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堂?吉坷德。现在，张鸣“不幸”似乎也要成为这样的人物。
张鸣何许人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3月12日，他的一篇博文因披露两次触怒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而“可能被迫离开人大”，成为近来网络世界和高校关注的事件。根据最新的报道，张鸣的政治学系主任已被撤掉。
笔者无意对张鸣与李景治之间的是非恩怨做评判，然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仅由院长办公会就罢免一名民选的系主任，也不给当事人撤职的任何理由，确是有悖于程序的。
就张鸣事件来看，触发他与李景治矛盾的导火索是政治学系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问题。据称，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张鸣认为，是行政权力操控了学术的评审。他说：“现在官大学问大，谁评谁都是官。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平心而论，张鸣的此番言论可能极端了点，但却点中了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和评审机制的死穴。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大学不过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其系统内部的延伸，所谓“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虽是略显夸张的说法，但也反映出大学与一般官场无二。
严峻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已经完全渗透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从而使得学术权力依赖和服务于行政权力。学者们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于是在这里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良性”互动关系，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了一种完全是中国特色的学术“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学位、学术奖项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造就大学出现了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使校园内同样存在社会上的二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高校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不仅会降低教师的独立性、创造性，稀释大学的活力和动力，使得高校的大学精神和人文传统日渐式微，工具理性日益扩张，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而且由于大学是育人的地方，行政主导教育只会培养出一群崇拜权力、汲汲于官场钻营、习惯于等级秩序、唯上级意志是从、毫无创新意识的人。可想而知，这样的群体是不可能出什么大师的。
从现实来看，不管出于对生计、地位还是前程的考虑，大部分的老师和学者都已经臣服于这一体制，选择了一种犬儒主义的逃避态度，面对着教学、职称和科研活动中种种不公正的现象，保持沉默，或人云亦云，或明哲保身。作为体系内有着一定学术声望以及行政权力的一员，张鸣本也可以随大流或者选择在体制内解决问题，但现在他却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国整个的高等教育体制，公开抨击这一体制之恶，这就等于与整个体制为敌，在这一体制垄断了一切学术资源和行政权力的情况下，这种单枪匹马公然挑战体制的行为，其代价是几可预见的：或者直接被排除出体制之外，或者留在体制内被边缘化。对此，张鸣也心知肚明：“最坏的准备是学校把我开了，最好的是让我在人大教下去。”
由张鸣事件我想起了前年发生的陈丹青事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有感于博士教育的僵硬而宣布将离开清华，此事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但最后却不了了之。张鸣事件最终像陈丹青事件一样收场，也是极可能的。在“无物之阵”的庞大体制面前，个人的力量毕竟渺小，从这点看，陈丹青和张鸣们都是大战风车的堂?吉坷德，注定要失败。但是，不能讲他们的行为就毫无作用。个人的不幸或许会成为社会的幸运，因为在网络和言论越来越开放的今天，它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体制之弊端，从而积累起变革的力量。假如有更多的陈丹青和张鸣起来挑战它，或许变革会早一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