其他，如忧乐圆融，和谐乐群，清莹美感，以及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等，皆吾民族文学所蕴含的不朽的文化精神。爱国，爱民族，爱文化，正是古典文学可以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大爱大德！
第三，集中凝聚了民族的心灵记忆，既可纠传统之偏，也可补现代性之失。它的优点与教训，史实与观念，是民族文化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具有开放，新新不已的现代意义。中国有人类历史上程量最丰厚，历史最悠久的古典文学，有多少人类精神生活的悲喜故事，幽细心情！而千年前的诗篇，小品，千载而下读之，依然声口宛然，神情浮现，这是多么令人珍惜的精神遗产！想到世世代代的读者，共有一脉会心的了悟，亲切的认同，从而向未来敞开一新新不已的精神魅力，这是何等令人感叹的事情。长远地看，其价值，远远比一时一地的功利的策论时文，重要得多。所以，有的学校，仅以科研项目的有无，来作为博士生导师上岗不上岗的根据，实在是可笑之极。
古典文学中当然也不尽是正面的经验与价值，作为集体记忆，也包含着不少前现代的历史教训。如已故四川大学著名教授缪钺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几千年文学的两大情结》，其中之一即“士不遇的感慨”。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由于专制的暴力，政治的黑暗，用人的不公，多少人才遭到压抑甚至毁灭的命运。5即以胡震亨《唐音癸签》为例，开列的流贬诗人名单，就是四十八人之多。有的仕途失意（如王维，孟浩然，杜甫，李商隐，陈陶，罗邺等），有的流离道路（骆宾王，李峤，杜审言，韦承庆，张说，王翰，崔辅国，李白，韩愈，白居易，柳宗元，韩偓等），有的赐死被诛（宋之问，王昌龄，李冶，武元衡，卢仝，皮日休，司空图等），唐代的文学，是苦难的文学。前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苦难人生，至今仍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与借鉴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典文学中含有一些与现代性不一致的传统思想观念，并不等于对于现代社会就没有借镜意义。譬如现代思想推崇个人主义，要求冲破对个性自由的束缚，伸张人的自然权利（这与陶潜式的自由不同，以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划分，更多属于消极自由）。这对于人性的解放，当然具有积极正面的价值。但是，个人权利的表达，是一种“拥有”的主体哲学，甚至更可以发展为“占有”的主人哲学。“拥有”是一种外在，自我中心的主客对列关系，即容易倾向于宰制和征服客体或对象，然而西方现代思想的研究表明，征服和宰制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塑方式、意谛牢结。我们拥有或希望拥有的东西，都很容易反过来压迫我们。法国哲学家马塞尔（G.Marcel）说：“我们越让自己成为‘拥有’的奴仆，就越使自己成为‘拥有’所包含的啃啮人心的焦虑之猎物。”“我们全神贯注于摊开在我们眼前小小筹码上，热切而兴奋地数了又数，算了又算，一刻也不停歇，被害怕挫折或抢购的忧虑折磨着。”6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文学中一直十分推重的“境界”美学，就是另一种存在的体验。“境界”以儒家的仁学和道家的道论为根源智慧，结合诗人对于世界恒有之兴发感动审美经验，将我们引领到一种很不相同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主客二元的僵硬对列松解开了，自我向着他者敞开，生命与生命充分交流对话。孔子论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将正墙面而立也”7，与李白“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8，都是经典表达。既不是厌弃生命，走向神灵；也不是过度伸张自我，自陷于占有焦虑。中国文艺美学所具有的前现代的形上智慧，在现代性的权利观念凯歌狂进而又疲态呈露的情境下，依然不失其另一种灵性空间的想象意义。
社会学思考：古典文学如何影响社会文化？
包含古典文学在内的大学文化如何影响社会文化？我认为可以通过下列途径，逐步重建大学人文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一，诗歌节。节日是一种习俗文化，在现代社会，传统的习俗文化不仅正在发挥着休闲、旅游、康乐、假日和商贸等功能，而且产生文化心理形塑的潜移默化之功。中国古代是诗歌的大国，可是中国的现代诗歌节日文化却几乎凋零殆尽。龙应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诗人刚走，马上回来》，表彰德国的诗人节日之多之热闹，如1997年整年的海涅和舒伯特的两百岁冥诞纪念，1998年盛大的布莱希特一百岁冥诞纪念活动，以及1999年全德轰轰烈烈的歌德两百五岁冥诞纪念活动，文章结尾作者有点辛酸地说：“让我想想，和歌德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有哪些？纪晓岚，袁枚，姚鼐，龚自珍，李汝珍，陈端生，然后，当然还有吴敬梓和曹雪芹！他们的冥诞有谁记得有谁庆祝呢？”9除诗人节之外，中国古代与诗歌文学有关的节俗，诸如花朝，上巳，寒食，清明，端午，七夕等，其实都已经失落了风雅的意味，拱手让给了商业社会的平庸。今天国人的眼里，似只有金钱，而没有其他意义的存在。在这样的总情况之下，今天的大学文化，试图重建昔日诗歌节俗的光彩，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如果放弃努力，等于宣布不战而败。
二，文学教育。从体制上看，教育局、文化局、出版局等建制，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硬体设施，各自为政，互不通气。仅文学教育一端而论，即几头走不通。有没有可能创设一制度，让大学里的诗人、艺术家、批评家，走向中小学，在那里培植力量，储备人文社会的人才资源？有没有可能让教授和研究生到博物馆等去当导游或咨询，搭建大学与社会相通的知识管道？现在一些大城市里人们对于人文讲座的需求表明，大学文化的资源远未开发出来。
文学与教育之间制度化关系的另一个大胆的假想，是关于国学考证的刍议。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多的证书考试，连普通话都纳入了考证的范围。而“财富大考场”的考题内容已经涉及到中国文史。对古代的科举制度加以取其精华的改造，以广义的文学考试来确定国家公务员各级教师的资格，比起自学与函授考试的肤皮潦草，仍不失为一项重要制度建设。可以一劳永逸带来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
三，文化行销。上面提到二十一世纪是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与台湾、香港、东京比，我们这方面差距甚大。1998年冬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坐电车从香港岛一头到另一头，沿途看见的麦当劳，都有大人小孩一起排队。原来当天发行一个kid猫的新版本，买到的人甚至有将麦当劳的食品弃而不食。我们且不论其中消费主义的恶习，单说文化行销的力量，就已经超过了物质商品。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市场极大，漫画、电子游戏、流行服饰等，都是文化产业，大学人文文化与产业结合的人才特别缺乏。如何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强势文化的入侵下保住一点起死回生的生机，最近上海《大唐贵妃》的成功是一个较好的表现。日本韩国的经验也值得学习。文化观光和旅游方面的开掘，古典文学与历史当然有很多工作可以国际结合来做，但不要象浙东“唐诗之旅”那样，总是跟着日本人后面来开发我们自己的好东西。
四，有效的写作。这一传统方式依然是重要的。在我看来，能不能在通俗与精英写作方面，每两年出现一些重要的大学作家，不仅依然是保住大学文化优势的重要指数，而且能不能贡献一流作家，仍是大学文化引领社会的死生大事。所以中文系加强写作，将写作力作为大学中文系排行榜的参考指标之一，十分必要。
五，完善和建立人文学专家咨询制度。如果一座城市，对于人文学专家有充分的尊重，建立各种专家咨询与听证制度，来保证教授们参与城市精神建设和文化措施建设的有效努力，那么，人文学的知识资本和文化财富可以不断增值，反之则贬至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实际上是自掘大学文化的坟墓。
总之，我的意见是，一，在新的现代化情境下，大学人文应对社会文化发生更积极的作用。二，我们不能以“有用”“无用”这样看待文化的绝对二分模式，来束缚自己。三，如果我们将大学文化分为积累提高型与普及传播型，可以减少一些所谓“学术工具化”的自我焦虑。而更多的普及工作，不仅需要学院专家的努力，而且需要社会建制的安排。
（全文约七千字）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1 《孟子?离娄下》。
2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3 戴维?米勒等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4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载《金明馆丛编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 缪钺：《二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中国文化》一九九一年春季号。
6 引自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7 孔子：《论语?阳货》。
8 李白：《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
9 龙应台：《百年思索》，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