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革命与上海城市生活风格变迁
张 刚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200062）
内容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1949年革命成功以后，上海市民的生活风格变迁。具体而言，我们关注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上海城市社会在日常生活层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城市生活风格变化，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思想发展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本文分析了1949年前上海生活风格的多元性，1949年后生活风格的改变，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因素，并且探讨了生活风格改造的思想资源和具体策略，以及市民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反抗”策略。
关键词：上海，生活风格，社会变迁
本文主要讨论1949年革命成功前后，上海市民的生活风格变迁。1自从160年前上海开埠以来，其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差极大的生活风格就一直吸引了各种眼球，而且在这个变化迅速的大都市，人们的生活风格也几乎是一直在变迁之中。可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次变迁，莫过于1949年上海市政权易手。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及对城市的改造，在当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上海市民的生活都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影响。因此，本文的时间范围以1949年为中点，主要讨论1949年革命对上海城市生活风格变迁的影响。
本文除了追溯1949年前后上海市民生活风格的变迁之外，另一目的是探索市民生活风格变迁、城市社会变迁及思想发展的关系。一般认为，社会变迁特别是“国家－社会”关系的改变、或者是极权主义社会控制手段的加强，造成了市民生活风格的全面改变。2我们认为，社会控制在改变市民日常生活方面的有效性如何，市民在面对全新的国家权力时的态度，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不但从客观的社会经济角度探讨生活风格的变化，也要从市民的主观角度去分析生活风格的具体功能及性质。基本上我们尝试从文化社会学这个角度去讨论问题，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
一、 旧上海生活风格的多元性
在当时许许多多的游记和文学描写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1930、1940年代上海城市浓郁的都市气氛。在此仅仅举两个例子。1928年美国记者斯诺刚刚来到上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如下的上海风景：
上海商业区的街道乍看起来同样也像是一个古怪的马戏场，熙熙攘攘，活跃得令人难以置信。三教九流的人们都在公共场所干着各自的勾当。人们高声喊叫，比手划脚，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来穿去。……从喧闹的早晨到凄凉的夜晚，咳嗽声、吐痰声不绝于耳，孩童的便溺在路旁汇流成溪；鸨母在叱骂着；永安游乐场里同时演出十多台戏，传出假嗓子的尖声演唱；附近的旅馆里充斥着身段丰满的少女，她们是被招来供外省来的富商纵欲的；乐队呜呜咽咽地奏着乐曲为满身珠光宝气、身段苗条的中国舞女伴奏；无数的乞丐和他们赤身露体、肮脏的孩子们在苦苦哀求着；迷人的黄浦江上，布满外国军舰，以及杂乱的货驳、帆船，还有千百艘点着灯笼的舢板，在月光映照、严重污染的江面上就像是点点荧火！3
另一位则是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之一穆时英，在他的一部小说中称上海是“地狱上的天堂”。这是其中的一个场景：
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椅子是凌乱的，可是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翡翠坠子拖到肩上，伸着的胳膊。女子的笑脸和男子的衬衫的白领。男子的脸和蓬松的头发。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飘荡的袍角，飘荡的裙子，当中是一片光滑的地板。呜呜地冲着人家嚷，那只saxophone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
推开了玻璃门，这纤弱的幻景就打破了。跑了扶梯，两溜黄去。脚踏车挤在电车的旁边瞧着也可怜。坐在黄包车上的水兵挤箍着醉眼，瞧准了拉车的屁股踹了一脚便哈哈地笑了。红的交通灯，绿的交通灯，交通灯的柱子和印度巡捕一同地垂直在地上。交通灯一问，便涌着人的潮，车的潮。这许多人，全象没了脑袋的苍蝇似的！一个fashion model穿了她铺子里的衣服来冒充贵妇人。电梯用十五秒钟一次的速度，把人货物似地抛到屋顶花园去。女秘书站在绸锻铺的橱窗外面瞧着全丝面的法国crepe，想起了经理的刮得刀痕苍然的嘴上的笑劲儿。主义者和党人挟了一大包传单踱过去，心里想，如果给抓住了便在这里演说一番。蓝眼珠的姑娘穿了窄裙，黑眼珠的姑娘穿了长旗袍儿，腿股间有相同的媚态。4
在我们温习当年关于上海的各种记录文本的时候，这类描写实在太多太多，数不胜数。从这类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的巨大魅力，也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巨大多样性。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曾经强调，城市生活的多样性是城市健康生存的必要条件。5我们认为，对于近代上海城市的生活风格来说，多元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
一、社会生活的多元性
从社会生活的内容来进行分析，上海生活风格的多元特征，主要体现在人口构成、生活空间、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几个方面。
首先，旧上海社会生活的多元性，体现在人口构成上的多元。自从开埠以来，上海的人口构成一是多元化的，主要以内地移民为主，也包含了大量的国际侨民。据统计，1885年到1935年间，公共租界非沪籍人口所占比重始终在78％～85％之间徘徊，平均为82％；而华界1926～1936年非沪籍人口所占比例则在72％～76％之间波动，平均占74.2%。两者平均则沪籍和非沪籍人口之比为21.9％和78.1%。6同时，这些内地移民来源地非常丰富，1936年上海华界总人口2145317人中，其中江苏籍867947人，上海籍514486人；浙江籍412052人，安徽籍94744人，广东籍55255人，河北33723人；山东35054人；湖北籍34532人；南京籍33407人；湖南籍15719人；福建籍13351人；江西籍10864人；北平籍7123人。四川籍2764人。7内地移民来源地的丰富性也带来了种种不同的生活风格。
图1 1936年华界人口籍贯分布图
另外，从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的国际移民就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英租界（1845）、美租界（1848）、法租界（1849）也相继开辟，随后英美租界合并（1863），外国人来沪渐多，居留时间也长了起来。1843年登记在案的外国人有26人，1844年50人，1846年超过200人。1895年超过5000人。1899年英美租界改称公共租界，以后上海外国人数增加迅速，差不多每十年增加1万，1905年超过1万，1915年超过2万，1925年超过3万。1931年超过6万，1942年达到高峰，为150931人。二战以后，大批日侨、西方侨民回国，上海外侨数量锐减，到1949年还有不到3万人。8
图2 上海外侨人数变化情况
上海外侨国籍，最多的时候达到58个，包括英、美、法、德、日、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1910年以前，一直是英国人最多，其次是美、法、德、日、葡萄牙等。1915年以后，日本人跃居第一。1942年，在沪日本人达到94768人，超过所有其他外侨的总和。9
除了日本之外，1930－40年代各国在上海侨民的最高数在1000人以上的国家有：无国籍俄国人14845（1936）；美国，9775（1946）；英国9234（1935）；法国3872（1946）；奥地利3453（1946）；德国2538（1942）；印度2389（1935）；葡萄牙2281（1946）；朝鲜2381（1946）；越南2350（1946）；意大利1048（1945）；波兰1042（1942）。10可见外侨的来源国是非常复杂的，也提供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风格。
图3 外侨人数比例
其次，社会生活的多元性还表现在职业分布上的多元。在城市内部，由于存在着职业分化，人口的职业构成是非常不一样的。1932年，上海华界157.1万就业人口中主要职业构成大致是：从事农业16.8万，占10.71%；工人32.6万，占20.74%；从事商业14.9万，占9.5%；家务劳动31.8万，占20.25%；无业25.7万，占16.34%；学徒、佣工9.2万，占5.9%；劳工、杂业（车夫、肩夫、理发、镶牙、擦背等）17.2万，占11%；其他（教育、政府机关、公交、军队、警察、记者、工程师、会计师、医师等）8.8万，占5.61%。11这种职业上的分化导致了生活风格的多元化。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就认为，对上海市民生活风格影响最大的几个阶层分别是：由实业家、企业家、商人等构成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由职员、小业主、专业人员、公教人员等所构成的职员阶层；数量最多的工人阶层；以及众多的劳工和无正当职业者所构成的贫民阶层。12
职业
人口数（万）
所占比例（％）
农业
16.8
10.71
工人
32.6
20.74
商业
14.9
9.50
家务劳动
31.8
20.25
无业
25.7
16.34
劳工、杂业
17.2
11.00
其他
8.8
5.61
总计
157.1
100
表1 1932年华界职业构成分布
第三，社会生活上的多元，也表现在城市生活空间上的多元。城市生活空间可以分成住宅空间和公共生活空间两种。就住宅空间来说，上海的民居建筑具有不同的风格。在长达百年的岁月中，上海逐渐形成花园洋房（独立住宅）、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房棚户4类民居建筑。集中于上海西区的花园洋房，为外国人、管理、资本家等城市的统治阶级所居；公寓住宅的居民包括收入较丰的高级职员、商人、外国人等，是城市的中上层；里弄住宅则是最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居所，是城市建筑的主体和上海市民文化的主要载体。棚户和简易住房则是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劳工、流民的栖身之地。据统计，1950年上海市区实用种类房屋面积4679万平方米中，居住房屋共2360.5万平方米。其中，花园住宅223.7万平方米，占9.5％；公寓101.4万平方米，占4.3％；新式里弄469.0万平方米，旧式里弄1242.5万平方米，两者共占民居总面积的72.5％；简易棚户322.6万平方米，占13.7％，还包括解放后新建公房1.3万平方米。13
住宅类型
面积（万M2）
所占比例（％）
花园住宅
223.7
9.5
公 寓
101.4
4.3
新式里弄
469.0
19.9
旧式里弄
1242.5
52.6
简易棚户
322.6
13.7
新建公房
1.3
0.06
总计
2360.5
100
表2 1950年上海住宅空间类型比例
就公共生活空间来说，也相差很大。以1930年代比较流行的娱乐活动——看电影为例，当时的电影放映分为“首轮”、“二轮”及“三轮”。头轮即是首映，首映之后到“二轮”，依此类推。从30年代末的《良友》杂志中可以看到记录：放映外国影片的电影院，大多处于最繁华热闹的静安寺路（南京西路）、霞飞路（淮海路）、爱多亚路（延安东路）、西藏路，特别是首轮影片放映地点，几乎全部都可以称为黄金地带。这些地方是租界的中心地带，也是上海的金融、经济与购物中心所在，多外国客人和从事比较高级职业的中国人，大银行与各个公司总部大多坐落于此，商店林立，人流多，随处可见漂亮的饭店和咖啡厅，是外国人，高级白领，官绅士商和富贵的太太小姐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到首轮影院看好莱坞影片，是一个时间问题，也是身份的象征。首轮二轮外片影院多在英美法租界中，国片影院和三轮影院则多在东部，即日本租界和华人聚居地。东部这些居住区域的人口身份比较混杂，从达官贵人、名门闺秀到从事普通职业的城市居民，其中又以从事普通职业的普通市民占大多数。沪东、沪西、闸北工厂区和火车站、沿江码头地带，以及老城厢地区，为工人和小商小贩聚居地，生活条件差，多棚户区。这些地区有很多旧式茶馆，戏院。而各种新式文化设施极少，电影院也很少。只有在曹家渡等处有一些国片电影院或4、5轮电影院。
影院类型
影片类型
主要位置
首轮影院
放映外片大光明、南京、国泰、大上海
放映国片金城、新光、沪光
公共租界、法租界
二轮影院
放映外片金门、丽都、巴黎、光陆、平安
放映国片中央，恩派亚
公共租界、法租界
三轮影院
其他规模较小者
日本租界、华人聚居区
表3 1930年代上海影院分布
第四，旧上海不同职业之间、以及同样职业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造就了物质生活消费上的多元性。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职员的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1921年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仅4年，月薪已达百元；是年邹韬奋大学毕业，在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月薪12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也在20～100元之间。根据《中国劳动问题》的资料，上海一个典型的市民五口之家以每个月需200元作为中上等之分界线，以月需66元为中等，30元为中等以下档次的生活标准，14可以估算出职员的收入可以达到中等以上水平。
职员之间的收入也是巨大的，以上海邮政系统职员工资收入为例，从不足20元一直到500元不等，他们的日常生活必定因此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单位：元
邮务员
邮务佐
邮差
听差
杂役
甲等
乙等
本地
内地
本地
内地
本地
内地
杂役
300-500
40-270
30-138
21-127
23-85
18-80
21-43
17-39
19-43
表4 上海邮政职工工资收入情况15
工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根据1930年的一个调查，上海16行业工人1930年的月实在收入（额定工资加上奖金、津贴等）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业别
印刷
造船
机器
丝织
榨油
搪瓷
针织
面粉
实在收入
41.7
36.0
26.4
23.5
21.8
21.8
19.3
18.7
业别
内衣
造纸
棉织
卷烟
毛织
棉纺
火柴
缫丝
实在收入
18.4
17.2
15.2
14.9
13.2
10.9
10.7
8.8
表5 上海16业工人的每月实在收入16
时人已经充分注意到了社会中的不平等生活。1940年代的一篇文章说，“在做着投机，而米煤油三项又家藏甚富，不必一日三“轧”，是上等人等。中等人是小康之家，或者殷实的寓公，凡百用途，以“紧缩”为原则，譬如饭后的花旗橘果已取消，但三荤一素一汤的菜肴还是维持原状。末一等，在上海没有职业，乡下也没有田产，能找到吃的就很困难，更别提那饭和汤了。”17
第五，不同群体在精神上的相差也是巨大的。1933年对上海百名邮局职员社会生活的一个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职员的精神生活具备进取向上的风格。18
娱乐方式
人数
娱乐方式
人数
读书阅报
27
打麻将
1
看电影逛公园
18
研究园艺畜牧
1
研究音乐
5
访友寻亲
1
看戏
4
打球习武
1
听书
3
养花赏月
1
打乒乓球
2
听福音
1
下棋散步
2
休养
2
研究京戏
2
国难当头，不敢娱乐
1
听无线电
2
不详
25
逛街
2
总人数
100
表6 上海百名邮局工人社会生活调查（1933年）
而对于底层苦力来说，其生活目标只是谋生，娱乐方式也是非常低俗的。根据1930年代对上海1471个游民嗜好的调查，爱好赌博者91人、饮酒138人、鸦片191人、嫖408人、纸烟375人。在苦力工人聚居的客栈和寄宿所，“其中各种恶劣习惯，如赌博、饮酒，吸鸦片红丸等事，俱极盛行”。据《新青年》杂志的调查，苦力工人中，赌博、喝酒和嫖妓是最常见的娱乐。19
二、不同群体生活目标的多元性
对于旧上海的不同群体来说，其生活目标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常使用生活风格理论中的小氛围概念，大体描绘出不同小生活氛围所拥有的不同的生活目标。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简单方便的说明：旧上海存在着多元的生活目标。由于篇幅所限和重心所在，我们无意在此严格论证小氛围这一理论模型的合理性，也无意全面概括旧上海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小氛围。
首先，旧上海存在着明显的享乐主义生活氛围，其生活目标主要是带有浓郁炫耀性的奢华的生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功的评判标准逐渐化约为谋取钱财的多寡。在一个陌生化、利益化的陌生人社会中，外显的经济财富成为人们身份、地位最主要的标志。一些在市井崛起的新富更是竞奢斗富，“以佻达为风流，以奢豪为能事”，因为除了钱财，他们无甚长物。比如，沪上巨富哈同的中国妻子罗迦陵在沪上驾车经常故意违规，引起围观，实意为其牌照001的车子“出风头”。另据《生活周刊》载，“皖省主席陈调元……为其母在沪西极司非尔路本宅陈设礼堂做寿，有梅兰芳及大舞台全体名角堂会。陈宅花园中建有临时剧场，内装热气管以御寒，此次庆祝所耗在十万金以上，闻仅场屋一项代价已须五六千元”。204有些富豪的家眷在冬至到来年开春短短数十天里，要换24种名贵裘皮大衣，什么气节穿什么大衣，都有一定讲究。享乐主义生活氛围的另一明显标志则是他们的住宅，甬帮某巨商1927年新购一宅，在新闸白克路35号，乃“巍巍巨宅，一洋氏大住宅…宅前有草地一方，满植花草、树木，绿英缤纷，境至清雅。宅内停有自备汽车三辆”。21充分炫耀了金钱所带来的豪华和气派。
其次，旧上海也有浓郁的小资氛围，其生活目标是追求优雅的生活。按照布迪厄的理论，小资氛围相对应的主要是丰富的教育资本与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场域中的竞争是通过追求文化上的“表现差异”而获得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不是基于宰治阶级的权力、血统或财富而产生的特权意识和骄奢富贵的品性，而是在优势的文化和教育环境中陶冶养成的一种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在众多关于旧上海的生活回忆中，可以找到很多小资氛围的例证，在此不再赘述。
再次，在旧上海中还有比较重视的职员氛围，这一生活氛围以进取向上的生活作为生活目标，依赖正式的职业声望。我们在很多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事人当年兢兢业业的学徒经历。职员氛围相对是安分守己的，在职业的层级上努力向上攀登。比如法电公司对电车职员的“职员须知”就有130多条，对待职员个人生活的要求就包括，“端整，穿戴洁净整齐，脸面手腕当洗揩清洁，头发需时加修饰，办公时禁止吸烟、吃食；听从上级员司所发之命令；对公众须曲进礼貌，和蔼待人，避免争吵……”22
然后，旧上海也存在着追求安定富足的生活的小市民氛围。 “小市民氛围”具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特征，比如 “门槛精”、“各管各”、“出风头”等。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小市民的典型，她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占有欲，毁坏了自己以及儿女一生的幸福。而这种对金钱的占有欲并不是资本主义式的拜金主义，而仅仅是为了想过一种稍微富足安定的生活， “……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着这两个死钱过活”。23实际上，“小市民氛围”的兴起与城市生活与密切关系。比如“门槛精”反映了市场经济中的理性、算计；“各管各”也是因为社会交往中的独立、宽容，“出风头”则是在市民生活风格方面“表现差异”的一个方面。在不同生活氛围的竞争中，小市民氛围常常是其他生活氛围奚落的对象，可是在大都市中，小市民生活氛围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分量。
另外，旧上海庞大的底层移民，追求的仅仅是一种谋生的生活。工人、店员、学徒等雇佣劳动者遭受残酷剥削，“他们只需要有一碗饭或者几个大饼，就能够毫无休止地工作11小时”。24新移民大半无依无靠，为了谋生，他们每每忍辱负重咬住牙关，再苦再累也要忍受下去。民国年间“大江以北，地瘠民贫，比年迫于生计，来沪谋食者，不下数十万。此等贫民，甚为江南人所贱视，其客居异地，既赤贫如洗，又鲜得人之援助。彼等充当最辛苦之劳动生涯，所入甚微，……此等苦力，实为上海市场之开拓者。”25由于上海劳动力剩余，职业竞争十分激烈，一般工人大都极珍惜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出版于1916年的《中国的大门》一书有一段记载沪地纱厂女工的文字，颇为生动：“一个年青的女工以每月两元五角的工资供养一个寡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她每天早晨四点钟便起身上纱厂，因为她步行到纱厂要化两个钟头。到下午六点钟她的日班交班后，还要步行两个钟头到家。这个年青的姑娘常常把月光当成破晓的曙色，在半夜三点半或者更早的时候便起身了。……一个可怜的人终于走到纱厂的大门，蹲坐在又冷又湿的地方，等候纱厂放汽笛……，她是这样极端地困乏了，而在前面等着她的，却是十二小时不间断的长时间的劳动。”26这位纱厂女工如此地兢兢业业勤勉刻苦，是为广大下层市民谋生的一个写照。
跟底层生活氛围密切相关的是棚户区。棚户区是大多数纱厂工人、黄包车夫的主要居住区。1940年代一份对棚户区的描述说，“在几根竹杆撑着的破芦席或破铅皮下面，有许多人挤在破棉絮里睡觉，瘦得象鬼一样的小孩子成群的在污泥上爬。有的人在喝着土红色的麦麸粥，有的人家里的污水烂泥比外面还要深，人们正从那破木头搭的‘桥板’上面来来往往。”在这样的棚户区内，“什么安适问题，卫生问题，当然是谈不到的”。茅盾曾经这样描述过，“朱桂英到了她的所谓‘家’的时候，已经在下雨了;很大很稀的雨点子，打得她‘家’的竹门杀杀地响。那草棚里并没点灯。可是邻家的灯光从破坏的泥墙洞里射过来，也还隐约分别得出黑白。”
最后，由于上海特殊的地位，以及20世纪中国政治大变革的时期，自由氛围和左派氛围在上海皆有体现。应该说，两种生活氛围都怀有强烈的社会参与的目的，只不过两者的目标并不一致。在上海既有《观察》杂志撰稿人为代表的自由氛围，也有鲁迅、左联、进步学生、地下党员为主要代表的左派氛围。
二、解放后上海生活风格的改变
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后，城市面貌的改变是迅速的，在“消灭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口号下，城市的生活风格在迅速改变。
解放初期，政府就迅速制定了多种措施，1949年6月6日政务院公布了《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烟叶、烟纸、飞机、汽车、电讯器材、照像器材特许进口，洋烟、洋酒、化妆品等奢侈品禁止进口。27几乎是同时期，原有的都市生活氛围的生活条件迅速消失：1949年6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有69家妓院自动停业，234名妓女转业；281949年8月，因为要节省汽油，很多出租车司机失业，准备转业或下乡生产；1949年8月，“不再为富人服务，银楼珠宝古玩三业纷纷转业”，其中新宝成改卖无线电，方九霞银楼改为百货分销处；1949年8月，“大上海改造过程中，旅馆多家准备转业”，其中“大饭店如国际、金门、汇中，门前冷落、车马稀疏，三东一品（大东、东亚、东方及一品番四大旅馆）也日见萧条；1949年9月，“十家银楼西服店，转业推销日用品”，“皮毛进出口行，职工转业制皂”；“过去伺候贵家太太们的店员现在都成为勤俭诚恳地为小市民服务的职工”；1950年1月10日，著名的仙乐斯舞厅停业；1950年3月24日，跑马厅中建公司，奉令停业；1950年4月，三轮工人转业，“大家都认为三轮车是落后的交通工具，浪费了人力物力，对于整个交通的贡献也不大……新中国需要建设，有劳动能力的人不能一辈子踏三轮车”；1950年5月16日，东方书场停业；1950年5月17日，东方饭店停业出让给上总中区办事处；1951年3月19日，上海最大的一家妓院“陶陶社”停业；1951年7月，百乐门舞厅改为戏院……在这股停业、转业大潮中，甚至僧道人家也涉及到了，不仅“北京僧道转业，织袜种田生活过得好”，“多半抛弃了寄生观念，建立劳动观念”；上海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也发现了“和尚转业勤习会计”。29
到1954年11月，旧舞厅和音乐厅已全部停业转业，与此同时，烟民、娼妓和乞丐等“社会丑恶现象”也彻底消灭。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普遍认为，众多的烟民、娼妓和乞丐，既是无序社会的受害者，同时又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原因。同时，烟毒、娼妓和乞丐问题的研究不存在任何自然的原因，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取缔和根制这些问题。解放前上海约有登记注册的800家妓院，妓女9000多人，但实际数字远不止如此，据估计妓女人数大概占当地人口的1：150～200。上海采取了“寓禁于限”的方针，先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妓院的发展和妓女人数的增加，在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予以取缔，妓院、妓女人数大大减少。到1949年10月，上海的妓院由解放时的532家减少到264家，妓女由2227人减少到1243人。到1951年11月全市妓院剩下72家，妓女181人。30在1953年左右，上海在规定的时间封闭了残存的妓院。同时对乞丐采取了收容制度，“劳动生产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改造与安置相结合”的方针，对游民、乞丐收容起来进行教育和劳动改造。城市乞丐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一、社会生活的具体改变
早在解放军进入城市的第二天，1949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便发表社论《解放大上海的经济意义》，奠定了新上海建设的基调。在这篇社论中，上海被描绘成“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使我们国家殖民地化的一个最大侵略基地”和“全面绞杀中国老百姓的总枢纽”，而“它将变成一个人民的工业大都市，对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它将依据自力更生的原则，尽其最大的贡献。”31而第二天的社论《祝上海解放》中同样强调指出，“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32这两篇社论都表示，新中国要致力于将上海建设成为一流的工业城市，这一点确定了旧上海改造以及生活风格改造的主旋律。
首先是人口的内迁和疏散。上海军管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散难民回乡。1949年8月，上海市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响应中共中央华东局“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的号召，特制定难民回乡生产和救济方案。该方案的基本方针是“一切为了回乡生产，防止单纯在上海市救济”。方案计划全市疏散近二百万人，计失业工人、失业店员及其家属共一百余万人，贫民六十五万人，无业游民十七万人，逃亡地主十万人。其疏散与安置办法如下：
（一）失业的工人应大部分疏散回乡生产；一部分技术文化水平较高者，可动员到其他解放区工厂生产，或按其籍贯编送到所属县或专署、行署，施以政治教育与农村工作训练后，派到各部门充任工作干部。（二）所有在上海市生活无着及与生产无关的贫民、苦力以及流亡在本市的一般地主富农，不管是什么原因来到上海，只要有家可归，一律动员其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回乡安家生产。（三）确是无家可归与有家归不得（因农村缺乏生产资料而无法参加生产）而有劳动能力者，可迁移到黄泛区、苏北盐垦区，建设新农村，从事生产。如条件许可，亦可动员迁移一部去土地比较多、今年收成比较好、夏秋又没有水旱灾的地区的农村，安家生产。（四）对长期以偷盗、抢劫、欺骗、敲诈、乞食、贩卖违禁品、赌博维持生活的游民，强制其离开上海市，到农村中劳动生产，在生产中教育改造他们成为劳动人民。今年下半年可在离上海市较远的农村，成立专门的教养机关，对被遣送的游民进行强迫的生产教育。希望私人教养机关亦能到农村去参加此种工作。33
虽然如此，在50年代初期仍有外地人口的大量流入，1951年至1954年，每年净迁入21万人。从1955年起，根据中央对上海改造的方针，动员城市人口疏散和部分工厂内迁，当年净迁出58.6万人。1958年，开始实行户籍制度，对城市人口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此后，基本上是迁出大于迁入，外地人进上海的流动被截止了。50年代开始动员人口迁出，1958年上海市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许建国副市长做了关于“动员城市剩余劳动力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代表们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让上海市常住人口逐步控制在七百万左右是完全必要的。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各种控制人口增长的办法，如国家工作人员和广大职工带头动员可以回乡的家属、亲友回乡生产，里弄中推广家务服务小组减少雇用保姆和大力提倡节育、提倡晚婚等等。有些代表还批评至今仍有不少企业不遵守国务院规定，任意到农村去招收工人的违法行为，他们要求有关部门迅速订出具体的有效措施，杜绝这个大漏洞。” 341955年6月，有1200名妇女从上海到新疆省支援新疆建设35；同年，在14多万人就业中，其中约有一半是由上海书送到外地直接产生建设的。36还有有一万七千多个经过改造的游民走上了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是回乡生产，并有六千多人到上海各工厂、企业等单位工作和志愿去安徽、甘肃、西藏等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37 1958年有上海知识青年12000多人到湖北、安徽农村长期参加劳动38。
1958年1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39这个《条例》的出现，基本上阻断了此后多年的自由迁徙。
人口外迁和随后实施的严格户籍制度引发了很多悲剧，比如陈思和教授回忆起他的父亲：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市政府动员支援边疆建设，我父亲当时是东亚大饭店的经理，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几乎动员了全班人马去西安创办东亚大饭店。他当时新婚不久，我刚刚生下来，上面还有我奶奶。他完全把家庭丢弃不管，戴着大红花去内地建设，还觉得很光荣。我后来看我父亲的遗物时看到一封他当时给我母亲的信，里面还说：“抛妻别子，人说是残酷的，我却不能不说这是解放以来的一点进步。”当时西安的那家东亚大饭店是该市最高级的南方餐馆。父亲那一班人把一套广东餐饮的风格搬过去了，定期用鲜花来布置环境，强调为同样去支援西安的南方客人服务。这样干了一两年，上边就提意见了，说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经营方针，结果换了一个北方人来当领导。“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一个很普通的饭店去劳动，后来退休了，可是当时上海的户口政策是只出不进，除非你能证明在上海以外的其他各个城市都没有亲戚，或者有病才有可能被批准回上海，我父亲为这个事情非常生气，结果脑溢血死在西安。等父亲去世后半年，他进入上海的户口才批下来了。
我父亲的遭遇在当时是极普遍的，像这样的政策，上海人还敢出去吗？像我父亲那个时代的人还保留着50年代以前的观念，以为进进出出很方便，过去上海男人在外码头做生意，女人小孩在上海安家生活，或者男人在上海工作女人小孩在乡下生活的人都很多，所以没有出去一辈子回不来的概念。谁知到后来计划经济把人像螺丝钉一样固定下来了。40
第二，物质生活与生活条件的联系最为密切，因此物质生活风格是较为容易变化的部分。
在饮食方面，西式饮食东渐，影响所及主要是城市社会的中、上阶层。在1949年之后，往日的上层已被打倒，西餐也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逐渐式微。并且一些饮食陋习得以禁绝。吸毒是近代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恶俗，禁而不绝、危害日甚。但建国后仅用了几年时间，祸害中华民族百余年的烟毒问题就被彻底禁绝，到1953年中国成为“无毒国”。
在服饰方面，总体上看是新旧并存，中西皆有：一方面传统服装如长衫、旗袍依然可见，另一方面干部服异军突起；一方面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服饰被吸收引进，穿西服的并不乏人，另一方面列宁装、布拉吉从苏联传入，盛行一时。但各式服饰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西服、长衫已成明日黄花，而干部服、列宁装则成了服装时尚的主角。经过几年的发展，蓝、灰、黑三色取代了五彩缤纷，列宁装、干部服成了“唯我独尊”。这种现象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55年3月，《新观察》杂志社邀请北京文艺界人士及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座谈服装问题，并刊登座谈记录。各界人士疾呼要尽快结束服饰款式色调单一的状况。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指出，改变这一状况，需要“我们大家来提倡，首先从机关的女同志做起，然后影响整个社会”。41在建国后社会生活日益政治化的趋向下，映衬政治理念的干部服装的主导地位是不易动摇的。
在居住方面，上海城市居民的住房来源发生了变化。以前城镇居民住房主要靠租房、买房和自己建房。建国后，国家提供公房作为城镇居民住房新的来源，比重在逐年提升。到1956年，工业、文教卫生以及国家机关、中央所属单位等部门的公房供给均超过了50%。而且，住公房条件好于私房。如1956年住公房人均面积3.95平方米，住私房则为3.4平方米；公房租金低于私房，1956年私房租金一般要高出公房租金30%以上；而且由于住公房与职业相联系，因而它又成为人们社会身份的一种象征。这些因素影响到人们的住居心理，使住公房成为时尚。
第三，生活空间的变化也是醒目的。根据赵祖康1957年在人大一次会议上的介绍，从1951年到1956年，上海市开始由政府统一建造并鼓励工厂企业投资分别建造职工住宅（工人新村），至1956底止共达一百八十余万平方米，可住三十万人（职工群众自行建造和“自建公助”的未计在内）。职工住宅分布在十二个住宅区，分别接近新旧工业区及浦东地区，占地共约合上海市原有建成区面积的十分之一。42另外，几年来在劳动人民居住特多的棚户区内举办修理小路，排设沟管，设置公共给水站、公厕等环境卫生工程，有二百余处，受益的劳动人民近一百万人。园林绿化也发展的较快。43
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建设有如“跑马厅”改建为人民公园，“高尔夫球场”改建为西郊公园，肇嘉浜填成为林荫大道；还有解放前肮脏丑恶的外滩改建为绿树红花的滨河街头游园，成为新上海美丽的大门；“这些都是值得上海人民引为骄傲的。”44其他咖啡厅、舞厅等带代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生活空间也陆续停业或专业。
第四，解放后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变动最大。我们以非常流行的娱乐方式看电影为例，美国影片在上海曾经非常流行，1933年的统计显示，上海37家影院中，19家主要放映美国影片。二战结束后，上海大约有50家电影院，美国映片观众也增加了，一些人称这个时期是美国影片在上海的黄金时代。《魂断蓝桥》和《出水芙蓉》是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两部好莱坞影片。上海解放以后，美国影片并未立刻从这个城市的银幕上消失，从1949年夏天开始，由于舆论工具进行的反对美国的和好莱坞的宣传鼓动，促使观众逐步远离美国影片。报纸上报道，过去受好莱坞影片所蒙蔽的影迷们，如今通过观看健康的苏联影片而得到教益。但是在实际上，好莱坞影片仍然是观众的首选。最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导促成了美国影片的被禁映，好莱坞映片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伴随着美国电影的消失是国产电影的兴起，可是其上座率不够理想，比如，50年代中期《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另据北京《光明日报》的报道：从1953年到今年6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10％。 纪录片《幸福的儿童》竟连广告费也没收回。45
即是最为敏感的诗人，也在精神生活上表现出单调和贫乏。1949年以后，在新的政权新的时代面前，现代主义诗人的民族国家想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巨大的惊喜与激动几乎使他们眩晕。如穆旦的《葬歌》、冯至的《我的感谢》等均表达了知识分子埋葬自我、与旧我绝裂的勇气和决心；旧我、旧时代，新我，新生活的诞生，这使得新、旧历史时代的两组对立意象。卞之琳30年代深受相对论哲学和纪德时间变化观念的的影响，诗歌中常常出现出时空相对关系的智性之光，而到了50年代，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时空观念；冯至在40年代的诗歌世界是将生与死、孤独与联系、人与自然综合起来考察的丰富的哲学体系，50年代则仅仅是新与旧、现实与历史意象的简单对立，艺术上表现出单调和贫乏。
在民间，曾经对中国民众有重要意义的宗族信仰及民俗信仰丧失了制度支持，走向了衰微消亡。天主教等西方宗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教会大学被收归国有，上海的天主教会脱离和梵蒂冈教皇的关系，僧道也纷纷还俗转业。
在音乐艺术上，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被批评为“教学上重西洋、轻中国、脱离实际、轻视民族化”的倾向，有些教师描述自己 “看大字报心惊肉跳，看幻灯片、活报剧冷汗浃背”，表示“要在反掉保守思想，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教学思想之后，打破所谓正规化，紧紧抓住贯彻教学民族化、联系实际、面向工农兵的方针，从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一场革命。”46
音乐革命的效果非常明显，根据当时的节目单，“上海之春”音乐会的曲目分明是《幸福河大合唱》、《跃进颂歌》、管弦乐《擂战鼓》和《夜战》，《欢呼大跃进》，民族器乐合奏《闯将令》两首和《东海渔歌》，合唱剧《六十年代第一春》，大合唱《幸福花开万年长》，《红领巾合唱》、评弹合唱《向秀丽》等等的作品。评论者认为，“几十年来以西欧古典音乐为唯一传统的交响乐团，现在居然敢于采用大量过去人们认为‘太刺耳’的中国大锣大鼓来表现大跃进，岂非打破常规敢想敢干，勇于革新精神的表现？”47
1952年第9期的《文艺报》刊登两位北京大学的学生，就北大学生中仍有人在听爵士音乐，提出疑问。署名李元庆的作者指出，虽然苏联的乐曲在“乐器使用方面和编曲方面听起来仿佛也和爵士相似”，但是苏联的这些乐曲不是爵士音乐，而是轻音乐。同时给爵士音乐定性为：“爵士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美国统治者盗窃了黑人的民间音乐，加以歪曲凌辱，注入毒素，予以改制，把它当作生财之道的麻醉品向全世界倾销。我们何必追究那些爵士乐曲‘比较好’，那些不好呢?———这将由美国人民来清算———轻性梅毒患者固然比重症梅毒患者‘比较健康’，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羡慕那种‘健康’呢?”48这种回答方式虽然牵强，但其答案的明了性却一再传达着这样的信息：轻松悦耳的审美感性并不一定就是意识形态立场正确的艺术表现方式，审美感性中的愉悦感很可能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毒素”，因而是有欺骗性的。这种对不同的审美感性样式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的定性结果，使得意识形态/审美感性的关系高度固定化。
漫画家张乐平1957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美术家座谈会上，畅谈了“三毛”的不幸遭遇。他说：他在解放前画的以揭露旧社会黑暗为主题的“三毛流浪记”，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解放后他想继续画“三毛”在新社会中的变化，开了多次座谈会，都无结果。有人说：“三毛”是流氓无产阶级，不值得再画。还有人说：“三毛”三根毛太少，是营养不足的表现，解放了的“三毛”应该胖起来。如果这样一改，“三毛”在群众中的生命就完了。有位党员还批评“三毛流浪记”，等于“武训传”。他在画“三毛翻身记”时，报社又要他的作品结合“土改”、“抗美援朝”、“镇反”等政治运动，结果画得很拘束，“三毛”的形象也很糟，没有过去那样在社会上留下深刻的印象。 49
第五，建国后人际交往的平等性受到重视，一些不平等的交往关系得到废除。1950年4月4日，政务院发布命令，“废除搬运事业中的包工头、把头、帮头、脚行头等封建把持制度”。50在其他各个领域，人际交往中的平等也越来越体现出来。
与此同时，人们的社团活动也受到了限制，1950年10月22日，政务院发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要求“在人民内部，鼓励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和团体活动。同时要求社会团体的纯洁性，坚决制止反革命分子的集会结社，保证社会团体不受国内外反动分子的渗入和利用”，“不许反动派乱说乱动”。51
二、生活风格的职员化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旧上海生活风格中包含着多元的生活小氛围，例如小资氛围、享乐主义氛围、职员氛围、底层氛围等等。在解放之后，这些生活小氛围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小资氛围、享乐主义氛围等都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批判。
享乐主义氛围首先因为和剥削阶级的联系而遭到批判，黄炎培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无痛分娩法”，工商界“进入社会主义”将没有什么痛苦，工商业者将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真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毛泽东在审阅黄炎培讲话稿时，认为“无痛分娩法”提法不妥，并建议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改成“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宜。
上海工商界整风工作规划指出：这次工商界整风运动必须紧密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和帮助。规划中还提出了四项要求：一、坚决彻底打垮工商界中的右派分子；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三、真心诚意接受共产党领导；四、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52
工人光荣，成为时代风尚。摘掉剥削者帽子，接近或走近工人阶级行列，是资本家所希冀的。北京义和机器厂经理徐世清的小儿子问他，“爸爸，学校老师说工人叔叔最好，你是不是工人？”徐世清怕幼小的儿子知道自己是一个剥削者难为情，一直不敢正面回答儿子提出的问题，当他获悉批准自己的企业公私合营的消息后，很高兴地告诉儿子，“你爸爸快要变成工人了。”53
小资氛围的目标是追求优雅的生活，通过在一种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通过文化上的“表现差异”而获得优越感。早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发言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就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个体情感生活的焦虑，对带有小资产阶级特征的审美情趣的一种警惕。周扬指出，“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和没有意义了，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就没有了地位。”同样，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茅盾关于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中也指出，“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和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这样的总结报告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在解放区土地上发展出来的带有明显的战争生活痕迹的生活趣味将上升成为主导性的样式和趣味。通过对“非革命”的生活审美趣味理直气壮的排斥和批判，借以界定分清“革命的”、“正确的”和“非革命的”、“不良的”生活审美情趣的区别。那种以“个人情感”为中心的生活审美情趣应该得到放逐，只有投入“广阔的生活的原野”，才能感受到“新的感性生活”，从而与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接轨。什么是“新的感性生活”呢？就是一种乐观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生活。而这种审美感性，则是与小资氛围追求高雅、品味以及个体的情感特征相冲突的。
小市民氛围曾经是上海城市的重要部分，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家庭妇女的组织化程度也大为加强。据1958年《人民日报》报道，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上海已有十多万家庭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和里弄集体福利工作。“上海约有六十万青壮年妇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花费在烧饭，洗衣服，带孩子的家务中，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由于上海城市情况复杂，生活悬殊很大，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家庭妇女都组织起来。今年８月，上海开始在各区里弄居民中进行组织生产、组织学习、组织集体生活的典型试验。根据试点经验，决定首先把劳动人民的家属组织起来。现在这一工作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进行。 有些里弄已出现了“家家搞生产，户户无闲人”的新气象。”54“把城市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把家庭妇女进一步解放出来”成为改造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目标。55
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全包下来的政策，知识分子得以流动、选择的行业(学校、报社、出版社等)大都国家化了，经济上由国家安排工作，人事上通过工作单位、行业协会等渠道被严密地组织管理起来。这样，知识分子一方面避免了失业的窘困，另一方面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职业选择完全单一化了，他们的物质生存方式（包括家庭）完全依附于现实政权，他们对现实政权失去了任何的相对独立性。当谋生环境发生彻底变化之后，自由知识分子在生存选择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由氛围基本上消失了。
城市生活风格的多元性丧失，生活目标趋向于单一化。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把语言看作上海人“纯化”的特征。他写道，“当初我们在上海，讲的当然是上海话，但并不纯粹。例如浦东人说浦东人的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人的上海话，苏州人讲苏州人的上海话，扬州人讲扬州人的上海话，可以称得上是大杂拌。可是这次回上海，除了老年人难以改变外，中生代和新生代却一律讲地道的、纯正的上海话。”56当上海由世界的上海变成了中国的上海的时候，在人口构成上却成为上海人的上海。移民的五方杂处，多元生活风格的冲突融合所造成的大城市的活力不可避免地衰竭；它在生活风格中的表现，是发展出了一种上海人之间互相认同、自我规范的生活风格，我将之称为生活风格的职员化。57
职员阶层可以视为旧上海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具有中间阶层的品质，比如敬业、勤勉、精明、谨慎、求稳等。建国以后，其他阶层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干部阶层是由革命武装力量转化而来的新生的阶层，工人阶层则在新的意识形态中获得翻覆性的提升，物质生活获得现住的改善，而职员阶层基于它原来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性，是相对而言变化较小的一员。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退居到一个尴尬的位置。在新的阶级理论中，它属于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实际上强化了职员型的生活风格。
因此，他们在公共生活中谨言慎行，明哲保身，在职业岗位上忠诚勤勉，恪尽职守，努力向新标准靠拢；在家庭生活中则顽强地维护着原有的生活习惯、趣味和生活面貌，通过精心的算计保持某种“体面”的生活，发展着上海人的生存技巧和生存智慧。“即使在物质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一个称职的上海主妇仍然会在客人面前拿出精心保存的瓜子或香烟；箱底压着几件垫底的值钱衣料，每年黄梅雨季之后的挂晒衣物，就是主妇们暗中比试较量之时。”同时，他们发明了假领子、假袖子，以及裤子套裁和衣服旧翻新的种种技艺，提供了半两的粮票、零打雪花膏之类，节约每一分钱又保持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准的实惠服务。
生活风格的职员化，一直影响到当代上海的社会生活。当代上海市民生活风格的单一化、生活目标的统一，都能从解放后生活风格的职员化中找到滥觞。
三、生活风格改变的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呢？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分析，从宏观上来说，是城市与外部种种关系的改变；从微观的角度上来说，主要是个人的种种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包括经济收入、政治自由、生活资源配置等。
从城市与外界的各种关系来看，1949年以后，上海和国际都市网络的关系、城市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城市和内地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以及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上海由一个远东国际性大都市变成国内大都市。解放之初，上海港被封锁。1950年12月，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上海的对外贸易几乎停顿。从1952年开始，进出口业务归中央统一管理，上海只负责少量地方性进口业务；五十年代，仅限于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贸活动。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轮船运输港口和中西交流前沿的功能为香港所取代。罗兹墨菲在1953年写道：
“然而从长远观点来看，上海经济的成长发展，将视它跟整个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经由海道自由通航的回复原状而定。上海的贸易和商业功能，对它的成长发展和市场繁荣，甚至比对它的工业更为重要；这项功能，不仅取决于它在中国的位置，而且还取决于它在整个商业世界中所处的地理方位”。58
可以对比的是，1951年《人民中国》对同一事态作出的乐观评价：
“新上海是通过商业的物资交流而跟国内其他各地密切联系的。由于面向国内，而不是面向海外，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跟国家合为一体，它为国家的需要竭诚效劳。今天，上海已从中国经济生活中传染病扩散的病源，变成一个新中国力量的源泉”。59
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上海从一个面向世界、面向太平洋的国际性大都市蜕化成为面向中国内陆的经济基地，它以前金融、商业、贸易、运输、加工、旅游等诸多功能已经为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所取代。重工业抑制商业，失去了远东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有限的对外贸易，也是许多工业品行销国外。向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出口“许多种机器、仪表、电讯器材和化工器材”。60
其次，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一个基本事实是，没有中央的计划和指令，上海不可能获得组织生产的能源、原材料、产品市场等等。它的经济命脉不再是广阔的国际、国内市场之中，而在制定和控制经济计划的各级机构和官僚之中。
在新政权、新体制建立之初，中央对地方主义、闹独立性非常重视。五六十年，对地方主义的批判，正好发生在中国三个最富庶的经济发达地区：东北华东和华南。1954年被揭露和批判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一个是当时东北党和行政的领袖，一个是华东局第一书记。刘少奇在批判高饶时明确点出，“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甚至把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1952年，华南分局对回到广东工作的领导干部叶剑英、方方等，开展了一场对地方主义的批判和斗争。上海虽然没有直接开展地方主义的斗争，可是潘、杨事件，始终被作为社会改造和开展“兴无灭资”的重点地区，感受着严峻的政治压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干部的行为则要表现出最坚决、最坚定、毫不手软、毫不动摇，以消除上级的疑虑，取得中央的信任。这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在上海产生、“左倾文化”在上海获得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自从1955年起，担任第一书记和市长的柯庆施，对于上海的城市命运无疑施加了重要的个人作用。他以坚决贯彻中央的政治路线、严厉强硬的行政管理和工作作风，以及艰苦朴素、反对干部特殊化而著称，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能够说明他的性格作风的事例之一是，1959年，柯庆施将原来集中居住于环境幽静的徐汇区的高级住宅区康平路一带的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干部，搬迁到西南边缘新建的工人新村东庙二村，以便联系群众，与工人交朋友。数年后，终因行动不便，经中央领导人过问以后，陆续搬回原处。影响面更大的一件事是，1950年代末，柯庆施就在上海全面禁止跳交谊舞，当时发生了一起企业干部跳舞，将陈旧的地板跳塌的新闻。
在国家的调整下，上海的一些名牌店铺搬迁到北京或其他城市。1956年，为了“适应首都人民对服装制作上日益提高的要求”，上海市蓝天、雷蒙等十五家著名的公私合营时装西服店，已经分批迁来北京。61同年，“新从上海迁到首都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店，就要开始营业了。这些都是上海著名的理发店，拥有烫发名手。”62同年7月，有29虎公私合营商店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迁到洛阳，这些商店经营的商品包括百货、棉布、文具，医药、服装等，其中如万国药店、大东百货商店、老介伦棉布店等，在上海市都是比较著名的商店。63
第三，上海与内地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上海与内地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生产了大批工业产品，供应内地。新华社1956年的一篇报道展示了上海作为工业基地的贡献：
我国沿海的工业基地——上海，已经提前一年零三个月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１９５７年工业总产值水平；全市工业今年的总产值计划，也在１１月底超额２％完成。预计到年底，全市工业产值可以比今年年度计划超额１０.４％。这个数字比去年增长了３１.１％，比１９４９年增长两倍半以上。
今年，上海供应给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各种精密磨床就有一百多台。上海电机厂生产的三百六十千瓦发电机，已经在西藏拉萨和日喀则安装。上海生产的六千千瓦汽轮发电机，支援了新疆的新电站。在东北的原始森林里，上海生产的电动机和发电机是开伐木材的动力。今年上海还供应沿海渔民一百多台船用柴油机。
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今年供应全国和出口的棉布共计有十七亿九千多万公尺，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一年——１９５２年供应总数的６０％以上，达到了解放以来的最高峰。其中绝大部分是销售国内各地的，可供全国六亿人每人做一件新衣服。
品种多产量大的上海轻工业行业，今年也生产了大量产品，单是今年生产的胶鞋就有五千三百多万双，我国一亿二千万农户中，平均约两户人家就可以买到一双。
上海今年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共有六千多种。重工业新产品多是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机器设备，轻工业新产品大都是高级产品。我国机械工业的重大新产品——一万二千千瓦的汽轮机和汽轮发电机，都已经在上海汽轮机厂和上海电机厂分别试制成功。上海机床厂已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试制的二十二种磨床多试制出了三种，这二十五种大部分是我国新兴的汽车、拖拉机和飞机工业应用的精密磨床。
治疗肺结核很有效的新药、口服用的青霉素，拍摄眼睛内部结构的眼底摄影机、轻巧美观的胶底凉鞋，可以折叠起来放在手提包里的女用伞，矿工穿的硬头工作靴、少数民族用的焖锅、酥油壶和抓饭盘等等新产品，都已经试制出来。今年搪瓷用品的花色大翻新，一共增加了八百多种新花样。64
另外有一篇报道计算了上海对内地居民的贡献：
如果以六亿人口来平均分配，每人能够得到四十一尺棉布，每两个人有一双胶鞋，每十个人有一支金笔和一个手电筒。假使每个家庭用一个热水瓶和一个面盆的话，上海出产的热水瓶和面盆，就可以满足四、五千万个家庭的需要。
八年来，上海出现了一万多种新花式新品种的消费品；其中有很多是为了满足生活上升中的农民的需要而设计的。农民反映过去的热水瓶在田间干活时不适用，装水不多又容易跌倒，上海的热水瓶厂就试制了一种八磅矮胖热水瓶，受到农民的欢迎。许多种新的药品、钢笔、儿童玩具和唱机，价廉物美，适应农村的购买力水平。从来没有为兄弟民族做过日用品的一些行业，这些年来试制了很多适合他们生活习惯的搪瓷用品、手摇缝纫机和舞蹈用的皮鞋。金笔、收音机、唱片、幻灯和体育用品等行业，也年年都有许多新的花色品种问世。65
还有一篇报道将上海称为“万能基地” ：
这许许多多高级、精密产品的大量生产，使上海日用品工业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只能做些香烟、肥皂、口杯、热水瓶的历史，而变成了一个样样能做、样样都精的轻工业新技术基地。66
根据上海统计部门的数据，“当前上海工业每一分钟所创造的价值，比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前要多得多。”
在同样的一分钟时间里，１９５２年上海只能炼出一百三十多公斤钢，现在已经达到九百五十多公斤；１９５２年只能织出一公尺多精纺毛织品，现在已经达到十三公尺；１９５２年只能做出五十三双胶鞋，现在已经达到一百二十六双。上海现在每一小时能够出产三十二辆自行车、十四吨多纸，每一小时出产的轮胎能够装备三辆六轮大卡车。而在１９５２年每一小时只能出产三辆半自行车、八吨多纸，每一小时出产的轮胎装备一辆半大卡车还不够。
上海现在只要一天时间出产的青霉素，就比１９５２年全年的产量还要多出许多。几年以前，上海还主要是修理船只和收音机；现在每隔四分多钟就有一架收音机做好，每隔四天就有一艘新船可以参加航行。 全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累计的工业总产值可以达到五百亿元，今年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８４％。五年来，平均每一分钟的工业总产值是一万九千多元。
上海工业几年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单是国营工业部分，在过去的四年中，平均每一年的上缴利润就可以给国家建设一个第一汽车制造厂；而国家给上海工业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过去的四年加起来还不够建一个第一汽车厂。67
技术力量的输出：
上海市今年就业的六万多人大部分是去外地支援工农业建设的。连同前几年输送出去的工人、技术人员、商业人员在内，上海市已有三十万人在外地参加各方面的建设。上海本地过去几年中也增加了五十多万就业人员，其中工业方面占到８５％左右。68
同时也有内地资源向城市的输送：如1958年，江西各地加紧调运煤炭、生铁支援上海和武钢等重点企业，３、４月份上调煤炭、生铁比１、２月份猛增一倍以上。到目前为止，全省今年调往上海、武汉等地的原煤已达五十三万吨，洗精粉九万吨，生铁三万多吨。69
从个体生活条件的变化来说，单位制、居民委员会等方面的变化，对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诸多影响。1949年以后，个人生活保障体系都是建立在单位组织中。我国在社会服务体系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实行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造成工业先行与社会服务滞后的脱节，很多社会服务功能不得不内化到单位中，从而形成单位“办社会”的普遍现象。国有部门的机关、企业、高校等单位，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所有方面，办了很多内部的住宅、医院、子弟学校、食堂、澡堂、幼儿园、商店、车队等等，有的大企业甚至有自己的火葬厂。
与单位制相适应的则是居民委员会的兴起。上海市于1951年4月开始正式建立居民委员会，至6月开始正式建立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最初的目的即为控制城市社会，树立共产党和新政权的权威。当时，城市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即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当时能称为“有组织的人”，主要由工人、机关工作者、店员、职员、教员、工商业主及学生组成，“他们的利害关系主要在其所参加的单位里面实现；国家的政策法令也主要在他们所参加的单位内与他们见面。”比较棘手的是散居在里弄的居民，他们主要由家庭妇女、摊贩、商人、自由职业者、独立劳动者无业及失业者组成。据上海市1952年的一份统计材料显示，这部分人口占总数的61%强。至1954年、1956年，在上海市，这一人口仍分别为60%左右和46%。70可以说，散居在里弄的居民在全市范围内大致占总人口的2/3，犹如“城市中的大海”。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来实现新的基层控制。
根据1955年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屠基远编写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对于“为什么要建立居民委员会”问题，他总结为四条：一是通过居民委员会，政府就可以将在里弄、大楼中60%的无组织居民组织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与要求，获得他们的协助与监督。国家的政策法令也可以像通过其他单位的组织一样，通过居民委员会，贯彻到居民群众中去”。二是里弄是所有居民生活的地方，有许多有关居民共同福利的问题。“成立居民委员会，使居民组织起来，共同做好居住地区的共同生活福利工作，解决居民自己可能解决的问题”。三是政治教育。“组织居民委员会，通过文化宣传等，对居民进行教育，提高政治觉悟，扩大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四是“揭发反革命分子各种违法活动，巩固社会治安和革命秩序”。
对个人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经济收入的平均化和生活资料的短缺。随着城市人身份制度的建立，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和平均化的报酬标准，不同职业、行业、阶层和不同家庭之间经济生活的差距日益缩小，在很长的时期里，每家每户按人口领同样分额的配给食品、副食品和日用生活品，而国家主席与普通工人的名义工资只相差8倍左右。不同职业、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教育程度的上海人，被纳入一种同一标准、同一水准的高度均质化的社会生活。随着剥削阶级被消灭，包括工人、干部、职员、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各类人员被归类于一类：劳动人民。而工人阶级的概念也在不断扩大，包括了教师、演员、科技人员和所有知识分子。
在物质生活资源方面，解放后，上海多次发生生活资源短缺的情况。据《人民日报》报道，就在1956年，“上海这个市场，发生“脱销”和“排队”的严重情况。商店里样样会脱销，消费者到处要排队，早晨买点家常菜，也得深夜三四点钟就去排队，稍迟一步就会什么也买不到。居民的小组会上，报纸的读者栏里，充满着一片抱怨之声，这种呼声一直叫到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里。”71
在这种情况下，“粮食、油料等属于国家统购的或规定统一收购的物资，在自由市场开放后大量流入上海”，“花生流入最多时，一个月内经查获收购的有八万多斤；猪肉查获最多时一个月内有二、三十万斤。”“据上海市粮食局在大达码头、北站两个地点发现，从苏北方面来沪旅客中，有时竟有半数以上携带花生。木船私运花生等油料的情况更为严重，每船少则千斤，多的有三、四千斤。”这些物资，“有的是属于农民和农业社自产自销的，有的是农民经商贩运的，有的是小商小贩贩运的。但他们都逃避国家管理，以高出国营公司牌价２０％到３５０％的高价出售。” 72
另外，由于分房的固定化，很多职工住所离上班地点过远。“据有关部门最近在七十二万职工中的调查，约有六万多职工的住所距离工作地点在十五里以上。其中不少职工工作地点在沪东，家在沪西；而另一部分职工恰恰工作地点在沪西，而家在沪东。他们每天上下班要花两三个小时，每月要支出一笔相当可观的车费。各种公共车辆在上下班的时间也因此特别拥挤。逢到刮风下雪，来回更不方便。由于往返所花时间太多，职工的健康、学习、业余文化生活和料理家务都受到很大的影响。”73
四、生活风格改造的思想资源和具体策略
上海生活风格的改变，一方面是因为市民的生活条件出现了变化，另一方面也归因于政府当局生活风格改造的努力。生活风格改造的本质是提供一种新型的生活目标。1949年之后，党和政府用于生活风格改造的资源大概归于三类：民族主义资源、社会主义资源以及集体主义资源。
首先，对于原来的社会上层及知识分子来说，民族主义成了心甘情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源。当时，荣毅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当被问及作为资本家为什么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象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马路上美国兵横冲直撞，北京的女学生被强奸。我父亲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了。就是我的爱人，虽然当时所想的只是如何过安乐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容忍外国兵对自己同胞姊妹的污辱吗？那时，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强盛的祖国。而蒋介石国民党只会给祖国带来更多的屈辱。”“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74在当时，荣毅仁的表态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资本主义代表荣氏家族的转折。1956年9月，在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全部申请公私合营的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被人誉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企业大王”的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他对记者说，“你问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我是一个企业家，我的企业，无论水泥、毛纺、码头、火柴、煤矿、银行业目前都在发展着，规模远较过去大得多，共产党能推动企业，能使中国变成工业化的国家，这是我过去50年的梦想，我为什么不拥护它？解放以后，我和我的家属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我拥护共产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资本家”。75
其次，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强调平等的社会主义也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通过两种制度的对比，比较深刻地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使工人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路、绝路。以苏联的榜样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彻底解放的幸福社会，并启发职工算算建国以来国家的伟大成就，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文化生活的显著改善，认识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然后启发工人倾诉在旧社会所遭遇的痛苦。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工人盛修权说：“我家几辈子是工人，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妹妹生活没有着落，结果死在‘育婴堂’里。我十几岁，就去当学徒，常被老板用皮鞭蘸水抽打。旧历年三十夜里，老板家逍遥自在过除夕，我还在替老板通阴沟，想起娘和弟妹们在家受冻受饿，心里就象刀割……”。76象盛修权这样遭遇的人是相当多的，许多工人听了都悲痛地哭了，从而痛恨资本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接着，向工人说明实现社会主义，要靠工人阶级领导，并指出由于我国工人阶级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及小生产者的包围中，难免不受资产阶级及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因此每个工人都要提高觉悟，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在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群众都自觉地批判了本身沾染的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思想。如：保全工人施林福，已买了工具，准备开个小厂，这次他痛切地检查了自己想做老板的思想行为。他说：“我过去认为当资本家是发财大道。差一点由一个光荣的有前途的工人变成一个剥削别人的资本家。幸亏总路线救了我。”并决心把储藏的工具送给工厂或全部卖掉购买公债。”77
最后，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也会成为重要的资源。比如，上海笔尖一厂的职工关于生活福利的讨论。一部分职工围绕着增加生活福利提出意见，“我们每月上交给国家的钱很多，可不可以在每人每月二到四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二元的企业奖励金，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不少人支持这个建议，他们说：“我们上交利润这么多，再加上二元也不算多。”“企业奖励金限制在二元和四元上面，怎么能够体现我们的生活是在逐步提高呢？”“再增加二元，是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的；它能刺激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对国家，对企业都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厂方开始“算大帐”。“如果我们笔尖一厂每人每月增加二元，整个制笔业都要增加；制笔业一加，整个轻工业就都要跟上，纺织业、重工业等也要增加；上海一加，又会影响到全国；如果全国二千四百万工人都增加，国家一年就要多支出五亿七千六百万元，几乎相当于国家一年发行的公债数额。”这样的结果就是，“许多人原先只道两元钱是小事情，听到这个数字以后，不由大吃一惊。有的人就用国家某些建设项目的投资来折算这笔金额，计算结果，五亿七千六百万元可以建造八座长江大桥，或者一百四十四座年产三十万只手表的手表厂、六座年产二十万吨氮肥和十万吨纯碱的化学工厂”。然后，“这些数字使全厂每一个职工都醒悟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想不到每人少拿二元钱，国家居然可以举办这么多的事业！’本来主张增加一些企业奖励金的人也开始重新考虑了。 ”
经过种种分析之后，这个厂的职工开始觉悟了。“许多工人说：‘我们多拿两元钱，剃四次头，吃几顿客饭，看两场越剧，一花就光了。如果不增加，国家就好派大用场，社会主义才能建设的快。’‘要增加福利，首先要发展生产。不能光顾眼前，不看将来。现在苦一点，多建设一点，提高生活才有基础。’不少原来坚持增加两元钱的工人，内心感到很不安，他们激动地说：‘早知道国家是依靠我们每人每月三元钱在建设，那可真不该向国家争企业奖励金！’78
以上三种思想资源，在生活风格改造中得到运用，是通过种种具体策略实现的。策略可以总结出三类，一种是“新旧对比”法、二是“树典型”法、三是“学习班”法。
第一，新旧对比是最为常用的方法。首先生活空间的对比：“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对比。比如打浦路53弄里弄的新旧对比，在新社会里，“参差不齐的瓦房，弯弯曲曲的石子路，点缀着葱绿的树木瓜藤，虽不像市中心区有高楼大厦，却也干净利落，无蝇无蚊。全里弄没有一个人失业，孩子们都上学读书。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浪潮冲击了这里的家庭妇女，她们组织起来，办起了加工工场闹生产，还开办了公共食堂，扩大了托儿所，建立了文化站、保健站和民办小学……”而在旧社会里，“十年前，这里是旧上海无数贫民窟中的一个。人们叫它“活地狱”、“化人滩”、“阎王路”。老居民们还记得，这一带原来靠近法租界的边缘，一条臭河浜、一道铁丝网，划分了两个世界：一边是花园洋房，一边是乱坟场和臭水浜。就在那污水、垃圾、死尸的旁边，蜷缩着横七竖八用芦席搭起来的“滚地笼”，没有门、没有窗，人进去都得弯着腰，里面住着成百上千个失业工人和从农村来上海逃荒的人。乞讨、拾荒、当苦力，就是他们的“职业”。大城市所有的起码的公用设备：自来水、电灯、马路、下水道，这一切贫民窟都没有份。春夏之交，一场雷雨，黑中泛绿的臭水混杂着垃圾、粪便四处横流，路上十天半月也不会干。垃圾和尸首的腐烂，引出了无数的苍蝇、蚊虫，因而疾病流行，不知有多少人家的孩子死于麻疹、痢疾、天花和霍乱……。”79
其次有新旧社会生活情况的对比。前面提到的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工人盛修权说：“我家几辈子是工人，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妹妹生活没有着落，结果死在‘育婴堂’里。我十几岁，就去当学徒，常被老板用皮鞭蘸水抽打。旧历年三十夜里，老板家逍遥自在过除夕，我还在替老板通阴沟，想起娘和弟妹们在家受冻受饿，心里就象刀割……”。80还有人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陆菊生夫妇经常对孩子进行教育，要他们发扬工人阶级的优秀品德、继承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徐式玉常说：‘孩子们生长在和平环境里，过着安乐幸福的生活，如果不进行教育，他们就不知昨日苦、今日甜。’他们家里，至今还保留着解放前的一只旧箱子和大儿子穿的一件破棉袄，作为传家宝。他们经常用这些实物对孩子们讲述过去所受的压迫和痛苦。”81
最后还有，现在的生活跟革命时期的对比。比如，上海钢铁公司三厂新工人不遵守劳动纪律，请来老年女工施小妹讲她参加五卅斗争的故事，新工人听了很感动，有人说：“施小妹斗争的时候，不分白天、黑夜，有时一连几天不睡觉，她从来没有怨言。现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每天八小时，还有星期日，再不遵守劳动纪律实在太惭愧了。”目前，该厂新工人中迟到早退、无故请假、旷工的现象已很少发生。 82
第二，“树典型”法。树典型是常用的改造策略。比如50年代大型纪录片“上海英雄交响曲”，记载了众多的劳动英雄：
在国棉二厂，我们看到了几十年的陈旧纺纱机，在裔式娟小组的不断革命精神的掌握下，居然车速提高到五百转。在上海锅炉厂，我们看到了钻工李福祥敢想敢干，一年节约的时间就可完成十六年零十个月的工作量。这里，显示了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热爱自己的事业，百折不挠，刻苦钻研，提高工效的可贵精神。在被誉为“草窝里的凤凰”的上钢六厂，我们看到了青年班工段长孔林根，为了抢救一炉钢，冒着生命危险，扑向喷着炽热钢花的转炉，进行镁砂热补。英雄的赤胆红心，迸发出比钢花更美丽的光彩，是他们的忘我劳动，换得钢流滚滚，取得１９５９年继续大跃进的成就。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急行军中，决不让一个伙伴掉队！”这是上海青年工人响亮的口号。上海耐酸搪瓷厂劳动保护员孟德和见困难就闯、见荣誉就让的共产主义风格教育了他们；上海工具厂青工陈灿芝帮助竞赛对手赶上自己的见落后就帮的协作精神影响了他们。在党的教导下，他们深深懂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先进者在群众中的作用和协作的力量，人人树立“一朵鲜花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一厂红，红不遍，厂厂红，红满天”的思想。正是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这种工人的雄心大志，这种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不断革命精神，汇成了祖国大跃进的洪流，像春潮一样，汹涌澎湃，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由这些雄伟、美妙的乐章所组成的“上海英雄交响曲”，给每一个观众进行了深刻的、生动的共产主义教育。正如许多工人同志对它的赞赏一样：“上海英雄交响曲”是一部形象化的社会主义教育课本。我们欢迎这样的影片，它对提高我们的共产主义风格，促进１９６０年任务的胜利完成，会起很大的鼓舞作用。83
“树典型”的意义并不仅仅在劳模、英雄人物，也可以表现在普通工人上。比如，上海化工厂表扬了一批热爱工作、遵守劳动纪律的新工人，对大家的鼓舞很大。青年工人沈大伟，原来工作时不专心，东走西荡。经过同志们的帮助，现在他不但工作很好，遵守劳动纪律，并且积极参加社会工作。84
第三，“学习教育”法。比如，上海第一钢厂原来有许多青年职工不遵守劳动纪律。青年新工人陈驭国进厂后两个月中就打了两个老师傅；新工人陈昆仑在厂里工作不安心，在外面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甚至有些人跑到厂门口来跟他吵闹；有的青年新工人很不尊重老师傅，一个不对劲就瞪起眼来，并发生过动手打人的事情。青年团组织注意了这个问题。首先，团委委员分别找新工人谈心，发现他们大部分都不了解生活的目的。青年团干部就教育他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结合起来。接着便办了以“热爱我们的事业，热爱我们的工作”为题的团课，指导青年工人树立努力的目标，培养青年的生活志趣。此外，为了使职工有正当的业余生活，厂内开展了多样的文娱活动。做了以上种种工作后，青年工人的生活内容充实起来，整个厂的风气也有了转变，迟到早退等不遵守劳动纪律的现象减少了，学习技术的劲头也高涨起来，有７０％的青工订了师徒合同。陈驭国在他的师傅周介倩（青年团小组长）的帮助下，思想和工作都有进步，现在已能独立制造一些简单的零件。他们都已把团组织作为自己的知心人，有什么苦闷、困难、问题，都愿意向团干部去谈了。85。
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则是要“积极参加各种学习组织，学习政治理论，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上海市有十多万工商业者正在学习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一部分上层资本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举办的业余政治大学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二千多名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家属已经在工商界政治学校第一期结业，这个月内开学的第二期又有九千多名入学。全市约有十一万名中、小工商业者在各区定期的时事政策讲座听讲，学习国内外时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还有很多青年资本家和工商业者的家属，分别参加了上海的青年和妇女团体举办的学习活动。”“在学习中，工商业者增长了不少知识，懂得了许多新的道理。有些资本家过去认为自己是‘将本求利’、‘勤俭起家’的，学习后初步了解工人不开动机器自己就赚不了钱，原来的小厂变成大厂完全是工人劳动创造的。政治学校学员在学习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时候，有些资本家不大相信工人阶级能够领导革命。在学校组织学员参观了上海工人文化宫陈列的上海工人运动斗争史料和上海市工业生产先进经验展览会后，很多人的看法改变了。一个老年资本家回忆“五卅”运动时的情景说：“当时上海工人罢工示威，英勇地同帝国主义者斗争，而我们中有些人表面罢市，暗中仍然在干买卖，怎能和工人阶级相比？”小业主们文化水平比较低，过去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听了时事政策报告后，认识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认清了自己应走的道路，许多人积极参加合作小组，或者接受国营公司的代销业务。86
五、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反抗
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各种生活条件的变化，人们的生活风格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活风格的多元性特征正在消失，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走向统一，生活风格出现了职员化的趋势。可是另外一面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87
一方面，生活风格在日常生活中的竞争从来没有消失。解放后，南下干部按照城市的传统方式融入了市民的汪洋大海，成为市民中的新成员，新老市民之间的生活风格的关系是复杂暧昧的。王安忆写于1989年的小说《好婆与李同志》很精彩的分析了这一过程：88
楼上的好婆是一位私家花园看门人的遗孀，她的新邻居是来自山东、身穿列宁装的美女李同志。当好婆看到这个外地人家里竟然没有换洗的被单、用水拖洗打蜡地板时，吃的是没有心的“实心馒头”，受挫的自尊心的到了补偿的满足。李同志终于得逐渐接受了那些来自好婆的陌生理论：应当储蓄，购置一些家俱，女同志还是穿旗袍好看，等等。领悟了好婆家里精致实惠的日常生活的好处。李同志后来成为歌剧院的名演员，穿戴的十分洋气漂亮，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忘记了过去的苦日子，再想想共产主义就是要使人生活得越来越美好，心里就坦然了。好婆则在感慨，“上海将人变得多么厉害呀”的同时，感叹自己却变得像个局外人了。然而，她还是发现摩登的李同志脚上玻璃丝袜后跟的缝没有对齐，歪到一边去了，而“噗哧笑出声来”。
这个描述虽然只是小说，可是生活风格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竞争一刻也没有消失过。服饰则是体现上海人之所以为上海人的最直观的说明，当上海姑娘穿上吃咸菜泡饭省下钱所购置的衣服，走出暗淡拥挤的陋室，在淮海路和南京路上谈笑顾盼或故作矜持，引来路人注目之世，就是他们自我实现之时。他们十分默契的维护每一个上海姑娘所能意会的共同审美经验和审美追求：讲究面料质地和做工讲究，兼顾实惠和美观，既不火爆也不媚俗，它的化境是在烘托制造淑女风范的雅致和略有不同的个性。1953年，一位由北京抵沪的干部惊讶的发现，街头行人的穿着，跟解放前相比似乎没什么变化，列宁装、中山装在这里并不风行。中青年妇女，一律是圆高领旗袍，有的浅驼色花呢旗袍，外罩一件男式羊毛衫当外衣，十分潇洒。不少人穿大方口鹿皮绣花鞋，或平头浅帮皮鞋……“我一路欣赏上海人的衣着打扮，一面感到自己这件银灰色卡叽制服太寒酸了。”
在公私合营之后，人民装和中山装终于覆盖了上海，西装和旗袍——后来它被夸张为资本家及其太太的特定服装——推出了城市。然而，上海人并不是不加选择的。一方面，他们在官方服装之外，不断地开拓少加变化的新的服装样式，不仅在女式外衣、毛衣上花样翻新，最重要的是，是在单一的男性服装中发展了两用衫和茄克衫这种外衣样式。这种服装上中立路线恰当地传达出了上海人的属性：它没有人民装、军装那么强的政治色彩，也没有西装所包含的某种危险的西化色彩，而且舒适、方便，有充分出新的余地。它一直是上海男装的基本样式。
另一方面，上海对标准化、统一化的生活风格的接受是有限度的。比如，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风靡全国的军装从来没有征服上海，它始终只是集中在徐汇区的少数干部子弟借以表明身份的符号。“文革”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展开，是所谓“移风易俗”、“破四旧”、“立四新”。它所要占领的正是市民据守的最后阵地：私人生活空间。由此，服装、发式、皮鞋衣帽均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对生活美的追求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至少也是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讲究衣着仪表、卖相派头的上海的绅士淑女，顿为“流氓阿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另外，上海人的储蓄率始终是全国最高的。1957年的统计，全市存款余额已达五亿零一百多万元。比1949年底增加了二十三倍半。 上海工人是银行的重要储户。工人居住区曹杨新村六千五百户，平均每户在银行存款达七十三元。89另一个可以统计的数据是文革开始时候抄家造成的财产损失。1966年8、9月，红卫兵“破四旧”和全面抄家期间，上海市被查抄共15万户，共抄去黄金65万两，金银首饰45万公斤，美元334万元，其他外币330万元，银元240万枚，现金、存单、债券等3.7亿元，珠宝玉器15万公斤，此外还有大量各种物品。这说明在前17年中，上海民间仍然藏着丰裕的财富。
另外，在当时也存在干私活“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现象。上海机床厂青年工人黄荣宝在地下工厂干活受到揭发批判，“黄荣宝先偷厂里的工具，拉厂里的工人去做私活；进一步他又偷盖公章，虚开发票，进行了一百多元的中间剥削；到后来他甚至想买机器当地下工厂的老板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教育，黄荣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痛哭流涕地说：“我错了，我辜负了国家的培养。我不和过去的生活比，也不和今天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比，我却和资产阶级享乐腐化的生活比。虽然我的工资收入很多、生活已经过得很好了，但是我还是感到不满足。这一年多来，我买了新手表、收音机、皮鞋、哔叽中山装、花呢中山装等等以后，我甚至还打算租一间宽敞的房子，添购家俱。所以我就感到钱不够用了，就动脑筋去搞地下工厂了，对厂里的生产也就没有劲了。现在我认识到这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我深深受到良心的责备，我愿意回到大家的怀抱里来，重新做个好工人。” 90
黄荣宝并不是孤例，根据1958年上海市自发工业户的全面清查工作处理结果，“近八千户责令老实经营；有五千多户已被取缔或自动停业。这五千户中有的是在职人员及其家属开设的，有的是产品不为市场所需要的，也有的是严重违法户”。“对准予继续经营的自发工业户，规定必须使用统一发票，并通过税收限制他们的利润。这些继续经营的自发工业户，主要生产国营或公私合营企业不生产或生产不足的日用小商品。”91
在居委会里，居民对于粮食供应和劳动就业两大问题“认识很不足”，因此引发了种种辩论。1958年的一个报道称，“在辩论粮食定量问题时，对自私忘公的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以后，居民们才感到，里弄居民浪费粮食、影响工农团结、危害国家利益的现象，必须迅速纠正。在劳动就业问题上居民们辩论得相当热烈。帮助有些人克服了轻视家务劳动、嫌工资低不愿就业等错误思想。数千个长期在上海待机就业和没有固定职业的临时户口，在大多数居民说服教育下，心情舒畅地回乡生产。”92
在1954年产品由国营商业部门加工包销和统一用料、统一规格以后取消了70多种名牌商品，在消费者的反对之中，从1958年开始恢复各厂专用商标。“一度通称为“中百牌”的上海各种绒线，１月份起，首先恢复供应皇后牌、地球牌、白马牌、小囡牌等七种。人们熟悉的鹅牌、菊花牌、三枪牌、僧帽牌等十一种名牌汗衫，现在已经生产出来，今年夏天恢复供应。制袜工业部门决定先恢复白猫、小千金、翠马、金箭等五十多种专用牌号。”消费者的理由是，“（取消商标）对商业部门安排生产、分配货源虽然便利了，消费者却因此买不到自己熟悉喜爱的商品，感觉不便。工厂也因无专用商标，不再关心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些老名牌货，在统一商标，统一用料和规格以后，逐渐丧失了原有产品的特长。”93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指出，现代性的追求者往往会通过两种不同的政治途径而达到同一目标：一种称为“解放政治”，一种称为“生活政治”。前者是以建立新型的国家为目标，后者则是靠改变日常生活模式为宗旨。94根据本文的分析，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掌握政权，即开始了改造都市生活的努力。随着都市生活的生活条件的消失，其生活目标的特点也在发生改变，统一的生活目标取代了多元化的生活目标，原来颇有多样性的生活的“意义”内涵发生了变化。曾经具有的小生活氛围的命运也有所不同，有些被打倒、有些被压制、有些被改造、有些被鼓励。最后出现了“生活风格的职员化”，一直发展到当代单调乏味的上海生活。
从都市生活风格改造的机制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