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
工作简报
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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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
本所举办“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学术研讨会
本所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专门网站于正式开通
本所研究员所作学术讲演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杨国荣教授出版专著《存在之维》
基地负责人工作召开会议，共商基地发展大计
杨国荣教授被推选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王晓明教授、姜进教授、雷启立副教授加盟本所
郁振华教授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
陈勤建申报的课题“梁祝申遗研究和文本制作”立项
本所近期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召开全体成员会议
本所若干学位论文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奖
本所举办“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学术研讨会
由本所与哲学系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月7日至8日在我校举行，来自全国十余所高校，报社和出版社的四十多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人文学院院长高瑞泉主持开幕式，校党委书记张济顺出席并致辞。张书记首先对与会代表致以热烈欢迎，并对翻译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她从当前翻译领域存在诸多问题的现状出发，认为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对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对于华东师大哲学学科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
????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俞宣孟和本所研究员、哲学系系主任陈嘉映分别致欢迎辞。来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梁志学教授和清华大学的王路教授分别作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若干译名问题》与《翻译与理解》的主题报告
本所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
专门网站于正式开通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的网站于近日正式开通。内设“项目简介、课题动态、研究成果、资料集萃、学术交流（BBS）、联系我们”六个主栏目，各主栏目下设有多个子栏目。?网址：http://www.chinese-thought.org/minds。
本所研究员所作学术讲演
（以演讲时间为序）
（1）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1月7日下午，我校历史系许纪霖教授在上海教育电视台的《世纪大讲堂》节目做了一场题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精彩演讲，同时历史系师生到场悉心观摩并踊跃提问。许教授从事知识分子研究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出版和发表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和文章，并在《中国新闻周刊》和《南方都市报》上开辟专栏。在演讲正式开始前，许教授接受了凤凰卫视主播曾子墨的简短访问。当主持人问及许教授何以选择知识分子作为研究方向，许教授坦言：“研究某种领域是一种缘分”，最先做的是关于民主党派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民主党派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于是就把目光转向了从事知识分子的研究。在谈到心目中最崇拜的知识分子形象时，许教授列举了两个人：鲁迅和胡适。鲁迅是反派的代表，而胡适则是自由主义的先锋。访问结束后，许纪霖教授开始做关于《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演讲。首先，许教授对这一讲演题目做了分析。20世纪是一个大时代，何谓“大时代”？“得生也能得死称为大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能被称为大时代的有先秦、春秋战国、魏晋、三国、明末清初，还有20世纪。以1949年为线，分为前三代、后三代，分别以五四和文革作为历史的轴心。49年以前的三代是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49年后的三代是十七年一代（1949－1966）、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接下来，许教授对这六代知识分子做了简单的勾勒。?前三代：晚清一代的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王国维等。这个时期仍存在科举，所以这代人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并且开始吸收日本转来的西学，虽然是二手的资料；五四一代以鲁迅、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为代表，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此时科举废除，很多人去欧美留学，直接接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后五四一代，这一概念是由殷海光提出的。这一代包括了两批人，一批是在1895年－1910年间出生，在学生时代经历了五四的人，例如傅斯年、顾颉刚等，他们都有自己专业领域，先在专业领域建立权威地位；还有一批是1910年－1930年出生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1949年耽误了学术作为，在80年代才成为学术中心领袖。后三代：十七年一代（1949－1966），这一代人是属于“无根的一代”，过多的政治活动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做研究，在70年代后才有作品产生，有些很僵化，有些在80年代时期冲出来，比如李泽厚；文革一代的知识分子，真正知识爆发在进大学之后，像五四时代一样向西方学习，但是很庞杂，80年代后的启蒙风气由他们开始；后文革一代是指在1960年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在大学里受过文化熏陶，专业较好。
?????许教授认为前三代和后三代有相似性和可比性：第一，第一代的都是过渡人，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第二代是新文化新气象的开拓者；第三代是在已经开拓的知识范型、文化框架下做研究，知识渊博。第二，他们都具有知识分子的关怀。许教授的演讲给了现场的同学很大的启发，演讲结束后，同学们向许教授提了相当有质量的问题，许教授一一做了解答。最后，当主持人让许教授用一句话作为总结时，许教授说，研究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在研究自己。相信许教授的演讲会让知识分子能用一种崭新的视野来看待自己。
（2）陈勤建：现代民俗解读
2005年2月13日，陈勤建教授在上海图书馆讲演，题目是《现代民俗解读》。
（3）胡晓明：诗与真—中国文化心灵
胡晓明教授于3月8日至4月2日，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作“诗与真：中国文化心灵”的系列学术讲座。
（4）杨国荣：存在与价值
杨国荣教授于3月9日，应邀在同济大学作“存在与价值”学术讲演。
（5）高瑞泉：现代嬗变中的平等观念
2005年3月24日，高瑞泉教授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演讲，题目是“现代嬗变中的平等观念。”
本所研究员出席学术会议
（以时间为序）
2004年10月13日——19日，陈勤建教授应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口传文学研究会”的邀请，前往台湾参加《2004年海峡两岸文学和应用文学》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文章“梁祝传说的现代解析”。
2004年10月30日——11月6日陈勤建教授应日本神奈川大学邀请，前往日本静岗沿海调研日本渔民民俗，并参加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会，会上作报告《东门岛渔民精神生活中的菩萨戏》。
2004年10月30日至31日，刘擎在天津师范大学参加“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与中国意识形态”学术研讨会（天津师范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主办）提交论文《当代中国的知识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特征》。
?2005年1月，杨国荣教授、陈嘉映教授、高瑞泉教授等出席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学术会议“中西哲学中的翻译问题”。陈嘉映教授作题为“移植词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报告。
2月13——15日，陈勤建教授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民族国家的历法：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中国、美国、俄国、日本、韩国等） 。会议地点是北京建国饭店，他发表论文《当代七月七日小人节的祭拜特色和源流——温岭石塘箬山与台南、高雄七夕祭的比较》。该会议由中国民俗学、北京民俗博物馆主办。
2005年3月19日，杨国荣教授赴济南出席《孔子研究》编委会，并就如何以学术刊物推进学术研究作了发言。
2005年3月30日，陈勤建教授出席国内学术会议“2005江南古镇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研讨会” 地点：上海 。主办：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同济大学国家历史名城研究中心。发表《古镇保护和开发的思考》。
杨国荣教授出版专著《存在之维》
2005年2月，杨国荣教授学术专著《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从形而上的层面沉思哲学问题的理论性著作。全书以中西哲学的思维历程为背景，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伦理学、方法论等互融、互渗、统一的视域出发，通过具体地考察存在的价值之维、认识、存在与智慧、存在与方法、语言的形而上意蕴、美的本体论意义、道德与存在、日常存在与终极关切、形上视域中的自由等哲学的本源性问题，在揭示哲学的不同视域之间的相关性的同时，深入地展示其共同的基础——对真实存在的追问与把握，澄明存在本身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意蕴，凸显哲学之求其“通”的品格。
基地负责人工作召开会议，共商基地发展大计
2005年2月4日到5日我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去年我校五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实地评估，同时我校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通过了专家组实地考察，成为我校第六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过三年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这一轮评审之后我校拥有六个重点研究基地，继续在全国高校排名并列第六位。本次工作会议由社科处组织，各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出席会议，大家对基地评估后针对评估意见所开展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并交流了下一步的建设计划。社科处处长许红珍老师在会上向大家传达了近期有关信息。并对下一阶段基地建设工作提出了要求。
2005年3月，本所所长杨国荣教授、童世骏教授、许纪霖教授在基地会议室共同协商本所发展大计。
杨国荣教授被推选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孔子学会换届会议上，我所杨国荣教授被推选为该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是全国性的儒学研究学会，原会长一直由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担任，张岱年先生去世后，由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先生继任新一届会长。
王晓明教授、姜进教授、雷启立副教授加盟本所
最近，中文系王晓明教授、历史系姜进教授、传播学院雷启立副教授加盟本所。
王晓明教授，系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生，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本科，1979年转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许杰、钱谷融教授。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系任教至今。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兼及文学理论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著有《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所罗门的瓶子》、《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追问录》、《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新鲁迅传》、《刺丛里的求索》、《无声的黄昏》、《太阳消失以后》、《王晓明自选集》、《高调与低调之间》，编著有《现实主义的初潮——文学研究会作品选》、《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鲁迅：自剖小说》、《胡河清文存》、《人文精神寻思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批评空间的开创》，译作《巨匠与杰作》等。目前正从事于三卷本《中国文学史：1890－1990》（暂名）的撰写。
姜进教授的基本情况，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82年）和硕士（1984年）。1988年赴美留学，1998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纽约凡萨大学执教多年。于2004年回国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并于2005年加入华东师大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就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在1986年第一期《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提出了史学研究应以社会文化史突破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的传统划分。在美期间继续探寻对文化做社会史研究的途径，并采用了女性主义史学和大众文化史的视角，对历史上不同的案例进行研究。在李贽研究的文章中(“Heresy and Persecution in Late Ming Society: Reinterpret the Case of Li Zhi，”Late Imperial China，December 2001) 提出了李贽之受迫害主因不是他的异端思想，而是他的异端行为的观点，修正了以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 de Barry 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史的一个误读。在 “Times Have Changed; Men and Women are the Same” （Some of Us: 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文中，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考察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男女平等方面取得的长足的进展，修正了美国公众和某些学者认为文革时代是一片漆黑的简单化看法。回国后，在最近与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费侠莉 Charlotte Furth 教授的对话中（载《文汇报》2004年12月26日），阐述了女性主义视角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的冲击和带来的机遇。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有关性别、戏曲与上海都市大众文化的研究。我关于越剧与上海的博士论文已经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收藏，英文书稿也在最后定稿阶段。目前正在准备中文书稿的写作并开始发表中文论文。即将在上海《社会科学》上发表的 “文化改造的社会工程”一文通过五十年代上海的戏曲改革探讨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国家和戏曲生产者和消费者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变化。2005年3月，姜进教授牵头成立了华东师大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
雷启立副教授基本情况：男，1966年9月生，2003年10月毕业于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获哲学硕士学位（文化研究），现为华东师大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职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团委书记，东方出版中心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曾获得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称号、首届鲁迅文学奖编辑奖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文化研究和编辑出版学研究。雷启立的主要著作有《苦境故事——周作人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整理编纂有《丁文江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上海:记忆与想象》（与倪文尖合作），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西人情话》，文汇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等。雷启立近年在《读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天涯》、《二十一世纪》、《当代作家评论》等核心刊物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坚持一种可能》、《“后学”论争的产生与困境》、《粗话裤子上的政治——国际广告资本与当代中国消费意识形态的建构》等20余万字。雷启立近年承担的科研课题主要有：“当代中国的传媒空间与文化矛盾”，华东师大“211工程”项目，获得“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项目 1.5万元基金支持，目前已基本完成；参加华东师大许纪霖教授主持的教育部课题“1990年代思想论争”（基金资助为20万元）的子课题“后现代与后殖民论争”，已经完成；参加童世骏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项目，负责“影视艺术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
郁振华教授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
2005年1月11日， 2004年度第十届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评审结果揭晓，本所郁振华教授被评为2004年度的上海市教委、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曙光学者”。立项题目是：“认识论的危机及其出路”，经费总数为4万人民币。从1995年起由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的曙光计划项目，已经跨入第十年，我校历年有多名学者入选。这批学者目前已逐渐成为各学科的骨干，是学科建设、科研发展的中坚力量。
陈勤建申报的课题“梁祝申遗研究和文本制作”立项
2005年1月11日，本所研究员陈勤建教授主持申报的横向课题《梁祝申遗研究和文本制作》正式立项，该课题由宁波鄞州区政府下拨经费 40万元，项目编号为48053390。本所自成立以来，主要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但也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例如，李学昌教授对于江浙沪农村问题的研究、陈勤建教授对江南民俗志以及与上海世博会相关的项目的研究就是其例。此次立项的课题是在陈教授“梁祝传说非物质遗产保护”以及“梁祝传说申遗的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进一步的研究。
?? 本所近期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本所是我校整合了文史哲研究力量，于1999年组建的一所以思想文化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研究机构，并于2000年被批准为教育部第二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思想所近年来进一步整合研究队伍，不断推出重要研究成果，近期该所连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杨国荣主编的《思想与文化》丛刊第四辑，许纪霖、刘擎主编的《丽娃河畔论思想》，许纪霖主编的《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等。
（1）本所所刊《思想与文化》第四辑
??? ?《思想与文化》是思想所的所刊，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主要栏目有“思与辨”、“历史之维”、“形上之域”、“伦理与文化”、“政治与社会”、“学术演讲录”等。最新出版的第四辑发表的文章有：陈嘉映教授的《何为理论》，杨国强教授的《思想的恢张》、杨国荣教授的《后形上学时代的形上学》，倪梁康教授的《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盛邦和教授的《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等学术论文；同期发表的重要学术演讲有美国哲学家罗蒂的《困于康德与杜威之间—道德哲学的当前状况》，及成中英的《罗蒂哲学的三种偶然性—一种儒学的批评》。
（2）本所“思与文“系列演讲录《丽娃河畔论思想》
《丽娃河畔论思想》是立足华东师大思想所“思与文、”讲坛基础的演讲集，收集了哈贝马斯、泰勒、哈特、葛兆光、钱理群等一批中外名家在我校所作的具前沿性、思想性和人文性的演讲。
对很多人来说，丽娃河或许已经仅仅是怀念风云际会的80年代的一个地理名词，在那个逐渐从历史长廊暗淡和消融的时代里，华师大丽娃河拥有着与北大未名湖一样的传奇。她感性、缠绵、灵性洋溢、甚至妖冶而妩媚，正是丽娃河的曲折而婉约的韵致，诉说着她对这个已然死去的大时代的哀歌，而以马原、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把对这条河的理解幻化成他们迷宫般的小说文本。与其说是丽娃河的灵气催熟了作家们的内心世界，不如说作家们在河边常坐的姿态与才华横溢的吞吐赋予了这条娇小的河流以生命力。
????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愿意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这条河流的命名，一个白俄公使女儿的眼泪是无法浇灌出一条丰满的河流的。我宁愿从字面去望文生义地表达我的理解。丽娃河首先是一条美丽的河，阴柔的河，她所抚育的作家的文字大多具有母性的特质，然后是一条童年的河，天真的充满赤子之心的河流，因此这条河流本身就隐喻着依恋与背叛的意味。
??? ?如果说八十年代丽娃河灌注的是文学的血脉，流淌的是独抒性灵的叙事之波澜，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她在历史转换的大背景下，也已改换成另一种面相。一种刚硬的质地在轻盈的丽娃河畔生长起来，思想与学术取代了文学创作成为了这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的另一种歌唱。
??? 最近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丽娃河畔论思想》就提供了这种转向的见证。这本立足华师思与文讲坛基础的演讲集，将对我们这个目前尚无法命名的时代的思考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西谚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是，人类却永远不会因担心自己思考的浅陋而放弃这种真诚的努力。丽娃河畔就给这些思想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也设置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正因为丽娃河具有母性的气质，所以她是敞开而包容的，没有门户之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门派的“武林高手”尽捐前嫌，唇枪舌战，为各自信奉的真理而战斗，思想的旋律舞动在每个聆听者的心房。公共性与新锐性构成了这本学术演讲集的主要特征。公共即意味着是以公共关怀和公共利益为原点的，而非一种私性的诉说，新锐性表示它不是循规蹈矩人云亦云的，而是构成了对既有观念和思维定势的挑战。毋宁说这是一场从丽娃河吹向辽阔天空的头脑风暴，既富有理性的深沉，又熏染了激情的瘢痕。
???? 品名着这本新鲜出炉的演讲集，如同在追忆着不曾消逝的一个个场景和细节，真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哈贝马斯在大礼堂作讲演时上海白领开宝马来“消费理论”的空前盛况犹然在目，他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言说已经像坚硬的骨骼镶嵌到华夏学子的心灵。我相信文字是有灵魂的，而且每个人的文字与话语都是他留存在人间的胎记，映射着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表达方式。无论是喜悦或悲伤，总是一种诉诸声音的穿透心灵的言说。演讲者的身影构成了一幅与八十年代截然不同的人物长廊。查尔斯·泰勒的精神贵族气质，冷漠而优雅；到处宣讲“帝国与大众”的哈特与内格里，前者具有美国西部牛仔般的热情与阳光，后者则强势而固执，像一块用政治哲学雕镂的石头；来自法国的白夏教授则极富亲和力，他的结结巴巴的汉语居然时常穿插着中国民间的俚语，让人捧腹；钱永祥的严谨与冷静，他对概念的辨析让人叹服，而蕴藉其中的民主理念让听众为之心折；钱理群则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他的滔滔雄辩和手舞足蹈让人感觉思想已从沉重的肉身逃逸；葛兆光讲述这些年他津津乐道的“思想史的加减法”时就像一个擅长说书的智者，那些被正史淘洗过的野史逸事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晃晃悠悠地抖落弥漫的时间之尘，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汪丁丁关于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的演讲让听众一头雾水，因为他大量引用的是最新的脑科学报告和图片，试图从生理学的角度证明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感情参与的理性选择，其对知识的执着拷问似乎与他举手投足间的“孩子气”浑然一体；杨念群在面队学生的质问时坦言自己被脸谱化为“历史学里的后现代小生”，并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暧昧的立场，其风趣与率性犹然可见学术家族的流风余韵；赵鼎新对红透半边天的杜赞奇的质疑极富有挑战性，他表达时的元气淋漓至今“余音绕耳，经久不绝”。这都是一些挂一漏万的剪影式的描述，若要了解这些学者的真性情，还是得按图索骥，进入这些文字提供的想象空间才能一管窥豹。
（3）本所会议论文选集《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
《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是由许纪霖教授主编的知识分子论丛第三辑，其主旨是在后911时代全球正义作为一种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是否有建构的可能，而因袭不同宗教、文化、习俗、语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怎样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里寻找到文明对话的平台。本辑收录的主要是2005年1月8－12日本所在上海举办的“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在滔天的巨浪席卷之后，淘洗过的人性以温情的面相在全球化的援助中生长，即使是在后911的所谓反恐时代，人类并没有被生存的真实刺瞎双眼，而是满含热泪地面对海啸后的废墟和空无，暂时搁置了文明的隔阂与冲突，手挽手而步履艰难地重建着希望的城堡。
??? 海啸是一种自然的灾难，同时却也是人性的试金石。在暴力、压迫、种族歧视、国际剥削等反人类价值的现象充斥的世界，全球正义作为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在这个海难的现场作为文明的幸存者出场了。人类的命运也许注定是在一次次的毁灭与再生中的祈祷，而且是一边哭泣，一边寻找式的彷徨。在人道主义的现实感犀利地刺激了每一个悲观论者的面具的时刻，《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的出版似乎从另外一个层面打开了我们重新思考和建构世界视野的可能，它也许不能给受难国提供直接的物质性帮助，但是却能够让我们在重弹全球化的“老调”时不再把它单数化，或者仅仅理解为一个合理化的工具理性扩张进程，而是同时将感性的、悲悯的、激情的因素内在化为体验全球化的经验，这种源于共同承担不幸、共同目击灾难的人类命运一体感是文明对话的情感基石，也有助于消解单向度的全球化进程滋生的“野蛮资本主义”吸血鬼。
?? ??《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的主旨就是，在后911时代全球正义作为一种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是否有建构的可能，而因袭不同宗教、文化、习俗、语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怎样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里寻找到文明对话的平台。没有基于人类尊严不可化约的底线共识，也就不可能达成对于生命共同体核心价值的认同，那么战争就可能在一种推销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幌子下，发起一场场对弱小民族的“伟大的进军”，同样地，弱势文明单位也会在捍卫神圣的文化价值和宗教权利的旗帜下，为自身制造恐怖事件的人体炸弹涂抹上一层似乎具有充分合法性的“自由的油彩”。这个世界在充分一体化的同时似乎在迅速地相互区隔化，冷漠与猜疑，仇恨与狂欢，诱骗与作秀，霸权与悲叹，各种情绪与现实缠绕成无法透视的“臃肿的谜团”。如何认识这种诡异而日常生活化的现实境遇，并且从中抽象出能够将普遍化的正义原则与特殊的具体语境相结合的方法，也许是这本论文集的所有作者的共同心理情结，也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各自思考的共同的起点或问题意识。
??? ?作为学者，其使命首先就是使用分析性的概念，在一个数据和经验性观察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澄清对全球化的界定和认识。其次，必须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理解全球化，而要避免将全球化简单地与西方化、美国化等同起来。因此，今天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可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的事实性材料的细致分析，把全球化的讨论推向更加坚实的平台。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的过程，它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社会。而当今的学术界正缺乏的就是对于当下现实的经验性理解和把握，尤其对于技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社会乃至观念更是既无透视的能力，又没有观察的兴趣，因此导源于对社会不公现象的讨论最后几乎都流于口水战式的人身攻击，或者变形成自动站队或表态的学术江湖重组，而在真问题的“煎逼”下进行探寻的学术成果却付之阙如，代之而生的是学术泡沫和精神垃圾。在问题与主义之间，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没有前者的经验性积累和沉淀，后者就不可能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而后者的规范性意义也必须放置在对现实社会的梳理和诊疗中才能“浮出水面”。
???? 《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方向，尤其是查尔斯·泰勒对人权非强制性共识的论述、托马斯·博格对“援助”全球穷人的实证性思考给予我们很多可贵的启示，那就是没有在直面海啸等类似灾难事件时的悲悯情怀，没有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自我规约，没有探索正义与文明价值的自觉追求，真正的学术是无从产生的，更遑论对公共生活有所裨益。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
召开全体成员会议
2005年1月16日上午，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在华东师大学术交流中心（新逸夫楼）431会议室召开了全体成员会议。会议分两个议程：一是学术研讨，邀请了上海社科院李维研究员谈有关居民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结果的报告，然后课题组成员从精神生活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的角度对此进行讨论；二是课题商讨，商讨 2004年度课题进展情况和2005年度工作计划。
一、学术研讨
（一）上海社科院李维研究员作关于主观幸福的报告。
报告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主观幸福的范畴和理论。
1、主观幸福的范畴。
李维研究员说，在国外，主观幸福（Subject Well-Being,简称SWB）的概念提出在1992年，而我国关注这一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主观幸福这一概念不同于我们通常讲的主观幸福感，它的界定包括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从情感维度说，又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从认知纬度说，又包括整体生活满意度（如对现状、对历史或对未来生活的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如对婚姻、收入、职业地位的满意度）。所以主观幸福范畴的界定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整体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这四个方面。
2、主观幸福的理论。
目前国外主要有五个关于主观幸福的理论。
（1） 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的主观幸福取决于人际间的比较，如向上与境遇比自己好的人比，主观幸福就弱，或向下与比自己差的人比，主观幸福就强。这个理论在一段时间非常热门，但现在受到了挑战，因为研究发现有些人不管生活在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总是充满着乐观精神和幸福的体验。尽管这些人也在进行着人际间比较，但比较对他们的影响不大。
（2） 社会适应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人在社会转型时无论是遇到消极事件还是积极事件，也许当时会有强烈反应，或高或低，但经过一段时间反应都会回复到基点。如我国国民和市民的生活都是适应的。开始的时候的反应非常强烈。当初下岗的反应很大，现在弱化了。过去加一次奖金，3-5元钱也会激动，但现在加几百元都有点无动无衷。人具有一种生物性，对生活有很强的适应性。正是因为有这种适应性，不幸福的人也会幸福，幸福的人也会不幸福。
（3） 生活目标理论。用这个理论可以解释某一群体的行为。该理论认为主观幸福与一个人是否建构生活目标密切相关。有生活目标的人会乐此不疲，哪怕在旁人看来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本应该不幸福的人照样幸福。这就象有些人变卖家产集邮，或者象学术界的人一生心血放在写一本书上，晚上不睡觉，在旁人看来已经是非正常人的生活，但他自己却觉得很幸福。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由目标指引。我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收藏爱好者群体的行为可以用这个理论解释。
（4） 活动成因理论。该理论认为目标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所谓的主观幸福是在过程中体验的，而不是由结果决定的。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的生活幸福不幸福是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目标对他已经没有意义。国外通过对恋爱婚姻的专门研究发现，实际上婚姻作为目标和结果已经没有价值意义了，恋爱的过程最让人幸福。等恋爱进入到婚姻，婚姻已经不能带来恋爱时的积极情感。再如我们写书，拼命写，等书发表后也就激动5分钟就结束了，但写书的过程却非常激动。
（5） 遗传理论。该理论认为，幸福不幸福的体验，不管是情感上还是认知上的，同遗传有关。我国对这个理论还没有研究。国外比较多的用两种方法研究，一种用孪生子（双胞胎）研究。这个研究发现，有很多孪生子之间生活满意度的接近程度大于兄弟姐妹或者同伴之间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气质研究。生活满意度跟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有的人不管生活在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都照样乐呵呵的，这跟人格有关。而气质由遗传决定。有的人生来什么都看不惯，没有什么能让他满意，这不是生活让他去讨厌，而是他生来就是这样子，由人格中气质因素决定。
第二部分：介绍对于主观幸福调查研究的发现。
总共有七个方面的发现。
1、 研究主观幸福和经济收入的关系。
李维研究员说，美国有个全美生活质量调查，其中设定了12个指标，结果发现经济收入只排在第11位，并不是主要的。而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假如把收入去确定一个基线，这个基线不是政府设定的基线，而是一个心理基线，如在上海人的收入中取个平均数2500元，或以上海教师这个群体的人均年收入4万元为基线的话，那么会发现，对基线以下的人来说，增加收入能提高他的生活满意度，对基线以上的来说，增加收入与提高生活满意度无关。也就是说，收入太高的人和收入一般的人，他们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并不显著，但他们与基线收入以下的人相比，生活满意度有明显差异。由此我们得出五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主观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不显著，与收入不平等和相对剥削的关系非常显著。第二个结论：收入只要在个体非常贫穷时才对主观幸福产生影响。随着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收入对主观幸福的影响会减弱。第三个结论：人的生活满意度跟实际收入没有关系，跟期望收入非常相关。第四个结论：如果配偶或家庭其他成员收入较高而本人收入较低，也不会影响他的主观幸福。第五个结论：收入预示着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噪音，如环境污染。有的人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不满意，不是对收入的不满意，而是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不满意。
2、 研究主观幸福和经济繁荣的关系。
国外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差异很大。对有些国家如葡萄牙、印度、墨西哥来说，经济繁荣对国民的主观幸福影响很大，而对另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来说，影响不大。我们的研究发现，收入增加的幅度与主观幸福度的提高不对应。上海市民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期望值的幅度也在增加。过去工资增加100元或200元都会让人激动，而现在即使增加1000元也有点无动于衷。第二个发现是，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收入平等。最敏感的是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收入不平等就是人际不平等，人们想到的不是能力不平等而是人际不平等，这最容易造成生活满意度的下降。第三个发现是，加薪没有作用。我们的研究数据表明，加薪对学历低、受教育水平严重少的、小青年这三种变量来讲，暂时的加薪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有影响，但也只是短期效应。对中年人来讲，加薪毫无影响。因此政府需要研究加薪的策略。
3、 研究主观幸福和职业地位的关系。
国外研究认为，主观幸福和职业地位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职业地位比较高的人会营造一种生活风格，称之为主观幸福的象征意义。有一些职业地位相似的人聚在一起，他们聚会或喝咖啡的地方,包括子女读什么样的学校，他们的对话系统与其他职业群体不同，达到一定时间会形成磁场或圈子。圈外的人会模仿。但圈外人要学的话，不会感到幸福。如让知识分子和搓麻将的人在一起都会觉得别扭。第二个是控制能力因素。不同的社会职业地位群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不同。任何一种对生活的控制都取决于社会资源。不同职业地位的人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职业地位高的人，拥有的资源多，因此他们动用这些资源和处理生活应急事件的能力就比其他群体强，主观幸福也就高。不能处理应急事件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幸福。以上是国外研究的两个发现。我们的发现有三个，这与我们的文化相关。第一个发现是，不同职业地位的人同他实际的权力大小有关。上海市民的反映是，主观幸福不在于职业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在这个地位上拥有多大权力。如果拥有权力就感到幸福。第二个发现是，收入是否稳定。这与上海的海派文化有关。有很多市民到现在都还认为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不稳定，希望子女从事旱涝保收的职业。我们做过调查，发现上海的父母希望子女到稳定性高的单位去实习。第三个是职业声望的评价。对此市民的反映非常理智。比如虽然教师、知识分子的收入跟演艺界相比很低，但在市民心目中档次高的人还是知识分子。还做过一般演员和护士的比较，市民认为护士是正宗职业。
4、 研究主观幸福和性别、年龄的关系。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的生活满意度比女性增加得更快。男性比较知足，女性比较“作”。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的生活满意度会提升，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反而下降。第二，同样遇到消极的生活事件，男女两性应对事件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女性反复思考的频率高于男性，不能自拔的程度也高于男性。但是，男性的自杀率高于女性（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高可能与宗教有关）。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照顾男性的比例大大超过男性照顾女性的。女性受到的虐待远远超过男性受到的虐待。第四，高收入男性压抑的比例低，但焦虑和易暴性很高。相反，高收入女性的压抑超过焦虑。换句话说，收入高的男性容易焦虑，收入高的女性容易压抑。第五，对青年人来说，男性追求地位超过追求收入，女性追求收入超过追求地位。
5、 研究主观幸福和人格特质的关系。
美国有个相当有代表性的研究：在1973年测量了5000名市民，把他们分成幸福组和不幸福组。十年后，追踪再测量这两组。结果发现，十年前生活满意度高的人十年后照样认为自己幸福，十年前对生活不满的人十年后照样不满。十年中，尽管这两组人的生活、家庭、收入、住宅各方面的客观指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却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没有影响。于是研究人员把因果关系归因为人格，认为有些人生来乐观，有些人生来忧郁。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而我国的研究很少。关于人格的研究，世界上有个著名的五因素理论：乐观、自尊、认真（太认真的人不会幸福）、外倾性（外倾的人比内倾的人幸福）、神经过敏。这五因素是人格的组成部分。这五因素的得分高低就与主观幸福密切相关。
6、 研究主观幸福和认知的关系。
有的人把自己的不幸福归因于客观环境和命运，有的人把不幸福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没有抓住机遇。不同的归因理论导致了处理应急事件的能力不同，这就与人的认知密切相关。
第三部分：介绍主观幸福的测量方法。
1、 关于主观幸福测量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李维研究员说，主观幸福的测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再现测量，一种是跨时测量。再现测量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再现测量不太科学。国外有个理论称之为高峰结局法则。如去问一个刚刚离婚的人对婚姻的看法，他的反映是高峰体验，会武断地对幸福不幸福下结论。跨时测量的是一定时间内的事情。国外研究最多的跨时是40年。而我国没有跨时研究，我国所有的研究几乎都是再现测量。再现测量因为高峰结局法则的存在，所以很难对人的主观幸福下结论，跨时测量因为是把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判断，所以再急躁再不满的心情都会淡化，对事件的看法就比较客观。因此在调查主观幸福时，必须交代清楚采用的是哪种测量方法，因为测量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2、 介绍主观幸福的两种测量。
一种是主观体验，一种是客观指标。主观体验的测量较多采用三种方法：一种是社会调查方法，但社会调查方法很难从理论中揭示因果关系，因为社会调查方法不作变量控制。如婚姻和幸福的关系，大部分的调查结论都是良好的婚姻会带来幸福，但究竟是婚姻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幸福的人要结婚，这两者的因果关系很难通过调查揭示出来。第二种是实验方法，实验方法能控制变量。一般的作法是给被实验者讲个故事或放部电影，请他或她谈谈如果自己是故事主人公或电影人物的看法，通过投射法来揭示被实验者的主观幸福。第三种是纵向研究方法，但我国没有做，纵向研究需要大量经费。皮亚杰跟踪研究自己的孩子到44岁，直到自己去世。纵向研究很科学，主观幸福的研究应该做纵向研究，即追踪一个群体，随着个体的家庭变化、购房、下岗等因素的变化来看他们的主观幸福是否会增加。主观幸福的客观指标指收入、婚姻等，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这里不详谈。
3、 介绍当今世界较多采用的测量主观幸福的三个量表。
第一个是生活满意度量表，第二个是牛津调查量表，第三个是价值基础指标量表。李维说，这三个量表都可以标准化，他在每个量表后面都举了例子，如生活满意度量表的自陈量表，牛津调查量表的29个项目也全部列出，具体内容可详见刻录给童老师的光盘。我国目前查阅到的只有一个量表，来自山东，是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只讲主观情感的。李维主张我国搞社会科学的人采用第三个价值基础指标量表，这个量表是当今世界上研究主观幸福最权威的专家戴安娜设定的，设定了7个指标，包括控制、情感生活、理性、公正、环境保护、安全和阶层系统，每项指标中又有子指标。34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观幸福研究就是采用这个量表，其中包括中国的台湾。研究发现，世界上生活满意度最低的三个国家是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最高的是尼日利亚、丹麦（国外的研究也有个不足之处，即把解释不清的事情都归因到宗教上，如认为尼日利亚人具有“非洲人格”，凡是具有“非洲人格”的人再贫穷也幸福，而“非洲人格”是来自宗教），台湾的情感指标排中流，生活满意度排在非常后面。如果我们调查采用这个量表，就可以和世界接轨，也可以进行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
在报告的最后，李维谈了对零点公司《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的看法。他说，零点公司的调查采用的是自陈量表，但无法克服混淆再现测量和跨时测量的问题。从严格意义说，不能光看调查的结论，而要看调查的原始数据是否科学。
（二）报告结束后，课题组成员从精神生活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的角度对此进行讨论。
童世骏：听了报告有多方面的启发。第一从社会调查本身的研究方法来讲，实际上有很多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刚才讲的主观幸福调查的很多结论都与我们平时的直觉对应，但是我们的直觉不能算作学术成果，必须要有理论依据，经得起推敲。所以我们最后的研究成果要站得住脚，关键是方法要靠得住，理论要有依据。第二是感到精神生活和主观幸福的关系很复杂，也很值得关注。精神生活的富裕程度、精神生活的多样性、精神生活的质量等种种因素都与主观幸福有关系，这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三是以后各子课题组都可以推荐自己课题组成员或与自己课题组有关的学者来为总课题组作报告，因为有些问题是大家共同的问题。
陈映芳：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社会科学的有效性的边界问题。这次的调查反过来使我们反思科学性的问题。科学对人文、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否也要有一定的敬畏心。调查中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城市居民这个结论放到哪个层面去理解，这要从心理学的调查指向社会学的警示甚至是哲学层面的解释。心理学强调的是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等，但这还不够，社会学还要考虑结构性、制度因素对个体的规定。如把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高归结为农民思想简单的话，就会放过一些真正的问题。科学性如何在文化层面、精神层面体现，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张乐天：我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幸福感与不同地区的文化、生活水准的差异密切相关，如果不考虑这些差异，只谈人的主观幸福，这种调查的目的意义何在？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有些研究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做出来的，如女人比较作这个结论是在上海这个背景下得出的，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就可以为女性下结论，这很成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场域或社会情景就无法理解和解释幸福感。因此，谈精神生活和幸福感是否应该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场域中进行，这样可能会更科学一些。
陈映芳：我们需要考虑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如农民生活满意度比城市居民高的这样一个调查结果，有可能为现有的体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大家会觉得没必要讲三农问题，也可能为批判现代性、城市化的知识分子找到依据，最有可能的是让那些为社会危机担心的政治家放心。所以知识分子做这样的调查必须明确意义何在，反思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不能仅仅提供一些数据和结论。
田晓文：我介绍一些去年4月我们社科院和市委研究室进行的城乡居民的调查。这个调查和零点公司进行的幸福感调查有关。调查结果发现，确实农民的幸福感得分比城市居民高。农民的收入是城市居民的一半，他们收入中的一大部分是满足基本需要。而在城市居民中，家庭收入与基本消费无关。这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更多是用于保证基本生活，但是农民的生活满意度确实比较高。我们在调查中问城乡居民对自己生活中最满意的是什么，问题完全是开放式的，我们把回答归类后发现最满意的三大因素是家庭和睦、子女有出息、就业较稳定。这三大因素的排序在农民和城市居民中基本一样。农村对家庭和睦的满意度达到80%，城市只有50%。这说明农村农耕的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有强烈影响。城市的生活方式的特点，生活形态的差别，在零点公司的调查中没有注意。我想有很多问题恰恰是因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在我们精神生活调查中也要考虑这些问题。我们还与上海统计局合作对上海市民的生活质量进行调查，作了一个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的量表，其中设定了心理状态的自我评价，等结果出来后可能也会对我们这个课题有帮助。
蒋逸民：提三个问题，第一，国外为什么要用Subjective Well-being这样的说法来称主观幸福，是否有文化上的因素？第二，我国采用国外的量表是否要考虑到跨文化的差别？比如西方是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而中国以关系为本位，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人的主观幸福的影响如何在量表中反映出来？再如西方有浓重的宗教情结，而中国没有，因此宗教差别对人的满意度的影响如何在量表中反映出来。第三，是否要考虑社会结构的差别？西方是中产阶级占主要部分的社会结构，而中国正处于社会差距扩大化的社会结构，这如何在量表中体现？
李维：由于时间关系，我刚才没有展开讲。戴安那的量表实际上很具体，有一级项目、两级项目和三级项目，包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和宗教因素都考虑在内。另外，我觉得陈映芳老师讲的有道理，我们以后做课题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必须交待清楚背景：如调查的地方、群体和被试的情况。在精神生活研究中，可以撇开主观幸福，撇开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整体生活满意度，而就做一般生活满意度，这做起来容易一些。
田晓文：我们和统计局合作的上海市市民生活质量问卷中分5个部分，包括工作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家庭生活的满意度、社会发展与社会评价、心理现状（如是否压抑等等），此外还有些客观指标，把主客观的指标结合起来。五个指标权重一样。
吕新雨：困惑很多。一个是感觉目前社会调查的方法是一种程序主义，按照程序得出结论，背景、脉络被忽视了。如刚才讲的女性比较作的结论，如果换一种方法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方法本身被孤立化。这种程序性的方法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这是我的第一个困惑。第二个困惑是，我们现在反复谈到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并且得出引起社会很大反响的乡村幸福感大于城市的结论，我相信调查的数据有它的客观性，但问题在于在现代化过程中城乡的价值观的断裂和区分这个问题没有被重视。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混淆了城乡的价值观，把它们放在一个平面上处理。如果不把调查放在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处理，得出的结果很难有说服力。
张乐天：现在幸福感、孤独感等等的调查导向是：觉得城市化、现代化有问题，因为孤独感、城市生活满意度不如农村都是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因此要做一些努力，把乡村的东西引到城市来，城市乡村化，进行社区建设。但另一方面，虽然在城市有孤独感，不幸福，但人们还是要到城市去，这之间很矛盾。
吕新雨的博士生：知情意三块中，为什么在主观幸福感中缺了意这块。精神生活层面中应该有三个纬度。
刘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争论的要点在于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不是那样的问题，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相信这个争论并不是不可解决的。吕新雨是站在人文科学的角度提问，问为什么选幸福感这个概念，农村人的幸福和城市人的幸福指的是什么。猪很幸福，但人不要做猪。一定要有理论才能提出假设，在调查之前是需要很多反思的，这是人文科学家要帮助社会科学家在课题立项之前而不是在之后要做的工作。
陈映芳：课题开始时我们社会学一直在强调自己的科学性，但到今天我们要在人文层面反思课题的意义，反思科学性本身。
文军：最大的问题不是对结果的解释，因为任何结论都可以找到一种理论来解释。问题是，我们在多大意义上增加我们课题的科学性和可信度，让更多人能反思这个问题。比如我负责个体层面的子课题，有很多内在的东西如何调查，如何尽量减少人们的质疑和批判，希望其他学科能提供一些启发性的东西。社会学很少象心理学那样直接采用国外的量表，因为要考虑本土文化的因素。
杨国荣：幸福感与一些因素的关系很复杂。如幸福感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的关系，并不象我们日常思维认为的那样简单。这启发我们在研究精神生活时，要充分注意它与相关各方面之间多层面的联系，避免直观单线的方式去处理。刚才李维研究员谈到研究主观幸福的几种不同进路，事实上不同进路之间也有相关性，不是彼此分离的。象社会比较、社会适应、生活目标、活动成因等，如果回到具体现实的层面看，这些因素对个人幸福感的形成都有不同层面的影响，我们在研究精神生活时也要考虑多层面性，避免单向性。另外，就精神生活这个课题的意义说，它涉及的不仅是对当前政治决策的判断，从人的存在的哲学层面看有更广的社会意义。从哲学上讲，人的存在不仅仅是物质处境的问题，人的存在同时包含精神层面的存在形态。而精神层面的存在方式和形态对一个完整的个体来说非常重要。因此，精神生活的研究对一个个体存在如何走向健全全面的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研究中，还可以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辨析，如幸福感，Well-being和通常讲的Happiness之间有什么差别，如果用Happiness去考察的话是否会有一些不同的新角度。另外，主观幸福和幸福感也许在英语中有较大差异，但是在中国语境中幸福感实际上包括了情感层面和认知层面。中国人讲的幸福感常常综合地指个人的幸福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情感，同样也有认知的层面。我们在研究相关问题时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独特表现和形态。
二、课题商讨
（一）各子课题组负责人商讨 2004年度课题进展情况和2005年度工作计划。
杨国荣：我们承担的是总课题中理论研究部分。2004年主要工作是大致确定了从哪些方面入手展开所承担的课题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初步分工和制定时间节点。到2005年3月左右课题组成员拿出自己所承担部分的具体纲要，然后通过讨论提出总的方案，避免交叉。2005年年底、2006年年初形成初稿。
童世骏：理论研究部分这一子课题非常重要，需要先提出理论、概念供其他子课题组参考。因此，初稿可以在2006年形成，但是在此之前最好有中期成果，不然与社会调查之间会脱节。而且这一块所涉及到的需要实证调查的问题也要尽早提出。
文军：希望在理论研究这部分提供给大家对精神生活的一个大体认同，以便于调查的确定。最好在三四月份有一个研讨。在2004年下半年，我负责的子课题内容分工完成，课题组成员就自己分工的这块提供了较详细的提纲，但还没有与其他课题组进行交流，因此还没有定下子课题组的提纲。提纲在3月份应该可以明确下来。接下来就要做调查。就现有提纲来说，百分之八十的内容需要经验调查，包含了心理素质、精神健康、知识水平、价值观、宗教、社会交往的内容，但最终内容还没有定下来。我们课题组还要开会讨论。其他子课题组最好在3、4月份把自己需要调查的问题汇总到调查中心，我们想在5、6月开始预调查，然后6月底、7月初整个调查的内容定稿，暑假实施调查，9月、10月汇总调查数据，2006年的主要任务是写作。2005年必须完成经验调查这块，不然时间来不及。调查的难度很大，要考虑文化的因素，特别是指标的选取要考虑不同地域和群体因素，这还要进行几次讨论。
童世骏：我们整个项目的进度稍显晚，需要抓紧。特别是调查这块，错过今年暑假就会错过一年时间，希望大家都能配合。
陈映芳：我们扩充了研究队伍，消费文化这块邀请上海社科院的陆晓文研究员加盟，还加了教育文化的内容， 邀请了蒋逸民老师加盟。2004年7月我们课题组开会作了具体分工，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问题和领域，课题组成员之间进行了沟通，陈勤建的民俗文化比较自洽。大众传媒这块作为日常情境非常重要，但是现在有吕新雨老师负责的大众传媒的独立的子课题，不知这两者如何处理，是否能把吕新雨负责的子课题中关于日常情境的大众传媒加到我们这个子课题中来。3、4月拿出关于调查变量的定单。我认为各个子课题组自己要有另外的调查，积累经验资料，调查队进行的只是量化的调查。
童世骏：许纪霖有事不能参加今天会议，我代他发言。原来这个子课题组研究的内容在当前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背景下有需要调整的地方。这块子课题很重要，不能不做，但可以做一些调整。一个调整是，我们这个总课题是教育部的课题，是体制内的课题，主流意识形态占主导，但同时正因为是体制内的课题，所以有些话实际上可以说得更开一些。可以采取不同版本的方法把观点的尖锐性和社会影响协调好。在研究成果发表以前，可以放开讲，但在发表时采取不同版本。第二个调整是，把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专业领域理解为专家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不同形式的反映，把这种反映梳理出来。我们整个项目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结果是广义的调查材料，换句话说，我们的结论当然要体现在调查报告中，但我们整个研究的价值恐怕很大程度在于能不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材料。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把我们的报告拿来用。有不同形式的调查材料，有直接的社会调查，自己出题目获取直接的数据，也有对现有各种数据材料的解读、汇总，如从精神生活角度对生活质量的调查、消费心理和行为、价值观等各种调查材料进行汇总和解读，这也是调查研究的工作。许纪霖这块子课题中，象文学作品、学者、学院机制都是以不同形式在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反映梳理出来，这也是一种调查研究。这样我们自己个人的观点和评价就不需要占太大比例，可以回避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表态。可以梳理的大致有以下方面：第一个是历史，近现代中国思想家对中国人精神生活有各种各样研究，如张君劢、梁漱溟、梁启超等，可以把这些研究梳理出来。第二个是文学，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反映，最典型的是张承志，可以把这一类的文学作品梳理出来。第三个是当代影视和美术作品中，特别是电影，如《孔繁森》这部电影就是从精神世界角度反映孔繁森这位党的干部的形象。第四个是学术，即当代中国学者有关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研究，这可以做一个专题的实证研究。第五个是国外学术界有关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研究，包括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
刘擎：现在这样的调整变成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的研究，这很有特点，比原来设定的框架更加清晰。
吕新雨：我们课题组分工细化工作已完成，课题的结构性框架也已确定，目前集中在对现有材料的整理和汇总阶段。我们的课题有一定的自足性，关于媒体内部和自身的调查我们自己可以做，但大众传媒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这块调查需要由总课题组来承担。上学期我们召开的“新闻调查性报道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会议也是在总课题名义下进行的。今年我们课题组还要进行讨论，请新闻学院的老师提供一些建议。
童世骏：今天请李维教授作报告是希望对我们课题的研究方法有一些具体的思考。另外，刚才好几位老师都提到问题提出的背景，为什么提这个问题而不是那个问题，我想我们的课题抽象讲就是通过了解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状况提高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质量，然后通过提高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当代中国人整体的生活质量。这里就有精神生活质量和整体生活质量的关系问题。再进一步说，什么叫高质量的精神生活，什么叫高质量的生活，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和高质量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课题的背景，我们并不回避课题的实践取向。如果这种说法能成立的话，那么精神生活和主观幸福，和Well-Being肯定有关系，但关系确实很复杂。我想到三个哲学家，一个是康德，康德有句名言：“重要的不是如何获得幸福，重要的是如何配得上幸福”，这就和意志有关。第二个是穆勒，穆勒说：“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要好。”第三个是维特根斯坦，他的一生非常痛苦，但他临终前对身边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一生”。这里精神生活和整个生活的关系很重要，但确实也很复杂。我们的目的是调查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状况到底如何，现在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精神生活，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清楚，但我们都用这个概念，都有对它的理解，在现有的对精神生活了解的基础上做一些研究，逐渐把问题弄清楚，所以要尽快进入课题。
就课题而言，首先要强调这个课题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价值很大程度取决于它能否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可靠、丰富、独特、深刻的资料。重要的不仅是梳理材料得出结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能为以后其他人研究精神生活提供素材。课题的主体应该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是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素材，所以科学性、合法性都要体现在提供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第二，这个课题研究的是精神生活，因此对调查研究要作广义的理解，不仅包括问卷访谈，对文本的搜集、诠释，尤其是对社会成员使用的概念的分析，这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第三，这是集体项目，希望大家有全局观，协调好个人研究兴趣和课题总体考虑之间的关系。如果两者矛盾很尖锐的话，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就项目角度讲，要求产生的是调查研究的结果，包括文本的搜集和梳理，概念的分析，但就个人来讲，可以用这些材料进行发挥，但只是作为个人成果。第四，这是重大攻关项目，请课题组成员对自己手头的工作有一个优先性的安排。第五，我们这个项目是在目前加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进行的，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这句话对我们这个项目尤其适用。第六，总课题组提供了大家一些公共服务，一个是可以利用上海社科院的调查网络，因为它与全国各地的社科院都有联系，第二个是资料搜集。现有的与我们课题相关的资料很多，为了避免重复和浪费，请子课题组向总课题组提交需要购买的大型资料的书单，由总课题组统一购买。第三个是为这个项目专门办了网页，一是展示我们研究成果，一是为各子课题组提供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提供资料信息的服务，希望大家能配合，多提供信息。网页现在链接在思想所的“思与文”的网站上。
（二）华东师大社科处长许红珍谈学校有关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的政策和措施。
许红珍处长说，这个重大攻关项目是教育部在2003年首次启动的全国高校内最高等次的项目。华东师范大学拿到了这上海唯一一个项目。紧接着2004年我们学校又争取到了4个项目。应该说是这个项目开了好头。这个项目的资助强度很大，这也从管理上对我们提出严格要求。学校连续出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华师社10号文件，即《华东师范大学关于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行专职研究的规定》，一个是华师社11号文件，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这两个文件充分说明对这样的重大项目管理上要加强。管理上围绕责、权、利的统一。请课题组成员明确学校制度上的要求。一个要求是保证每年至少一次整个课题组的研讨会，一个要求是要有工作简报，向社科处定期报告项目的进度情况。这个项目对我校其他4个重大攻关项目有示范效应，请课题组成员能抓紧时间，掌握好时间节点。
本所若干学位论文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奖
近日，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组织评审的2004年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获奖名单公布，我校有18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入选，入选数量居上海市学位授予单位第三位。这18篇论文涵盖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数学、化学、地理学等7个学科，其中博士论文12篇、硕士论文6篇。本所入选的学位论文有5篇。目录如下：
2004年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本所入选名单如下：
学科名称????论文题目????作者????导师????层次
哲学????隋唐佛学三大核心理论的争辩之研究????夏金华????高瑞泉????博士
哲学????存在的可能之维——《老子》之“道”的新诠释????华伟????杨国荣????硕士
历史学????民国科学社团与社会变迁——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会学个案研究????张剑????王家范????博士
历史学????雍正朝官僚人事探析????王志明????王家范????博士
历史学????民国后期田赋征收体系中的县绅——以1946年嘉定县“田赋征收实减折请愿”为例????许晓晴????李学昌????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