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及其元理论化趋势的高涨，既受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元理论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受社会学学科之外因素的影响。但作为社会学发展中自我反省意识的必然产物，它又是在反思社会学自身危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的功能就在于为社会学及其理论“立法”。
主题词：西方社会学 元研究 元理论化 元理论
一
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meta-study)是在社会学发展到体系纷呈、流派此长彼消、研究方法混杂、分支学科辈出的当代社会学阶段，在反思社会学自身危机基础上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它以社会学自身以及社会学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对社会学进行社会学次级研究的方法。[①]其中至少包括社会学元理论(metatheory)研究、元方法(metamethods)研究和元资料分析(meta-data-analysis)三大领域：元理论研究是对既存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元方法研究是对既存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元资料分析则是对社会学资料分析结果的研究。[②]因此，社会学的元研究不同于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它不对社会学问题作实质性的探讨，而注重对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形式化研究，通过诉诸语言来分析、检验和判断社会学尤其是存在着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
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是社会学发展中自我反省意识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元数学、元哲学的元研究不同，社会学的元研究注重研究理论的产生、途径、过程和理论范式的发展变化规律，研究理论与研究者、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是一种“泛化”的元研究。[③]其具体内容大体要涉及到下列问题：1.社会学描述(术语、概念、命题等)的合规则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分析；2.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功能、性质、理论结构、逻辑范畴、进步标准等的探讨；3.社会学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4.探索社会学的理论形成道路及不同的研究范式发展变化状况，揭示隐匿于社会学理论内部的深层次结构；5.分析在一定历史背景中社会文化条件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影响；6.对社会学研究共同体进行的研究，辨识各种学术团体，分析这些团体及相互间的联系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等；7.运用基本的元理论范畴去辨识和归纳社会学理论的现状，去揭示社会学研究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等。
一般来说，一门学科中元研究的兴起一是由于学科主题概念突然出现某种根本的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学科中所通行的科学研究逻辑和范式；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因此，该学科的实践者产生出日益增长的怀疑，最终对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建设的可能性、方法的有效性和理论的恰当性等学科的基础性问题提出质疑。当前，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西方社会学的境遇的确令人担忧，对社会学自身及其变革的反思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由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到对社会学自身的反思，这是一次理论上的认识飞跃。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就是为了系统地探讨社会学自身的一些问题而出现的，其结果直接导致了一种称之为“元社会学(metasociology)”的学科的诞生，它的作用就是提供“对于进行社会学研究、建构社会学体系和在这些研究与体系完成之后对之进行批判的必要方法论预设”。很显然，这种“元社会学”概念的出现是社会学逻辑上所必需的。如果社会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不能任意地建构起来，而应当与确定的明确规则相一致。[④]因此，西方社会学元研究在当代的迅速发展和繁荣正是基于这种学科背景下形成的，它是西方社会学学科危机的直接产物。[⑤]例如，社会事实范式，尤其是其理论成份----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的扩张时代占据了长达20多年的统治地位，到1960年代受到了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的严重挑战。[⑥]社会学的这种多重范式结构的出现极大威胁了该学科的统一，使社会学研究产生了分裂，从而使社会学总体性危机正在到来的感觉蔓延开来。[⑦]正是这种即将到来的社会学学科危机感增强了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元研究的兴趣。
笔者认为，与1960-1970年代相比，当代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似乎更加严重，其不仅在研究范式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实际上这并不是社会学危机的真正内涵，因为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它就存在了)，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学体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发生了变化，社会学在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一般理论建构等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建。[⑧]社会学元研究方法就是要适应这一变化而对社会学自身展开系统的批判性考察，尤其要对支撑各种社会学流派的深层结构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其认识论基础。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等都是不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结构，尽管实证主义社会学长期占有统治地位，但社会学家一直在做出种种努力，或是暗中削弱这一主导的认识论思路的潜在结构，或是改革它和超越它。
我们要运用社会学元研究方法来考察社会学自身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规律，不仅要考察社会学研究所必要的方法论前提，评价现存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优点和缺点，而且，还要探讨社会学研究新的程序规则和研究范式。当然，我们对社会学的元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需要条件的，这主要包括：一是研究者本身所接受的“印迹(imprinting)”应该是比较浅的，或者能够使自己保持距离或相对的自主性，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遵守游戏规则。二是研究者应当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的一分子，但他仅仅作为这一整体的一部分还不行，整体还必须以某种方式时时出现在他的中心。三是研究者必须要有一种人类学和民族志学的意识，也就是说能够通过与其它的文化和社会相对照，来看待他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四是研究者必须要有历史意识，知道自己所处的时期只不过是历史上一个个别的时期。五是研究者必须意识到思想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只有发展复杂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之社会学才能成为可能，而且发展研究社会学之社会学本身就需要复杂的社会学。[⑨]
二
社会学的元研究是社会学学科反思的直接产物，其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有其现实背景。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实践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以及社会学理论相对其方法而言地位低下的严酷现实，使社会学者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学理论怎么了？很明显，这样的问题与“社会学怎么了”的问题是非常不同的。前者并不直接关注社会实践，而后者所直接指向的恰是现实的社会学。前者所针对的问题是社会学理论不断遭受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而后者针对的却是社会实践当中的诸多问题。[⑩]假如说社会学理论是学者们为社会实践“立法”的话，那么，谁又为社会学理论“立法”？显然，如果说由社会学理论来为社会学理论“立法”，那便会有同义反复之嫌，并且也造成表述上的不便。于是，社会学的元理论化(Metatheorizing)概念很自然地产生了。
就一般的理解而言，社会学的元理论(Metatheory)主要是探讨社会学理论的本身结构，处理社会学上有关“真”、“客观性”、“验证性”和“社会现象本性”等问题的。[11]19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中有关元理论化的研究热情与日俱增，一些明显带有元理论色彩的书籍、专题性杂志以及文章大量涌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都没有改变(如布迪厄的作品中就带有大量绝对的自我意识的元理论性)。尽管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元理论化趋势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但这些批判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遏制住了元理论化在社会学中的发展，相反极大地激励了元理论家们，并导致了西方元理论化研究热潮的高涨。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社会学理论的内部因素。社会学的元理论化是随着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的。198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以及对经典理论的各种研究成果急剧增长，为了更好地理解各种流派的社会学理论，就有必要对它作元理论性的分析。其实，元理论化对社会学理论而言并不陌生，大多数经典的和当代的理论家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元理论性色彩，只是这些元研究没有过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已，当代西方元理论家的元理论化研究多半就是建立在对以往各种带有元理论色彩研究的基础上的。此外，伴随着现代性后果的显性化和现代社会危机的严重化，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尤其是后现代思潮的崛起以及被一些人所察觉到的后现代与元理论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导致了社会学元理论化研究的大量涌现。[12]元理论不是寻求对理论的自身定义，相反，它是运用社会学中既有理论的定义，对各种相互对立的现代理论作出解释。由于元理论化是反基础的，它使社会研究领域处于同一层面，并使所有理论与其研究的各种对象相适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元理论化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关键性概念，其对所有社会学理论进行解构，并把它自身建立在对社会学学科探索的贡献上。[13]总之，元理论化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兴起是与新一代社会学理论家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巨人-----帕森斯(T.Parsons)、古尔德纳(A.W.Gouldner)、默顿(R.K.Merton)、霍曼斯(G.Homans)、布鲁默(H.Blumer)、科塞(L.Coser)等在1980年代末都已逐步消退。在研究的取材方面，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新一代的社会学理论家(如福柯、布迪厄、吉登斯、卢曼、亚历山大等)更为随意，尤其是他们更愿意使所有的理论(包括他们自己的理论)服从于那些正处如火如荼的元理论分析和批判之中。
2、社会学元理论的内部因素。这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1)对早期具有元理论色彩的各种研究的利用。当代西方元理论家在利用早期具有鲜明元理论性的著作时，逐步认识到了这些著作中所含有的一些缺点。比如，这些作品大都是致力于促成一个特殊的理论议程，而不是把理论本身作为一个学科研究的对象。(2)关于社会学范式地位的各种争论。这些争论是建立在库恩(T.Kuhn)有关科学哲学研究著作的基础上的，它隐含了元理论的内容，尽管它的关注点比较狭窄，但它在引导社会学迈向更广阔的元理论分析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3)19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些特殊的元理论问题，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诸如微观--宏观和行动--结构等问题的兴趣，而这些问题恰恰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关注的焦点和主题。(4)某些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的元理论问题的影响。比如社会学是否可以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这是西方社会学在实证主义者和反实证主义者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现在又有诸如后实证主义者等理论流派加入了，就像有关范式的争论，开始被看作是元理论研究中的一小部分，但最终却在整体上推动了西方元理论分析热潮的形成。(5)西方社会学中各种对元理论化的批判，不但没有使元理论分析消退，反而更加促进了元理论化的发展。因为那些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元理论家更加努力地捍卫自己的工作，并使其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4]
3、社会学理论和元理论的外部因素。社会学理论和元理论之外的著作，也对元理论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人们日趋意识到其他领域的研究和元理论化也是相关的，并且也需要进行一些元理论性的工作。这些领域包括社会学史、思想史、科学史、知识社会学等。此外，西方社会学元研究中的元数据分析和元方法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同步发展也很大程度也促进了社会学元理论化的发展。[15]正是借助于各种元方法和元资料的研究，西方社会学的元理论化研究意识和热情才越来越趋向高潮。
三
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及其元理论化问题，从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分化出来之后它就产生了。假说如“元研究”和“元理论化”概念的提出具有新的意义的话，那只在于它成为社会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课题。它使那些潜藏在理论主体背后的理论观突现出来，成为任何社会学理论探索者不可回避的问题。[16]也许有人会说，没有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研究，照样可以进行社会学理论的研究。社会学理论的直接对象是社会实践，而且，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合理性正在于其为社会实践“立法”。然而社会学元理论却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既然如此，那它还有什么研究价值?当社会学理论受困于既有的理论范式，当社会学理论囿于陈年的问题域的时候，或者墨守成规，继续在旧有的范式中精雕细刻，不断蕴积力量，等待理论革命的到来；或者摆脱旧范式的束缚，跳出既定的问题域，对理论本身来一翻彻头彻尾的审视乃致批判进而推进理论的发展，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前者是库恩式的，后者是波普式的)，是关系到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正是因为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不满，引发了人们专辟一隅，讨论社会学的元研究与元理论问题。与此有关，诸如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标志是什么，社会学理论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元社会学理论的讨论中占有核心的位置。然而，这仅仅是诸多社会学元理论主要解答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本身并不能回答社会学元理论自身又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征?它的功能如何?我们知道，社会学的元理论是关于社会学理论的理论，其功能在于为社会学理论“立法”，这就决定了社会学元理论的性质。
社会学的元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区别就在于社会学理论是关于社会世界的理论化，社会学的元理论则是关于社会世界理论的理论化。依据最终结果的差异，瑞泽尔(G.Ritzer)将社会学的元理论化划分为三个分支：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化(Mu)，即努力发展既存社会学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化(Mp)，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化(Mo)，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全部社会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所有这三个分支都将既存的社会学理论作为其研究题材，并反思性地考察这些理论。而且，社会学的元理论化已完成了元研究的整个程序：开始于描述性考察既存理论的潜在结构(Mu)，进入到对症探索未来理论发展的新方向(Mo)，然后终结于实际建构新的社会学理论(Mp)。Mu是Mo的前提，而Mo则是Mp的先决条件。[17]
社会学元理论化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人们对现有社会学理论的不满，因此，它是对现有社会学理论危机的反思结果。而社会学理论之所以遭致批评，恰恰在于其缺乏实践的根基。社会学的实践性天然地决定了社会学理论的经验性。没有经验基础的社会学理论只能是臆想。社会学元理论化的根本目的不是别的，而正是使社会学理论更具社会合理性，也就是说，社会学理论对社会现实而言，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不是凭空捏造。社会学的元理论虽然以社会学理论为对象，但它所面对的实践问题一点也不比社会学理论少。[18]社会学元理论化不是纯粹对社会学理论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因为逻辑推理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它可以告诉你不是什么，但不能告诉你应该是什么，而社会学元理论化的任务正在于指出社会学理论应该是什么，这就需要有经验前提，尤其需要对理论主体加以观照。[19]但是，倘若观照的对象只停于理论主体，而无视社会实践和社会经验，那就很难从根本上为社会学理论“立法”。[20]当今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促使了社会实践的不断变化，社会学理论如果无法在实践层面上继续适应现实社会的变化，那么，它就必然会失去根基，从而出现根本性危机。
如果说社会学理论旨在反思社会实践主体及其共同体的行为的话，那么社会学元理论化则旨在反思社会学理论主体及其共同体的行为。如果说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同时经受实践的检验的话，那么社会学元理论化则来源于理论，并指导理论，同时接受理论的检验。顺推下去，社会学元理论以理论为中介，进而与社会实践发生关系，并最终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回应。这样一来，社会学元理论的方法论特征就昭然若揭了。那么，用于指导实践的方法论与用于指导理论的方法论有何差异呢？倘若两种方法论本是同一概念，那单列出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社会学理论的直接功能在于为实践“立法”。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一个价值存在物，人之存在有别于它物，就在于人的价值存在及其价值属性。因此，人选择什么，如何选择，这无疑与人的世界观有关。正如一直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界定为“社会学的社会学”的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A.Gouldner)曾经指出的，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受到了理论家的个人生活经验以及个人的价值判断的强烈影响，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反思。[21]当社会实践展开的时候，事实上是在为人们展现一种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是由社会实践的主体所持有的。如果说社会学理论因为实践的价值相涉而归属实践理性的话，那么，社会学的元理论化则落于纯粹理性的分析，是“形式分析”，即“一种语言层面的分析”。它以理论主体的行为为对象，通过语言分析指陈理论的矛盾，并宣布理论的合理或破产。但从社会学元理论本身来看，并不能推出社会学理论的形式，更不能推出社会学理论的价值内容。在探寻社会学理论是什么及如何发展的问题上，社会学的元理论研究与科学哲学同流，而在对社会学理论的语义分析上，它又与语言哲学合道。通过语言分析，社会学的元理论化可以揭示哪些问题是伪问题，哪些问题是有价值的,但它并不能给出问题的解答。[22]
由此看来，通过对社会学元研究和元理论化的分析，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可能会更精致、更切实、更具有连贯性，但关于社会实践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社会学的元理论化不能给出更多的信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特质与社会学元理论的方法论特质之间的差异才显现出来。的确，元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思考的可能性，引导我们去作认识论的研究，去寻找能让我们和自我保持距离的元观点。它向我们展示的是思想的必要性，而不只是简单地实行一些现成的方法论原则。社会学必须了解自己，因为社会学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是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是干预社会的事物，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的事实。[23]但是这种对自我的认识却遇到了一种逻辑上的困难，那就是其内部本身无法包括有解释自己、证实自己或澄清自己的手段，这就必须考虑用一种元系统(即元社会学)来完成上述使命，但这种元系统也不是完全脱离社会实践而进行所谓的纯理论之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元理论化只是一种方法论，而社会学理论既是方法论，又是世界观，是社会学者对社会现实的直观反映。然而，在社会学中，社会学学科的危机最初被归于理论建构中方法论的问题，只是当改善后的理论建构技术在产生所期望的理论中再次失败后，社会学家们才开始超越方法论去寻找解释，即将社会学的学科问题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变化联系起来。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元分析摧毁了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珍贵意象，结果引发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学范式地位的争议，而这一争议最终发展成为对社会学整个的方法、理论和分析进行大规模地元分析考察。[24]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人文主义社会学和批判主义社会学尽管在理论观点和研究取向上表现出了许多本质性的不同，但从元理论层面来看，它们却具有相当的同一性，都来源于笛卡尔的单向思维方式，都预设了主客二元论模式。[25]因此，社会学元理论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分辨社会学不同传统之间的虚假争议，透过其表面的分歧，发现隐藏在社会学内部危机的真正根源。但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及其共同体行为的一种反映，社会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应当与社会实践保持一定的适当性，一旦社会实践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学理论赖以生存的基础便会发生动摇，其内在变革的动因也便会由此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