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工 作 简 报
2004年第1期
本期目录
头条新闻：
本所举办“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
国际交流：
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家大学崔英辰教授访问杨国荣教授
美国旧金山大学校长访问本所
日本将来世代研究所与本所商讨合作事宜
文军与顾红亮分别在美国与以色列从事访问研究
本所邀请知名学者来所作学术演讲：
汪丁丁在本所做题为“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的学术报告
《毛泽东传》作者菲力普肖特教授在本所作题为毛泽东与其政治遗产的演讲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涛慕格在本所演讲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来我校畅谈历史与科学
课题组会议报道：
本所中标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召开首次课题组会议
本所人员出席学术会议
杨国荣教授在国际中国哲学杂志发表学术英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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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中标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召开首次课题组会议
?? 作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重要举措之一，教育部社政司于2003年下半年启动了"重大课题攻关计划"，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资助旨在"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联合攻关项目。在公开招标的2003年度的40个课题中确立了39项课题，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申报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竞标成功，获准立项，成为上海高校唯一中标的课题。该项目将通过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个体状况、日常情境和专业领域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系统地把握现代化、全球化和世俗化时代的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所发生的（纵向的）文化转向和（横向的）文化矛盾。该项目以童世骏教授为首席专家，加盟课题组的除思想所的杨国荣教授、许纪霖教授等之外，还有华东师大校内外从事社会学、哲学、文化批评、心理咨询、新闻传媒和宗教等领域研究的近30名学者。
??? ?2004年1月，该课题组成员举行了首次课题组会议，为将于4月5日举行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本方面和特征学术研讨会"进行准备。
汪丁丁在本所做题为
“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的学术报告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最璀璨的一课明珠，原因之一就在于在当今工具主义理性主导的社会，经济学被认为能够在研究和运用中采取一种价值中立的技术主义态度，从而避免了其他人文学科被指责为非科学的命运。经济人是理性人也成为基本的预设。
自诩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汪丁丁教授却反弹琵琶，独抒己见。2003年12月23号下午，汪教授应华东师大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在美丽的丽娃河畔开坛设讲，作了一个“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的演讲。人在作出理性选择时是否能够摈除道德或者说情感因素的涉入？主流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人是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选择。另类的主流经济学家汪教授用他丰富的信息量、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务实的现实考量对此作出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他认为要辨析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能否截然分开，关键在于首先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即理性是如何依赖于情境的？而道德又是如何在历史过程中具体展开和演化的？
傅斯年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是曾经说过作为历史学者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汪教授为了使他的论证能够不流于浮浅，而选择将〈自然〉科学杂志发表的脑科学论文与经济学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他赞同哈耶克在〈感觉的秩序〉中提出的个体的社会认知必然包含场景依赖、身体依赖与符号交往三个要件，而个体在作出理性选择时他头脑中存储的场景记忆就会经由语义记忆被激活，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行为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反映性选择，而是包含激情体验、道德感悟和理性判断的创造性的选择行为。汪教授认为在道德哲学与经济学的牵连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界定判断和理解的概念。康德的定义显得模糊不清，汪教授认为判断应该被严格地限定为注意力在预先建立的概念与当下体验之间往复移动的过程，旨在把体验归入最恰当的概念或者一组概念。由此引申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内涵也就变得非常清晰了。所以理性选择的道德内涵也就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了。
汪教授显然非常不赞同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倾向，而偏向于在经济学与伦理学、生物学、道德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之间建立一种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所预设的基本前提就是社会交往行为的纷繁复杂不是盲目拥抱技术理性的工具经济学所能够化约的，而必须把它放置在广阔的社会环境和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背景里进行解读，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在理性与道德之间取舍的真实面向，因此他提出了建立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经济学应该选择的第三种文化的观念，这对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学界不是沦为技术理性的附庸就是变成屠龙术式的宏伟叙事自然是不无启迪的。当然在这样一个领域，汪教授可谓中国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另类之一，演讲中他的话语乃至思考方式弥漫的浓郁的人文气质让听众会觉得原来经济学也可以被阐述得如此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气息。
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家大学
崔英辰教授访问杨国荣教授
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学部长、儒学大学院长崔英辰教授于2004年2月8日来访，与本所所长杨国荣教授讨论有关大学的哲学教育、儒学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等等问题，并由其助手制作了约半个小时的电视片，主要拟向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学生介绍杨国荣教授有关理学及伦理学研究的情况。
美国旧金山大学校长访问本所
2004年3月15日，美国旧金山大学校长Stephen A.Privett一行五人来本所参观访问，并与杨国荣、童世骏两位所长进行亲切交谈，相互介绍对方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情况。中午，校党委书记张济顺、校长王建磐在校长培训中心款待客人。
日本将来世代研究所与本所商讨合作事宜
2004年3月，日本将来世代研究所所长金泰昌教授与本所所长杨国荣教授商讨合作事宜，并定于今年4月访问本所。
杨国荣教授在国际中国哲学杂志发表学术英文论文
????????杨国荣教授的学术论文Mengzi and Democracy 在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国际中国哲学杂志》，Blackwell Publishing)发表。
文军与顾红亮分别在美国与以色列从事访问研究
顾红亮副教授继续在以色列的Bar-Ilan university哲学系进行访问研究。2004年1月12日，参加了由该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主题是Jewish Existential Philosophers in Dialogue，地点是在以色列的拉马特甘市。2004年2月至今，顾红亮在该大学的哲学系参加每周一次的读书讨论会，已经和正在讨论的主题有：1, philosophy of Emmanuel Levinas, 2, rethinking the Holocaust。
2004年1-3月，文军副教授正在美国密歇根州大河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社会学系做访问学者。期间非正式参加了两次由该系组织的社会学研讨会，并做了口头发言。出席人员主要是密歇根州及其周边州的大学社会学专业教授。
《毛泽东传》作者菲力普肖特教授
在本所作题为毛泽东与其政治遗产的演讲
3月22日，《毛泽东传》作者菲利普肖特教授应华东师大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邀请,来到校文科大楼1407会议室作了一个学术报告，报告主题是关于毛泽东及其政治遗产。通过对毛泽东早年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时代氛围和个性特征的考察，肖特教授与在座师生重温了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探寻了毛泽东壮怀激烈的心路历程，透彻地剖析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理想。肖特教授主要讲到了他对于毛泽东在肃反整风运动和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时的历史原因的分析。他对毛泽东更多地给予了同情的理解。在座四十余师生济济一堂饶有兴味地聆听了这场报告。尽管肖特教授使用的是英语，但是他细致的论证和精彩的评说吸引了每一位聆听者。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肖特教授1945年出生于Bristol，毕业于剑桥大学。作为驻外记者，在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的25年间，1977年至1981年他曾经担任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站站长，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
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学术报告结束后，肖特教授与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探讨了共同关心的一些话题。华东师范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是肖特教授这次上海之行的最后一站，随后他转往南京大学作学术交流。据介绍，肖特教授的《毛泽东传》是继西方学者施拉姆《毛泽东传》、特里尔《毛泽东传》后的又一部研究毛泽东的力作。四年前英文版《毛泽东传》在美国甫一面世即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响。2003年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先生为其中文版作序，该书迅速引起国人的关注，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沪上《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纷纷对肖特教授的这次上海之行和他的《毛泽东传》作了特别专题报道。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涛慕格在本所演讲
2004年1月12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涛慕格教授在该校出版社会议室作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演讲。涛慕格先生演讲的主题是关于全球经济正义的思考。他认为西方社会必须在建构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贫困国家的特殊性，不能用文化想象的方式对东方进行意识形态化的理解。他认为西方社会在帮助贫穷国家摆脱困境的时候应该考虑到非西方国家的地缘性和历史性，而且还应该注意到贫困国家内部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处理东西对话，使全球化不至于造成全球的灾难。涛慕格教授认为，现代性的建立不能仅仅以西方既有的模式为唯一可供选择的历史路径，而是可以在充分考虑到民族文化传统特性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现代性，从而使非西方国家能够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自立的发展道路。演讲结束后，在座的哲学系和历史系研究生纷纷提问，与涛慕格教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对话和沟通。哲学系童世骏教授主持了这次讲座。本次讲座也是1月8日到12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的有机组成部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
来我校畅谈历史与科学
11月14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高级研究员，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编辑委员会主持人陈方正先生应邀来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作题为《历史与科学之间：从启蒙思想家到柯林武德》的学术报告，由许纪霖教授负责主持。
????陈方正教授曾长期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虽然毕业于哈佛大学物理学专业，然而却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研究领域极其广泛，除了科学以外，还包括比较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等方面。所以从陈教授自身的经历来看，本身就已经跨越了科学与人文。此次学术报告不同于一般性质的历史哲学讨论，不是讨论历史本身的结构，而是讨论历史作为一种知识的基础所在，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关于历史知识论的讨论。
????陈教授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回顾并分析了西方对历史的看法经历了从启蒙思想家到康德，从康德到兰克再到柯林武德的四层转折，特别是分析了现代科学的兴起对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认为现代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现代西方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宗教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现代科学的这种重要地位甚至某种程度上比民主政治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为重大。因此，自从现代科学出现以后，科学与历史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甚至可谓是非常暧昧。一方面，在求真的维度上，科学与历史具有相似性，历史可以在很多地方利用科学，而且这种利用是不得不；但另一方面，历史又不能完全依赖科学，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现象，而历史则是以已经过去的无法验证的现象为其研究对象。所以，科学对历史既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又存在着很大的危险。由此决定了历史学家对科学的南辕北辙、截然不同的看法。
启蒙思想家利用言语武器粗暴地夸大历史作为人文现象的一部分，具有摇摆性，不稳定性的一面；而作为启蒙巨人和哲学巨人的康德，则认为历史不仅具有学术性、客观性和知识性，而且还具有解释性、建构性和应用性。他乐观地认为历史学家和历史都是可以进步的，人类是可以拥有一个普实性的历史（a universal history），它是不因个人因素而受影响的大家都可普遍接受的历史。19世纪自从1820年到1880年统治整个欧洲60年的兰克学派，则结合康德“历史进步”的思想与科学的思想方法，将科学客观的理念与客观的验证运用于历史学，提出了某种程度上，“历史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的著名论断。对此论断，学界颇多批评。而陈教授则认为，学界对兰克学派“狭隘”的批判多少是有失公允的。因为在他看来，从启蒙思想家到康德，再到兰克学派基本上是从科学对历史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来评判的，只是到了柯林武德才有所不同。柯林武德认为，科学研究的是外在的现象，而外在的现象是可以有规律的；历史重要的却并不是外在的现象，而是作为人的行动而留下来的事实，是人为什么会做某个事情，即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即他所谓的“历史的里面”，外面是由里面决定的，由此而得出了“历史就是过往思想在历史学家心中的重现”的著名论断。陈教授认为，柯林武德这里所讲只是外在的素材必须经过历史学家的心灵的转化才能成为历史，仅有历史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经过历史学家的“先验的想象力”（a priori），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在自我心中所做的三层功能（选择、批判、重构）才能达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学家有完全的自由。因此陈教授特别指出，柯林武德在这里绝对没有要否认历史证据的重要性，他同样认为证据是客观的、外在的，只是需要人的心灵进行选择罢了。打个比方，“证据好比原材料”，“历史学家好比厨师”，同样的菜不同的厨师可能会做出不同的佳肴。
同时陈教授也针对柯林武德有所批判。首先，柯林武德的基本假设是有问题的，即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的个别性与彼此之间的独立性、自主性的极端人性观，也就是没有任何自然规律能绑住历史学家。陈教授认为，历史即使没有自然规律，也有历史学家团体和社会共同体所得到的“公议”这样的规律，或者说即使历史可以不讲客观性，但还是要讲公共性的，既有社会上、学术上的公共性也有古往今来的公共性。其次，陈教授认为，柯林武德过分夸大了历史学家的批评、解释通过想象力而重构的作用，而全然忽视了历史证据作为客观现象的意义，也就是把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截然分开。事实上，自然现象和日常的社会现象比如饮食男女、生老病死等也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因此陈教授希望能从中找出一条既应用理性同时也承认理性限度的道路。他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实物所提供的客观证据对历史的思考有重要的影响；其次，我们应认识到历史思考应该可以形成一个客观整体的学界“公议”；最后，由此得到的“公议”判断虽有摇摆性，可不断变化，但事实上仍然可以看作是螺旋式的进步和无限的逼近。
????陈教授用他历史学家的左眼看到了柯林武德的可爱，却用他科学家的右眼洞察了柯林武德的不可信。这样一场跨越科学与历史的精彩报告吸引了众多院系的师生，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哲学系与历史系的几位教授就有关究竟“什么是实证史学”、历史学家的“公议”和“科学与历史的真善美”等热点问题与陈教授进行了意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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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人员出席学术会议
◎2004年1月8－12日，?杨国荣教授、许纪霖教授、童世骏教授等参加了本所主办的国家学术会议“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杨国荣在大会上对何包钢的英文论文作出了评论。童世骏提交论文《全球政治中的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论文认为：尤根·哈贝马斯近来对美国全球战略背后的所谓“自由民族主义”观念的批评，与他对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本理论设计的批评，有重要的相似之处。本文论证其原因在于，罗尔斯的政治理论作为一种“虚拟对话的普遍主义”，介于自由民族主义的“独白的普遍主义”和哈贝马斯的“对话的普遍主义”之间。哈贝马斯对于独白的普遍主义的批判，表现出他的批判理论不再在古典的批判理论的意义上从事意识形态批判，即对隐藏着特殊群体利益的“虚假意识”和“颠倒意识”的批判，而是对于其影响所及超越特定群体界限的“片面意识”和“分裂意识”的批判。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对1999年的科什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的态度看上去截然相反，但其实，正像他对前者的辩护包含着不少批评一样，他对后者的批评也包含着一些辩护：哈贝马斯对美英决策者的主要批评，既不是说他们的动机不良，也不是说他们的策略不明智，而是说他们的思路自相矛盾，说他们误解了他们自以为坚持的那个普遍主义原则的真实含义。
许纪霖提交论文《全球正义的伦理基础》。论文拟以罗尔斯的《万民法》为蓝本，讨论以人权为核心的普世性的正义秩序，在当今文化多元的世界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将是可能的；这一正义秩序背后是否需要共同的伦理为基础；为什么在人权对话之外，还需要更深入的文明对话。一个以人权和正义为核心的万民法，如何适用各种体制，特别是非自由民主体制，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中有普遍性？罗尔斯在《万民法》一书中讨论了人权原则在不同民族国家背景中的的文化渊源问题，在他看来，人权不仅在政治上中立的，不依赖于特定的自由民主共同体，而且在宗教上也是跨文化的，可以有多元的文化背景，产生于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脉络：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它是非神性的正义。坚信人是目的，对权利和人性尊严的捍卫是最高之价值，另一种是以神性（伊斯兰教）和德性（儒家）为最高目的的正义观，人虽然有自己的尊严，也拥有与义务紧密相关的权利，但其尊严和人权并不拥有至上的价值，正义要服从神的意志、个人的德性理想或集体的目标。前者以正当优先于善为基础，而后者坚信善优先与正当。《国际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都是在人的最基本权利、而非善的问题上，作为全球最基本的共识。不管在权利优先于善还是善优先于权利的理念上，有多么大的分歧，国际社会在其政治实践中，毕竟预设了底线人权优先于善的基本原则。问题在于，权利的原则如何从不同的善的观念中获得其合法性？一个正义的世界不仅是一个法的共同体，而且最好也是一个有限的伦理共同体。全球社会如果要在基本的人权问题上达成共识，其背后必须有全球的底线伦理作为其价值的支撑。这一底线伦理当然不可能就什么是好的价值获得一致，但有可能在什么是正当的问题上，通过对话获得最基本的了解和最起码的共识。“9-11”事件证明了，世俗的问题与宗教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正义与善纠缠在一起，宗教（文明）的冲突不解决，关于什么是正义就永远不会有共识。因此，全球正义秩序需要不同的宗教、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对话
◎2003年10月8-10日许纪霖教授参加?“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研讨会”，会议在香港举行，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他提交论文为《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论文对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特性作了深入的阐述。
◎2003年10月27-28日，许纪霖教授在上海参加由上海社科院与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人力资本与精英国际论坛”，提交论文《从特殊走向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该论文曾经发表在本所《思想与文化》电子期刊上。
◎2003年12月5－8日 ?许纪霖教授参加武汉大学与哈佛大学在武汉举办的“徐复观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徐复观论中国知识分子》。该文详尽介绍了徐复观这个具有儒家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与理解。
◎2003年12月14-16日 许纪霖教授参加“纪念上海开埠160年”国际研讨会，会议在上海举行，由上海社科院主办，提交论文《从申报广告看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
本所研究员王家范教授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在大会作了题为“上海地区市镇的历史动态考察”的发言。
◎2003年11月21-22日，许纪霖教授在北京参加“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科院主办，提交论文《中国启蒙思想的内在冲突》。
◎2003年11月24-26日，许纪霖教授在天津参加南开大学主办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研讨会”，提交论文《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
◎2004年3月26日 许纪霖教授在北京参加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癸卯学制百年纪念：反思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研讨会”，在大会宣读论文：?《计划学术与道统的衰微》。
◎2004年3月27-29日，胡晓明教授在江苏无锡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江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钱锺书与中国现代学术”研讨会。胡教授作了“论钱锺书的以诗证史”的学术报告。胡晓明教授在《钱锺书与陈寅恪：两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1998）一文中，曾经从钱锺书的诗学思想与批评实践中，发现他或隐或现地反对陈寅恪提出来的“以诗证史”方法，且有系统地标举诗学“别是一家”的大论述。本次报告则是试图纠正前文易流于过简印象的一种概括性结论，即似乎钱锺书并不认同诗歌考据，不承认诗与历史的关系。其实钱锺书不仅在诗歌中极有特色地运用考据方法，而且也有十分精彩的“以诗证史”的学术工作。在这篇文章里，胡晓明教授试图以《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为中心，讨论其中所包含的以诗带史、诗史互证内容。尤其是指出此文的深义在于直指近代中国人精神学问之不发达，则完全与陈寅恪等桴鼓相应，已经达到以辞章通于考据义理之学，远远超出了诗学本身的意义，而具有现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典范意义。本文也进一步指出，从学术史了解钱锺书，与从钱锺书了解中国学术与文学，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2004年3月15日,王家范教授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参加 “上海口述史研究”研讨会，该会系上海历史学会年会。王教授作了题为“彭慕兰《大分流》评析”的发言。
◎2004年3月26日，王家范参加“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社会”研讨会（研讨会由复旦大学文科处、复旦大学出版社、文汇读书周报联合主办）。王教授作了专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