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①]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②]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③]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④]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⑤]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⑥]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⑦]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⑧]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⑨]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⑩]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11]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12]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核心地位。[13]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核心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14]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15]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16]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核心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核心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17]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代发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