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编者按：

　 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事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从今天来看，“五四”运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而且，其发生、发展和产生的影响都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检视“五四”的文化遗产，重新在历史中追寻“五四”的意义，就显得格外有必要。

　

　 一

　

　 今天，针对“五四”提出的种种问题，既是学术性的，又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五四”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与质疑,那么就可能会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上，背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到今年正好是90周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拉开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现代史上，“五四”运动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思想界、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思考也有一些变化。例如，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五四就有一些新的看法。像胡绳的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周扬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李泽厚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都代表了对关于“五四”运动的再思考。

　 其中，李泽厚先生“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更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史问题的深入讨论。比如说:启蒙运动与现代建国运动、特别是人民民主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建立平等的国民认同，这是否也是启蒙的目标?如此等等。

　 李泽厚的文章并没有否定五四,但文章的逻辑中确实包含着对“五四”批判性的评价。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五四和晚清的关系，如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这与胡绳、周扬、李泽厚等的看法都有不同。王德威认为五四提出来的问题，特别是现代化的问题，包括科学和自由，乃至现代/西方、传统/中国这样的认识问题的方式，在晚清时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中都已经提出了。既然如此，五四的创造性在哪儿？它的独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特殊性？当代还有一些更简单粗暴的批评，就是指责五四“全面反传统”，但是，如果我们检视“五四”留下的文化遗产，这个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更有甚者，现在海内外有人认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在1930-1940年代为了政治需要而“编造”出来的,是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些重大历史文献中“虚构”出来的，甚至还有人认为“五四”运动以及中国革命打断和干扰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因此需要对“五四的虚构”进行“解构”。

　 这些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五四”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与质疑,那么就可能会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上，背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与工农相结合的先进知识分子所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彻底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开始。五四所倡导的“平民主义”文化趋向，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对待社会和民众的态度及立场的巨大转变，开辟了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走向中国社会基层，实现与工农相结合的人间正道。包括北京大学所提倡的“平民教育”和“勤工俭学”的教育理想，不仅对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影响重大，而且正是在勤工俭学的新的教育和知识实践的背景下，产生了新民学会和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等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当然，用本是描述法国大革命的“启蒙”与“救亡”这两大历史主题来观察五四运动，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启发，众所周知，一开始由“启蒙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法国革命的不彻底性，也就在于它没有满足和回应占法国社会大多数的小农的利益和要求，所以，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但没有使法国摆脱危机，而且使整个法国陷入混乱，这与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情况有某种相似性。随后，正是拿破仑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所锻造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军队，才完成了资产阶级启蒙知识分子想要完成、但却没有完成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马克思因此赞扬过拿破仑将农民引向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首创精神。而在人类的20世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创造了一整套在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里，如何变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人民民主革命，变少数精英为主体的政治乌托邦，为土地革命为主体的现代建国实践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现代历史的根本转折，当然不是什么“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包括以民族救亡的方式），动员、联合和唤醒全中国人民，完成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建立现代国家、使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榨的伟大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以五四运动为先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现代民主建国之路在世界范围内最辉煌的继承人，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五四所昭示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真正代表。

　 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起码打破了两个迷信：对于几千年帝制的迷信和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及其政治体制的迷信。――不但要为苦难的中国，也要为世界和全人类寻找出路，这就是五四先驱者们的胸怀、视野、抱负、理想与担当，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宝贵精神遗产。五四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摆脱传统的教条和洋教条，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道路，历史证明：正是五四所开辟的这条道路，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现代世界。

　

　 二

　

　 在“五四”之前，人们对欧洲文明特别是欧洲现代政治文明很少怀疑。但是，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介绍和讨论，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对于欧洲政治文明的历史和实质有了超出晚清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洞察。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首先就在它于暴露了欧洲民族国家形式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

　 欧洲的“文明国家”怎么会陷入这么残酷的互相屠杀？欧洲在这方面有反思，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这同样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国内有很多关于“中西文明比较”甚至“优劣”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人们对欧洲文明特别是欧洲现代政治文明很少怀疑，更很少有人能把19世纪以降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理解为通过武力和资本积累所保持的一个平衡。同时，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时也被全世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 蒂利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这本经典著作中所指出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规模是由战争的规模决定的，而战争的规模则是由为战争提供贷款的资本家和银行家决定的，这就是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实质”。

　 16世纪以降，在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过程中，18世纪以来，在欧洲以争夺海洋霸权为起因的对于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战争过程中，才逐渐产生了权力集中和资本积累紧密联系的、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制，这个体制的实质是强制和资本积累。

　 这样的认识问题的视野和方式，在晚清的时候当然不可能达到，因为全世界都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开始认识到的。中国也是这样。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作为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表明了这种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制被复制到东方和亚洲所产生的后果，“五四”运动直接导源于对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的抗议，而这种抗议本身就包含着对于19世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强权体制、霸权体制的批判和拒绝。

　 我们以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东方杂志》为例，在当时，这本刊物充满了对于国际形势的讨论，即使今天看来，这些讨论也是非常新颖、深刻和全面的。它全面评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战局发展情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讨论，呈现出一个由战争所造成的全新的世界局势和全新的世界结构，这种全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震动非常大。

　 后来，《东方杂志》相当一部分作者变成了《青年杂志》的作者，比如胡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提出的“建立军队还不如建立大学更好”，也是在欧洲战争的背景下才有的观点。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背景，它使中国乃至世界对于欧洲政治文明的历史和实质有了超出晚清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洞察。

　

　 三

　

　 梁启超说:欧洲文明的迷梦破产了。但是《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书籍，让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在欧洲之外有新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工农联盟、人民民主的现代化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出现了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

　 首先是美国。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崛起，但美国当时主要的表现并不是直接参战，而是大规模地向欧洲提供战争贷款。以前在欧洲，战争贷款都是在欧洲内部的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当中筹措，但这次不一样，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以发行“公共债券”的方式成了欧洲的债主，欧洲资产阶级沦为美国国家和“美国人民”的债务人。这不但反映出欧洲在经济上起码相对于美国是不行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迅速兴起，显然与它不同于欧洲的国家体制有关,这就是指美国的“平民主义”政治体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曾经说到美国的特殊性，他说美国的阶级关系相对欧洲来说要简单，因为都是移民，所以美国没有欧洲的贵族传统，这种“天然的平民主义”与欧洲完全不一样。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也认为美国没有贵族,所以很容易产生“国家的专制”或者“大多数人的专制”即“平民的专制”，这二者虽然结论不同，但出发点是相同的。在“五四”之前的中国，魏源曾经在《海国图志》中讴歌过美国独立战争，他把美国的独立看成是反抗欧洲帝国主义宰制的成功方式。但是，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才认识到，欧洲确实不是唯一的榜样，欧洲式的道路起码不是唯一的出路，更认识到欧洲文明的问题。这样的背景下，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自由、民主、富强的更佳范本是美国,特别是美国民主和共和制度所保障的“平民主义”传统。

　 其次，苏维埃政权的诞生，苏联用一种与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体系“脱钩”的方式，走出了另一条路。晚清时代，很多人都认为不跟着欧洲走是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却成功地“脱钩”了。当时中国知识界迫切地想知道苏联和欧洲“脱钩”的后果，包括是否一旦与欧洲“脱钩”，这个国家就会饿死。因此，《京报》才派瞿秋白前去考察。他写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让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在欧洲之外有新的道路。这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全世界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课题，这个课题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欧洲文明的迷梦破产了。它也迫使中国选择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工农联盟、人民民主的现代化道路。

　

　 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当时西方的先进知识分子，把思想和探索的焦点转向中国。罗素和杜威的例子告诉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在于它的世界影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五四”不仅仅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世界的。

　

　 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从1840年以降，在整个晚清的时代，中国的角色当然就是向西方（主要是欧洲）学习，老老实实、亦步亦趋作欧洲的“学生”，尽管“先生不断打学生”，但一代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生存，还是要向西方学习一切东西，要走西方的道路。但是“五四”运动之后，这种情况被扭转了。同时，它如果不是从根本上，也是从极大的程度上扭转了晚清以来中国/传统，西方/现代的观察问题的基本方式。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西方的先进知识分子，把思想和探索的焦点转向中国，转向北京、上海和南京，而不是欧洲，更不是日本。中国成为现代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焦点、成为探索新的人类现代道路的起点，这也是自晚清以来的第一次。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在于它的世界影响，在于它在现代世界视野中的价值。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五四”不仅仅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世界的。

　 最好的例子是罗素和杜威，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西方最核心的两位学者，他们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来到中国，他们不但观察“五四”运动，也亲身参与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论辨中。而他们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思想体系本身，也都是在中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我们都知道，罗素和杜威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和中国知识界；其实，新文化运动更是极大地影响了杜威和罗素思想的发展和转变，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前很少意识到。在新文化运动中，“学生”影响了“先生”、改变了“先生”，这也是自1840年以来的第一次。

　 在结束了不愉快的日本之行后，美国哲学家杜威于1919年4月抵达中国，恰赶上了五月的“五四”运动，中国知识界的创造性和思想活力、中国社会广泛的民主诉求，与战后萧条、悲观的欧洲和军国主义统治的保守日本恰成反照。这不但改变了他原初的行程（杜威本来打算在中国呆一个月，结果留住了两年），更改变了他的思想，改变了他对世界形势和人类命运的估计。这就是他所说的：“任何一个真正想了解亚洲和东方，任何一个想真正了解人类未来命运者，今天的中国就是他寻找答案的地方”，包括他认为，中国一定不会走精英教育的道路，一定会开创一条教育与劳动、知识与社会相结合的现代知识道路。

　 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后在1922年完成了《中国问题》一书，正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日关系的分析，罗素预见了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也正是亲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罗素才预言了中国必将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古老文明走向现代的道路。1965年，当这本写于43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作再版时，抚今追昔，罗素这样欣慰地写到：

　 “中国人民历经磨难，他们伟大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祝愿中国成功！”

　

　 五

　

　 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知识，我们都应追求其客观性和历史性的辩证统一。“五四”开创了将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改变不合理得的世界秩序，实现伟大中华民族复兴的现代道路，这是不同于西方、不同于传统的道路，我们今年依然走在“五四”所开创的这条中国的、人民的现代道路上，这就是基本的结论。

　

　 因此，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才能认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只有在一个真实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五四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和意义。

　 今天有很多学者，包括从这样那样的角度对五四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他们当然都提出了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像任何历史运动一样，“五四”当然有它的局限性，但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看，这些“五四”的批判者们却起码是忘记了去真实地观察当时的世界形势。对“五四”时代的世界视野、天下胸怀、人类担当和政治决断，缺乏足够的理解和同情。而这些情怀与素质，恰恰是我们应该向“五四”先驱者们学习的遗产。

　 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知识，我们一方面追求它的客观性的具体来源，但同时也应该追求它的历史性，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怎么能够作出判断呢？欧洲的知识、包括“启蒙”当然都不是普遍的,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产生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划时代的，它当然不同于晚清；而且它也没有简单地反传统，它是反“传统主义”，“传统主义”把传统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举个例子，就是尊孔读经变成袁世凯复辟的意识形态，所以它才反对这个尊孔读经。与某些人断言的恰恰相反，“五四”以科学和民主的方式，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发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顾颉刚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用台湾学者唐德刚的话来说，“五四”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范式”的革命。

　 “五四”开创了一条现代道路、中国道路：把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有效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改变不合理的世纪世界秩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为目标。这是不同于西方、不同于传统的道路，我们今年依然走在“五四”所开创的这条中国的、人民的现代道路上，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在我看来，起码到今天为止，各式各样的五四质疑者和批判者们，依然无法动摇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结论。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