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狭义的）“技术”问题。
高亮华把“哲学中的技术转向”理解成哲学开始关注技术，理解成“技术哲学”这门学科要发达了，这是把“转向”看轻了。如果哲学关注技术只是出于一种外在的理由，比如通常所说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我们这个时代正好就是技术时代，所以哲学关注技术，那么这还只是把技术问题看做诸多问题之一，而不是把它看成令一切问题得以成为问题的东西。真正的哲学问题乃在于，为什么说我们的时代是技术时代呢？技术时代是什么意思？这正需要我们对“技术时代”本身有一个事先的领悟。哲学的“技术转向”不光是因着外在的原因，而且有着内在的根据。只有理解了这个内在的根据，才可能理解这种“转向”。
为了理解这个内在的根据，我们就先得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尽管技术与人类相伴而生，异常古老，人类漫长的史前时期是由它来标识的（新石器、旧石器、青铜黑铁等等），技术对历史发展也有巨大影响，但技术向来没有进入哲学思考的核心。我把这一事实称为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席。这种缺席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从希腊以来，哲学(philosophy)即形而上学(metaphysics)，形而上学(meta-physics)即“追随”物理学（after physics）。物理学是关于“自然”（physis）的学问，而自然，是那种自己成为自己的运动根源、自己为自己规定变化的原则的东西――因而“自然”是双重的、二位一体的：一方面是natura naturan（创造自然的自然），即自己支配自己的内在原则；另一方面是natura naturata（被自然创造的自然），即那种现成的自然物。特别说来，希腊时代的自然物是与人工物相对而言的。于是，人工物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哲学反思的视野之外。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与自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有关。希腊哲学家忽视工匠的工作，认为技术对知识论无所补益，与真理无关。“哲学－科学”史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以理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实践活动则不予重视。技术一向被看成知识贫乏的活动，因而被认为不值得哲学研究。到了今天，即使有人考虑到现代技术的巨大影响，但也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来自现代科学的运用，现代技术工程被看做“应用科学”，对技术的哲学反思通常是科学哲学的附产品。
过去一个世纪来，西方哲学逐步把“实践”的问题置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并且有借此改造传统哲学的趋势。技术作为一个基本的实践活动已经受到关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海德格尔已经把技术问题同哲学的终结问题相关联，他的命题“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第一次把技术提升到哲学的核心位置。海德格尔以实践取向取代理论取向是勿庸置疑的。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很详细地描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首先是一种操作的关系，其次才是认识观照的关系；他也深刻的意识到，技术其实一开始就不是那些器具所代表的东西，实质是真理的开显方式。正是因为技术在现代成为一种最突出的现象，即一种起支配和揭示作用的本质，才使我们经历着所谓的“技术时代”。现代科学的本质在于现代技术，现代艺术、现代宗教的本质也受着现代技术的支配。现代技术走到了一个极端形态，因而形而上学走向了终结。
过去一个世纪里，时间、语言、自由、技术相继或同时受到哲学的重视，今天看来，技术有可能成为一个整合的因素。技术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它同时规定着自由的实现和自由的丧失，是人并无可能简单放弃但在今天明显存在着危险和挑战的东西。今天，越来越多的现象学家把自己的眼光转向了“技术”这个我们时代最显著但又最隐藏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后现代主义者尝试着克服技术的种种方案，因为在他们看来，技术就是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问题在于，由于技术在哲学中的历史性缺席，我们有可能尚未真正的经受技术。就是在亚里士多德解释自然学的四因说时，他也不由自主的采用工匠的例子。但是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哲学家们并未经历工匠的那种技以载道的创作，也无可能把这种活动看成人自我构建本质的基本活动。人的本质必定得经过技术的方式来构建，这就把技术无形中放在了公开场的地位。技术作为真理的种种发生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