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8年春上大学，赶上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我们模仿“五四”新青年，谈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后来念研究生，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就更得跟“五四”对话了。其次，我在北大读博士，毕业后长期在这教书，而对于北大人来说，“五四”是个永远值得追怀的历史时刻。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章趣味，我都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第三，这也与我近年关注现代中国大学命运有关。最近十几年，在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史成了我另一个论述的焦点。在我看来，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结果、出“大师”，它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这是我心目中“好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五四”时期的北大就是一个典型，它抓住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将其“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别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学，真有北大那样的机遇、那样的贡献的，还真不多。
我所学的专业，促使我无论如何绕不过“五四”这个巨大的存在；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辉煌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就像所有光辉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一样，“五四”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学术研究为例，我曾经说过，“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可以简要地概括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化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这一“范式”，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产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学家讨论激进主义的利弊，历史学家重评儒家文化的功过，文学史家反省平民文学崇拜，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学术层面上“走出‘五四’”。
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八十年代流行宏大叙事，有理想，有激情，想象力丰富，但论述上稍嫌空泛。我们满腔热情做的，就是用西学来剪裁中国文化；那些对于传统中国痛心疾首的批评，有真知，也有偏见。最大的贡献是，我们用浓缩的办法，重新接纳汹涌澎湃的西学大潮，把被人为切断的将近半个世纪的西学发展史接续起来了。所谓“走出‘五四’”，其实是想清理我们自己的思路。八十年代的口号是“拨乱反正”，返回哪里？一开始想返回到五六十年代，后来发现，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是建立在 “五四”那一代的论述思路上。于是，我开始清理从晚清到“五四”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
九十年代以前，学者普遍关注“五四”；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人转而关注晚清。我的立场有点特别，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种兼及“五四”与“晚清”的学术思路，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 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因为我始终认为，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这还不算他们之间有很多人是“谊兼师友”。大家不要以为“五四”的时候，梁启超他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发挥作用了。不是这样的。我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既谈论“为人师表”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也涉及“横空出世”的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匡互生等，还有就是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严复等人，同样在“五四”中发挥作用。两代人之间，有区隔，但更有联系，尤其是放长视野，这一点看得更清晰。他们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接纳域外文学等，很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社会转型。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当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总是会有缝隙，有矛盾，甚至互相争夺生存空间和历史舞台。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 /文学的转型，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谈晚清的时候，我会强调晚清的意义；大家都来关注晚清，我就转而强调“五四”的意义。在我看来，晚清与“五四”，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走近“五四”
其实，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五四”也是越来越遥远了。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的越来越少，我们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曾经生机勃勃的“五四”，变得越来越符号化了。
“五四”复杂得很，不仅仅是革命与复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国故与西学这样的二元对立。“回到现场”，你会发现，“五四”其实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由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凸显，某些记忆湮没，今人所知的“五四”，变成某种力量的“一枝独秀”。当年的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在1979年撰写了《“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意思是说，当年北大中文系同班同学里面分成三拨人，一拨人做提倡新文化的《新潮》杂志，一拨人做提倡传统文化的《国故》杂志，还有一拨人希望介入现实政治，办《国民》杂志。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对新旧文化内部的“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
学生运动还在余波荡漾，命名就已经开始了。具体说来，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罗家伦用“毅”的笔名，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文章。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词，最早是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提出来的。事情还没完全过去，运动中人就已经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了，而且，这一定位还被后人接纳，这是很罕见的。此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不断地借周年纪念，追忆、讲述、阐释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的丰富性，才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当然，会有这么一种情况，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潜能，倘若不断对话，它的意义会逐渐浮现出来；但因某种限制，没办法对这个话题做深入的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拷打，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五四”不一样，几乎从一诞生就备受关注，其巨大潜能得到了很好的释放。九十年间，“五四”从没被真正冷落，更不要说遗忘了。我们不断地赋予它各种意义，那些汗牛充栋的言说，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生常谈，也有些是过度阐释。说实话，我担忧的是，过于热闹的“五四”纪念，会诱使各种各样的人都来附庸风雅，导致“五四 ”形象扭曲、变形。
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我们与之对话的，还是“五四”。所谓的 “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思想格局。
记得十年前，我曾带着自己的学生，依据档案、日记、报道和回忆录，重构当年北大学生游行的全过程。拿着自己画的游行路线图，从沙滩北大红楼出发，以寻访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点点、寻寻觅觅，顺带讲述各种有趣的故事。那次 “重走 ‘五四’路”，北京电视台还派摄影师追随，做成了专题片，可惜播出时没录下来。
虽然每年都有纪念，但“五四”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希望弘扬“五四”精神的，以及主张打倒 “五四”传统的，好多都是在空中打架，没有真正落到地面上来。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具体的历史感觉，避免因过于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历史事件早就远去，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没有大的历史视野、只记得若干琐碎的细节，或者反过来，沉迷在一些宏大叙事中、完全没有生活实感，都不理想。我们需要有大视野，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历史细节。
看待历史事件，每代人都会带上自己的有色眼镜，或者说“前理解”。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与宿命。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于此，很容易变得自负、专横。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堆 “文明的碎片”，我们凭借各种专业知识，力图用这些 “碎片”来拼接、还原历史，本来就有很大的危险性。你要是心高气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里，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与想象力，不扭曲才怪。我们确实无法完全呈现早就失落的历史场景，但那就应该彻底舍弃吗？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我们有义务逐渐地穿越各种迷雾，走近/走进那个事件的内核，跟历史对话。某种意义上，我们之所以 “重返历史”，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借助这一寻寻觅觅的过程，跟 “五四”新文化人进行直接的心灵对话。这样的 “五四”纪念，既五彩缤纷，也充满动感，还跟每个寻觅者的心路历程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五四”，方才 “可信”，而且 “可爱”。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已经改变论述策略，努力 “走进五四”。
走进 “五四”
因为我觉得， “伟大的五四”，越来越被悬置，高高地放在神龛上。
长期以来，我们有将 “五四”过分神圣化的倾向。现在又反过来，好些朋友转而用轻蔑的语调来谈论 “五四”：不就是几千学生上街吗，不就是烧房子打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再说，行动这么粗鲁，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每当面对此类 “新解”，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记得鲁迅对于国人不了解 《儒林外史》的价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伟大也要有人懂。”再伟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没有人真正跟它对话，没有让它回到人世间，就无法发挥真正的功力。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关键时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跟它对话。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它会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料，不断地介入到当下改革中。“五四”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可以从各种立场来谈，从各个角度来看，但是你不能漠视它的存在。为什么要不断跟 “五四”对话？ “五四”对我们来说，是历史也是现实，是学术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视而不见。其实，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87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跟 “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
不同立场的人谈 “五四”时，都有自己的引申发挥，有时甚至转化成实际行动。所有这些，真真假假的言说、虚虚实实的纪念，值得我们认真辨析。今人谈论 “五四运动”，应该考量哪些说对了，哪些走偏了，哪个地方不妨固守传统，什么时候应该 “与时俱进”。北大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名扬天下，对此更是不容回避。作为很长时间里大大得益于 “五四光环”的北大学者，我们必须认真面对 “五四”这个巨大的精神遗产。当它被世人严重误解的时候，你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修正、拓展。
“五四”当然不仅仅属于北大，但北大最为沾光，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不是什么 “坚决捍卫”。要真的伟大，不必要你来捍卫；如果不伟大，你想捍卫也没用，反而可能搞砸了。我们的任务是让 “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历史时刻，重新审视 “五四”。至于怎么关注，从什么角度进去，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视野、趣味，强求不得。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问题，也许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仅跟 “五四”先贤对话，也跟同时代学者对话，甚至跟我的学生辈对话。要以一个开放的心态面对如此复杂的运动，在不断的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和原动力。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无外乎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直接从西学引进的，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哈贝马斯，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部分呢，那就是本土的思想学说。对所谓的 “中国文化”，必须做一个分析。因为，今天一说 “传统”，就是从孔夫子说起，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半部 《论语》治天下”。我是很不赞同的。什么叫 “传统”？就是那些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审美趣味的东西。很多人一说 “传统中国”，就是儒释道，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没了，到此为止。想像 “中国文化”跟 “西学”的截然对立，还有主张纯粹的 “中国性”，我以为是不可取的。中国传统本来就不纯粹，域外的思想学说，两汉进来，隋唐进来，明清更是进来，早就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除非你彻底封闭，否则的话，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保持 “纯粹”。就像人类的基因不断稀释、变异，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鲜活力的需要。
即使不说这个问题，你也必须理解，晚清以降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跟西学对话，所创造、所积淀起来的新传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或者说更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对当下中国来说。我承认， “五四”新文化人对于传统中国的批判，有些过于偏激，但我们必须理解 “五四”那代人的基本立场，以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论述策略。在我看来，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 “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身立命。
假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政治经济等，无论主动还是被迫，都是在跟西学对话；而从政治家的毛泽东，到文学家的鲁迅，各种各样的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跟西学对话。如此激烈的思想碰撞，不是说转就转，说停就停的，你可以赞赏，也可以批判，但不能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在我看来，这一百多年中西文化碰撞的精神遗产，相当庞杂，也极为丰富，值得我们认真清理。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很可能正是这一块。不能想像，我们整天跟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对话，就能解决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我并不要求你认同 “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但你必须面对他们提出的诸多问题。请记住，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很长时间里处于相当屈辱的境地。刚过上几天比较舒坦的日子，就翘起二郎腿，嘲笑 “五四”新文化人没有风度，不够从容，过于偏激，我以为是不明智的。你不必专治近代史，但直面这一百多年的风云激荡，理解历史的沉重与诡异，可以磨砺自己的思想。切断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动辄从先秦讲起，诗云子曰，然后直接跳到当下社会，这样谈论当代中国问题，其实很苍白。
历史久远，很多不如意的东西，被过滤掉了。你看到的，比较具有合理性。文学也一样，唐诗历经千年淘洗，就剩这么多，当然每首都很好，值得今人格外珍惜。而新诗就不一样，每天都在生产，量那么大，鱼龙混杂是很自然的事。我没说新诗人比李白杜甫伟大，我只是强调时间对于人物、文章、思想、学说的淘洗作用。 “五四”离我们那么近，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你看得很清楚，包括某些论述的偏激等。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当然值得我们珍惜；但我本人更为迷恋复杂、喧嚣但生气淋漓的 “五四”新文化。
对我们来说， “五四”已经是长期研究的积淀了，不能用三句话、五句话来讲清楚，因为，那样很容易概念化。 “五四”本来就是 “众声喧哗”，很难一言以蔽之。茅盾曾经用“尼罗河泛滥”比喻 “五四”新文学，我觉得很有道理。尼罗河泛滥，自然是泥沙俱下，当时很不好看，但给下游送去了广袤的沃土，是日后丰收的根本保证。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想用三个词来描述 “五四”的风采。第一是 “泥沙俱下”，第二是 “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 “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 “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