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四友译
（一）导 言
能力（capability）并不是一个极富魅力的词。它带有技术官僚的腔调，在某些人心中，它甚至暗示着这样的景象，核战争战略家因某种冒险而残忍的应急计划而高兴得不停地搓着手。历史上的布朗(Capability Brown)赞扬土地（而不是人）的特定部分，其稳定不变的根据是它们“具有能力”， 但这对于挽回这个术语的声誉于事无补。几年前当我试图根据一个人做有价值的活动或获得有价值状态的能力来探讨处理福利（well-being）和利益（advantage）的某种特定方法时，也许我本可以选择一个更好一点的词。[1]采取这个词是为了表示个人能够做或成为的事物的不同组合——他或她能够获得的各种“功能”（functionings）。[2]
处理个人利益的能力方法关注的是，根据个人获得各种作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且有价值的功能的实际能力来评价利益。相应的处理社会利益的方法（既用于制度和政策的选择，也用于加总评价）将个人的能力集作为构成这种评价的信息基础，并且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核心的部分。它与使用其他信息聚焦的方法不同，比如说聚焦在个人效用（如快乐、幸福或欲望实现）、绝对或相对的富足(opulence)（如商品束、实际收入或实际财富）、消极自由的评估（如自由至上式的权利和无干涉规则的程序性实现）、自由手段的比较（例如，在罗尔斯正义理论中聚焦于“基本善”的持有）和作为正义平等基础的资源持有的比较（例如，在德沃金的“资源平等”中）。
有几位学者已经对能力方法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讨论、扩展、使用和批评，由此，这种方法具有的优点与困难也变得更为清晰了。[3]然而，还是需要对整个方法有一个更为清楚也更为连贯的论述，特别是鉴于对它的使用和评估所出现的一些解释性问题。这篇论文试图在一个基础性层次上作一些澄清性分析。我也将简略地对一些已经做出的有益的批评进行回应。
（二）功能、能力和价值
能力方法关注的最原初概念是“功能”。功能代表了个人状态的各部分——他在过一个生活时成功地做或成为的各种各样的事物。一个人的能力反映了这个人能够获得的功能的不同组合，他或她可以从这个组合中选择一个集合。[4]这种方法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将生活作为各种“所为(doings)与所是(beings)”的组合，并且根据获得有价值的功能的能力来评估生活质量。
一些功能是非常基础的，如得到足够的营养、保持健康等，出于明显的理由，所有人都非常重视这些功能。其他的则可能更为复杂，但仍然得到广泛地重视，如获得自尊或具有社会完整性。然而，个体赋予这些不同功能（尽管它们可能都是有价值的）的权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个体与社会利益的评估必须意识到这些差异。
在某类社会分析的语境下，例如，在处理发展中国家的极度贫困问题时，我们可以只用很少数量的功能和相应的基本能力（例如，得到良好的营养和住所的能力，避免可避免的死亡或夭折的能力等），但却可以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在其他的语境下，包括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这个清单将会更长也更具分歧性。
描画相关功能时不得不面临选择。这种描画形式总是允许有其他有待确定和包括进来的“成就”。许多功能对于人们根本就不重要（如，使用特定牌子的洗衣粉——与其他洗衣粉大同小异）[5]。在描述和评估能力时，必须挑选出一组功能进行评价，这是无法避免的问题。聚焦点必须与背后的关注与价值相关，正是根据这种关注和价值，某些可确定的功能是重要的，其他的则是微不足道和可忽略的。对于功能和能力的概念化来说，需要挑选和区分既不是尴尬之事，也不是唯一的困难。
（三）价值对象和评价空间
在评价工作中，我们可以区分两个不同的问题：（1）价值对象是什么？（2）相应的这些对象有多大的价值？虽然在形式上第一个问题是第二个的基本方面（在价值对象就是那些有正权重的对象的意义上说），然而，价值对象的确认在实质上还是首要的工作，这使得我们进而能够探讨第二个问题。
并且，对正权重价值对象集合的确认，本身就呈现了一个统辖性排序（x至少与y的排序一样高，如果它能够在每一个价值对象上产生的价值至少与y产生的同样多）。可以表明，这种统辖性排序具有标准的规则性质，如传递性等。在评价工作中，这种排序能够让我们取得某些进展——往往是相当大的进展。[6]
价值对象的确认确定了被称为评价空间的东西。例如，在标准的功利主义分析中，评价空间由个人效用（根据快乐、幸福或欲望实现这些常见的术语来定义）组成。实际上，完整的评价方法还蕴涵着一组“信息约束”，它直接排除了对各类信息（即那些并不属于评价空间的信息）的评价性使用。[7]
能力方法主要关注的是价值对象的确认，并根据功能和能够行使功能的能力来看待评价空间。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评价性工作，但是回答问题（1），即确认价值对象本身，这并不会对问题（2）（涉及到它们的相对价值）给出特定答案。后者要求进一步的评价性工作。评价功能和能力的各种实质性方法都可以属于一般的能力方法。
评价空间的挑选本身就具有非常大的切割力，这既是因为它将一些对象作为有价值的包含进来了，也是因为它将另外一些给排除掉了。例如，因为评价空间的性质，能力方法不同于功利主义评价（更一般地，福利主义评价[8]），它为各种人类行动和状态本身具有价值留下了空间（既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产生效用，也不仅仅是在它们产生效用的程度上）。[9]以能力的形式，它也为评价各种自由留下了空间。另外一方面，它并没有赋予生活的手段或自由的手段（如实际收入、财富、富足、基本善或资源）以直接的（与衍生的相对）重要性。这些变量并不是评价空间的部分，尽管它们可以通过对包含在那个评价空间中的变量产生影响而间接地对评价产生影响。
（四）能力与自由
过不同生活的自由反映在个人的能力集合中。个人的能力依赖于各种因素，包括个人性特征和社会安排。当然，个体自由的充分论述必定远远不止个人生活的能力，还需要注意个人的其他目标（如，不与个人自己生活直接相关的社会目标），但是人的能力构成了个体自由的重要部分。
当然，自由并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概念。例如，如果我们没有勇气选择以特定的方式生活，虽然如果那样选择，我们本可以那样生活，就能够据此说我们具有以那种方式生活的自由，即相应的能力吗？在此我的目的并不是试图将这类或那类困难给掩藏起来。只要在自由概念中存在真正的模糊性，那么在能力的刻画中就应该反映出相应的模糊性。这与一种方法论的立场相关，我在其他的地方捍卫了这种立场，就是说，如果背后的思想具有本质的含糊性，对那个思想的精确表述必须试图把捉住那种含糊性而不是隐藏或消除它。[10]
自由的比较引起了有趣的评价问题。有时候有人这样认为，自由的评价必须独立于其自由被评价的那个人的价值与偏好，因为它关注一个人具有的选择“范围”——而不是关注她如何评价那个范围内的成分，或者如何评价她从中选择的东西。我从来不相信这是一个可成立的主张（尽管有些表面的合理性），但是一旦它是真的，它就将是一个相当重大的结论，因为它能够在成就的评价与自由的评价中打入一个楔子。特别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独立于——先于——对个人能够从中做出选择的备选项的评估，而对个体自由进行评估。[11]
我们如何能够独立于——或先于——对某个范围内的备选项的性质的考虑来判断那个选择“范围”的善性（goodness）呢？当然，可以根据集包含关系（set inclusion）做出某些比较，例如，减少一个人能够从中进行选择的“菜单”不会增加那个人的自由。[12]但是只要是在没有一个集合是另一个集合的子集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超越这种“子集推理”。
一个简单的替代就是简单地把集合元素的数目算作反映选择范围的价值。[13]但是这种计数法程序导致了一个相当独特的自由论述。这样的结论是特别怪异的，一个人在“坏的”、“令人不愉快的”和“可怕的”三个备选项之间选择的自由，竟然与一个人在“好的”、“优秀的”和“超级棒的”这三个备选项之间选择的自由是一样的。[14]并且，总是可以在一个人已有的选项上添加一些无意义的选项（如扯头发、切耳朵、削脚趾、或者跳窗），如果认为这些增添能够补偿真正有意义的选项的失去，这将令人惊诧莫名。[15]选择范围内的元素评估必定与在那个范围内选择的自由的评价相关。[16]
（五）评价目标和独特运用
尽管价值对象的确认和评价空间的确定都涉及到规范，但是规范的性质必定恰恰依赖于评价的目标。福利评估将把我们引向一个方向，根据个人的综合目标评估成就将我们引向有所不同的另一个方向，因为个人会追求不同于他们自己福利的目标。每种类型的成就判断都会与获得成就的自由的评价不同，因为一个人可以在自由方面占优，但却所得较少。
基于两个不同的区分，我们可以在评估人类利益（advantage）时分出四层意义的评价兴趣。一个区分是（1.1）个人福利的促进，和（1.2）个人综合能动性目标的追求。后者包含了一个人有理由采取的目标，这尤其可以包含不同于促进他或她自己福利的其他目标。因此，它能够产生与福利排序不同的排序。第二个区分是（2.1）成就，和（2.2）获得成就的自由。这个对照既可以应用于福利视角也可以应用于能动性视角，联合这两个区分就可以产生四种不同的与个人相关的利益概念，（1）“福利成就”，（2）“能动性成就”，（3）“福利自由”和（4）“能动性自由”。这些不同的概念（我在其他的地方做了更为广泛的讨论）当然不是彼此无关的，但也并不是必然相等的。[17]
这四类利益中的每一种的评估都涉及到评价的运用，但它们并不是同样的评价运用。它们也可以对与个人利益的评价与比较相关的问题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在决定一个人是否以这种方式受到剥夺，以致能够要求他人或国家的支助时，可以认为，个人的福利将比他的能动性成功显得更具相关性（例如，国家可能有很好的理由来为人们提供克服饥饿或者疾病的支持，但对于帮助他来为他的英雄建一个纪念馆来说，则不是如此，即使他自己赋予建纪念馆的重要性大大超过消除他的饥饿与疾病）。进而，对于成年公民来说，在这个语境下，福利自由将比福利成就与国家政策更为相关（例如，国家有理由为个人提供充分的机遇来克服饥饿，但并不坚持他必须接受那种提议并不再挨饿）。人际比较能够具有多种不同类型，并具有各种可能的评价性兴趣。尽管不同的评价目标相互依赖，但是它们能够产生相当不同的运用，这些运用具有部分离散的聚敛性和相关性。
（六）福利，能动性和生活标准
个人的福利成就可以视为对个人所处状态的“福性（well-ness）”（而不是，比如，她对社会所作贡献，或她在获得综合目标上面的成功的善性）的评价。那么，这里涉及到的就是从自己的个人福利（welfare）的角度对他的状态的构成成分的评估。个人的不同功能将组成这些构成成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福利不可能是“涉他的（other-regarding）”。相反，“涉他性”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福利必定是通过个人自己的存在状态的某些特征而起作用的。行善能够让一个人满足，这也是重要的功能成就。在这种方法中，功能被视为福利性质的核心，即使福利的源泉很可能在个人之外。
与福利相关的功能变化非常大，从基础性的功能，如避免可避免的死亡与夭折、得到充分的营养、能够到处活动等，到复杂的功能，如得到幸福、获得自尊、参与共同体生活、无羞耻感地出现在公共场合等（最后一点得到了亚当·斯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18]）。这里所肯定的是，功能组成了个人的存在状态，而个人福利的评价必须采取评估这些构成成分的形式。
如果评价目标从检验个人的存在状态的“福性”转到评估个人在追求他有理由促进的所有目标的成功时，那么这个工作就变成了对“能动性成就”而不是福利成就的评价。对于这个工作来说，功能空间将有更大的局限性，因为个人的目标很有可能包括其他类型的目的（远远超越个人自己的存在状态）。另外，能动性成就与福利成就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空间的事情（前者将我们引向了超越自己的生活与功能的考虑），而且也是共有成分所得到的不同权重的问题（即，对于那些既适合个人福利也适合个人其他目标的功能，能动性评价和福利评价也许会赋予可能是不同的权重）。
能动性成功的评估是比福利评价宽泛得多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考虑比福利评价“更窄”的工作，这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评价个人的生活标准。这也可以采取聚焦于个人功能的形式。但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将仅仅集中于那些来自于自己生活的性质对于个人福利的影响，而不考虑那些“涉他性”目标与非个人性关注。例如，由纯粹涉他性成就引起的幸福（例如，在遥远国度的政治犯的释放）能够增加个人的福利，但是在任何明显的意义上，并未提高他的生活标准。
在伦理学语境下，明确承认个人福利可以受到他人生活性质的影响，这当然并不新鲜。即使是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他著名的“赦令（rock edicts）”在确定什么构成对一个人的伤害时，已经明显地注意到了这个区分：“如果不幸降临到了朋友、熟人、伴侣和与(前者)休戚相关的人身上，那么即使他们自己过得很好，[这种不幸]也是对他们自己的一种伤害。”[19]没有能力得到幸福被广泛地视为一个重要功能（即使不是唯一重要的功能，除非在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版本中）的缺失。这既可能是个人生活内部的原因（如，生病、没有充分的营养或者受到了剥夺），也可能是个人外部的原因（如，来自于对他人悲苦的同情带来的痛苦）。尽管两类因素都影响个人的福利，但是从评估中，特别是对个人生活标准的评估中，排除掉后一种因素看起来仍然是相当合理的，因为后者主要与他人而不是与自己的生活相关。[20]
（七）为什么是能力，而不仅仅是成就？
前面对福利成就和生活标准的讨论是与功能而不是与能力相关。这种讨论是为了依次引入不同的问题，即使最终我们将采取一种整体观点。事实上，能力方法，如术语所表明的，将能力集看成是主要的信息基础。我们为什么需要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功能扩展到能力呢？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能力是根据功能来衍生地定义的。在功能空间中代表着n维功能的任一点都反映了个人的（与这种评价相关的）所为与所是的组合。能力就是这样一种n维功能的集合，反映了各种不同的个人所为与所是的组合，在其中个人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组合。[21]因此，能力是在功能空间中定义的。如果一个功能成就（以n维功能的形式）是那个空间中的一个点，那么能力则是这些点（代表可以从中选出一个n维功能的备选的n维功能）的集合。
其次，能力集包含了实际被选择的n维功能的信息，因为它明显也是在可行n维功能之中。能力集的评价可以基于对从那个集合中选择的特定n维功能的评估。因此，根据这种已获得的功能组合的评价，是基于作为整体的能力集的评价的一个“特例”。在这个意义上，福利成就可以基于能力集来评估，即使当没有自由类型的概念影响到那个成就时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中，在基于评估福利成就这种评价目标来评价能力集时，我们只需要将能力的价值与在其中已经获得的n维功能的价值相等同即可。将能力集的价值等同于那个集合中一个元素的价值的程序被称为“元素评价”。[22]
非常清楚，根据能力而不是直接根据已获得的，或被选择的，或最大值的n维功能来看待福利评价的话，至少不会有任何的信息损失。尽管这表明了能力的信息基础至少与那种已获得功能的信息基础是同样充分的，偏好于能力视角的主张，事实上比这要更强。这个扩展的好处来自于两个相当不同类型的考虑。
第一，我们可能不仅仅对考察“福利成就”感兴趣，而且对“福利自由”也感兴趣。一个人过得好与生活得好的实际自由既在个体评价也在社会评价上是重要的。[23]即使我们接受这个观点（这马上就会受到质疑），即福利成就仅仅取决于所获得的功能，个人的“福利自由”还是将代表这种自由，即享有与能力集中的不同的n维功能相关的各种可能的福利的自由。[24]
第二，自由对于个人福利而言具有内在重要性。自由地行动和能够作出选择直接就可以产生福利，不仅仅是因为自由可以使得更好的备选项成为可能。这种观点与标准消费者理论中的假定相反，它认为可行选择集合的贡献只能根据其中最好元素的价值进行判断。[25]即使消除可行集合（如预算集）中的所有其他元素，只要被选择的最好的元素还在，在那个理论中，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损失，因为在那种观点中，选择自由本身并不重要。
相反，如果选择被视为生活的一个部分（“做x”明显不同于“选择做x并且做它”），那么即使是“福利成就”也不必是独立于反映在能力集中的自由的。[26]在那种情形中，“福利成就”和“福利自由”都不得不根据能力集来评估。两者都必须涉及到一个以非元素评价方式（即，不通过元素的评价来限制能力集的信息内容）来进行的“集评价”。
在自由的评价和自由与成就的关系中涉及到许多形式的问题。[27]事实上，能够通过注意到一种“反事实”机会来对功能进行“精细的”刻画，这样仍然可以保持福利成就与n维功能相关联的特征，并且不用失去福利成就与那个人享受的选择自由之间的实质性联系。相应于功能x，一个精细化的功能(x/S)采取“从集合S中选择功能x并且具有它”的形式。[28]
某些时候甚至我们的日常语言也以精细化的方式来表示功能。例如，斋戒就不仅仅是挨饿，而是通过拒绝吃而挨饿。这个差别在许多社会语境下都是重要的：例如，我们可能试图消除非自愿的挨饿，但是不愿禁止斋戒。以精细化的方式看待功能的重要性与选择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相关。以上只是在福利语境中讨论了能力集之中涉及到的选择的作用，但是类似的主张也同样适用于对能动性成就和生活标准的评估。[29]
（八）基本能力与贫困
对于某些评价工作来说，确认一个具有关键重要性的能力子集，用来处理已经被我们认识到的“基本需要”[30]，这将是非常有用的。我们能够对一组需要的极端紧迫性取得相当程度的一致。满足得到广泛承认的紧迫要求，这可以被恰当地赋予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31]
能够很好地论证，在具有基础性剥夺时，实现某种“基本能力”的平等是处理平等主义特别可行的方法。[32]森(1980)所使用的“基本能力”这个术语旨在分离出将某些特别重要的功能满足到最低的足够水平的能力。这种基本能力的最低可接受水平的确认（低于此，人们可以被视为受到了可耻的剥夺），能够为处理贫困提供可能的方法，我将对这种策略与传统的集中于收入的贫困理论之间的关系作一评论。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能力方法的使用并不仅仅限于这些基本的能力。[33]
现在转向贫困分析，确认基本能力的一种最低限度的组合是解决贫困的分析与度量问题的好方法。与那种集中将收入不足当作确认贫困的标准所获得的结论相对比，它能够导致一个非常不同的结论。[34]在不同的个体和不同的社会之间，收入转化为基本能力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因此，最低可接受水平的基本能力可以通过差异很大的最低的足够收入水平来达到。以贫困为中心的收入观，基于确定一个人际不变的“贫困线”收入，在确认和评价贫困时具有非常大的误导性。
尽管如此，有时候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说，贫困必定是收入不足的问题，而不是能力的缺失，这可能暗示处理贫困的能力方法是本质上错误的。这种反对意见既忽略了贫困分析背后的动机，也忽略了在能力缺失与收入不足之间的对应关系，特别是当后者是通过注意收入与能力关系的参数变化而加以定义的时候。
由于收入并不是因为自身的缘故而被欲望，任何基于收入的贫困观必须参照——直接或间接地——那些用收入作为手段来促进的基本目的。实际上，在欠发达国家的相关贫困研究中，收入“贫困线”通常是通过明确地参考营养标准而推衍出来的。一旦认识到收入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共同体和相同共同体的不同人之间具有差异，那么为了达到同样的最低可接受水平的能力所需要的最低足够的收入水平将被视为变量——依赖于个人与社会的特征。然而，只要通过提高收入水平能够获得最低的能力（给定能力所依赖的其他的个人性与社会性特征），那就能够（对于确定的个人性与社会性特征来说）确认为了达到最低可接受的能力水平所需要的最低的足够的收入。一旦这个对应关系确立了，那么贫困究竟是根据基本能力的缺失或者是根据没有达到相应的最低的足够的收入来定义，就不重要了。[35]
因此，把贫困作为基本能力的缺失这种动机上更为准确的描述也可以根据收入不足的更为传统的表述来理解。表述上的差异是无关紧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注意在收入与能力的关系上的人际与社会间的差异。这正是贫困的能力分析的独特贡献之所在。
（九）中间福利、功能和能力
迄今为止，我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是澄清与整合能力方法的基本特征，尽管我已经利用机会附带地回应了对于这些方法提出的某些批评。在本节与下一节中，我考虑两种不同的批评思路——分别由科亨（Cohen）和努斯鲍姆（Nussbaum）所提出——这些思路主张用其他不同的分析与评估方式来处理福利与生活质量的问题。
在本卷（指本文收入其中的《生活质量》一书）中科亨的论文和其他的地方（Cohen, 1989, 1990），他对我的关于能力的论著（也包括其他的理论——功利主义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等）进行了批判性评估，同时给出了他自己对于“什么的平等？”问题的回答。在能够合理的给出赞誉的地方，他非常慷慨，他的评价在很多方面是正面的。但是他做出的批评，如果可以成立，那么将表明我试图提出的能力方法背后既有概念上的不足，也有重大的动机混淆。
科亨的主要论题是，在我的论文“什么的平等？”（Sen, 1980）中，我“在那个单一名称[能力]之下引出了个人条件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这个被忽视的二元性一直存留在[我]随后的作品中。”“评估的两个方面或维度应该引起平等主义的兴趣，但是把它们中的一个描述为‘能力’是不恰当的”（p.17）。一个方面关注的是“个人能够做某些基本的事情”。科亨把另外一个方面称为中间福利（midfare），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介于物品（goods）和效用之间”。“中间福利由物品（goods）所产生的个人状态所构成，凭借这种状态，效用水平获得它们所具有的价值”（p.18）。
科亨认为对于规范性理解来说，中间福利的维度是重要的。他正确地注意到，我强调了个人的状态，将它与那种有助于产生那种状态的商品和由那种状态所产生的效用区分开。例如，“我们必须观察她的营养水平，而不仅仅是，如罗尔斯所做的，注意她的食物供给，或者，如福利主义那样，注意她从吃食物中所得到的效用。”“但是”，科亨认为，“这个重要的且富有启发性的重新定向并不等同于聚焦于个人的能力”。“能力，和能力的运用，仅仅只形成了居中的中间福利的一个部分”（p.19）。“中间福利是物品的产物，这种物品又转而产生效用，中间福利并没有与能力共同的外延。因此‘能力’是中间福利的一个坏名称”（p.20）。
这个区分正确吗？我相信是的。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科亨的中间福利与我所谓人的功能，而不是与能力相对应。两者是相关的，但它们并不相同。事实上，这个区分正是能力方法的基本部分，承认它没有任何尴尬之处。真正的问题在于别处，也就是在于，给定福利与功能（或中间福利）之间明显的联系，能力集在分析福利时是否具有任何相关性——科亨认为前一种联系对于福利分析已经足够了。这是在本文的前面（第7节）以较不确定的形式论述过的问题。相对于能力视角而言，科亨偏好于功能或中间福利视角，这与那个实质性论题相关。
在第7节中，能力集对于福利分析的相关性基于两个根据得到了捍卫，（1）它与福利自由的联系（即使福利成就仅仅依赖于所获得的n维功能），和（2）对于福利成就自身而言，自由可能具有的重要性（因此能力集具有重要性）。
第二个主张是两个主张中更具有争议的，我相信它是正确的。但是我也将断言，即使它是不正确的，能力方法依然不会失去其光泽。正如在第7节所讨论的，根据所获得的n维功能（或中间福利）来评估福利只是基于“元素评价”的能力视角运用的一种特殊情形。这一点在科亨的分析中变得模糊起来，因为他相信，“能力的运用”必定是相当“积极的”活动。科亨争辩说，“如果森进一步认为‘福利的中心特征就是获得有价值功能的那种能力’，那么我就无法接受……从这个观点中产生出来的那种竞技热（athleticism）”，在这个时候，他就被这种诊断误导了。科亨给出的例子（如小孩子由于他们父母活动的结果而得到良好的营养和温暖），清楚地表明具有中间福利（或享用功能）不必是一种特别活跃的活动。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来反对这一点，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意图一种竞技热，尽管科亨明显地为我使用的如“能力”和“获得”等词而被误导了。[36]
但是现在让我们从底线的捍卫转向这样的主张，自由的一种积极实施对于个人的生活质量与获得的福利是有价值的。很明显，在小孩子（或有精神疾病的人）的情形中，这种考虑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因为他们不处在能够合理的实施选择自由的地位（尽管小孩子有时候能够令人惊讶地做出中肯、审慎和持久稳固的选择）。对于那些处于能够以合理方式做出选择并且重视那种选择自由的人来说，如果选择的自由被否定了的话，很难认为他们的福利成就不会受到影响，即使（非精细化的）功能向量（或中间福利）能够由他人的行动得以保证。甚至在科亨对中间福利的分析中，我本来就应该想到，正如可以用“精细化”的术语重新定义各种功能一样，我们也必须用几乎同样的方式来发现某些空间，以便用包含选择的术语来看待中间福利（如第7节中所讨论的）。如果做了这个工作，那就相当于包含了能力集之中的实质性考虑，远远超越了仅仅聚焦于已获得的——非精细化的——功能向量（如在第7节中所讨论的）。
自由具有很多方面。以一个人喜欢的方式生活的自由可以得到他人选择的巨大帮助，只根据由一个人自己的主动选择来看待成就将是错误的。个人获得各种有价值的功能的能力可以由公共活动与政策来大大加强，[37]因为那个理由，能力的这些扩展对于那个人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在别处我已经论证了“免于饥饿的自由”或“免于疟疾的自由”不必（像有时候它们被描述的那样）仅仅是花言巧语；由于那种改变流行病和社会环境的公共政策，以一个人喜欢的方式生活的自由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得到加强。[38]但是自由有那个方面的事实并不能否定作为自由生活重要成分的、由个人自己做出的主动选择的相关性。正是因为这种成分的出现（而不是其他成分的缺失），在能力集中的成分之间进行选择才对于个人的生活质量与福利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但是假定我们接受（我相信是错误的）自由的这种成分对于个人福利确实没有直接影响。在那种情形中，能力视角将仍然能够通过元素评价来将福利成就与已获得的（非精细化的）功能（或中间福利）相关联。将福利自由与能力集相联系的需要仍然存在。实际上这是赞成使用能力集来分析福利（在这种情形中，就是福利自由）的第一个主张（在第7节，pp.38-9）。
正如这篇论文前面所讨论的，[39]对于个人行为和社会政策的许多问题来说，福利自由都是一个相关而且重要的概念。如果已获得的（以非精细化方式定义的）功能（或中间福利）就是所有重要的东西，那么我们会如同担忧挨饿的穷人那样担忧富人的斋戒。如果我们更关注消除前者的饥饿，它主要是因为后者有得到良好营养的能力，但是选择不这样做；而前者缺乏这种能力而被迫进入挨饿状态。两者可能都有相同的中间福利，但是他们在能力上不同。能力在政治和社会分析中确实具有重要性。
事实上，就动机而言，聚焦于能力（除了已获得的功能外）与科亨在其他地方表明的对“得到利益的途径”的关心并没有什么不同。科亨在他的提议中写道：
“利益（advantage）”就是森更广泛地构想的“功能”，是既无法还原为资源束的、也无法还原为他的福利（welfare）水平的个人可欲状态的异质性集合。尽管“途径”包括了这个术语一般所覆盖的范围，但我将它的意义扩展到这样的条款：一个人实际具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算为他有途径得到的东西，无论他是如何得到它的。因此，即使他得到它没有使用任何通常意义上的途径（因此也没有使用能力）。例如，如果一个人享有免于疟疾的自由，是因为他人已经摧毁了疟疾虫，那么在我的特殊意义上，这种免于得疟疾的自由也是这个人有途径得到的（Cohen,p.28）。
以这种方式来“扩展”“途径的含义”，我认为没有任何困难。我享有的“途径”可以不由我自己创造。但是这同样适用于自由和能力。一个人具有过那种没有疟疾的生活的自由（或者，换个稍微不同的说法，他选择过免于疟疾的生活是可行的）的事实可能完全是由于他人的行动（如，医疗研究者、流行病学者、公共卫生工作者），但是这并没有危及这样的事实，他实际能够过没有疟疾的生活，并且具有能力（主要归功于他人）来获得这样一种生活。[40]
这样来使用“自由”和“能力”这种术语，我甚至看不到它们对于日常用法有很大的“扩展”（即使在任何意义上这都不是核心问题）。[41]实际上，即使“免于疟疾的自由”的表述——科亨也使用这样的表述——也暗示了这样的事实，即日常语言并没有对“自由”这个术语的使用采取狭隘的观点。类似地，也没有这样的潜在假设，仅仅当我们能够自己去消除疟疾虫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具有过不得疟疾的生活的能力。
现在转向由科亨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真正有趣的问题不是“得到利益的途径平等”是否与一般的“能力”相吻合，因为能力（如前所讨论的）是个更多变的概念，它的特定特征必定与运用的“评价目的”相关（例如，在那种运用中的焦点是“能动性”还是“福利”）。但是如果利益是具体地根据福利来理解（忽视能动性方面），那么科亨的“得到利益的途径平等”实际上将非常类似于福利自由的平等，而后者是根据从那个视角出发的对能力集的评价来定义的。[42]
科亨分析中引出的对许多不同问题的区分，在能力中都得到了论述，但是它们需要分别的处理。尽管在他的与我的关注焦点之间仍然有实质性的差异（例如，关于选择作为生活质量的构成成分的重要性），但是科亨的分析非常有助于确定某些焦点问题与关切，这些都需要更为清楚的论述。
（十）亚里士多德式的联系与对比
在早前的作品中我对能力方法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所用的论证之间的联系做了评论。[43]然而，看起来它是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善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最强有力的概念性联系。玛莎•努斯鲍姆(1988，1990) 已经富有启发性地讨论对于“政治分配”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分析，以及它与能力方法的联系。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善的论述明显与这样的必然性相联，即“首先确定人的功能”，然后开始探讨“积极生活”。[44]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分配理论中，行使功能的能力的公平分配具有核心的地位。在解释亚里士多德关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大量作品时，能够发现某种模糊性，他所提出的不同命题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张力，但是他对个人功能与能力的根本重要性的承认看起来是足够清楚的，在分配安排的政治语境之下，则尤其如此。
尽管亚里士多德式的联系无疑是重要的，但也应该注意到在我所谓能力方法中使用功能与能力的方式，与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分析中使用它们的方式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如努斯鲍姆（1988）所说，亚里士多德相信，“只有一组功能（至少在某个一般的层次上）在事实上构成了人类好生活（good living）”（p. 152）。这个观点与这里所提出的能力方法并不是不相容的，但是无论如何，并不为它所要求。
能力方法实际上被用来（如，在Sen, 1983c, 1984）论证，尽管“能够参与共同体的生活”和“无羞耻感地出现在公共场合”等能力对商品的要求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变化很大（因此在商品空间中给予了“贫困线”以相对性特征），但是通过使用这些商品实现的能力则变化甚少。这个论证（表明了在一个更为内在的层次上变化很小）与亚里士多德的“非相对的美德”有着清晰的联系，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唯一性主张在这方面则走得远得多。[45]
作为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努斯鲍姆也注意到了这个区分，并指出了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人类本性的特定理解而坚定地使用了客观主义框架。她的表述如下：
那么，在我看来，在对功利主义的福利论述的批评中，森需要比他迄今为止所做的表现得更为彻底，其办法是引入对于人类功能的一种客观的规范性论述，并且描述一个客观的评价程序，据此，功能可以根据它们对于良善的人类生活的贡献而得到客观的评估。[46]
我承认，实际上这将是消除能力方法的不完备性的一种系统的方式。对于任何往那条路线上行进的人，我是乐观其成的。我难以接受这是唯一路线的原因，部分地是因为这样的关注，即人类本性的这种观点（对于人类的好生活来说只有唯一的一组功能）可能被神经过敏地规定得过于具体了，另外也来自于我试图为这种方法中的客观主义类型的性质与重要性进行论辩。但是事实上，我不妥协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这样的考虑，一般而论的能力方法的使用并不要求采取那条路线，能力方法具有的审慎的不完备性允许采取也有某种合理性的其他路线。事实上，在我看来正是一般性方法（需要与特定的完备性评价蓝图区分开来）的有益性和它的可行性提供了很好的理由，让我们将能力方法的一般情形（其中尤其包括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只采取这种亚里士多德理论的特定情形区分开。
事实上，无论我们是否完全追随亚里士多德的路线（作为一种实践评价理论，它也需要大量的扩展，或者采取其他特定的路线），无可怀疑的是，相对于他对于人类之善的本性的特定形式的辩护而言，亚里士多德用来驱动他的方法的一般论证具有更为宽泛的相关性。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亚里士多德拒绝将富足作为成就的标准（拒绝将收入与财富作为标准），同样适用于他根据有价值的活动（而不是像某些功利主义程序中，取决于对心理状态的理解）对于幸福（eudaimonia）的分析，以及他对于考察选择人类活动的程序的必要性的肯定（从而强调了自由作为生活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十一）不完备性和实质
亚里士多德式批评指向了一个更一般的论题，即能力方法的“不完备性”论题——无论在产生实质性判断还是在提供综合的评价理论上都是如此。非常不同的特定价值理论都可能与能力方法是一致的，都有从功能与能力中挑选价值对象的共同特征。而且，能力方法可以与决定相对权重的不同方法与实际评价的不同机制一起使用。这种方法，如果视为算法评价理论的话，将是明显地不完备的。[47]
有人很可能这么问：为什么在列出一个一般性方法之后就停止下来，留下各种环节需要填充，而不是“完成这个任务”呢？这样做背后的动机与如下的认识相关，在能力方法的可操作性上达成的一致——对价值对象的“空间”性质达成的一致——并不预设对于如何完成这种评价工作达成了一致。即使我们对于价值对象（在这个情形中，指个人的功能与能力）的一般性质达成合理的一致，还是既有可能对决定相对权重背后的确切根据产生分歧，也有可能对选择的实际相对权重持有分歧[48]。如果达成合理的一致在政治与社会伦理中被视为核心的、重要的根本性质，[49]那么在提出一般方法后止步不前的理由就不是如此难以理解了。能力方法可以与若干不同的实质性理论相一致并且组合在一起，这个事实不必使人感到困惑。
十分有趣的是，尽管有这种不完备性，但是能力方法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切割力”。支持能力方法的主张的更有挑战力的部分，恰恰在于它所否认的东西。它与基于效用的标准方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坚持只重视幸福（而是将它视为几个重要的价值对象之一），或者只重视欲望实现（而是把欲望看个人自己珍视的东西的有用的但只是不完备的并经常受到扭曲的证据）[50]。它与其他的非功利主义方法不同的地方在于，不将这些东西放入价值对象之中，如一般而论的基本善（只是在衍生的和工具性的意义上才承认这些罗尔斯重点考察的变量，而且只是在这些善能够促进能力的范围内才承认它们），或者一般而论的资源（只是考虑到这些资源对于功能与能力的影响才重视德沃金式的视角）等等[51]。组成我们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功能与能力具有内在的意义和重要性，一般地承认这一点确实具有很大的切割力，但是它不需要以在这些不同的功能或能力的相对价值，或决定那些相对价值的具体程序上达成先天的一致为基础。
实际上，我们能够论证如下的做法可能是一种错误：除非得到一个精确的决定相对权重的机制，或者——就“不完备性”的另一个方面而言——直至达到对于价值形而上学的一种精确解释，我们就要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进。在从元伦理的（涉及到客观性的论题）到动机的不同层次上，不同的伦理理论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对于政治和社会哲学来说，要求我们在对评价空间的选择上达成一致之前，必须解决所有这些一般性论题，这种做法才是明智的，这一点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在实际运用中对实际权重的利用是立足于对权重在某个范围内的可变性的接受（我已经在使用能力方法的语境下讨论过这一点[52]），甚至使用这种方法的一般理论依据也可以与对根本问题的某些范围的回答相一致。
（十二）结论
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讨论处理评价的能力方法的主要特征：它的主张、它的使用、它的理论依据、它的问题。我也回应了对于这种方法的某些批评。我不打算总结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但是在结束前，我还是要强调能力方法对于目标多元性的相关性。
与不同的评价价值目标相关，存在着不同的评价性问题。这些区分中重要的是福利与能动性，成就与自由。从这两个区分可以得出个人内部的评估与人际比较的四种类型（即，福利成就，福利自由，能动性成就，能动性自由），它们是彼此相关的，但并不是等同的。能力方法可以用于这些不同类型的任一种评价，尽管并不具有同样的相关性。对于评估福利——无论是体现为成就还是体现为自由——以及判断生活标准的相关问题，这种方法是特别有意义的。
就社会判断而言，个体评价直接进入了社会评估。即使使用能力方法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探查“什么的平等？”（Sen, 1980）的问题，但是，这个方法的使用，如果对于平等是成功的，就不必仅仅限于平等。[53]这种方法在平等主义运算中的可操作性取决于根据能力看待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如果承认接受这种合理性，那么相同的一般视角也可以看成是与其他类型的社会评价与加总相关的。
能力视角潜在的广泛意义不应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能力方法关注的是表明特定空间之于评价个人机会与成功的中肯性。在任何社会计算中，如果个体利益具有构成上的重要性，那么那个空间就具有潜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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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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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帮助的讨论，我特别感谢G.A. Cohen, Partha Dasgupta, Jean Dreze, Hilary Putnam, Ruth Anna Putman, Martha Nussbaum, Derek Parfit, John Rawls, John Roemer和Thomas Scanlon。
**本文的翻译得到了徐向东老师和应奇老师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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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在1979年五月在斯坦福大学所做的唐纳讲座（‘什么的平等？’），随后出版在Sen (1980)。在此所介绍的是在评价不平等的特定语境下聚焦于能力的情形。我也探讨了使用能力视角来分析其他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如福利和贫困，（Sen, 1982a, 1983c, 1985b），自由权（liberty）与自由(Sen, 1983a, 1988a, 1992)， 生活标准与发展（Sen, 1983b, 1984, 1987b,1988b），性别偏见与性别划分（Kynch and Sen, 1983; Sen, 1985c, 1990b），和正义与社会伦理学(Sen, 1982b, 1985a, 1990a)。
[2] 尽管在推荐这种方法的时候，我并没有成功地把握住它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联系，但是注意到希腊词，dunamin是有益的，亚里士多德用它来讨论人类善的一个方面，有时候将它翻译成“潜能(potentiality)”，也可以翻译成“存在的（existing）或活动的(acting)能力”（见，Liddell and Scott, 1977:452）。Martha Nussbaum(1988)对亚里士多德的视角和近来建构一种能力聚焦方法的尝试，已经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
[3]各种贡献见：Rormer(1982,1986), Streeten (1984), Beitz (1986), Dasgupta (1986,1988,1989), Hamlin (1986), Helm (1986), Zamagni (1986), Basu (1987), Brannen and Wilson (1987), Hawthorn (1987), Kanbur (1987), Kumar (1987), Muellbauer (1987), Ringen (1987), B.williams (1987), Wilson (1987), Nussbaum (1988, 1990), Griffin and Knight (1989a, 1989b), Riley (1988), Cohen (1990), Steiner (1990)。对相关事情的讨论，包括应用、批评和比较，也见：de Beus (1986), Kakwani (1986), Luker (1986), Sugden (1986), Asahi (1987), Delbono (1987),Koohi-Kamai） (1986), A.Williams(1987), Broome(1988), Gaertner (1988),Stewaert(1988), Suzumura (1988), de Vos and Hagennars (1988), Goodin (1985,1988), Hamlin and Pettit (1989), Seabright (1989), Hossain (1990), Schokkaert and van Ootegem (1990)等。
[4] 如果有n个相关的功能，那么获得所有相应功能的成就内容可用n维功能表示。在n维功能与能力集的表示与分析中有几个技术性的问题。对此见，Sen (1985b: chs. 2, 4, and 7).
[5] Bernard Williams(1987)对我关于生活标准的唐纳讲座（pp. 98-101）的评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此也见Sen (1987b: 108-9)。需要对不同的功能与能力进行评估，这是无可避免的，见Sen (1985b: chs. 5-7)。正如在实际收入分析中聚焦于商品空间并不意味着每种商品是同样有价值的（或者根本就没价值），类似地，聚聚焦于功能空间也并不包含每个功能必须被视为同等有价值的（或甚至根本就没价值）。
[6] 关于此以及其他的公式，以及统辖性排序的使用，见Sen (1970:chs. 1*, 7*, 9*)。
[7] 关于信息基础的这个关键作用，和对信息约束的表述与使用，见Sen (1970, 1977)，和d’Aspremont and Bevers (1977)。
[8] 福利主义要求必须根据某个状态下的个体效用来判断该事态。它是功利主义的一个基本成分（其他的是“总和排序”和“后果主义”）；对于分类，见Sen (1982a)和Sen and Williams （1982）。
[9] 过得幸福和得到一个人所欲望的东西在能力方法中也被视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不像在功利主义传统，它们并不被视为衡量所有价值的尺度。
[10] 关于这点，见Sen (1970, 1982a, 1987a)。在许多语境下，数学表述应该采取“部分序”或“模糊”关系的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能力方法特有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中的一般性概念化框架中，都存在这个问题。
[11]，这种可能性的信念在Robert Sudgen (1986)对我的批评中起了作用，他将处理能力评价的方法视为“从向量的先验排序本身中推衍出功能向量集合的一般性策略”（p821）。他的论证倾向于“在对什么构成有价值的生活之前判断在一定范围内的生活中自由选择的价值”。事实上，这个批评甚至是对于我所推荐方法的误解，因为我主张的一个部分是（马上对此有更多的论述）生活质量的判断和自由的评估应该以一种完整的形式同时进行，特别，“个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并不仅仅是他或她获得了什么的事情，也是这个人具有机遇从什么选项中进行选择的事情”（Sen, 1985b:69-70）。但是当前语境下问题的意义是，独立于一个范围内的成分的价值特征的情况下来判断那个选择范围的可能性。我所质疑的正是这种可能性。
[12] 即使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当一个扩展的目录项引起混淆，或者必须在一大堆备选项中进行选择会令人讨厌。但是这个可以通过个人所具有或不具有的全部选择的恰当特征而得以避免。这个必须包括对具有或不具有很多相当无意义的备选项（如，具有这样的选择，可以要求电话公司切掉销售代理提供过多的购买选项的机器拨号）进行综合选择的考虑。在这类复杂评价所涉及的问题，纳入了对选择的选择，这些问题的讨论见Sen (1992)。
[13] 对于自由评价的数字计算法的富有启发性的公理式推衍，见Pattanaik and Xu (1990)。
[14] 自由的这类数字计算法的不可接受性得到了讨论，见Sen (1985b)。对于这种和其他的自由评价的公理式基础的评估，见Sen (1991)。
[15] 这类情形也表明了集包含排序最好被看成是“不劣于”或“至少与…一样好”的弱关系，而不是“比…好的”强关系。将“削脚趾”的选项加入到一个人已有的有价值选项的集合中也许不会减少她的自由（因为一个人可以拒绝削脚趾），但是很难说那个人的自由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增加。
[16] 如前面所论证的，这个关系是双面的。过一个生活的自由的评价与对所过的生活的评估（包括自由地选择）不得不同时做出，以一种非孤立的方式。
[17] 由于一个人的能动性目标之中典型地会包括他或她自己的福利，这两个在某种程度上会同行（即，其他情况相同，福利的增加会涉及到较高的能动性成就）。此外，一个人的非福利目标的失败也会引起沮丧，因此减少福利。在福利和能动性之间存在这些与其他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并不使得两个观念耦合——在产生相同排序的意义上它们也不是同形式的（isomorphic）。类似地，更多的自由（或者具有福利或者是获得一个人的能动性目标）将导致一个人获得更多（相应地，福利或能动性成功）。但是这也是有可能的，一个人的自由上升但成就却下降，反之也成立。我们这里拥有四个相互依赖但却不是等同的概念。这些区分与它们之间的关联所得到的更充分的探讨，见Sen (1985a, 1992)。
[18] 见Adam Smith (1976: Vol, ii, Bk V, ch.2 (见论“对可消费商品的税收”那一节))，in Cambell and Skinner (1976), 469-471。
[19] Rock Edicts XIII at Erragudi, 陈述VII，关于翻译与讨论，见Sircar (1979:34)。
[20] 这种观点受到另一种考虑的质疑，即在福利与生活标准之间进行不同的划线。一种普通的方法就是将生活标准的评估仅仅与实际收入和“经济”或“物质”原因相关。关于这点见A.C Pigou (1920)；关于概念性的差异，见Bernard Williams (1987)。但是庇古（Pigou）的观点有它自身的问题。例如，如果一个人有残疾使得他从物质收入或财富中所得甚少，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被一种不方便也无可救药的疾病所破坏（如肾病要求昂贵的透析）的话，这样主张是很困难的，即只要一个人有钱，他的生活标准就是高的，我已经讨论了这个及相关的问题，见Sen (1987b: 26-9， 109-10)。
[21] 对于正式的特征，见Sen (1985b: chs.2 and 7)。
[22] 关于这点见Sen (1985b: 60-1)。这个突出的元素可以是已经获得的（如在这种情形中），更特殊的是已经选择的那个（如果在决定发生什么时候存在选择工作的话），或者是最大值的那个（根据某种善性的标准）。如果已经获得的是通过选择获得的，并且什么被选择是根据那种善性标准来选择的话，那么这三者将会重合。
[23] 如在前面处理负责的成年人所论证的，根据获得福利的自由（因此是根据实际机遇）而不是实际的成就来看待个人对社会的主张是合理的。如果社会的安排是如此，以致负责的成年人得到了他人的一样的机遇，但是他仍然弄糟了他的机遇，结果比别人过得差，可以认为这里并没有任何的不正义。关于这点及相关的问题，见Sen (1985a)。
[24] 同样的能力集既可以用来评价“福利成就”（通过元素评价，集中于已获得的元素），也可以用来评价福利自由（通过非元素集评价）。
[25] 因此，在标准消费者理论中，集评价采取了要素评价的形式。对于这个传统的偏离，见Koopmans (1964)和Kreps (1979)。然而，在Koopmans –Kreps的方法中，其动机将不是将自由地行动看作具有内在重要性，而是为了注意在涉及到个人自己将来偏好的不稳定性，通过重视——工具性地——在将来具有更多的选项。关于动机比较，见Sen (1985a, 1985b)。
[26] 如在早前一篇论文中所论证的，“‘好生活（good life）’部分程度上是一种真正选择的生活，并不是个人被迫进入的生活——无论它在其他方面是如何的丰富”。（Sen, 1985b: 69-70）.
[27] 见Sen (1985b, 1988a, 1991), Suppes (1978), Pattanaik and Xu (1990)。
[28] 精细化功能的特征与相关性已经得到了讨论，见Sen (1985a, 1988a)。
[29] 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讨论，见Sen (1985a, 1987b)。
[30] “基本需要”方面的文献特别多。有助益的介绍，见Streeten et al.(1981)。这个文献中的大部分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将基本需要以对商品（如对衣、食、住和医疗保健等）的需要的形式加以定义，这将使得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个事实偏离，即这些商品仅仅只是达到实际目的的手段（对于功能与能力的输入）。对于这个问题，见Streeten (1984)。由于在商品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变化非常大，甚至是在同一个社会（在不同的社会中当然也是如此）中不同个体来说，因此，这个区分特别重要。例如，即使对于得到良好营养的基础性功能来说，在食物攝入与营养成就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新陈代谢率、体型、性别、是否怀孕、年龄、气候条件、流行病特征和其他要素的不同而变化非常大（关于这和相关的问题，见Dreze and Sen (1989)。能力方法能够纳入基本需要关注背后真正的问题，避免“商品拜物教”的缺陷。
[31] 得到社会承认的“紧迫性”思想的重要性得到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见 Thomas Scanlon (1979)。
[32] 关于这点见Sen (1980)。为了避免混淆，必须注意到有时候“基本能力”是在一种与上述确定的非常不同的意义上得以使用的，如，作为一个人的潜在能力，它们本来是可以得到发展的，无论它否真正实现了（例如，这种意义就是Martha Nussbaum所用的意义）。
[33] 尽管基本能力的概念是在Sen (1980,1983c)中得到使用的，但是后来的论文中使用能力方法时并没有确认某种能力是“基本的”，而其他的则是不是如此。（例如，见Sen, 1984, 1985a, 1985b）。这个观点与G.A. Cohen的区分相关，他区分了聚集于中间福利与聚集于功能与能力。还有更重要的区分需要做出（第9节将会讨论），但如果能力方法被视为仅限于基本能力的分析，那么这个对比是人为的尖锐的。
[34] 关于这点见Sen (1983c)。也见Dreze and Sen (1989)和Hossain (1990)。
[35] 在技术上，在这里所使用的分析就是“反函数”将我们从确定的能力水平回到必要的收入，给定能力受到的其他影响。这种方法将是无法使用的，在这种形式下，即有残疾的人根据个人特征是如此的残疾（例如，在一个“一篮子”情形中）没有任何的收入可以让他们达到最低可接受的能力的水平，这些人将会永远地被认为是贫困者。
[36] 也许“能力”这个词具有误导性，但是我不确信情形就将是这样。被布朗赋予能力的那片地与小孩子照顾他们自身都同样是不主动的。在这个语境下（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关键的希腊词，即dunamin，能够翻译成“存在或活动的能力”，根据假定“存在”不需要是某些主动性的“能力的实施”。我可以没有任何困难地说，讨论中的小孩子中确实获得了得到营养和温暖的状态。也许在我笨拙的行文中的某些其他东西误导了科亨。
[37] 关于这点见Dreze and Sen (1989)。
[38] 已经广泛地讨论了这些问题，见Sen (1992)。对于相关的问题，也见Sen (1982b), 1983a, 1983b)。
[39] 更多的讨论，见Sen (1985a)。
[40] 关于这点见Dreze and Sen (1992)。
[41] 正如前面（脚注2）所提及的，在众所周知的希腊-英语词典中，即使是Liddell and Scott (1977)已经将希腊词dunamin，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善的中心概念，翻译成了“存在或活动的能力”（p.452）。
[42] 实际上，利益（advantage）的定义是如同福利自由一样的，见Sen (1985b: 5-7, 59-71)。
[43] 尤其见，Smith (1776)和Marx (1844)。对这些联系的讨论，见Sen (1984, 1985a, 1987b)。
[44] 特别见 The Nicomachean Ethics, Bk I, s.7；见Ross (1980: 12-14)中的翻译。
[45] 这点见Nussbaum (1990)。
[46] Nussbaum (1988: 176)。
[47] 这与Beitz（1986）提出的批评的一个部分相关。
[48] 关于此，见Sen (1985b:chs. 5-7)。
[49] 关于这个问题，见Rawls (1971), Scanlon (1982), B. Williams (1985)。
[50] 对于能力方法与功利主义观点的比较与对照，见Sen (1984, 1985a)。
[51] 见Rawls (1971, 1988a, 1988b)，Dworkin (1981), 和Sen (1980, 1984, 1990a)。
[52] 见Sen（1985b）；关于使用“交集局部排序”的一般策略，见Sen（1970, 1977）。
[53] 与“什么的平等？”相对应的，事实上也有“什么的效率？”的问题。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in The Quality of Life, edited by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93, pp.3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