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西方哲学史》，[英]安东尼·肯尼主编，韩东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
不知何故，当我读到肯尼主编的《牛津西方哲学史》后，脑海里立刻涌现出这句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确，一部由完全具有英美分析哲学背景的哲学家撰写的西方哲学史，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一定是一部“怀有偏见的”哲学史，因为分析哲学的特殊视角会对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做出一种精密的分析从而得到一个符合分析哲学规范的历史图景。按照我们以往对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和哲学家的哲学史之间的区分，这部哲学史大体会被归入后一类。应当说，这样的直觉通常不会有错：十卷本的《劳特利奇哲学史》最初出版同样招致了来自欧洲大陆哲学传统哲学家的猛烈批评，而八卷本的《剑桥哲学史》也曾遭到同样的命运。虽然参与这些哲学史写作的哲学家来自西方不同的国度，但他们显然都是出自各自的专业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品头论足”，而他们的专业又大多限于英美哲学。这样，由他们撰写出来的哲学史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他们的“地域特点”。
然而，作为由学院派哲学家撰写出来的哲学史，无论是出自英美传统还是大陆传统，都会带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这却是无可厚非的。其实，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些哲学史的撰写者的专业背景，而是他们对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的不同处理和评价。如果说一部完全由具有欧洲大陆哲学背景的哲学家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也可以是“独具特色的”，那么，由英美哲学家撰写的这部《牛津西方哲学史》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这部仅四十多万字（英文正文只有399页）的哲学史中，我发现了这样几个有趣的“特点”。
其一是对哲学概念的独特理解，这主要体现在该书的主编肯尼所写的“前言”和“编后记”中。在“前言”里，肯尼把哲学与艺术作了类比，认为两者之间的相似更多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类似。应当说，这个理解与我们通常所知道的英美哲学家对哲学与科学、哲学与艺术关系的理解大为不同。按照英美哲学家的一般说法，哲学与科学之间属于“双胞胎”关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成为科学的母体。特别是在20世纪的英美哲学中，科学的思维方式早已成为哲学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根据。但肯尼却根据哲学经典与科学经典之间的对比，指出科学经典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退色，但哲学经典却将永存。在这一点上，哲学与艺术就有了更多的相似：经典的永恒不是由于它们对问题的回答，而是由于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伟大作者对问题的思考方式。更为有趣的是肯尼对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的一番“宏论”：由于对哲学史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研究活动，因此，哲学史家不可能不是哲学家。不知道我们是否还可以这样理解：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可以是一个哲学史家。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类似海德格尔式的哲学结论，即任何哲学就是哲学史，就是说，只有在研究哲学史的背景中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哲学的殿堂。这个结论又与我们通常所知道的英美哲学家对哲学史的态度有所不同。我们常说，英美的分析哲学是“非历史的”，就是说缺乏“历史感”。这当然是因为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宣称与过去的历史“决裂”，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分析哲学家对待历史上的哲学家给予了完全不同的“厚此薄彼”的态度。这就使分析哲学家给人们留下了“没有历史归属感”的印象。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的这种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越来越多的英美哲学家认识到，自己的哲学观念原本就根植于来自古希腊的深厚哲学传统，历史上不同的哲学家对自己哲学观念的形成（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产生了影响。这也正是近年来英美哲学中纷纷出现各种版本的《西方哲学史》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我所知，英美的几个主要学术出版社和大学都编写过了自己的《西方哲学史》，如《剑桥哲学史》、《劳特利奇哲学史》、《布莱克威尔哲学史指南》以及这本《牛津西方哲学史》等）。所以，肯尼提出哲学史家必定是哲学家的说法，也就毫不奇怪了。在“编后记”中，肯尼对历史上所有伟大哲学家的工作给予了一个近似否定性的评价。他这样说道：“即便是过去最伟大的哲学家所提出的学说，借助于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其他伟大哲学家的后见之明，我们也会发现它们犯了深刻的错误。但不应认为这是在指责我们这些伟大先辈们的高超才智，而毋宁说是指示出哲学这个学科是极其困难的。哲学的雄心是获得真理，这种真理超越了纯粹局部的和暂时的东西，但是，即便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曾以无所不包的方式，接近于实现这个目标。”（346页）从这段话中，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肯尼是在以哲学探索的无限性指出以往一切伟大哲学家无法避免的错误。显然，每个哲学家都只能从自己的时代出发，依据自身的才智对哲学概念给出自己的解释；但我认为，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他们伟大贡献的理由，因为后代哲学家从他们前辈的思想中得到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他们的错误，而是他们思想的这种“深刻性”本身。正是这种思想的深刻使得这些前辈哲学家的思想超越了他们自身的时代以及才智上的局限，成为激发后代哲学家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前提和出发点。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的发展历史不应当是（事实上也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否则，哲学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当然，肯尼的目的是要表明，没有任何哲学观念是最终的，我们对历史上的哲学家错误的认识同样适用于我们自身。这样，哲学只有被理解为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对哲学的探索才有了“崇高的性质”。这使我想起了“西西弗斯神话”中的那个周而复始劳作的殉道者。
其二是对历史上哲学家的不同处理方式。由于该书是由六位哲学家分别撰写，他们的专业背景和哲学立场就使得他们对自己领域的哲学家给予了不同的处理。纵观全书的内容分布看，六章的内容中前五章都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年代作为叙述的主线，惟有第六章非常特别，专门论述了“政治哲学”，成为全书的例外。主编肯尼对这种安排并没有给出解释的理由，只有译者韩东晖在“译后记”中特别提到，“以如此之大的篇幅概述西方政治哲学史，这在单卷本西方哲学史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我猜想，这可能主要是因人设章，因为该章作者安东尼·奎因顿是主编肯尼同在牛津大学的密友；但如果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现状来看，该书的这种安排也包含了编者自己的考虑：20世纪70年代之后，政治哲学由于罗尔斯等人的工作而逐渐成为西方哲学中的“显学”，这使得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朝向应用哲学或实践哲学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大的哲学背景之下，更多地了解政治哲学在历史上的变迁，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当下的政治哲学浪潮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编者的这种独特安排也算是“独具匠心”了。在前五章的内容安排上，几乎每章的篇幅都大体相同，只有第五章“从密尔到维特根斯坦”篇幅略小一些，其中对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给予了较多的论述，而对罗素则仅仅提到了他对逻辑悖论的解决方案，这显然与罗素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不符。但遗憾的是，作者竟然对该书所在的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只字未提。即使按照主编肯尼的说法，该书仅收录过世哲学家的思想，但曾活跃过赖尔、奥斯汀这样一些重要哲学家的牛津哲学却没有在该书中加以论述，这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重要的“遗漏”。我不知道肯尼是出于何种考虑，其实论述分析哲学发展的第五章正是他和大卫·皮尔斯合写的，他们都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专家。这是否表明他们都遵循了维特根斯坦的“训导”：“牛津是哲学的沙漠”？但这样的编排显然对牛津哲学是极为不公的，因为至少在今天，大多数英美哲学家仍然把牛津看作哲学的“西点军校”。从其他章节的内容安排上可以看出，编者似乎对中世纪哲学情有独钟，因为在除了第六章“政治哲学”之外的所有其他章节中，只有该章内容占的比例最大，涉及到的人物不仅有奥古斯丁、阿奎那、奥卡姆的威廉这样公认的大家，还包括了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e）、阿维森纳（Avicenna，即伊本·西拿）这些通常较少提及的中世纪哲学家。该书不仅对中世纪给予较多篇幅，该章的作者甚至认为，如果把1500年之前都归为中世纪的话，“中世纪哲学大约占据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一半”（57页）。这就把中世纪哲学提升到了很高的地位。其实，仔细想来，在牛津哲学家笔下这也毫不奇怪，因为牛津哲学历来以研究古典哲学为优秀传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这里始终是哲学家们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中世纪哲学往往被看作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继续。就在该章的最后一节，作者仍然在讨论中世纪的哲学家们是如何试图超越亚里士多德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编者打破了以往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刻画，把康德哲学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分在两个不同的章节中论述：肯尼把康德看作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启蒙运动的最后代表，而斯克鲁顿则把费希特和谢林看作“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而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作者认为，这种哲学传统中的每一个哲学家“都以自我意识主体为前提，建立起庞大的抽象思想体系，都认为构造体系是哲学的真正任务，因为表明事物的整体如何能够从自我这个微小的种子那里出现，乃是哲学家的责任”（183页）。该书把这部分内容冠之以“大陆哲学”，讨论的范围从18世纪的费希特一直到20世纪的萨特，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遭遇的重要哲学家多达15位，可使用的篇幅却只有不到50页。这样的编排即使是在国外的同类著作中也是罕见的。我想，这里可能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加以解释，那就是同样属于因人设章。该章对这15位哲学家的论述几乎是等量齐观，但我们无法想像，在哲学史的论述中可以把席勒与黑格尔、克罗齐与海德格尔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关于分析哲学历史的第五章中，作者明显表现出对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偏爱，而在处理维特根斯坦前后两种哲学上，也是明显侧重于他的后期思想。这种论述方式对于已经掌握了西方哲学现代发展的读者来说并无大碍，但对于试图通过该书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历程的读者或许就有以偏赅全的作用（这还不算我在前面指出的它对牛津哲学的“遗漏”）。
其三是对哲学史研究采用的编年史方法。我们知道，哲学史并不意味着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的堆积，无论是以编年史的方式还是以其他什么方式；哲学史主要是哲学家们的思想形成、展开以及对后代产生影响的历史。因此，在哲学家的生活中发生的具体事件对哲学本身的发展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而编年史的方法则更强调历史进程中的具体时刻，或以物理时间概念划定哲学的思想演变阶段，这显然与哲学史研究本身并不相符。然而，肯尼的这部哲学史却把历史事件与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家的诞生、去世和著作的出版联系起来，我猜测，这似乎力图说明这些不同事件发生的相同历史背景对哲学发展本身的影响。以“大事年表”的方式对照这些事件的具体年代，对于喜欢从历史资料中寻找哲学乐趣的读者或许有些帮助，但对于哲学史的研究者却于事无补。此外，该书还专门为读者提供了三幅不同时代的欧洲地图，同样是想说明哲学发展的地域性差别。但这种安排似乎对我们理解哲学自身的发展并无帮助，因为我们对哲学家国籍的了解仅仅限于更好地追踪影响他思想观念形成的可能的文化根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采用编年史的方法还是为读者绘制哲学发展的地理位置，都不会成为哲学史研究的有效方法。虽然我也一直提倡要重新勘定西方哲学“地图”，但聪明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我这里使用的“地图”概念完全是隐喻性的。
当然，我所看出的该书的以上“特点”可能恰好印证了该书中文版封底所引用的“广告语”：“对艰深思想极其清晰流畅的阐释”，“这部哲学史纲要胆气过人，广博渊深，其主编安东尼·肯尼提醒我们，哲学总是被语词与图像的交织缠绕所迷惑，而艺术家则利用了哲学的概念”。我想，如果这本哲学史仅仅是为初学者或哲学门外汉提供一个“纲要性”的描述，目前这种做法的确已经足以使读者感受到了“语词与图像的交织缠绕”，而“艺术家”是否真正利用了哲学概念，则需要读者去做出评判了。
最后，我想对该书的译者表达我的敬意。虽然我对该书的内容编排以及个别论述颇有微词，但我对该书译者所做的大量“分外的工作”感到敬佩。首先是原书完全没有注释和引文出处。如果说没有注释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本规范的学术著作或者是高校的教材，引文完全没有注明出处，这却是完全不符合一般的学术规范的。可喜的是，中文译者对该书中出现的国内读者可能较为陌生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以及概念术语，尽可能地给出较为详细的注释，对某些引文也竭力标明出处。这就非常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其次，原书中出现了一些印刷错误或者是作者笔误，但却没有得到修正。按照常理，作为世界著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现这样的失误，无法原谅。好在细心的中文译者逐一发现了这些错误，并在注释中加以修正，这就避免了“以讹传讹”，也严肃了基本的学术规范。最后，为了更好地理解哲学家的思想，译者还在注释中尽量为读者提供了一些补充说明材料，这既反映了译者对这些哲学家思想有一定的研究理解，也反映了译者对学术的认真态度。正是由于译者的辛勤工作，才使得这部由世界著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著名的牛津哲学家肯尼主编的《牛津西方哲学史》能够以“清晰流畅的”笔调向读者娓娓道来。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