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的一位系主任张鸣教授，对大学过于行政化提出批评，和学院领导发生冲突。张鸣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讲述冲突的起因，引起网上强烈反应。学院领导层的应对相当的黑色幽默，是典型的行政化风格：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撤销张鸣教授的系主任职务，然后让一位副院长打电话通知张教授。
这第一回合的冲突，反应出人大的制度有问题。张鸣教授担任系主任，是系里教师们选出来的。把他从系主任的位子上捋下去，不能只开一个院长办公会议就决定。这涉及权力的合法和有效的问题，也是保障一个制度内部合理和谐，运作良好的常识。否则，下一次要是教师们再把张教授选上去，院长办公会议还要不要再把张教授撤下来？你选我撤，你撤我选，堂堂大学聪明智慧人士云集之处，怎么会建立这样自己给自己过不去的制度？
有意思的是，没权的张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诉说，青年学子纷表支持。人大的院长开过办公会议，也在网上争取理解和支持，接连在学院的官方网站发表两份给教师和学生的公开信。官方公开信的风格，又是典型的行政化风格：第一次落款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没有一个姓名，第二封信竟然连落款也没有了，看上去好像是半封信一样。这种非常奇怪的信，表面上看是写信的人信心不足，反应的还是制度有问题，不是院长在面对教师学生，而是权力在面对下级。
制度，说得简单点，就是在这个制度内的人，他们的利益或权利，和官员手中的权力，怎样配置，怎样互动，怎样运作的一系列预先规定。人大的事情，反应出这一制度内，缺乏人和权力的有效对话机制。
一个大学，内部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有了矛盾和冲突，如何处置，个人和官员如何应对，大学应该有制度性的规范，这种制度性规范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遵守，反映大学内所有人都认同公平和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个人遭遇不公平，见证了腐败和恶行的时候，在领导层察觉了学术作假或者违规的时候，在下级揭露上级滥权渎职的时候，在上级发现了下级违法乱纪的时候，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有预先设立的程序，让人们来有序地保证公平地处置。这类制度性程序，大致上包括四个独立的步骤：投诉，调查，裁定，上诉。
正常的制度内部，预先规定了有什么机构或什么人来接受有关事件的投诉。投诉事件的性质和证据到了什么程度，就必须启动调查处理的程序，否则就是一种“不作为”的渎职行为，会成为新的投诉对象。启动调查是关键的一步，必须保证调查的公正和中立。
有时候，制度内规定了专门的调查人员，在涉及利益复杂的情况下，则规定必须临时成立调查小组，小组组成必须保证没有“利益冲突”，有间接牵连的人都不能参与，有时甚至规定必须聘请外单位的人来调查。启动程序和调查阶段，通常都有调查人员行为和保密的规定。调查后，调查人员递交调查报告和相关证据，就结束了工作，除非需要补充调查。然后根据调查证明的事情真相来裁决，作出相应的处理，甚至必要时移交政府的刑事检察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后，还必须规定，有关人员有申诉的途径，有机会提供自己一方的理由、陈述冤情或者相关证据。
以上四步，是一个合理和谐的制度处理内部矛盾的预定程序。这四步是四项权力。这四步要不流于形式，不演变成恶政和腐败，必须遵从一个原则，那就是四步都是独立的：
启动程序的人，不参与调查；参与调查的人，不作出处理决定；作出处理决定的人，不能包办上诉。每一个官，不管多少大，都最多只能走一步。一手包办，从头走到底，是公平的游戏规则所禁止的，即使包青天再世，也得服从这个原则。这样的四步程序，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正和正义。小到一个学校，大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人大张教授和学院领导的冲突，之所以走到如今这一步，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中，还没有相应的程序。出了事情，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认同的正当程序是什么，也不知道涉及其中的人，下一步会做什么。没有正当和不正当的区分，就没有合法性和不合法性的区分。即使今天摆平了这件事，明天仍然会有同样的问题。如今我们面对这一事件，要紧的是看到我们制度的缺失，亡羊补牢，设立公正合理的程序，来补上制度建设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