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回顾1980年代中国发生了什么？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文化和观念遗产？
刘再复:1980年代是中国急速变化的年代，它发生的事太多，但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项是中国全面打开门户，以新的眼睛与新的姿态面对世界，重新确认自身在地球上的角色。第二项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动。1980年代的思想变革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终止后发生的，中国一部分带有先锋性质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在心理上、理念上以及思维方式上并没有结束，因此必须继续从过去的阴影与牢笼中走出来，进行包含着建设性因素的文化重构，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今天对1980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新周刊》:你如何看你1980年代扮演的角色？
刘再复:在1980年代的变革大潮中，我承认自己是潮流中人，有朋友说我是“弄潮儿”，我也默认。可能是因为自己处于40岁前后的中青年时代，充满生命激情，觉得可以开点新风气。但我始终都觉得自己只是个思想者，所做的两件事也是有意义的。一是通过“文学主体性”的表述，打破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点的前苏联文学理论模式，在理念层面上扩大了文学的内心自由空间，支持了个体经验语言和个性创造活力；在实践层面上支援了作家摆脱现实主体的角色羁绊而以艺术主体的身份进入写作。二是通过“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新方法论”的表述，推动了以双向思维取代单向思维的变动。可惜1980年代给我的时间太短，如主体性的表述应有三步：第一步讲主体性，第二步应讲主体间性，第三步应讲内部主体间性，可惜第二第三步未能充分论述。
《新周刊》:今天，你的价值观有怎样的转变？
刘再复:有“易”(变)的一面，有“不易”的一面。我更坚信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不是“经国之大业”)，是心灵的事业，是生命的事业。文学应当走向生命，不应当走向概念、走向知识。生命语境大于历史语境与家国语境，境界的高低是生命修炼后所抵达的精神层次。
在变易方面：1980年代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基本点是批判的，现在虽也有所批判(如批判《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价值观)，但基本点已转向“开掘”，转向“发现”。在1980年代里，“禅”尚未进入我的生命，现在则进入我的生命并成为我立身行为的一种态度。1980年代我很入世，很“儒家”，现在虽然对社会也有所关怀，但内心却有一种禅的态度，一种抽离的(对世俗世界)、超越的、审美的、冷静观照的态度。换句话说，不像1980年代那样喜欢做价值的裁判者，而喜欢做观察者与凝思者，算是“外儒内禅”吧。今年4月底，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讲了“从卡夫卡到高行健”之后，还到广东的韶关南华寺朝拜慧能。这位不立文字的思想天才不讲“救世”，只讲“自救”，帮助我打破了“启蒙情结”和“救世情结”，从而获得更大的内心自由。
《新周刊》:你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呢？
刘再复: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和在海外的心路历程都在《漂流手记》散文系列里作了叙述了。《漂流手记》已出版了九卷，最近出的两卷是《沧桑百感》和《面壁沉思录》。其中有一卷《共悟人间》是和大女儿剑梅的两地书，在香港已印了五版。从这本书你们可以看到，我从1980年代那个出发点出发，又走了很远了。
《新周刊》:你如何衔接人生的上下半场？
刘再复:我早就把人生的上下半场称作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至今第二人生已展开16年，许多瞬间，觉得第一人生(即上半场)好像是一场梦。从世俗社会的角色上说，1980年代我是时代的宠儿。而现在则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世俗的角色，只是一个漂流的学者。生活的基调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安静静”。在许多时间中，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人，即不是“关系中人”，而是自然中人，自我中人，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是“山顶独立，海底自行”。对于世俗角色的落差，在刚出国的头一两年，我也常有不平衡，常有孤独的焦虑。但我终于真正地意识到重要的是内心角色。1980年代最宝贵的效应，是大时代激活并唤醒了我的反思世界与反观自身的热情与能力。1980年代我就提倡文学应从外向内转化，现在正是向内挺进的好机会。在节骨眼上，禅宗的核心思想帮了我的忙，帮助我“放下”，帮助我复活那颗质朴的农家子的平常心。我常与朋友说，只有在内心的最深处才能与伟大的灵魂相逢。总之，人生的下半场我丢失了上半场那许许多外在的耀眼之物，却留下和发展了一份最重要的内在的东西，这就是1980年代觉醒的人的骄傲和思想者活泼的灵魂。
《新周刊》:你更喜欢1980年代还是现在？
刘再复:从时代的生态来说，我更喜欢1980年代，因为我是思想者，喜欢有思想有精神有开拓热情的岁月；从个人的生活兴趣来讲，我更喜欢现在在海外的隐逸状态和精神沉浸状态。出门讲学，也可作精神上的逍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