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工作简报
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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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头条报道
本所举办“罗蒂、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会议
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亲自与会，并做 “大夏讲坛”学术报告
本所研究人员出席各种学术活动：
文军：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北京）
杨国荣、童世骏、顾红亮等：“罗蒂、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会议（上海）
杨国荣： “首届国际儒学会议”（马来西亚）
陈勤建：中国七夕文化研讨会
胡晓明：与日本驹泽大学小川隆教授举行小型研讨会
胡晓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台讲演
海外学者来访：
何莫邪 安延明 朱海雷 耿宁
阎云翔应邀在本所作学术报告：“文化全球化与国家控制：以麦当劳文化在中国为例”
许纪霖教授出访加拿大
杨国荣、高瑞泉被聘为上海市理论创新咨询委员会专家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课题组举行课题组会议
本所负责人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负责人商讨合作事宜
本所中国哲学学科接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评估专家组验收
本所多位研究人员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本所4个项目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资助
本所举办“罗蒂、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会议
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亲自与会，并做 “大夏讲坛”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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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申城，正是酷暑时节。罗蒂（Richard Rorty）教授，在中国六个大城市进行学术访问之后，来到了他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盛夏中的上海，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与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罗蒂，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Rorty, Pragmatism and Chinese Philosophy）。与会的还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国内（上海、杭州、南京、广州、香港等）的近四十位学者，共有二十多篇厚实的中英文学术论文提交了大会。
罗蒂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著作包括《哲学和自然之境》、《实用主义的种种后果》、《偶然性、反讽和协同性》、《客观主义、相对主义和真理：哲学论文》、《成就吾国》、《真理与进步：哲学论文》。这些著作曾引起过世界各国学术界的重视，有些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0多个语种，并成为众多学术会议、学术论著、百科全书条目和教科书章节的讨论主题。本次学术报告会前，华东师大陈群副校长为其颁发荣誉教授的聘书。罗蒂的报告主要从康德与杜威两个维度来分析道德哲学的当代状况，其中批判了辛格 (Peter Singer)所说的“一个基础稳固的道德理论”，认为道德不是诸种无条件之事，而是与个体的自主性相关联的等等。演讲结束，多位教授学者与之进行热烈的探讨与意见交换，其中包括“道德对历史的重要性”，“知识与希望的关系”， “经和权：中国的道德原则”，“理性的一致性”等等问题。
7月17日上午，会议于罗蒂在“大夏讲坛”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正式拉开序幕。宣读之报告的题目几经商议变动，最后确定为罗蒂本人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困于康德和杜威之间——道德哲学的当前状况》。这个论题果然深深刺动了在场许多中国学者的思想神经，使得会议甫一开始便掀起了一轮思想交锋的高潮。在这个学术报告中，罗蒂以其一贯的犀利笔锋，批评了晚近几十年内在英语道德哲学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康德主义道德哲学。罗蒂指出，道德哲学家在困难的诸种道德选择面前，并不比大多数人懂得更多。康德主义道德哲学家们认为他们拥有着（或寻求着）关于道德的“基础稳固的理论”，这一理论基于一些与公众的各种道德直觉全然不同、且比后者更好的东西，比如“理性”。在康德（Immanuel Kant）的道德哲学中，各种道德原则乃是“纯粹实践理性”这种特殊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的发挥完全不受历史经验的影响。产生自这种先验的、普遍的“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原则，即为无条件原则（或称作为“绝对命令”），这些原则指导着人们如何去解决各种道德困境。然而，在罗蒂看来，诸种道德原则不可能来自于这样一个普遍的、先验的、非历史的独立来源，相反，它们只可能仅仅是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许多道德直觉的总结与缩写。罗蒂认为阅读杜威（John Dewey）是跳出此类康德主义道德哲学话语的一个好方法，因为杜威告诉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是实验性的、可错性的，无条件性和各种绝对性不是我们应该努力争取的东西。
罗蒂认为大多数当代道德哲学家，均被困于康德和杜威之间。比方说近三十年来英语世界最著名的道德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他所提出的“反思平衡”看上去是建议我们徘徊于所提议的原则和我们各种旧的直觉之间，试图伪造一个新的可使两者都正义的实践身份；但罗蒂指出，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去想象各种各样可能的实践身份（practical identities），换言之，要求我们“去想象，如果改变其方式的话，我们的共同体将会怎样，并且作为改革后的共同体的一员，我们将会怎样”。“反思平衡”正是产生于想象中的各种自我、各种情况和各种共同体之间的一个详细比较，而不是原则论证。在罗蒂看来，诸种普遍原则的明确表述有时是有用的，但仅仅是作为总结想象这些可能的诸种实践身份之各种后果的一个工具。因此罗蒂指出，道德哲学家并不比大多数人掌握更好的论据或有着更清楚的思想，他们可能变得有用仅仅在于广泛的阅读与反思使他们更富有想象力（而非更合乎理性），他们的优势即在于意识到许多而不仅仅是一个或两个可能的实践身份。因而他们可以在许多公共政策倍受争论的社会辩论中（比如晚近以来因医学技术的各种进步所造成的诸种问题）变得有用。只有在这时候，道德哲学家们才会是学术界和社会上受人尊敬的成员。而一旦他们重新“骑上康德主义的那匹高高的马时”，他们就会再度陷入到被公众怀疑的窘迫困境。
罗蒂的演讲一结束，便激起了多位中国学者的质疑，童世骏、倪培民、翟振明、成中英等学者均先后从同情康德的角度对罗蒂提出了质问，有的尚是温和的商榷意见，而有的则为措辞激烈的批评。其中，童世骏认为尽管罗蒂在这篇报告中对康德主义道德哲学提出了激烈批评，然而如果从历史哲学（对道德的历史作用的看法）而非道德哲学（对道德的非历史基础的理解）的角度来看，罗蒂其实是比康德本人更康德主义，因为他比康德更相信道德对历史所起到的影响，比康德更强调“希望”与“知识”之间的范畴区别。同时，童世骏又认为罗蒂不如杜威那么杜威主义，因为杜威把理想之是否有可能实现作为理想之是否合理的最重要标准之一，而罗蒂则认为一个不大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许仍然是我们无法放弃而只能寄予希望的东西。而倪培民则从自己的实际教学经验提出，当给学生们上康德道德哲学时，他们往往会得到很大的启发，并进而对自己日常道德实践进行反思，然而罗蒂要求不教康德道德哲学而转教杜威，倪培民担心这会使学生们更加丧失对自己日常道德实践的反思能力。而翟振明则更是站在康德立场上，一连提出多个问题。首先，翟振明认为罗蒂把道德哲学变成了在抉择之前展示前景而非在抉择中提供指引，因此罗蒂所说的“道德”与康德所说的“道德”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根本就无法对康德的道德哲学构成反驳；其次罗蒂批评康德的无条件绝对命令，翟振明认为任何有条件的外在价值，在逻辑上必然要求最终导向某种无条件的自足的价值，像自由、尊严、幸福等。因此抛弃无条件的终极价值的概念，也就同时抛弃了有条件的工具价值的概念。另外翟振明认为罗蒂一方面运用着诸如“解放”、“自由”这样的概念，一方面又认为不存在关于“解放”、“自由”的超历史的标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翟振明看来，在运用这些概念时，已经潜在地对这些概念作出普遍主义的定义。因此，对自由这些终极价值的论证，翟振明认为只有通过康德的道义论道德哲学的进路才是可能的。成中英的提问则是从儒家所强调的知行合一角度出发，对道德哲学进行捍卫，指出道德哲学家并不是像罗蒂所说的那样仅仅在想象各种实践身份方面有用，而且他本人就应该是道德实践的典范。
这几位中国学者提出的问题，均是对康德同情多，对罗蒂反驳猛，即使是对罗蒂作较为温和之评论的学者（如童世骏），也是从康德的角度来“同情性地理解”罗蒂。在场的一位年轻学者会后对我感叹道，这简直就是一场“中国的康德主义者对罗蒂的围攻”。针对这些凌厉的问题，罗蒂当场都作出了即时的回应，但显然，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他的重视。17日上午的会后，我问罗蒂感受怎样，罗蒂很谦虚地说，提出的问题要比他的回答好得多。
17日下午，与会的十六位学者分成两组，报告了他们提交会议的论文。论文的论域主要形成了四大版块：（1）从自身的知识立场与背景出发对罗蒂思想进行批评（翟振明、陈亚军、郁振华、W. G. Frisina、张唯、杨国荣、郑轶伟、俞吾金）；（2）罗蒂与中国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晋荣东、倪培明、袁劲梅、方旭东、H.-G. Moeller）；（3）杜威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张汝伦、顾红亮）；（4）通过分析罗蒂思想的跨语际旅行来探讨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吴冠军）。两个会场内的会议讨论都相当激烈，除了与会学者外，还有许多上海本地的学者与学生冒着酷暑来参加或旁听会议，使得会场气氛十分热闹。
18日上午，继续由九位学者报告他们的论文。除了张国清的论文对罗蒂思想作了同情性的阐释之外，其余八篇均是从儒家立场上对罗蒂思想的回应，且除黄勇的论文外皆以激烈的批评为主（J. Behuniak、成中英、S. Tan、M. C. Miller、R. E. Allinson、K. J. Clark、J. Goulding）。当然在这些论文中，对儒学的理解与阐释也不尽相同；但从这些论文对罗蒂思想的批评中，却可以看出（新）儒学实与康德主义道德哲学分享着很多相似的思想预设。自牟宗三以降，新儒家的学者以及许多海外汉学家对康德主义道德哲学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而罗蒂则恰恰是当代康德主义道德哲学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因此双方的分歧在相当程度上是根本性的，体现为在普遍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实践伦理等等方面的激烈对峙。
18日下午，罗蒂对提交会议的所有英文论文均作了认真的回应。罗蒂从对他思想最“同情”的张国清之论文（《让世界充满青春梦想的哲学：罗蒂给中国哲学界带来了什么》）开始他的回应，并称赞该论文正确掌握了罗蒂式看待事物的方式。针对该文最后提出的问题——“是否仍然存在着有待于哲学家去做的专门工作，我们哲学家是否有理由去讨论为我们哲学家以外其他人不感兴趣的哲学问题？”罗蒂认为不该去回答我们哲学家应去做哪些专门工作，因为哲学家们的工作已经越来越过度专业化了。在他看来，二十世纪西方最有用的哲学是那些治疗性的（therapeutic）而非建设性的（constructive）哲学，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杜威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他们的哲学并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哲学问题的新方案，而是致力于克服柏拉图主义的希腊形而上学传统。罗蒂特别指出，对于中国哲学家们来说，花时间去克服希腊形而上学传统更是毫无意义，因为中国从未有过这一传统。与此同时，罗蒂也坦承他对中国哲学是无知的，因为每次他阅读阐释孔子思想的文章或书，那已经是不同的“孔子”，所以他毫无信心基于这样的阅读来谈论孔子。罗蒂随即转到K. J. Clark的那篇比较孔子与罗蒂思想的论文（《过去的重量：论孔子与罗蒂》），指出他从该文中读到的孔子思想同他以前从杜维明等人这里读到的孔子形象似乎全然不同，因此他无法知道孔子思想到底是怎样的。
罗蒂在这里谈到了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异军突起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热潮。罗蒂说他于此处所要强调的论点是，他怀疑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哲学家们重新回头阐释孔子会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二十世纪西方的施特劳斯、海德格尔等人重新阐释希腊思想，但在罗蒂看来，他们实际上是走入了一条死路。施特劳斯等坚称希腊人比我们更聪明、知道得更多，所以我们当代人所应做的只须是恰当地重新解读希腊人的作品，然后一切都会变得很好。罗蒂很担心中国哲学家们也盲目遵从施特劳斯等人，以为只要正确地重新解读或翻译孔子的诸概念，一切就都会ok。从罗蒂的历史主义视角看来，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或孔子的思想虽均各有其思想成就，然后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原始的”，因为自他们的时代之后如此之多的变迁已然发生，而这些历史变迁是那些人所根本无法想象的。罗蒂指出，如果你不把所有的问题都想象成为永恒的问题，那你就应该承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孔子的智慧根本无法处理晚近出现的历史问题，比方说在西方与亚洲过去两百年内出现的各类社会与政治革命。因此在罗蒂看来，施特劳斯等人使哲学走向了一条死路，因为他们只尊重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只认定过去的智慧、拒绝认为在未来事情的处理可能会跟过去变得不同、因此放弃去希望拥有一个全然不同的未来。而罗蒂担心，重新解读儒家（孔子）传统可能同样是走向死路，因为就他的阅读感受而言，孔子思想似乎也是旨在尊重长辈（过去）而非尊重青年（未来）。当然，罗蒂随即表示，由于他对孔子思想的无知，他不适合作这样的判断，因此仅是作为给中国哲学家们的一个提醒。
随后罗蒂转而回应对他思想“最不同情”的翟振明的论文《互惠先验主义对抗罗蒂的实用自然主义》。罗蒂指出翟振明此处所论的，实际上正是希腊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即翟振明的基本前提是：若你没有内在固有的价值，你就没有任何价值；若你没有稳定的标准，你就没有任何（有理据的）论点（rationale）。对此罗蒂指出，历史上试图找寻稳定标准、本质或内在固有价值的种种努力均没有成功，从没有创造出任何社会的或政治的善。罗蒂表示，翟振明对哲学所能起到的社会政治作用比他更有信心，但即使中国每个人都变成了翟振明所谓的“互惠先验主义者”（reciprocal transcendentalists），也并不会即刻改变中国当前市场经济与中心化政治权威的状况。稳定标准、本质或内在固有价值并不能帮助你来对抗腐败、灾难、非正义、独裁等等。罗蒂强调这正是他17日上午宣读的论文之核心论旨。要对抗腐败、非正义、独裁等，你需要的是过去各个社会的历史，以及对社会改进的诸种乌托邦设想，而非稳定标准、本质或内在固有价值。在回应完这篇“最不同情”的论文后，罗蒂接下去依次回应了从不同角度对他思想提出批评的R. E. Allinson、郑轶伟、袁劲梅、郁振华、J. Behuniak、成中英等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论文。
罗蒂对吴冠军的论文《“罗蒂”：R. Rorty在中国的诸种幽灵肖像》作了评论，罗蒂当时笑得很开心地说它“特别吸引人”（particularly fascinating）。但罗蒂同时建议，如果这篇论文不采用拉康主义的框架，不但不影响文章的论述，而且会使文章更好。罗蒂表示他从未完全理解拉康（Jacques Lacan），在他看来，拉康太“后现代”了。罗蒂甚至称，拉康似乎是将语言哲学与精神分析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实际上他既毁坏了语言哲学，也毁坏了精神分析，在其之前的语言哲学与精神分析都显得更好。在我后来进一步的追问下，罗蒂表示可能用“伤害”（hurt）一词比“毁坏”（damage）更妥当。罗蒂说当他读拉康时，没发现他在语言哲学方面提出了别人没提到的东西；而在精神分析方面，拉康则使得精神分析对实际治疗根本没有帮助了，因而也破坏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创立的精神分析之原旨。所以罗蒂建议我避免采用拉康主义的那套术语，具体而言，可以用他本人提出的“信念之网”（web of beliefs）来代替我文中所用的“幻想之屏”（fantasy screen），这样会更容易使一般读者理解。罗蒂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二元对立，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我不喜欢的信念，而科学便是那些我所喜欢的信念；而拉康主义的术语“fantasy”虽然避免了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对立，但却不易于理解；罗蒂指出，实际上某个人的“fantasy”就是意指他/她所拥有的一套信念。罗蒂对我颇具鼓励地表示，他从我对中国学者笔下关于“罗蒂”思想之论述的分析中颇受启发（enlightened），但是他更希望这篇论文能在抛开拉康主义的术语下完成。罗蒂随后就我论文中所讨论到的“现代性”/“现代化”/“后现代”作了进一步的评论，在此便不作展开了。
让人尤为感慨的尚不是罗蒂在会议上所作出的种种犀利、独特、发人深省的论点，而是这位七十三岁的哲学家在酷暑时节的短短一天半内，仔细阅读了每一篇英文写作的与会论文，并且作出了显然是经过审慎思索后的回应。在随后的自由交流中，罗蒂认真地同向他提问、乃至作出气势凌厉的苛刻质疑的每一位学者进行着即时的辩论与对话，而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也没有。在讨论中罗蒂细心地倾听、友好地答辩，间或作着短暂的沉思；而且极为难得的是，这位早已获得世界性声誉的哲学家，在对话中每每勇于直言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无知。作为一个深受康德主义思想熏陶的年轻中国学人，在实践而非学理层面，罗蒂与康德实际上并未构成根本上的分裂，正像童世骏教授在会议伊始所评论的那样，罗蒂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比当年的康德更康德主义。他对于平等对话与沟通的尊重、以及对团结的强调，正是和当代康德主义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遥相呼应。尽管他们两人关于对话与团结的哲学论证极为不同且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冲突，但在实践层面上，他们却恰恰是极为一致的；而根据罗蒂本人的实用主义，实践的结果而非哲学的论证，恰恰才是最事关紧要的。这些年来我参加过的国内范围的与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也有好些个，看到过许多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中国学者在会议上剑拔弩张、唇枪舌剑、冷嘲热讽、乃至拍案怒喝，甚至一些（被归入或主动认同）不同学术阵营的学者们根本就坐不到一起来（即不愿意参加同一会议而更愿意出席小圈子同仁的会议）。在我看来，正是这些学者们对自己的学术论点均太具有信心，自觉或不自觉地自视真理在握；正是他们不愿像拒绝“绝对”或“真理”这类概念的罗蒂那样，坦然承认自己在许多问题上的无知，从而对不同意见认真倾听并进而积极对话；这些中国学者们才会如此“道不同不相为谋”，才会使学术论辩演变成一场围绕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真理的政权”（regime of truth）的话语性竞争，最终使得公共的平等对话荡然无存、学术界团结为施米特（Carl Schmitt）式的敌友对立所代替。
国际学术研讨会《罗蒂，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于18日晚正式落幕。从会议的主要组织者童世骏教授这里获知，罗蒂本人对这次会议十分满意，尽管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中，对他持激烈批评态度的康德主义者远多于追随他思想的罗蒂主义者。在学理层面上，或许与会的大多数学人确实是不同程度地“困于康德与罗蒂之间”；然而在实践层面上，既成为一位严于道德自律的康德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也便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儒者），同时又是一位不强调自己比别人懂得更多、积极认真地参与公共对话与辩论、以及不放弃未来希望的罗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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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研究人员出席各种学术活动
2004年7月6-11日，“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文军博士出席了会议全程，其提交的论文“Modernity, Glob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s of Sociological Theory”入选大会论文集，并在分组研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来自世界各国1500多名社会学者出席了本次大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由国际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承办。
7月17－18日，杨国荣教授出席“罗蒂、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会议，并作发言，发言的题目为“对罗蒂实用主义的若干思考”，罗蒂对发言作了回应。发言的内容之一为：罗蒂特别注意进化论。对罗蒂而言，达尔文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基石，而文化的演变则是生物进化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后者包含了若干形而上的观念，因为它承诺了文化演变与生物进化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也可以被看作是联结不同领域的“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尽管罗蒂本人可能不承认这种“存在之链”，然而他对于文化演变与生物进化之间关联性的强调逻辑地隐含了这种链条。如果我们从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追溯生物进化的前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生物本身的进化也涉及到其他的关联或者存在之链：就逻辑层面而言，只有当“存在”展开为不同形态的事物、或者说经历了分化过程（形成了有机物、生物与其他存在物的区分，等等）时，生命存在的进化才是可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罗蒂一再批评形而上学以及基础主义，然而他的哲学仍然未能完全避免形而上学的前提或预设（至少未能完全避免以隐含的形式呈现的这类预设）。这种现象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在哲学研究的领域，彻底拒绝形而上学是否可能？
7月17-18日，顾红亮参加“罗蒂、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论文题目为《胡适对pragmatism的翻译》。
7月18日——23日，陈勤建教授应云南西双版纳州政府和学院的邀请，前往考察当地各民族民俗文化并作两场学术报告《民族传统建筑在现代的保护和开发》、《民俗与旅游》。
8月4日至26日，胡晓明教授与日本驹泽大学小川隆教授举行《中国文学与禅》小型研讨会，每周一次。
8月5日——15日陈勤建教授参加日本学术振兴会立项的中日合作课题《中国浙江沿海民俗志的研究》，赴浙江象山东门岛田野作业。
8月7－12日，杨国荣教授赴马来西亚出席“首届国际儒学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发言题目为“儒学的形上式意义”。主要内容如下： 与仅仅沉思对象世界与本然存在不同，儒家哲学更多地关注于世界之“在”与人自身存在的关系，由此展开的，是一种存在与价值、本体论与价值论统一的形而上学路向，这种进路不同于思辨的形上学，其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理论内涵。在儒家看来，人所面对的世界，并不是本然形态的存在，当人追问或沉思对象时，这种对象总是已与人形成了某种联系。以“人之天”为存在的方式，事物不仅以事实的形态存在，而且内含着对人的不同意义；就其涉及人的需要而言，这种关系及意义无疑具有价值的性质，后者并不是外在或主观的附加；作为人化存在的属性，价值关系及价值属性同样具有现实的品格。存在与价值的相关性，同时蕴含着实践的意义。儒家将天地的演化与人的价值创造联系起来，以人化的存在为对象世界应有的形态，并在此前提下引出“与天地参”。儒家对“道”的理解，从更深沉的意义上体现了这一点。
8月19日——23日陈勤建教授出席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河北省、石家庄市文联联合召开的“中国七夕文化研讨会”，会上发表论文《当代七月七“小人节”的祭拜?? 特色和源流——温岭石塘箬山与台南、高雄七夕祭的比较》。
8月20日，胡晓明教授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讲演，题目：《人文危机的新征兆》。
8月27日，胡晓明教授在上海图书馆参加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金会举办的台海文化交流专题讨论会。
9月13日——17日，陈勤建教授日出席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浙江省文联、象山市政府联合召开的“中国渔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调研报告《当代东门岛渔民精神生活中的菩萨戏》。
9月26日，胡晓明教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台讲演，题目为《读经的新意义》。
9月26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上海片会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来自上海社会工作理论与实际部门的50多位专家和实际部门领导出席了会议。文军博士出席会议并做了发言。
海外学者来访
7月5日，著名汉学家何莫邪访问本所。
7月28日，美国克来蒙大学的安延明教授访问思想所，与杨国荣教授就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问题交流看法。
?8月30日，旅居法国的朱海雷先生访问思想所，与杨国荣教授讨论有关老子及道家哲学的问题。
9月17日，瑞士哲学家耿宁教授访问思想所，与杨国荣教授就王阳明哲学及晚明心学作了深入的讨论。
阎云翔应邀在本所作学术报告
“文化全球化与国家控制：以麦当劳文化在中国为例”
7月15日15:00，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哈佛大学博士阎云翔应本所邀请在思想所会议室作了题为“文化全球化与国家控制：以麦当劳文化在中国为例”。
正在美国加州大学（UCLA）任教的阎云翔是目前世界上一流的人类学家，一本《礼物的流动》使得他蜚声海内外。阎云翔的经历颇为奇特，他儿时随家从北京被遣返回山东农村，并辍学打杂，直到1978年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底层人生经历，才让他日后在从事人类学时，才能够透过全球化表象而真正贴近地审视“乡土中国”。
谈起了全球化与中国走向全盘西化的问题，他认为，像全民学英语这样具有全球化象征意义的事件，在中国其实仍然挟带着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沉疴——而这也正是他对于今天中国最为忧虑的地方。“外来的东西，永远是一个混合体，而换言之，全球化的东西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是有变化的，但是在另一个更深的层次，即生活价值观方面，这20年来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阎云翔谈到了他最近的一些研究，如美式大众消费文化的风靡、全民学英语浪潮，令人诧异的是，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现象，在阎云翔的层层剥离下，竟呈现它们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形态和危机，而这些东西常却人忽略。阎云翔认为，美式快餐，它进来时就涵纳了整个体系，你不能说它某一点——比如统一制服、管理经验强，更重要的是它挟带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趋势，或者说是借了全球化的东风。阎云翔强调了本土文化在跨文化消费中的作用：“本土消费者会把外来的东西做一番转化，譬如，美国人平均就餐时间是11分钟，中国人是33分钟，这样中国消费者就会把快餐变成慢餐，把美式快餐厅转化为多功能的社会场所，是青年人谈情说爱的地方，是中学生做功课的地方，也是朋友聚会的地方等，麦当劳要在中国生存就得适应中国人的需求。” 阎云翔认为，如果用“全民学英语”可能更加能够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为什么英语成了如此重要的门槛呢？这就涉及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问题——通过英语考试可以向‘上’流动。改革带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社会的急剧分化，也越来越等级森严。但过去30年的平等主义思想让今天的人一时很难适应。社会也好、政府也好，都在想办法让人们转变过来，同时也需要找到一个让大多数人心服口服的机制，于是高等教育就承担了这样一个功能——学历看起来最公平也最公开。但成功的人毕竟是有限的，自然竞争激烈，这样的话，中文卡不住你，英文总可以吧？” 而其背后正是中国社会历来就有的“等级”观念——这和西方社会强调“平等”的传统很不一样，于是如今中国社会的路就越走越窄，如果你要往上走，你就得考上大学，否则“你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都没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语”在中国其实挟带着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沉疴。
许纪霖教授出访加拿大
许纪霖教授于2004年7月17日出访加拿大不列滇哥伦比亚大学（UBC），从事高级访问研究，他将于10月17日回国。
? 杨国荣、高瑞泉被聘为上海市理论创新咨询委员会专家
?9月29日，杨国荣、高瑞泉教授出席上海市委宣传部举行的理论讨论会。
当日，杨国荣、高瑞泉教授被聘为上海市理论创新咨询委员会专家，并接受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同志颁发的聘书。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课题组举行课题组会议
9月26日，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调查研究”举行课题组会议，讨论课题的深入展开问题。
本所负责人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负责人商讨合作事宜
9月29日，本所负责人与上海市社科院哲学所的负责人举行工作会议，讨论有关学术合作与交流的问题，初版决定明年联合举行二次学术会议。
本所中国哲学学科接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评估专家组验收
9月18日，本所中国哲学学科接受上海市教委评估专家组验收。自2001年被批准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以来，本学科在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学术交流、咨询服务、研究生培养、资料信息等方面取得了全面的进步，综合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科学研究上，我们出版学术著作24部，教材2部，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70篇。其中1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奖励，11项获省部级奖励，科研经费达到848万元。在队伍建设上，以不同的方式从国内外引进3名教授，选留1名博士。在学术交流上，5人次赴美国、挪威、以色列等大学作3个月以上的访问和合作研究，19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聘请50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本学科讲学和交流。我们共举办全国学术会议1次，国际学术会议4次。在研究生培养上，在校硕士研究生人数已经达到40名；博士生数量已经达到26名。在资料信息建设上，已经建立中国近现代哲学文库，购置检索光盘等设备，开设“思与文”信息网页及网站，该网站在本领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之，学科的建设已达到并在若干方面超越了预期的目标。
学科队伍的整体水平优秀。有一支研究实力强、学科梯队合理的学术队伍。本学科目前有13位教师，其中10位具有博士学位，教授9位，副教授3位，讲师1位，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特点。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有4位，都具有博士学位。新引进了3位研究人员，其中一位从美国引进，他在美国大学已经获得终身教席，选留了1位博士，新充实的成员为本学科的新生长点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科带头人和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取得了突出业绩。本学科带头人杨国荣教授于2003年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同时兼任国际儒联理事、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上海哲学学会中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除被聘为美国比较哲学刊物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的编委之外，还担任国际跨文化研究刊物Inter-Culture Studies顾问，2004年当选为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多次获得各级奖励，2002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2004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2002 年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 2003年被中共上海市委与上海市政府评为“上海优秀留学回国人才”。2004年入选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学科带头人近三年在海内外各出版一部学术专著，一部学术专著重版，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等国内及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其学术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曾多次引用和介绍他的有关论著。意大利学者Umberto Bresciani博士在Reinventing Confucianism ：The New Confucian Movement一书中，列专题介绍他的儒学及理学研究成果。《文化中国》等发表书评对他的专著《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作了较高评价。英国Blackwell Publishing出版的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的《中国大陆地区近五年的儒学研究》引用和介绍了他的另一著作《心学之思》。德国的汉学家将他的论文译为德文，发表于德文的汉学研究刊物。
学科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高瑞泉教授目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兼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师学报联络中心主任。他于2000-2003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他的专著《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于2002年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他曾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其学术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很多研究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所转载。由上海市社联《学术月刊》社编的《智慧人生——中青年学者访谈》一书刊载了对他的专访。
本学科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陈卫平教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他于2002年9月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的“上海市育才奖”。他曾与台湾等地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于2003年10-12月在台湾大学讲学。曾参加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五届年会等多项学术会议。其学术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由上海市社联《学术月刊》社编的《智慧人生——中青年学者访谈》一书刊载了对他的专访。
学科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郁振华教授和国际学术界有广泛的接触。3年内2次赴挪威卑尔根大学作访问学者，2002年3-6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作高级访问学者。他主要从事中西比较哲学及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他的2篇英文论文在美国波兰尼学会的会刊Tradition and Discovery上发表之后，得到了国外同行的积极评价。由于有较多对外学术交流的机会，他对有关学术问题的研究，具有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水平。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不仅谋求量的增长，更关注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水平。本学科在校硕士研究生的数量从3年前的20名提高到现在的40名，在校博士研究生的数量从3年前的12名提高到现在的26名，已经超额完成原定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基本上人均发表1篇以上论文，博士研究生发表人均2篇以上论文。三年来，在校博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70篇，专著10部，教材2部。其中3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出版后，获省部级三等奖。2位博士生在学期间先后获得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青年项目。
经过3年的建设，本学科所依托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取得了明显的成就。2004年6月，基地顺利通过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的验收。专家组给予较高的评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所经过三年的建设，已经初步形成了学历水平较高、职称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基地科学研究成果突出，通过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特别是研究性学术网站，已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同时，能努力将学术研究与为现实服务结合起来，形成了若干重要的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这个重点研究基地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已经建立一个中国近现代哲学文库。该文库收集了有关中国哲学的原著及研究著作。目前已经购买《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四部丛刊》、《道藏》、《理学丛书》、《民国丛书》、《佛藏辑要》、《百子全书》、《二十四史》等等大型资料性图书。中国哲学信息中心已经建立。已经购买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制的中国哲学信息数据库，收录了自1992年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研究文献，以及1992年以来哲学学科的所有研究资料的索引资料。本学科与研究基地合作建有“思与文”的网站，该网站上存有大量的原始文献和专题研究资料，这也是该信息中心的组成部分。从2003年3月到2004年7月底，该网站的点击率已经达到56万多人次，在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继续发展与国内外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与有关学术机构建立稳定的学术交流关系，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这已经成为本学科建设的显著特色之一。我们继续保持和巩固与挪威卑尔根大学科学与人文科学理论研究中心建立的联系，进行“东亚和欧洲文化现代化”的比较研究。3年来，本学科有2位青年教师到该中心进行访问，同时，挪威方面也派出多名教授来本学科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除了与挪威方面的合作外，我们还与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日本将来世代研究所、美国卡耐进基金会、纽约大学国际高级研究中心、香港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等国际学术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联系，如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有5人次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外的著名大学开展3个月以上的合作研究。共有3人次的美国学者来本学科和研究基地做6个月以上的访问研究。
学科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经费22.5万元。教育部社科项目10项，其中重点项目5项，总经费631万元。上海市社科项目9项，经费123.5万元，企事业委托项目2项，经费40万，国际合作项目1项，经费15万元，这些项目包括：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资助项目“道德哲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现代化过程的人文向度”、“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中国现代经济伦理建设”、国家“211”工程项目“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等。3年来承担各类科研课题32项，总计经费848万元。
几个主要研究方向上都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建构：在研究内容上，本研究方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第一，在深入地反思和总结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基础上，对道德哲学进行了建设性、创造性的理论研究。目前已经出版专著《伦理与存在》，该书以中西伦理思想的发展为背景，在道德哲学的基本理论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被视为道德哲学研究界的一部力作。该书出版后不久，海外即出版了繁体字版，加拿大出版的《文化中国》以及国内的《中国学术》、《学术界》、《社会科学报》等发表了英文及中文书评，对该书作了较高评价。该书于2004年获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第二，在本体论（形而上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内容上突破以往思辨本体论的局限，而是以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等统一为视域，通过具体考察认识与存在、存在的审美之维、道德与存在、存在的价值意蕴、本体与方法、语言与存在、人的自由等本源性问题，揭示真实存在的意义。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的《存在与方法》、《朱熹对儒家智慧学说的贡献》等系列论文和专著《回归真实的存在》等，后者发表以后，《二十一世纪》、《船山学刊》等国内外杂志都发表了书评，予以充分肯定，并获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第三，在中国道教研究，尤其是在道教法术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专著《道教法术》填补了国内道教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他的代表作包括专著《中国民间信仰与道教》、论文《道教无为观与人格理想重塑》等。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本学科的一个新生长点。第四，在中国传统诠释学及其现代化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专著《文字·诠释·传统》在中国诠释学的现代化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发表于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上的英文书评对该书评价较高。该研究方向也已经发展成为本学科的另一个新生长点。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本研究方向上独特的研究风格，那就是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下，将哲学元理论的思考和哲学史的考察结合起来，对哲学基本理论的考察不离开历史的印证，对哲学史的研究不离开元理论的关照。该研究方法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主要研究方向之二：中国近现代哲学；在研究内容上，本研究方向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一，在近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研究上，对非理性主义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如直觉、体认等）做了系统的考察，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哲学中被长期忽视的一面，展示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的新向度。这方面的成果有论文《默识与体认——熊十力的直觉理论述评》、《直觉与工具理性批判——梁漱溟对儒佛经典的文化诠释》等。第二，在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为本学科开辟了另一个新的生长点。我们把现代性引入到中国哲学研究中，实现了研究内容和思维方式上的拓展：既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获得了新的问题意识（现代性意识），又使中国的现代性观念置于哲学批判的考察之下。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论文《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近代转向》、《古典世界观的终结与现代性意识的萌发》、合著《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等。第三，在近现代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特色在于把价值观的研究与社会思潮的衍化结合起来，代表性成果有论文《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德性论与规范论》、《契约关系与诚信》等。在研究方法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把哲学史的考察与社会思潮的变动结合起来，把哲学理论的分析与知识社会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把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个研究方法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
主要研究方向之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新的发展。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哲学关系的研究上，提出了若干创新观点，包含：中国传统哲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源头，同时揭示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关联的内在环节。代表作有论文《论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唯物史观胚芽》、《大同：对社会主义的最初解读》等。第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较大的进展，这些理论问题包括认识论问题、自由理论、生产力理论、实践观等。我们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代表作有《从言说问题看默会知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问题的探索》等。第三，在邓小平理论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出版著作《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等。在研究方法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把哲学的基本理论的研究与现实社会问题的考察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把马哲、西哲和中哲结合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种方法为学术界所瞩目。
本所多位研究人员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9月，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揭晓，本所数位研究人员获得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如下：
（1）论文类一等奖：王铁仙《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
（2）著作类二等奖：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
（3）著作类三等奖：陈贇《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
（4）著作类三等奖：陈嘉映《语言哲学》；
（5）论文类三等奖：许纪霖《紧张而丰富的心灵：林同济思想研究》；
（6）论文类三等奖：杨扬《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研究》；
（7）论文类三等奖：陈卫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科自觉》。
（8）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赵修义等《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培育和发展》。
本所4个项目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资助
8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2004年一般课题立项公布，本所共有4 位研究人员的申报的课题获得资助：（1）??李学昌??：20世纪上半期沪郊农村经济研究：农家生活状况调查与评估；（2）文?军?：从非农化到市民化：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战略转型与意义重建；（3）杨国荣?：现代性论域中的形而上学问题；（4）陈??赟?：中国现代性意识的起源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