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维护与超越--从后现代、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看社会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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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关“后现代”、“全球化”的讨论是对“现代性”诞生以来人类知识与社会发展的总结，也是对21世纪人类共同发展的展望。作为当代最为重要的两种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与“全球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参照点都是“现代性”，反映的社会现实都是现代社会，只是，后现代更多地是站在质疑与批判的立场来反思现代性的，而全球化则更多地是站在维护与提升的建设性立场来推动现代性发展的。但对于社会理论的发展而言，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后现代思潮，都没有因此而改变社会理论的传统研究范式，从而实现社会理论研究的变革。

[关键词]    现代性    后现代    全球化    社会理论

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可以说，“后现代”与“全球化”是两个最为热门，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学术话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关“后现代”、“全球化”的讨论是对“现代性”诞生以来人类知识与社会发展的总结，也是对21世纪人类共同发展的展望。然而，“后现代”、“全球化”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尤其对于社会理论的变革而言，它们究竟发挥着何种作用？笔者想就此作一点探讨，以厘清他们彼此间的异同及其对社会理论发展的意义。

一

关于“后现代”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的讨论可能是最多的。一般认为，后现代是站在对现代性批判与质疑的立场上发展起来的，它与现代性、现代主义既有内在的联系，更有本质的区别。从逻辑上讲，后现代话题是由“现代性”问题所引发，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一样，后现代其实是现代性未竟事业的延续。后现代虽然刻意追求新颖，但它与现代性的后果和现代社会的危机是分不开的。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当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的兴起是现代性成长的必然产物，它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危机的出现，并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的结果，也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科技成就反思的结果。因此，后现代思潮在根本上并不是反现代性的，而是走向反思自律的现代性，它从各个角度揭示了现代性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缺陷，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原有经验和解释。后现代思潮的“决裂性”与“反思性”源自于对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超越，也源自于现代化运动的消退和现代社会的深刻危机。如果我们用尼采(F.W.Nietzsche)的“上帝死了”来描述“现代性”的诞生，那么也可以用福柯（M.Foucault）的“作为主体的人死了”来形容“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否定。“现代性”花费了巨大心血才把“人”从上帝手中夺回来，并从此改写成了“大写的人”，而“后现代”却轻描淡写般地宣称“人”的死亡，以此来表明自己对传统现代性的反叛与超越。

    从社会理论发展史来看，后现代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批判，实际上也非新事物，自19世纪以来，对现代性的批判就从未停止过，如作为现代主义者的韦伯对现代性方案深刻批判的程度就非一般后现代主义者所能及的。后现代论者正是延续了这种批判的精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从各种方面对“现代性”予以迎头痛击，而对“后现代”高唱赞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来自于对现代性的批判、超越甚至全盘否定。但是，后现代与现代性之间也有一致的地方，如利奥塔(J.F-Lyotard)晚期[①]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思想方式，“现代性”与“后现代”都脱离了“古典”的客观主义，都在表达着某种用客观主义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东西，后现代“毫无疑问是现代的一部分”。由于现代性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现代性不再是过时的东西，不再是被时代所抛弃的东西了，因此，“后现代不是现代性的总结，而是现代性的新生，而且这种新生是持续不断的”。“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状态的冲动”。[②]“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社会学家卡尔霍恩（C.Calhoun）也指出现代性是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所谓后现代事物其实只是现代的一个亚型而已，它不应该有某个特殊的新标签，因为它不是一个不同的范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内在产物，不是其真正的对立面”。[③]鲍曼（Z.Bauman）甚至指出，现代性的概念是在关于后现代性的讨论中产生的。[④]

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种种论辩中(如利奥塔与哈贝马斯之间的论辩)，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破”，但很少看到对“后现代性”的“立”，特别是我们还看不见现代性已经过去，或“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社会型态已经出现的论证。因此，像吉登斯(A.Giddens)、贝克(U.Beck)这样的一些学者就不大赞成使用“后现代”之类的概念(但他并没有绝对否定“后现代性”这一术语)，他认为，这些概念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是为了表明即将结束之前的事物所处的先前状态，因此，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它新概念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性。在吉登斯看来，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其基本轮廓正好与其现代社会的制度系统相对应：非匮乏型经济体系取代资本主义，各层次的民主参与取代现代的监督制度，原有的军事暴力让位于非军事化，工业化则由技术的人性化取而代之（见表一）。[⑤]据此，吉登斯指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现代性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现代性的种种后果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明显、更加普遍化了。在现代性背后，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秩序的轮廓，这就是“后现代(postmodern)”，但它与目前许多人所说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大相径庭。[⑥]因此，后现代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而是意味着“现代”在新维度上的再度开始，现代与后现代的对抗完全可以调校到积极的创造性之维而尽可能避免破坏。

表一：吉登斯有关后现代、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基本观点

与现代化初期的社会思想家相比，当代社会理论家实际上更加强调的是文化和知识的变迁。[⑦]他们不再是盲目地推崇或反对现代化，或者只是简单地在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寻求现代化的途径，而是认真地在反思现代性本身及其后果的问题，并力图跳出长期以来的各种“二元”思维的模式，企图把研究视域拉回到西方发达国家本身之中。于是，各种“后”学思潮纷纷登台，批判主义也雄蜂崛起，各种思潮纷繁多杂，令人眼花缭乱。现代性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成为一切学术大师无法逃脱的话题。必须指出的是，“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社会理论长此以往的关注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它只表明了社会理论在传统的研究形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变化。即便是那些想“解构”现代性与“重写”现代化、意志最为坚决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他们也无不是站在对现代社会反思性立场上或维护着现代性的成长，或揭示其内在的矛盾性，而这些也无不是以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为蓝本的，目的是为了重建或超越现代性之争。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任何后现代主义者其实都是现代性“捍卫者”（我们称之为“现代主义者”）的“孪生兄弟”。尽管双方侧重点不同，或以“解构”为先，或以“重建”为重，都是对“现代”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因而，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理论”中的“左”和“右”两派。[⑧]今天，可以说，“后现代”话语的焦点仍是现代性，只不过更多了些反思的意味，即便是那些公开拒绝或意在消解现代性的学说，也还是与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

由此看来，我们分析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的关系，只是为了说明人类文化发展的复杂性，一种文化思潮从来不会在断裂带上发生而总是有某种可以追寻的轨迹。但毕竟从现代到后现代是一种体现时代精神的深刻转变。后现代的诞生表明了“伟大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令人沮丧的衰落”，它不仅是接着现代主义而来，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想否定继承与批判超越于现代性，从而从根本上导致了大量针对“现代性”的社会理论的产生。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后，标有各种“主义”、“新学”、“后学”名目的西方社会理论“狂欢化”盛况的出现就是例证。[⑨]

二

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旨趣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议题研究实际上是对“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一种延续，然而，也正因为这样的学术研究脉络，使得“全球化”议题的分析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如何界定“全球化”在“现代性”中的地位也便是一个大问题了。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关系来看，现代性天生就是全球化的，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它地区。欧洲命运的这种惊人转变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⑩]

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内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与现代性一样，全球化必须理解为一种辩证的现象，在一种时空分延关系中，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11]其实，从本质上来看，全球化指的就是现代性制度的时空延伸过程，如果用吉登斯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来说明的话，那么，可以将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中的诸因素简要地概括为四个方面：民族国家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军事秩序（见表一）。[12]虽然，全球化是导源于西方的这些现代性制度扩展的结果，但它决不只是西方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全球相互依赖的形式，在这种新的形式中是没有“他者(other)”的。

其实，“全球化”一词在很多层次的意义上都不同于“现代性”一词的意义。从词源学上来看，它们分别来源于“全球的(global)”和“现代的(modern)”。“现代的”首先是指一种时间上的称谓，它强调革新和废弃、筛选并剔除传统的那些无用的旧事物。而“全球的”首先是一种空间上的称谓，是地球在空间位置的产物，是对生存的具体完整性和完善性的召唤，全球化首先打破了现代性条件下那种单一的“在场”时空观念，瓦解了行为的本土情境，并把相距遥远的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它不是把人类区分开来，而是使人类抱成一团、结合一体。对“全球化”一词，我们可以作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全球化”是特指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其所要揭示的是一个以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一种世界发展的整体化趋势，体现的是所有国家利益的时代。尽管这种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启动时间并不久，但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它早就拉开了序幕。[13]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笔者较为倾向于将现代性的形成作为广义上全球化的逻辑起点，因为正是一系列的现代性事件(如哥伦布的环行远航)才使人类社会真正有了全球意识。如果这样，很显然，广义上的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制度向全球空间扩张的一种结果。

对于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学者之间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扩展的结果，认为全球化纯粹是现代性的放大化；而罗伯逊（R.Robertson）则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条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现代化的条件。这两种看法在经验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笔者认为，全球“现代化”过程确实促进了全球化，并看到了一个越来越有“共相”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更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认识“现代性”与“全球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当代社会理论进一步分析现代社会与全球社会的种种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能够使我们在观察与分析“现代性”与“全球化”时保持一种相对的“开放性”与“敏锐度”，由此，也可以避免既有的理论概念范畴与分析框架强行限制研究者对社会生活新的事件与体验的观察，从而造成研究概念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而发生“物化”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断增加，社会理论研究的“丰富性”也应相对地提高，而非固步自封地自我窄化，这或许正是为什么当代社会理论研究在不断拓展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犹为重视“反思性”的原因吧。

三

从当代各种试图超越现代知识体系的努力来看，最富有影响的莫过于各种后现代思想和全球化理论，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可以说是国内外学术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沃特斯(M.Waters)所说：“就像后现代是19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19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14]但是，无论是论述后现代还是全球化，它们首先都离不开现代性的参照。正是在现代性的参照下，后现代和全球化才会显示出新的特质。只是后现代相对于现代性而言，更多的是批判与否定(尽管其中又包含了继承超越的成份)，而全球化相对于现代性而言，更加注重的是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