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工作简报
2003年第4期
目 录
头条新闻：
本所成功申报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本所成功中标七项200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与本所学人进行学术对话
本所举办系列知名学者讲座：
国际史学协会副主席澳大利亚的艾姆拉恩·维特－布劳斯教授作学术讲座
加拿大学者梁燕城教授应邀作学术讲座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应邀作学术讲座
意大利学者Maurizio Paolillo在本所作学术演讲
美国学者孙瑞惠博士在本所作学术报告
本所研究员、校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陈嘉映作校庆主报告
顾红亮在以色列从事高级访问研究
高瑞泉著作获教育部优秀成果奖
三年来本所基地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两个学术方向取得显著进展
出版或发表大量学术成果， CSSCI收录论文数与被引用率较高
在理论创新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本所三种所刊，共同关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
《思想与文化》辑刊已经出版三辑
《思想与文化》电子版已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创刊
《思与文》在学术界与公共知识界获得较大影响，点击率不断上升
杨国荣教授到长沙、杭州等地讲学
本所研究员商戈令教授和郁振华教授作社会科学普及讲座
本所研究人员出席各种学术会议
头 条 新 闻
本所成功申报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2003年12月，以本所研究员童世骏为首席专家，以本所研究员杨国荣、许纪霖、文军等为骨干专家、结合本所与全国各地的学者近30人组成的课题组，申报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获得成功，获得教育部下达的课题经费80万元，首批经分60余万已经下达。
精神生活是人类创造、传递和体验精神价值的活动，它以个体的人们作为活动主体，以日常生活和专家文化作为表现领域。了解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状况，就是了解在精神生活方面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相比有什么特点，与其它国家（如美国、韩国）的人们相比有什么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在不同地区、职业、收入、年龄和性别等等的中国人口中是如何体现和分布的。这样的研究，是为了全面把握我国国情，深入理解现代化进程，在掌握事实和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寻找进一步提高人民精神生活质量的实践措施，并对精神生活本身及其与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理论认识。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精神生活本身就值得我们在思辨和普遍的研究的同时，进行实证和个案的研究。这两方面相结合的研究，不仅具有“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的思想影响”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发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的理论意义。 整个课题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精神生活及其与现代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这部分既构成实证研究的理论准备，也有待于实证研究而得到验证和修改。这部分将考察有关精神生活的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的既有成果，确定这些成果与本课题研究的相关性，并论证本课题其余部分的合理性。第二部分：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经验研究。这部分是本课题的主要部分；确定本课题的总体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部分的研究。我们把以下三个层次的划分作为这部分研究的基本结构：层次一：精神生活的个体状况；层次二：精神生活的日常情境；层次三：精神生活的专业领域。第二，超越对“精神生活”的个体主义的理解和主观主义的理解。也就是说，不把精神生活归结为可以通过对个体的研究而把握的个体状态（层次一），而同时也要把它理解为无法还原为个体状态的群体状态（层次二）；不把精神生活仅仅理解为主观精神世界的东西，而也把它理解客观精神世界（波普尔所谓“世界3”）的东西（层次三）。第三部分：在总体把握当代中国精神处境的基础上，提出改善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实践建议。这个部分虽然在研究成果的最终表达中位居最末，但正像一切有目的活动一样，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它却不仅是整个课题的归宿，而且是整个课题的起点，并贯穿于课题研究的全过程中。
研究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说到底是为了服务于“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这个伟大目标子课题一：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的理论准备 1）精神生活的内涵与外延：精神生活的初步界定；精神生活的个体状况和群体状况的关系；精神生活的日常情境和专门领域的关系；精神生活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2）精神生活的条件：精神生活与精神境界；精神生活与个体生理活动、物质资料消费的关系；精神生活与社会规则体系的关系。3）精神生活的多样性：精神生活的民族特点；精神生活的时代特点；精神生活的个体发展；现代社会精神生活的特有问题。4）精神生活之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精神生活质量的测量指标；精神生活的研究材料的获取方式；精神生活客观指标和主观评价之间的关系、精神生活的主观状态和客观状态之间的关系、精神生活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子课题二：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个体状况 1）心理素质：不同群体的个人的心理特征和健康状况调查；精神疾病、自杀等现象的社会文化分析；人们对精神健康的态度及其变化。2）知识水平：文化教育程度、实际知识掌握程度、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和态度。3）价值观念：对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的区分能力，对不同价值范畴的区分和理解的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发展的阶段，对自我、他人、社会和世界的价值取向；对幸福的理解，对自己生活的幸福程度的评价；对宗教的态度。
子课题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日常情境 1）消费文化：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不同层次消费和不同消费方式背后所体现的公民的精神追求；2）制度文化：与社会的自然秩序和人为制度的状况相适应的人们的规则意识；3）通俗文化：民风民俗、民歌民谣（包括传统的顺口溜和现代的手机短信）中所体现的民众情趣；4）大众文化：传媒的不同形式（纸质的、音像的和网络的等等）、受众（年龄、性别、职业、地区、文化程度等等）和内容（商业的、教育的、时论的、休闲的等等）的特定状况所反映的精神生活的特点和质量。
子课题四：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专业领域 1）文学艺术：作品的种类、内容、风格和形式，各类文学艺术作品被公众接受的程度和方式，文学艺术作品、理论和评论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现代性自身的矛盾。2）各类教育：各种教育形式、教育实践和教育内容背后的教育理念；教育在塑造公民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和效果。3）学术界：专业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的课题选择的特点和倾向，对学术规范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人文学者的社会声誉和影响。4）思想界：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讨论的内容、方式和影响；思想界对当代中国的“精神处境”的反思。
子课题五：提升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实践建议 1）如何引导现代化、全球化、世俗化时代的文化变迁；2）如何处理在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出现的各种文化矛盾；3）如何在精神生活各个方面之间建立良性的文化互动。
课题近日已经展开，将于2006年完成。
本所成功中标七项200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200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已经揭晓，本所专兼职研究员成功获取七个项目，分别是：（1）杨国荣: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问题。立项时间：2003年9月2日，总经费7万元。2003年度下达5.6万元。（2）胡晓明：晚清民初的诗学： 陈三立陈衍沈曾植诗学研究。立项时间：2003年9月2日，总经费7万元。2003年度下达5.6万元。（3）李学昌：二十世纪上半叶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与城镇状况评估。立项时间：2003年9月2日，总经费7万元。2003年度下达5.6万元。（4）李维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立项时间：2003年9月 2日，总经费7万元，2003年度到款5.6万；（5） 文军：《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新进展－非主流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及趋势》，青年项目，立项时间：2003年9月2日，总经费5.5万元，2003年度下达4.4万元。（6）顾卫民：《中国天主教史》，立项时间：2003年9月2日，总经费7万元，2003年9月立项，第一次拨款5.6万元，第二次拨款1.4万元。（7）陈卫平：《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史进程》，立项时间：2003年9月2日，总经费7万元，2003年度到款5.6万。
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与本所学人进行学术对话
?12月8日下午，国际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教授应邀访问我所。校党委书记张济顺以校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接待了泰勒教授。张济顺向客人介绍了我校文科的情况，表达了学校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视，并邀请泰勒教授明、后年来我校作更长时间的逗留和讲学。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是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荣誉教授，美国西北大学的访问教授，曾经担任巴黎高师教授和牛津大学讲座教授。泰勒教授的学术领域相当广泛，尤其在黑格尔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成就卓著。在最近一二十年北美政治哲学界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中，他是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国内已经出版了泰勒教授的多部学术论著的中译本，其中包括具有当代经典地位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一书。近年来，泰勒教授除了在国内语境中主张社群主义和“承认的政治”之外，还致力于在全球语境中阐发“多重现代性”的观念，主张在各民族现代化过程中利用和开发本土的文化资源。??
在与张书记会见以后，泰勒教授与思想所的教师和研究生共50多人进行了持续将近三小时的对话和讨论。讨论的内容除了“多重现代性”的观念之外，还涉及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斯特劳斯哲学密切相关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美国实用主义、默会知识理论等问题。讨论由本所副所长童世骏主持，杨国荣、陈嘉映、潘德荣、商戈令、赵修义、许纪霖、郁振华、刘擎等研究员出席了讨论。
查尔斯·泰勒是当代北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同时在行动哲学、语言哲学、社会科学的哲学和德国哲学等领域也有卓越建树。12月上旬，首次到访中国的泰勒教授应邀访问北京和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作了有关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之比较的《中国学术》讲座报告，后在上海参加“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全球化的批判”的主题发言。8日下午，泰勒教授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与该校思想所、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学者们就一系列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泰勒教授的访华虽然不像两年前哈贝马斯、德里达的访华那样受到媒体的关注，但他近年来阐述的“多重现代性”观念，却使这位走在当代学术前沿的西方哲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有了更自然的对话基础。
讨论开始以前，泰勒教授先简单介绍了一下他对于“多重现代性”观念的理解。泰勒教授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放弃单数的现代性的观念，而谈论多重的现代性，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长时期以来，尽管对现代性有不同理解，但都基本上都把现代性理解为这样一种包括各个方面变化的发展，其中建制方面的变化—市场，大规模科层制度的建立，工业化，城市化，等等—伴随着文化方面的变化，如个人主义，世俗化，本真性的观念，等等。也就是说，现代性被看作是一套完整的东西，要么不要，要么全要，而有的国家到达得早些，有的国家到达得晚些。在韦伯那里，新教社会比其他社会先进；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比非西方国家先进。中国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两群人之间的冲突：一群人把现代化看作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而要现代化就必须西方化，而另一群人则反过来，因为反对西方化而反对现代化。
但是，泰勒说，这种理论缺陷很大。1900年左右人们有这样的看法，那是因为那时只有西方社会是现代化的，确实只有一种现代性—当然，仔细地考察，即使西方也有各种现代性模式。但现在的情况很不同。有些建制性变化确实在全世界普遍化了。长达五百年的一个过程，可以说被普遍地强加于其他社会之上。率先发生这个过程的社会在军事上经济上更强大。这种情况迫使其余社会发生类似的变化。日本在非西方国家中抢先在军事和行政上发生变化，从而成功地跻身于强国之列。俄国的彼得大帝想要模仿瑞典的模式、法国的模式，也就是绝对王权的现代性模式。但这条道路并不好，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原因之一是法国国家无法承受国际竞争。相比之下，英国、荷兰的变化更为成功：社会得到足够资源使之赢得国际竞争。现代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这种强加的对建制性变化的适应。共产主义国家引进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一个例子。
泰勒说，尽管建制层面确实有趋同，但认为与建制的变化相伴随的文化模式与建制的变化是不可分离的，却是错误的。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最终走向同质化的现代性的趋势。事实上出现的是多重的现代性。军事的压力导向建制的变化，建制的变化导致文化的变化，但文化的变化并不是同质的；文化并没有走向趋同。
华东师大的学者们对泰勒的上述观点从多方面提出问题，泰勒的回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多元现代性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近年来大力阐发“多重现代性”观念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是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但他认为多重现代性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核心”：高度的反思性”。泰勒教授说，他并不同意因为反思性的重要意义而把多重现代性看作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正像任何范畴一样，“反思性”这个范畴也可能使人误入歧途。的确，所有现代社会都在一点上区别于前现代社会：人们意识到政治形式是具有人为构成的性质的。传统社会中人们把君主制看作是符合某种宇宙形式的，而现代社会的人们意识到，政治形式是人们发明的、创造的、可变化的。这里面当然包含着某种反思性，而先前人们的看法是非常非反思的。但问题是，这种反思性是交织进一个复杂的整体的，其中包括笛卡尔的怀疑论、身心二元论、康德的抽象的理性的概念、对世界加以技术控制的要求，等等。这些观念相互交织地发展成为一个一揽子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个一揽子东西会在其他地方重复。泰勒以他深入研究过的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过程为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笼统地说，这是一个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某种衰落的过程，但不同社会对“宗教性”有不同理解。在西方，这是发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长期过程：从位格上帝的上帝转向个人承诺的宗教，后来干脆完全脱离宗教。但这个过程在印度就完全不一样。尽管有一小部分主张放弃宗教，也有人注重个人的修行。但多数印度人仍然没有放弃那种集体方式的宗教活动。把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世俗化，是一种非常种族中心论的看法。
其次，多重现代性的现象表明，单一现代性是不可能的；但人们似乎也可以说，那些未能实现西方式的现代性的社会，并不只是采取了非西方的现代性，而且是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针对这个问题，泰勒指出，把单一的现代性标准运用于各个地区，很可能陷入一种同义反复：当我们说某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成功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把西方的现代性作为成功的现代性的标准，因此我们实际上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出现西方的现代性。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成功的就是现代化的，那么现代化的就是成功的。
但泰勒显然不仅要指出单一现代性的不可能，而且要强调单一现代性的不可欲。于是，第三个问题是，单一现代性既然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为之而操心呢？泰勒的回答是，单一现代性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是要担心它。比如，主张废除市场经济的主张是不可行的，但有人硬要实行它，你就要小心。经济有它的功能要求，比如要求企业家精神，但产生企业家精神的可以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市场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一个不幸的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总想推行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其中包括货币的自由兑换，取消贸易保护，取消政府干预，等等。这些要求与历史的实际大相径庭。除了英国，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因此，经济增长固然与市场相联系，但什么样的市场是一个关键。同样，经济增长与民主相联系，但什么样的民主是一个问题。长远来看，持久的强劲的经济发展和某种形式的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第四，说到底，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同时有一个文化的现代性观和规范的现代性观？文化的现代性观导向多重现代性。于是，不仅有一个在各个民族的现代性模式之间进行比较和评价的问题，而且同一个民族，因为面临的选择有多个，所以也有一个比较和评价的问题。这不意味着我们还需要一个规范的现代性观？对这个问题，泰勒的回答是，确实，我们都需要规范的观念；我们都生活在现代的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如此。作为加拿大人，我们不像美国人那样强调竞争，而更重视团结的方面。美国人不喜欢最低工资的概念，以为灵活的工资制度更有利益于经济。但问题是，人类社会是否愿意为发展而付出这样的人性的代价。但泰勒强调，主张这种规范的观点，不等于把规范性塞入现代性的观念。因为，在他看来，规范上的好坏，并不等于现代性程度的高低。
第五，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为规范的东西进行辩护？泰勒说，他很不赞同近代西方的道德理论传统，包括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它们都主张有一种普遍的东西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最大的功利，抽象的程序，等等。但它们在揭示人类的道德行为的动机方面，不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更有成效：亚里士多德认为，重要的是辨认出人类的诸种“善”或“好”：好的生活方式，好的品格，等等。道德思议的重要任务是如何把这些“好”结合起来。这就会产生许多不同的选择。比如我主张把GDP与团结结合起来，主张坚持一些非常重要的人性的、社会的“好”。我们无法通过诉诸普遍的东西而回避这些具体的选择。这里有一个道德理论和道德直觉之间的非常费力的契合的问题。普遍的道德理论给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人类的状况并不是这样的。
讨论会上华东师大的学者们告诉泰勒教授，目前有许多中国人对列奥·斯特劳斯感兴趣，大致是出于对现代性的趋势和后果的忧虑，尤其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忧虑；这些人因此希望在斯特劳斯那里找到对这种忧虑的回应，或者说答案。当然也有人是因为想更深入地了解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因为据说这种安全战略背后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中国人居然对斯特劳斯那么感兴趣，泰勒感到有些意外。他说斯特劳斯的思想非常复杂。大致说来有两个理论层面。一个层面，可能是它的核心，是认为古代希腊人的善的观念，古希腊人的社会秩序，是最好的东西。但现代人丢失了这些东西，斯特劳斯为此而感到忧虑。如果只考虑这一点，那么他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又认为，既然我们无法回到过去，那么我们就只能从这种状况出发，去寻找次优的政权：一种由精英来引领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每个人都参与和关注公共事务。但老百姓应该被那些懂得现代社会的人领导。所以斯特劳斯的民主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民主制度：大众不理解他们领袖们在忙碌着什么、考虑着什么事情，但跟着他们。在美国，这种民主观被一小群人接受。这个观点与美国的共和党右翼相联系，与美国的爱国主义结盟，成为对单边主义政策的理论论证。
在这样的背景下，泰勒教授指出，当前的美国行政当局破坏了美国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期执行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美国尽管是最强大的国家，但还是参与多边建制下的合作、磋商、讨论，至少在西方盟国中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还存在另外一个选择。1989年改变了这种情况，但克林顿政府仍然延续了原先的做法。现在出现了变化，我不相信这是一种无法逆转的变化—或许是因为我不敢相信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但这确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变化。国防部副部长沃兹维茨这样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的最后的希望，因此美国必须单独地传播民主。在伊拉克，他们的目标是颠覆伊拉克政权，建立他们所接受的政权。为了让美国公众跟着走，他们把伊拉克政权与基地组织联系起来，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假的。这种观点与布坎南的反民主观点不同。
泰勒反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民主观，但强调在人权、甚至民主问题上有必要达成基本的共识。对这个看上去与他的“多重现代性”观念相矛盾的观点，泰勒教授并没有作出清楚的理论论证。他只是说，争取某种形式的共识的一个理由，是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人们越来越因为自己的邻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不安，越来越感到对一些可怕的事情是无法坐视不管的。建立在威尔逊的观念基础上的想法—绝对的国家主权，不干涉—越来越无法维持了。国家崩溃的地区情况当然更糟糕，但即使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崩溃的地方，也发生了一些不能听任不管的事情。大屠杀是一个极端例子。
针对为什么我们不仅要在人权问题上、而且要在民主问题上达成全球共识的问题，泰勒的回答是，尽管人权和民主有些不同，但毕竟民主参与也是一种人权。从当今世界来看，总的趋势是朝向民主的。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民主越来越成为唯一的稳定的政治制度。如果没有民主这个安全阀，社会会非常不稳定。传统社会的观念随着时间而消退，对“为什么我们要服从？”这样一个问题，越来越需要由民主来回答。以俄国为例，尽管有反民主的传统，尽管普京的执政非常专断，但杜马还在，选举还在。
多重现代性的评价和选择标准，跨文化的共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提出了一个在认识论领域也碰到的问题：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坚实基础来进行辩护—包括道德辩护和知识辩护？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实基础的话，我们是否就必须根本上放弃任何意义上的辩护—包括知识论中的“真理”概念？
在知识辩护的认知基础方面，泰勒同意这样的观点：传统的认识论—连同它关于主客观分离、身心分离、内外分离的主张—应该被克服，认为这是黑格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重要成果。他也认为，在传统认识论破除以后，仍然有一个如何处理知识的问题，而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关注人类知识的日常的、非言语的、默会的向度。
泰勒很高兴地发现，华东师大也有学者像他一样关注麦克尔·波兰尼的工作。他说波兰尼非常有意思，他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在对自己的工作方式作自我反思，当然后来他也讨论自然科学以外的问题。波兰尼的工作与托马斯·库恩的工作有些重合。库恩的思想具有严重的两可性：他的“范式”论会不会导致相对主义，是否与实在论适合，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而在波兰尼那里，一方面他像库恩那样反对基础主义的知识论，另一方面他并不怀疑知识的真理地位；他设法把反对基础主义与实在论结合起来。他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形式的知识：它可以说是真的，但不是基础的，无法像在一个公理体系当中那样一步步还原到最基本的东西上去。认识论中确实有基础的东西，但这些基础的东西并不是时时都明确提出的。只有到受到了挑战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一个基础的东西。反对笛卡尔主义的人们（罗蒂是其典型）以为，我们要么选择基础主义，要么选择反实在论。但波兰尼有很强的实在论，同时又纠正了近代以来的认识论传统。这种转变也有伦理上的后果，涉及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
于是转到了规范辩护的道德基础问题。有学者问泰勒，他是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尤其是在涉及政治的情况下。泰勒回答说，在他看来，理论的目的是确认什么东西是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在这过程当中，会出现某种规范的观点，于是我们思考在这些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的东西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我们觉得收入平等是很好的，但人人收入平等这不现实。更现实的是思考在哪些地方实现平等。一种好的政治理论的目标是寻找一种有充分根据的规范选择。这就要在规范的判断和关于实际可能的知识之间的来回权衡。泰勒说他欣赏的是像孟德斯鸠、尤其是托克维尔这样的工作：不是从普遍的理论出发，而是在具体的情况中进行微妙的衡量、判断和选择。
这样的观点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很接近。在1929年出版的《确定性的寻求》中，杜威说，如果宗教态度不是指对于有关事实和价值的固定信仰，而是指“人们对存在的可能性的一种感觉”，以及“献身于实现这种可能性的事业的一种态度”的话，那么，“科学与宗教之间就不能有任何冲突”。换句话说，“理想的善就是有待实现的存在的可能性，而我们的宗教态度就是和接受这种理想的善联系着的。”杜威的《确定性寻求》是他在1929年春天在爱丁堡大学的自然神学“吉福尔特讲座”的讲稿。1998年泰勒教授应邀作同一个讲座，其讲稿后来以《当代宗教之种种》为书名出版，但该书的副标题是“重读威廉·詹姆斯”，其中对杜威只字未提，却直接呼应将近一百年前詹姆斯的吉福尔特讲座，也就是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于是，有学者问泰勒教授：你对于理想与现实、可能与可欲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与杜威很接近，但为什么你基本上不提杜威，而对詹姆斯那么感兴趣？
泰勒回答说，对杜威，他觉得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困难（他说他对詹姆斯也有这样的困难，但认为情况不太一样），因为他无法接受杜威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认为真理的标准是效用。泰勒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标准，因为真理并没有因此而还原掉。真理是一个无法被还原的概念：要么在还原过程中丢失了许多东西，要么把丢失掉的东西偷运回来，从而使得那个还原失去意义。杜威对传统认识论的解构是出色的，像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一样。但泰勒说他对杜威的实用主义，乃至整个美国实用主义不感兴趣；实用主义中并没有真正的洞见。但詹姆斯总有一些出色的洞见，尤其是关于宗教经验。
与对待杜威的态度有些类似的，是泰勒对于马克思的态度。他说他赞同说马克思也参与了对传统认识论的克服，但他认为马克思—尤其是后期—太相信有可能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认识人、认识社会。他说《资本论》和《1957-158年大纲》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一个体系的东西，把后者当中关于异化、资本主义的历史等等讨论略去了。
泰勒教授在华东师大与中国学者的对话持续了三个小时。与原先计划的公共演讲相比，泰勒教授与中国学者的圆桌会议式的对话，对双方都是一个更有收获的学习过程。像参加讨论的中国学者一样，泰勒教授也感到讨论中涉及的许多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讨论，对有些问题他也需要做更多的“家庭作业”，而很多问题则没有来得及讨论。泰勒教授一出会议室就表示，看来一定还要再来这里。我们都期待着下一次对话的到来。
本所举办系列知名学者讲座
国际史学协会副主席艾姆拉恩·维特－布劳斯教授作学术讲座
国际史学协会副主席、澳大利亚迪基大学（Deaki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艾姆拉恩·维特－布劳斯（Irmline Veit-Brause）应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之邀，于2003年11月11日下午在华东师大文科大楼1407室作题为《狗仔（beagle boys）：科学中的欺诈行为》的学术讲座，由许纪霖教授负责主持。
Professor Irmline Veit-Brause的主要研究兴趣在科学研究的道德方面，也可以说是科学的道德行为。基于此兴趣，此次讲座主要是围绕一个科学研究中有名的弄虚作假的案例来探索如何在科学研究中制定一个程序来防止这种行为。她认为科学研究中的作假行为不仅仅是弄虚作假问题，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错误行为的方式，比如剽窃或者在科研成果中不提到自己的同事，或没有明确注明所引用资料的出处等。针对具体情节，科学研究中的行为又可区分为科学研究的误差、错误行为、故意欺骗三种不同性质。而究竟哪一种行为是真正的故意欺骗行为是很难界定的。因此应该对科研管理机构进行改革，制定相关的学术原则和法律原则来预防科学中的不道德行为。Professor Irmline Veit-Brause强调道德审查委员会的重要性，她认为有了它不一定解决问题，但是没有它，是一定不能解决问题的；但她同时也特别强调仅有制度是不够的，还涉及到如何解释制度，甚至有时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性；这也就像民主问题一样，民主本身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必须有人来运用民主权益才能发挥作用。
科学研究中的这种弄虚作假行为目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非常普遍，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应当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深入研究探讨科研机构的制度改革，以求健康和谐的学术研究氛围。
知名学者梁燕城教授应邀作学术讲座
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文化中国》主编梁燕城教授应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之邀，于2003年11月10日上午在华东师大文科大楼1407室作题为<<后现代与中国文化的处境>>的学术讲座，由哲学系商戈令教授主持，人文学院、教育学院等多个院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共60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梁燕城教授，曾因提出过“后新儒学”而被认为是“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学界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涉及基督教、伦理学、教育学以及包括儒家、道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等方方面面，著有《后现代的伦理学》，《破晓年代－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等专著。此次讲座主要针对后现代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分崩离析的社会现象来反思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处境。梁教授认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从机器控制社会的现代主义到信息控制社会的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电脑时代，传媒给人类带来了莫大的幻相（illusion），使得如何理解真实的社会，如何区别虚拟网络中的真相和幻相这样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人的极大困惑，同时在这样一个真相和幻相交错的时代，人与人的沟通和理解显得尤其重要。梁教授还就后现代主义给西方的包括语言、文学、音乐、建筑等文化艺术方面带来的冲击作了详尽的阐述。针对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分崩离析的虚无局面，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可以为之提供什么呢？梁教授认为，中国哲学与当代科学的整体论有很多相通之处，内在地包含一种“整体里面的多元的和谐”，这就有可能避免西方分而不合的局面。特别是在语言问题上，中国早期道家的老庄是在打破语言结构的基础上，通过破除“成心”，“致虚笃静”的无为来建立对真理的理解；在沟通与交流的问题上，儒家肯定了人性的可感通性是人与人沟通和交流的基础。梁教授认为，儒家建立的是一种“关系为本”的关系伦理学，肯定人与人的亲和性，肯定个人对他人的承诺（commitment）责任。因此在这样的关系中，整体和个体并非像西方那样是对立的。由此，梁教授认为，中国在目前还没有像西方那样陷入后现代主义的困境，经过中西文化的融会是有希望通向社会和个人互为目的的光明前景。
通过此次讲座，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梁教授堪称是“化理论为德性”的典范，不仅是一个理论家，还是一个极其活跃热心的社会活动家，活动领域非常广泛，自中央领导高层到基层贫困地区，热切关注并投身于当今社会。曾是中国反腐败运动的理论首倡者和实践者；并且自前年开始，一直坚持为中国贫困落后的农村山区筹款，资助当地的教育事业，组织一流的教师深入当地（诸如甘肃、山西、河北等地）去讲学，以帮助提高当地教师的素质水平。梁教授的这种热心。
著名海外学者成中英教授应邀作学术讲座
著名海外学者、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先生，应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之邀，于2003年11月6日上午在华东师大文科大楼1407室作题为<<罗蒂的三种偶然性：一个儒学的回应>>的学术讲座。此次学术讲座适值成教授1973年在美国所创办的<<中国哲学>>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创刊30周年纪念日，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成教授在学界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包括易学、伦理学、儒家哲学、中西哲学比较与会通、本体诠释学等方方面面。此次讲座主要针对罗蒂的三种偶然性展开一个儒学的回应，一个批判性的回应（a critical response），包括对儒家在内的哲学本身的潜在批判。成教授在对罗蒂的思想进行简要梳理的过程中，指出其偶然性的概念至少有八种内涵,特别针对罗蒂的三种偶然性，即语言的偶然性、人的自我的偶然性和社群存在的偶然性做出了一个儒学的批判性回应。他认为，中国早期的儒家没有罗蒂那种非此即彼的排除式的思考，并非像罗蒂那样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而是允许语言有其使用性，现象性，指向性甚至对象性。他强调早期儒家的名实之辨和正名之说已经具有了丰富的语用学知识，已经认识到语言的媒介性与工具性同等重要，即使语言不一定代表一切，也代表了一种沟通意识。而对于罗蒂的人的自我的偶然性（即罗蒂认为人的自我本身是矛盾的），成教授认为,儒家的“自”和“己”的区分显然是一种不同的路向。儒家的“自”无“己”，而“己”可有“自”，也就是“己”可以包括对方在内。“自”通过“内省”或是“内讼”而升华为“己”，“己”又逐渐深化、升华为“心”，“心”即是“中”，再发展升华为“性”，通过这样一个不断升华的动态的、创造性的过程，达到了个人的自我德性的修养。然而儒家这种个人德性并非是与社群的存在相矛盾的，德性本身就是先容他方的关切,通过自我的由己及人，由近及远达到了对整个社群的一种关怀。成教授认为，儒家的德性本身就包含了对社会的承诺，对社会的责任心，具体地展开为“知、仁、勇”或说“仁、义、礼、智、信”。个人利益与群体、国家的大义并非是互相抵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群体、国家的义也是利，是一种大利。“义”和“利”都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历史的过程。成教授还特别指出，儒家的德性主义并非仅限于个人的德性，也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国家德性主义，只是国家的德性主义是以承担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而儒家的个人权利是否受到国家的保护则是以个人的德性为基础的。儒家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德性而否认了群体主义，也并没有因为群体主义而否认了个人的权利。因此，在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中，儒家并没有像罗蒂那样陷入困境而无所出路，儒家思想的发展本身就证明了罗蒂的局限性。
此次讲座由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杨国荣教授主持，哲学系教授童世骏、潘德荣、高瑞泉和商戈令以及法政学院、人文学院哲学系、历史系、教育系、中文系等多个院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共70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座，反响很大。
增进中国与意大利的思想文化交流
意大利学者Maurizio Paolillo在本所作学术演讲
10月24日上午，意大利Genoa大学的研究员Maurizio Paolillo博士在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作了题为“中国风水学在意大利的传播：传统科学还是外来建议？”的学术演讲，由研究所所长杨国荣教授以及海归学者商戈令教授双双负责主持。作为“第三届国际意大利语周”活动的一部分，此次学术演讲受到了意方的高度重视，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文化处的文化官员亲自参加了本次演讲，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广大师生踊跃参加该活动的其他项目，以增进中国与意大利的思想文化交流。?Dr. Maurizio Paolillo长期从事中国的思想文化研究，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成功地把大量的中国文化经典资料翻译成意大利文，著有《中国原理－延续千年的传统》等专著，这次演讲主要是围绕着中国风水学的主题展开的。风水学是中国帝王时代常被用来判断理想的住所与坟墓位置的传统方法，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封建迷信、“伪科学”，当今在意大利乃至西方世界，人们对此学说的兴趣却有增无减，被广泛应用于各大商店、私人住宅?等。Dr. Maurizio Paolillo 从学术理论层面、哲学角度对风水学的起源、传播、发展与复兴作了系统的梳理，充分展示了意大利学者是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传统的文化现象。他认为，长期以来，由于主观武断和排他的思维定式，使得风水学在西方未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往往是过分强调其封建迷信的伪科学的成分而忽略了其丰富的科学因素。近些年来，由于人们对人类与环境之间冲突的意识的觉醒，风水学在西方越来越风靡。他们对这种传统的着迷，似乎到了狂热的地步，但却往往对它的基本原理?知之甚少。所谓的“新时代”思想已经尽力使风水学归入其复杂、前卫的“虚假科学”理论的行列。Dr. Maurizio Paolillo 特别强调指出，研究风水学传统的真正好处在于认识到它能够造就对地形特殊视角的文化实体，促使我们去重新考虑如何靠近我们周围实体的法则。
????Dr. Maurizio Paolillo这一独特的演讲内容以及他诙谐幽默的演讲风格，引起了在场者的极大兴趣，特别是还吸引了一些国际友人参加现场的热烈讨论。
美国学者孙瑞穗博士在本所做学术报告
孙瑞穗博士受北京大学邀请访问中国，途经上海，顺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孙瑞穗博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系教授、著名都市研究学家爱德华·索加（Edward W.Soja)的学生，近年来致力于研究全球化、都市发展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目前正在修改以《全球化城市中地方全球主义的生产过程》为题的博士论文。
12月29日下午3点，他在思想所会议室做题为《全球化年代中的都市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就全球化时代的都市研究进行了深入的介绍与讨论。本所许纪霖教授、罗岗副教授等等参与了讨论。
本所研究员、校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陈嘉映作校庆主报告
10月16日，是华东师范大学校庆日，本所研究员许纪霖教授与陈嘉映教授作校庆学术主报告。
许纪霖报告的题目是《从国民共同体到民族共同体——近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试图解决的问题是：1，自由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如何重建民族国家共同体，梁启超和张君劢所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特征是什么？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公共认同？2， 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在学理上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结合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如何处理个人、社群、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从晚清的梁启超发端，为五四后的张君劢所继承的自由民族主义传统，试图以一种心/物、道德/政治二元论的方式，处理不同的精神心灵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危机，试图将具有独特精神价值的民族共同体与普世化的民主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重新建构一个既符合全球化普世目标、又具有中国特殊文化精神的民族国家共同体。
陈嘉映的报告题目是《日常语言与哲学》。报告讨论了日常语言与哲学的关系，对于人们通常的对二者关系的理解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本所研究人员顾红亮在以色列从事高级访问研究
本所研究员顾红亮自2003年7月至今，一直在以色列Bar-Ilan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大约于2004年7月回国。在以时间内，2003年11月12日，顾红亮参加 ”Anti-Zionism, Anti-Semitism, Holocaust Denial: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国际学术会议, 会议由以色列Bar-Ilan university在特拉维夫主办。
高瑞泉著作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本所研究员高瑞泉教授的著作《中国现代精神统统》获第三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该著作由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是高瑞泉教授的代表性著作，集中展现了他对中国现代性精神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成果。
三年来思想所基地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一、两大学术方向取得显著进展
（一）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方向
本所研究人员承接了有关的国家社科、211工程、上海社科等课题，共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等CSSCI刊物发表的有数十余篇，在Philosophy: East and west等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近十篇，有关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仅著作与论文被CSSCI 引用的就达100余次。该研究方向较为迅速的发展和较为显著的成果，同时也推动了研究所相关研究的整体拓展和深化。我们首先以重大课题为依托，从哲学、历史学、文学的统一中，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思考及与此相关的思想演化。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过程，对其研究，也相应地涉及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各个学科，我们运用学科的综合优势，通过三年的研究，从现代化过程内含的人文维度方面，对中国现代思想家关于现代化过程的理论思考，以及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世界，作了系统、深入的考察，这方面的一个重大研究项目已完成初稿，另一个项目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深入地考察了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变迁，在这一领域中，既有思潮的考察，又有人物的研究，既有学派的分析、又有问题的反思，体现了宏观的考察与个案的研究、历史的梳理与理论的分析等统一。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形上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形而上学理论蕴含着哲学的深层观念，但相对而言，中国近代哲学的演进在这方面显得相对薄弱，上述研究成果通过对“科学与形上学”、“存在与天道”、“理智与直觉”、“名言之域与非名言之域”、“自由域境界”等问题的梳理，在近代形而上学理论的研究方面作了重要的推进。对中国现代的史学与儒学的关系作了独特而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既涉及历史学，也涉及哲学，具有交叉研究的特点。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的演进》、《东亚新儒学区与新儒学》等。它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史学与儒学在近代文化变迁中的相互关系，深入地分析了儒学在史学的解体与重构中的作用。反思中国现代思想的传统根源，从源头处深化对中国现代思想的理解。这方面的成果包括《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等。在梳理、总结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作了新的思考，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为《伦理与存在》，该书以伦理学、价值论及本体论的统一为出发点，对善何以必要及善何以可能的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这一研究的特点，在于将历史的回顾与当代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
（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方向
本研究方向的工作在内容上重点关注思想文化讨论、经济伦理建设和民间文化研究三个方面，在地域上着重研究城市文化建设和农村文化建设两大课题。这些研究不仅使本所对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本所整体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1）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讨论方面，代表性成果有许纪霖的专著《新世纪思想地图》、童世骏的论文“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新考察”等；代表性活动有本所与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等合办的“全球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6月25日至27日）；代表性课题有许纪霖主持的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课题。
2）在当代经济伦理建设方面，本所成员发表了“契约关系与诚信”、“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试论经济动机”等代表性成果，并获准立项了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代经济伦理建设”。
3）在民间文化研究方面，代表性学术活动是陈勤建教授受上海市政府委托进行的作为APEC会议场所之一的青浦朱家角文化景点的策划活动，以及受宁波政府委托进行的“梁祝传说非文化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研究”；代表性成果是《民间文学》、《吴越民俗与民间文学》、《中国鸟信仰》这三部著作。陈勤建还获准承担了国家教育部国际合作项目“中国江南村落民俗志”和“中日比较民俗学”。
4）在都市文化建设方面，本所于2002年6月成立“城市文化研究室”，由从外校引进本所的研究员许纪霖教授担任主任。在“世博会和上海城市精神”的大讨论中，本所有将近十位研究人员在报刊上撰文。另外，许纪霖获得2003年度上海社科基金项目“上海文化传统与城市精神”、 罗岗承担课题 “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
5）在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建设方面，我们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等课题研究，对转型期农村文化教育状态、家庭伦理、信仰与习俗状况的演进，做了深入研究，除了整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以外，还撰写了8篇相关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40余篇研究报告、10余篇学术论文，以及李学昌等的专著《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2002年5月，我们与日本神户学院大学院联合举办“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本研究方向的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本所在2003年11月申报成功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以童世骏教授为首席专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名学者参加。
二、三年来出版或发表大量学术成果
CSSCI收录论文数与被引用率较高
根据本所近期对三年来学术成果的统计，本所在三年期间出版学术著作66部，校内专兼职人员发表学术论文635篇。其中专职人员2001－2002两年内在CSSCI收录期刊共发表学术论文69篇，著作被引用119次，论文被引用69次；兼职人员2001－2002年内在CSSCI收录期刊共发表学术论文48篇，著作被引用300次，论文被引用77次。
三、在理论创新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本所把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与加强各学科专门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在深化各学科本身研究的同时，也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主要成果如下:
1．侧重于哲学的研究。杨国荣在其专著《伦理与存在》（上海，2002）中，通过考察何以有善以及道德与价值、伦理和义务、德性和规范、知善和行善、言说和存在、形式和实质、道德与幸福等问题，展示了对道德之域的形上沉思。 在其“存在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3/5）等论文中，杨国荣通过对于当然之道与现实之道的关系、思维的秩序与行动的秩序和存在的秩序的关系来揭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童世骏在《现代社会与规则意识》（上海，2001）、“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论哈贝马斯的规则观”（《复旦学报》，2002/5）、“约翰·罗尔斯的‘规则’概念及其与当代中国语境的相关性”（《社会理论学报》[香港]2002年秋季卷）等论著中，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规则论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规则的分类标准、不同规则的有效性根据、规则论与一些哲学分支的关系、规则意识与现代社会（尤其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郁振华在“从表达问题看默会知识”（《哲学研究》2003年第5期）等论文中，利用波兰尼传统和维特根斯坦传统的思想资源，对默会知识问题作了探讨，并致力于通过对默会知识论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密的相关性的研究，丰富和发展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言意之辩和中国近代的形而上学传统的研究。
2．侧重于史学的研究。盛邦和的《解体与重构》（上海，2002/9）中致力于说明中国现代文化是如何与社会变动的重大话语发生联系、互动回应和更新再造的。王家范的《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20001） 从历史起源、政治类型、经济结构、文化演进等方面选择若干有研究心得的专题，予以深入开掘，试图从由近到古的历史逆向考察中，寻求中国现代化艰难性的历史根源，旨在为观察、分析近百年史提供一种历史的通感。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2003）、《新世纪的思想地图》（天津，2002）等著作、“紧张而丰富的心灵：林同济思想研究”（《历史研究》，2003/4）等论文中，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作了问题与主义相结合、人物与学派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说到底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
3．侧重于文学的研究。王铁仙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一文（《中国社会科学》2003/3）中论证了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与中国传统的古代文学异质、而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文学潮流。它与传统的古代文学相异的性质，体现在以现代人学思想为内核的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以人为本原和以个性化为创作原则三个方面。胡晓明的“重建中国文学的思想史界如何可能”（《文艺理论研究》，2002/6）以马一浮、钱穆和徐复观三人作为个案，对现代新儒家诗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了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的关系、文化的诗学和个人的诗学何以可能、“诗”“史”“玄”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背后的现代性意味。
本所三种所刊，共同关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
本所主办的三种刊物，都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为宗旨，它们共同搭建了本所面向国内外学术界的桥梁，也为国内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建构了多种平台。截止到目前，《思想与文化》（纸质版本）辑刊已经出版三辑，在学术界已经获得一定影响。电子期刊《思想与文化》季刊已经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挂出，它是按照教育部有关精神的要求建立的一个电子刊物，每年四期。而所刊《思与文》自从改版以来，在学术界与公共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点击率稳步上升，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已经有131955次浏览，其所开办的一系列专题得到了公共知识界的大力支持，也深受读者欢迎。
杨国荣教授到长沙、杭州等地讲学
2003年10月26－17，杨国荣应邀到在长沙的湖南师大讲学，10月28－30，应邀到湘潭大学讲学，12月18－20日，至杭州师范学院讲学。杨教授就其近期所思考的形而上学问题、道德问题作了系列演讲，其演讲以细致深刻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宽广的理论视野等而深受欢迎。
本所研究员商戈令教授和郁振华教授作社会科学普及讲座
11月4日下午13：30于华东师大田家炳书院317室，由华东师大与上海市哲学学会联合举办2003年社会科学普及讲座。此次活动共有两场讲座组成，分别是华东师大思想所商戈令教授所作的“我所了解的美国哲学”，郁振华教授的“知识的默会维度”。
讲座会场座无虚席，吸引了校内外的众多学生和教师前来参加。这两场讲座是由思想所广受学生欢迎的中青年教师担当主讲，其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反映了他们各自多年来的研究心得，更溶入主讲人个人的体验和亲身经历；因此，整个讲座活动既给参与听讲的师生以哲学的熏陶，又以和谐的气氛、平和轻快的语言使得大家感受到“哲学之美”。
两场讲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讲演角度的选取，思维的进路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商戈令教授是不久前刚从美国归来的学者，他此次的讲座“我所了解的美国哲学”就是建立于他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的经历的。他向在座的听众介绍了美国哲学的现状及美国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的讲演，使听众们拓宽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切实地了解到了当今域外哲学研究的信息。除此之外，通过听讲，大家找到了哲学领域诸如“环境问题”、“女性哲学”等国内外共同关注热点的问题；同时，也了解到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这样很少在国内被讨论的问题。与商教授以信息介绍为主的讲演相比较，郁振华教授“知识的默会维度”的讲座哲学意味更为浓厚。郁教授自从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对“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产生了兴趣，并一直对此进行研究；因此，此次的讲座是郁教授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郁教授的讲座涉及了三方面的内容，即什么是“默会知识”、“默会知识”的传授方式、“默会知识”与学术传统的关系。他对于“默会知识”的介绍颠覆了人们脑中对于认识论的传统观念，提示了“眼光”、“判断力”、“鉴别力”、“趣味”、“技巧”、“技艺”在知识整体中的重要地位，联系它们与“创新”关系的讲解则极具时代性。在细致的介绍中，他关于知识中“know how”与“know that”的区分给予听众在知识分类上新的思维进路。在“‘默会知识’与学术传统的关系”这部分中，郁教授从“默会知识”的传授角度给予学术传统以全新的诠释，“学术无国界，研究总有传统”的观念提示在场的听众应当重新审视我们的学术传统。最后，他给予自己的研究，提出倡议“传统十分重要，但其有十分脆弱。因此，有（传统）的当尽力红样，没有（传统）的要尽力培植”，这番话在大力提倡学科建设的今天显得别有深意。
本所人员出席有关学术会议
（1）2003年10月8日-10日，罗岗在香港参加"思想史上的社会、国家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提交论文《危急时刻的大学精神》。
（2）2003年10月22日，文军副教授参加“城市管理世纪论坛2003年会议暨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新思路研讨会”，会议由上海城市管理学院和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共同主办。作为特邀代表，本人在会上做主题发言。
（3）2003年10月24-25日，文军副教授在北京参加“国际非营利部门研究会第三届亚太地区区域年会”，会议由国际非营利部门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所写论文“非营利组织与中国社会稳定”入选大会论文集。
（4）2003年10月27日－28日，文军副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参加“中法学术论坛”，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和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5）2003年10月30-11月4日，文军副教授在成都四川大学参加2003年度中国社会学年会，所写论文“从微观角度看全球化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及其政策选择”收入年会论文集，并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会议由：中国社会学会和四川省社会学会共同主办。
（6）2003年10月30日-11月1日 罗岗在香港参加"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开拓"国际学术研究会。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主办， 提交论文《重识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7） 2003年11月26—28日，倪问尖出席在海南由清华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海南作家协会、〈天涯〉杂志社等主办的“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研讨会”。提交论文： 《中国式“重读”的方法论思考——以丁玲的〈夜〉为例 》。论文认为：“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是在宏大的社会文化的视野中，以文本的意识形态等重大问题为关怀，精细地打开文本、富有启发性地阐释作品，也就是所谓“重读”：既是多次"重"读，更是将文本读得很"重"；定位在读出文本之思想性、社会性。"重读"在西方有较长的历史和成功的经验，甚至已成为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以及理论生产的主要方式。中国式"重读"主要是：一，发现一些个人化的艺术性作品里的主流观念，二，在那些似乎是主流意识形态掌控的作品里，细致入微而很有说服力地剥离出异质，发出被压抑的声音；又尤以后者居多。所以，中国式的"重读"的难处在于，有充分的细读能力破解显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压迫下的异质性因素，披揭文本与属于"另册"的观念与意识形态的隐秘关联，它的解读起点与阐释方向就不是像西方那样顺着主流意识形态来，而是正好相反。所以，中国式的"重读"可能比西方更具挑战性，因而也有更可观的前景。他以丁玲的〈夜〉为例，对以上看法作出阐释与说明。
（8）2003年11月10日－13日，文军副教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市民社会与文化多样性国际研讨会”。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与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主办。本文提交的会议论文“NGOs and The Rising of China’s Civil Society”入选论文摘要集。
（9）2003年12月6日-7日 ，罗岗在上海参加"东亚城市：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美国芝加哥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他提交论文《网络思想社群与另类公共空间》。
（10）2003年12月6-日，倪问尖参加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芝加哥跨文化研究中心等主办“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从“张爱玲热”到“上海梦” 》。论文以历史分析与文本重读兼顾并重的方式，在近20年中国知识、思想与文化变迁的复杂背景下，通过张爱玲的《到底是上海人》、《〈传奇〉再版的话》、《我看苏青》、《中国的日夜》等文本的精细解读，也通过对"张爱玲热"的发生和变化过程的认真清理，深入考量张爱玲的人与文、"张爱玲热"以及"上海梦"的多重关联与变异，指出，一场大规模复活、重构"上海"的运动迄今仍在进行，这种对上海都市的怀旧与想象，深刻地介入了当下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文化构成，而"上海"之所以成了"梦"，一方面是由于"上海"寄托了今日中国"上下"以至"内外"的现代"美梦"，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种种现实与历史都说明，"上海"终究会是一个长不了、圆不了的"幻梦"。
（11）2003年12月14——16日，易惠莉在上海参加“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联合主办。提交论文：《试论上海城市近代化进程中本籍绅商的作为》。论文指出：作为一座港口城市，上海县城在传统城市化方向上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沙船业的兴衰相联系的。民国修县志回顾沙船业在沪的兴衰演变，称“道咸以前邑人业此者多致钜富，同治以来业日衰败，船日减少”。若以1760年上海豫园建成作为上海县城传统城市化进程的起步，则至同治朝沙船业衰败恰有一百年的发展时间。上海县城的百年兴衰史与扬州在清代的兴衰史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扬州凭借濒临长江、运河的地理优势，成就为清代盐业及漕运重镇，它在康雍乾三朝的极尽繁华基本上与上海县城在嘉道年后的迅速发展有相似的动因。道光年后运河漕运的衰败，尤其是十二年（1832）两江实施的盐政体制改革——“纲盐改票”，由大盐商家族支撑起来的扬州城在“改票后不及十年”，“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至于上海沙船业在遭遇咸丰年“兵兴以来，军饷之捐输，半赖船商接济，故所沾之利较前甚薄”及小刀会据城动乱的打击后，又面临同治年后西方轮航业涉足北洋航运的竞争压力，该业的颓败衰落亦势在必然。一旦经营环境有重大的变动，战乱、灾害及政府对行业的经管体制性的变化，原先经营该业的商业巨子即全军覆没，这暴露了中国传统商业经营体系的整体性的脆弱，它缺乏保险、融资等保障经营活动稳定延续发展的配套环节。受政治经济环境影响，经营者个体资金随时地转移向商业以外的领域——捐纳、或子弟的科举教育，另外还有分家而导致的家业分解，种种因素决定即便在正常的环境下，中国传统商业经营活动家族亦难有长期的延续性，更何况沙船业是一项高风险的行业。1因此，即便中国进入动乱的国内环境和近代的国际环境的时间得以推延，假以靠漕粮海运发家的第一批沙船业主进一步发展的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但起家于道光初年的大沙船业主家族能否数代经营该业也是问号。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商人处在一种不是“轻视”一语所可言尽的微妙地位上，社会地位的微妙性决定商人家族中不可能产生出世代经商的天职意识，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单纯、并唯一的追求，利害关系成为经营者进出商业领域的唯一依据，在时局环境及政府政策缺乏稳定性的外在因素之外，这构成了中国商人家族缺乏延续性发展的内在因素。近代后在上海本邑绅商家族从事的主要行业沙船业、布业渐趋衰微的背景下，从经营这些行业的家族走出的新一代绅士继续在本邑事务方面居于重要地位者不乏其例，但在近代性的商业领域有所建树者则难得一例。笔者以为在承认商人家族传统的演变规律的影响力外，其中仍有值得探讨的现实客观因素。
（12）2003年12月14日至16日，李学昌在上海市社科院参加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20世纪初沪郊南汇市镇成长之动因》。论文指出：近代上海城市现代交通网络的扩张、工业技术和资本的渗透以及中心市场的整合作用，不仅强化了周边市镇对上海城市的向心力，也将沪郊南汇乡村发展融入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凸现出20世纪初中心城市现代化发展直接带动周边市镇成长的新趋势。
（13）2003年12月16日－22日，文军副教授在上海参加“首届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提交的论文“理论自觉与学术场域的反思——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基本规则及其启示”入选大会论文集《人文社会科学与当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
（14）2003年12月27日，易惠莉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上海都市化发展研究——上海经济史学会2003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上海经济史学会主办。提交论文：《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的本籍绅商——以王庆荣家族为考察对象》。论文认为：上海本籍绅商指的是1843年开埠前就居住在上海县行政辖区内经商并有所成就的传统绅商。在以1843年开埠为标志的上海城市近代化进程中，上海本籍绅商并未以其已积累的资产，得对外开港之便，在商业等经济领域获得引人瞩目的发展。因而在上海近代经济发展史中，著名人物多见的是广东香山买办、浙江宁波商人和江苏洞庭商人等，而鲜见本藉绅商。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而值得深入探求原委的问题。
（15）2003年12月16日－22日，崔宜明参加上海市社联2003年学术年会，提交论文：《未完成的中国现代伦理学》，并在12月17日的“哲学·历史·人文学科专场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