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才能爱真理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35期 出版日期2011年09月05日
栏目主持 刘芳
《燃灯者》是一本小书，只选了两篇文章，写的都是原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周辅成先生。作者赵越胜讲述了与恩师近半个世纪的神交。该书甫一出版，即得到了广泛关注。
朱正琳：
（哲学学者、作家）
小说《一九八四》中那位“思想警察”对那位受审的“思想罪犯”宣称：“不！⋯⋯我们对你所犯下的那些愚蠢的罪行并不感兴趣，党对那种公开的行为并不感兴趣，思想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全部。我们不仅要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还要改造他们。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以为，这话确实表达了人类世界中最狂妄的一种意图，绝非作者奥威尔凭空杜撰。曾几何时，那种意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几近获得成功，而且至今也还远不能说它已遭挫败。我于是一直在想，在那种蓄意制造的暗昧笼罩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何以也曾得见光亮呢？
越胜写的这位曾经给他带去光亮的人物——周辅成先生，并称他为“燃灯者”，至少部分地回答了我的这一问题。薪火相传，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点亮过我心中的烛。然而，我还有一问：那火种是怎样得来的？读越胜文，我终于是想明白了：人类这个物种自来有“盗火者”在。“盗火”并非普罗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为，人世间每一次火的传递，都是一次传递双方共同进行的“盗火”。不是吗？越胜笔下的“燃灯者”辅成先生，连同越胜本人，其实也都是“盗火者”。
在我的心目中，周辅成先生是守望普世价值的哲人，是我仰之弥高的人物。但越胜写出了先生的寂寞，这让我得以和他们亲近。他的寂寞，远离了孤高自许的文人情怀，直接滋生于一种肝胆照人的热切期盼：期盼着暗昧中有别的人也能得见他所见到的光亮，期盼着那光亮能普照世人。
周国平：
（哲学学者、作家）
越胜平生最爱有四，曰音乐、书、政治、朋友。把政治列在其中，实在勉强得很，他不过是作为一个草民，只在也只想在台下喊几声罢了。朋友聚在一起，他常慷慨评点时局，嫉恶如仇。他真正所爱的是正义，但正义乃一抽象名词，和其余具体名词并列未免抵牾，我只好用政治一词代替。
其实，音乐和书两样，他也只想在台下。音乐不用说，不管发烧友到什么级别，明摆着今生不会做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了。书这一样有点奇怪，他嗜书如命，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却总是十二分地抵触出书，写了文章传给朋友一读，就此了事，从不肯结集出版。在所爱的四样中，他好像认定自己的位置是第四样，做音乐的朋友、书的朋友、正义的朋友，在这三样上都无意登台亮相。所以，现在他愿意出这本书，我甚感惊喜，这个倔头终于让了一步。看内容，我们看到的既是他对朋友的赤忱之情，也是他的精神生长的心路历程。
我和周辅成先生略有交往。1995年，先生到巴黎，我也在那里，同住越胜家里。1997年和2000年，我先后两次随张雪到朗润园拜访先生。2005年，先生出面息讼，我应召去见先生一次。在先生家里，先生拿出我的书，赞誉有加，我当即惭愧万分。我出了一些通俗的书，没有多少学问，一直不敢献丑，怎么想得到先生自己买了，还仔细读了。先生对我厚爱，但在息讼一事上，我拂了他的好意，令他伤悲，我深感歉疚又无奈。先生每次谈话，声如洪钟，激情澎湃，正气凛然，哪里像一个耄耋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先生的血管里流着的始终是年轻人的热血。
先生是热情的，也是寂寞的。最后一次见面，先生赠我一册书，竟是一个打印的文集，我心中一痛。参加先生的追悼会，看到的场景相当冷清，我心中又一痛。晚年之作无一家出版社肯出，追悼会无一个北大官员肯到场，先生真是寂寞极了。可是，在这样一个只爱金钱和权力的时代，爱智慧和正义如先生，寂寞就是必然的了，这正是先生的光荣。
哲人已逝，现在读到《燃灯者》，方知我对先生了解得太少太浅。文中引述的先生许多话，何等睿智，何等痛快。我本来是可以有许多亲聆教诲的机会的，却因为疏懒而错失了。
徐友渔：
（学者）
越胜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与周辅成先生感人至深的交往故事。辅成先生于越胜，既是师长，又是知己，陪伴、指引和支持着越胜穿越上世纪70年代的黑暗，使得孱弱、卑微的生命有了光明和暖意。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和例外。在70年代的中国，类似的故事到处都有，因为，人生活需要光，而生活中总是有光，哪怕黑暗以红太阳的名义妄图压倒光明。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大陆陷入空前的灾难。一代年轻人精神上的愚昧、狂热、野蛮暴露无遗，这当然不是出于中国人天生的劣根性，而是斗争哲学和个人迷信产生的恶果。但人生的强韧无时无处不在，与“文革”发动者想要塑造一代“革命新人”的愿望相反，反思、探索、反叛的火苗到处冒出来，而且，倒行逆施越疯狂，反弹力越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的大破坏、大混乱打破了以前严密的控制，禁书到处流传，不同地位、阶层、职业和年龄的人相互接触和交流，异端邪说或新思想通过各种渠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播。
越胜是幸运的，他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遇到了良师益友，没有为自己的离经叛道付出什么代价。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因为思想探索遭到镇压，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赔付了青春年华，贻误了终身前途。格外有运气的是，越胜得到了周辅成先生这样的名师点化，得以直接沿着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正道行进，不像很多探索者那样在意识形态的浓雾中艰苦挣扎、曲折前进，耗尽了全身力气还是未能挣脱那精神上的紧身衣，为自认为叛逆的思想弄得精疲力竭、伤痕累累，其实是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越胜是很感性、重情义的人，他首先是喜欢一个人，然后才喜爱那个人信奉的思想。他的运气还在于，招他喜欢的人在情与理两方面是统一的而不是脱离或分裂的，所以，对于他来说追求真理和享受友谊是同一个过程，暗夜中的灯火带给他足够的温暖。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认识的人里，有文才的不止一二，但这样的回忆文章，我想只有越胜写才好。越胜与朋友交往，完全没有自我心，他做，做得比别人多，却没有任何东西要表现。惟此，有人的情态，有人的天光云影，得以挥洒展现。你看，与周辅成老先生在那七路无轨电车站依依不舍地分手，偏这个没有自我的越胜有这福分！
有时候会觉得，那个时代的高人俊士，没有越胜不认识不深交的。文中偶一出入的高尔泰、张志扬、曹天予、周国平，还会有多少故事等着越胜写。“我爱真理，但我更爱朋友”，越胜当年如是说。其实，爱人，才能爱真理，才有真理。
本书传主更是奇人异人，是对越胜恩重如山的恩师兼朋友，他带着那段异常的历史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个险恶的时代，惟因此，友情来得特别真，特别重。那是个贫苦的时代，倒仿佛因此，人不得不有点儿精神。越胜心里，这段历史浓重得排解不开，惟在这种“历史感”的簇拥下，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饱满。
这种历史感，并不只是感觉，它培育出正大的判断。本书所收入的文章，实不只是纪念友情，不只是对已逝时代的缅怀，他们始终在吁请我们思考自己，思考我们这个尚未结束的时代。
张志扬：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辅成先生是一位将人类知识奠基于人道的楷模。这部书是由越胜兄弟对他的创伤记忆而编织成的一曲“人道颂”的勋伯格式变奏——它演奏着演奏者的巴黎夜曲，像Gabriel Fauré的Après un rêve（《梦后》）。
然而，我读这些文字，与其说读辅成先生，不如说是读越胜兄弟。辅成先生已于2009年仙逝——薪尽火传，记忆文字所燃烛者，不正是“火传”的仪式吗？
越胜是接纳我“从个人尊严的辩护到思想自由的辩护”的第一人。但在我们之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文字、思想，而是印在心底里的感觉。
从1981年到1989年越胜去国前，几乎隔年我都要去北京，一般都要在越胜家小住两天。1984年去旅顺参加全国首届电影学会成立大会，回来路过北京就为了看越胜。是时，大女儿蓓蓓才几个月。越胜为了在晚上同我聊天，特意把摇篮搬到我的房间让蓓蓓睡在旁边。半夜，蓓蓓哭醒了，我看见他高大的身躯一手抱着几个月的蓓蓓，一手拿着奶瓶给蓓蓓喂奶。喂完了奶，他两手抱着怀中的婴儿，摇着，轻轻地唱起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他们父女摇动的身影，就这样在我眼前融化到摇篮曲中去了……
去国十七年，越胜第一次回到北京，我从海南赶到北京见他。放下行李，立即被叫去“救越胜”。 原来越胜和哲学班的老朋友喝酒喝过了头，还有原来工厂的一大帮师傅等着哩。救出了越胜就往师傅们聚会地赶，仍然晚到四个小时。一进门，热气腾腾，越胜像一滴水珠溶入了沸腾的锅炉。直到饭桌上，越胜在敬酒之前，对自己的晚到，硬是下了大礼，跪在桌前向师傅们谢罪！
孔夫子修诗从心所欲不逾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有素为绚，无素则糜。人，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