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冯友兰不同时期的孔子观为例，探讨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曲折命运。在儒学逐渐滑落的近代，冯先生对孔子进行了理性公允的评价。在孔子儒家的地位每况愈下的五六十年代，冯先生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孔子儒学作一些辩护。文革时期，孔子儒学被批得体无完肤，冯先生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之论。文革结束后，孔子儒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冯先生也对自己的孔子观作了反思与总结。冯先生孔子观的变迁正代表了儒学在近现代中国走过的这样一个由逐渐消沉到被打倒在地，最终又更新发展起来的历程。
关键词：儒学 冯友兰 孔子 近现代 命运
在走向近现代的艰难历程之中，儒学的命运可谓坎坷，曾经历了多次的挫折与复兴。而此挫折与复兴，至始自终便是与社会群体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对于传统的态度，从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儒学的地位与命运。此特征反映在知识分子的身上，又表现为知识分子对待孔子的态度。本文便是以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冯友兰先生为例，从冯先生对孔子的评价出发，探讨儒学在近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崎岖坎坷又充满戏剧性的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促使救亡意识与近代化要求交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对于传统的抵制。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在近代的批判思潮中无疑首当其冲。五四前后，从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引发中西文化优劣、科学与玄学等一系列争论，儒家思想受到了更为猛烈的攻击。儒学批判者们认为，儒学已经成为民族走向近代的内在阻力，孔子思想和学说罪莫大焉！一时之间，硝烟弥漫，欲除孔子、儒学而后快。然而，这种迫切要求“反孔弃古”的呼喊，往往压倒了对于传统价值观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忽视了其具有的多重意蕴和价值，文化危机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这对社会的进步而言，无疑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对民族前途，亦危害甚深。批判孔子及儒家所导致的思想震荡和价值失落，引起了一大批儒者对于孔子地位的重新确立与阐释。冯友兰先生便是其中之佼佼者。
1927年，冯友兰先生发表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文中的观点基本都反映在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40年代左右，冯先生的《贞元六书》先后问世，尤其《新原道》一书，标志着冯先生对于孔子研究第一阶段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在这段时期，冯先生引经据典，比较中西，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贡献，孔子对传统的态度，孔子的天命观、鬼神观等方面进行了评价，既肯定孔子思想的价值，又不美化孔子，起到了积极作用。
首先，冯先生认为，六艺并非孔子所作，因为六艺乃春秋时固有之学问，先于孔子而存在。即使孔子对于六经有所删正，也只是“选文选诗”，冯先生分析说：“孔子以其时已有之成书教人，教之之时，赂加选择，或亦有之。教之之时，更可随时引申。[1]”。孔子之讲学，又与别家不同， “孔子则抱定‘有教无类’之宗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民众化，实始于孔子。[2]”正是因为孔子如此的大招门徒，“不农不工不商不仕，以讲学为职业”的“士”阶级得以产生。冯先生还认为，孔子的行为，与希腊之“智者”相仿佛、“颇似苏格拉底”。但孔子建树之大，“盖又超过苏格拉底矣。”[3]
孔子对于传统及周礼的态度，冯先生分析说是“知之深而爱之切”。孔子拥护周制，一生以继承文王、周公之业为己任，因而对于当时的“礼坏乐甭”之状况痛恨不已。因此，他提出“正名主义”，以使君、臣、父、子各居其位，各为其事。然而，冯先生并不认为孔子是一个绝对的“保守者”，因孔子也讲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4]
接着，冯先生提出：孔子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虽讲自己“述而不作”，实际上他是“以述为作”。孔子讲六艺，并不只是死板的咬文嚼字，而是注重于其中的道德意义。这种倾向，传之后来儒家，“大家努力于以述为作，方构成儒家思想之整个系统。”[5]尽管如此，冯先生还是从“极高明而道中庸”出发，批评了孔子。在冯先生看来，孔子的境界只能是“有似于天地境界，而未能达到天地境界”。
在论及孔子的“天命与鬼神”观上，冯先生认为，孔子以天为有意志之天，是主宰之天。而他自身，则担负了天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对于鬼神，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11]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6]“未能事人，焉能事鬼?”[7]冯先生还判断孔子“对于当时之迷信，必有许多不信者。故‘子不语怪力乱神’。”[8]
冯先生还对孔子的“直、仁、忠、恕、义、利”等诸范畴进行了诠释。他认为“孔子注重人之真性情，恶虚伪，尚质直”，[9]然直虽可贵，却必须“以礼行之”；“仁”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理的流露”，[10]为仁之方则在于“推己及人”；“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则提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1]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可以说是冯先生孔子观的第二时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跃而成为官方的统治意识，左倾思潮开始发生，一切被认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无不遭到严厉的批判，孔子儒家也难逃其殃，成了众矢之的。诡异的政治风向和无情的学术批判，迫使冯先生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哲学立场，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孔子进行研究和评价。然而，冯先生的学养和立场，注定了他不可能简单的套用阶级分析方法了事，在应用唯物唯心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孔子进行研究与评价的同时，一旦涉及到孔子思想本身，冯先生往往又进行独到的论断，在可能的范围内竭力为孔子辩护，这也注定会为他带来了数不尽的麻烦。1954年的《孔子思想研究》、1960年的《论孔子》、1961年的《再论孔子——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1962年的《三论孔子》等一系列的文章的发表，集中体现了此一阶段冯先生对于孔子的看法。
“阶级划分”是此时期一切人物研究的重点和出发点，冯先生自不能逃脱此思想禁锢。从阶级立场出发，冯先生把孔子介定为“从领主阶级（后修正为‘奴隶主贵族’）初步分化出来的地主阶级”，这就决定了孔子思想的两面性，并且，冯先生认为，这种两面性，贯穿于孔子思想的方方面面。
就孔子的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性质而言，冯先生说：“这样的地主阶级要求参加政治；作为严格新兴阶级，它也关心提高生产。……他们这样的斗争，主要地是为他们自己底阶级利益。但是这样的斗争，是加速封建领主阶级底消灭，符合历史与生活底要求，符合人民的利益。”[12] 就孔子的思想来说，冯先生认为，“仁”与“礼”他的思想系统底两大支柱。孔子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极力维护支持领主制度下的束缚人民的礼，这是他思想的消极的一面；但是这个阶级对于领主，也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与斗争，从而建立了“仁”德，这是他的思想的积极的一面。
孔子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要维持“贵贱不愆”底传统制度，惧怕“贵贱失序”。另一方面，他主张“举贤才”、“来远人”，这种主张的最后结果，是对封建领主制度的破坏。此外，这种矛盾性，还表现在孔子对于“礼”的拥护，对于“天”的认识，尤其对于“仁”的论述上。
孔子虽然赞美周礼，但并没有说周礼绝对不能更改；孔子虽然没有主张刑上于贵族，但他明确的主张把礼下及与庶人。孔子提出德和礼，要求礼必须以“爱人”为内容，尽管这是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从一方面也表达了孔子对于人的重视。就“天”而言，孔子一方面破除了人格神的迷信，积极肯定人生，将人的目光由神秘的天拉回到现实的人。一方面他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的范围之内。对于宗教信仰，孔子一方面要维持原有的宗教的信仰或仪式，以为继续麻醉人民之用。一方面他对于传统宗教的某些部分有新的了解。
冯先生重点对孔子“仁”的思想作了阐述与发挥。他认为，孔子“仁”的基本内容是“爱人”，为“仁”之方是“忠恕之道”、“克己复礼”。这是是承认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平等的关系。“即使下层社会中的个人，也是有独立意志的。”[13]“在客观上，正是新的地主阶级的成长与大部分奴隶获得解放在思想上的反映。”[14]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在他的所处的一定的地位上，实行“能取近譬”的“忠恕之道”，实行“克己。”孔子的“仁”的思想是当时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思想的进步，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是“对人民的欺骗”。
在此时期，冯先生还是一以贯之的肯定了孔子在教育上的地位。他认为，尽管孔子教育的阶级性非常明显，也存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教育，扩大了教育的基础与内容，在方法上注重学生的学习态度与个性思想，强调多闻多见，敢于怀疑，注重证据。此外，孔子“以述为作”，对殷周以来的典籍文化加以整理和发展，尽管这种继承和批判都带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观点，但也使传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冯先生此阶段对于孔子的评价是建立在他的“抽象继承法”的基础上的，以迎合局势、曲解孔子的某些思想为代价，他采取谨慎的态度，竭力用隐晦、含混的话语为孔子进行着不懈的辩护。在持续的批判与斗争之中，冯先生辩解、退却、检讨，却始终不肯放弃。因此，在对于孔子的总体评价上，冯先生还是坚持认为，孔子是当时新出现的地主阶级在思想阵线上的代表，但还是个改良主义者；他的思想有新的一面，这是主要的；维护旧的一面不是主要的，所以孔子基本上是当时的一个进步任务。
1957年开始的左倾思潮，蔓延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可说是发展到了最高峰。表现在文化领域，则一切骂倒。一切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尊师重道……一切的思想流派，学术流派，都是人民专政的对象。孔子自然又是难逃厄运，成为首当其冲被彻底否定的人物，被骂得体无完肤，斯文扫地。孔庙被砸，儒家经典被毁，即便是研究孔子的专家，也成了“牛鬼蛇神”，受到肆意的迫害。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更是变本加厉的把孔子丑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个毁灭儒学的时代，孔子儒学如果说在前期还能“苟延残喘”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真正是“山穷水尽”了。一切的真理、学识、见解、修养，都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只能是流俗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冯先生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还表现出某种彷徨、摇摆与退守、坚持的话，那么在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之下，在不断的批判与鼓动之下，也只能变化为对时势的依附与盲从。1973年，冯先生发表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和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上下的鼓励之下，冯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的体会文章，1975年出版的《论孔丘》一书，是他对于孔子思想进行批判的最全面，最极端，最具代表性的文章。
冯先生此时期的对于孔子的看法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孔子的“阶级成分”的重新定义。孔子由前期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没落努力主的哲学家，或称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孔丘是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他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他的思想在当时是反动的。因此，否认孔子思想中存在的某种一般的、普遍的可继承的因素。其次，认为孔丘的“仁”与“礼”是统一的，并不存在进步与落后的矛盾，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复辟奴隶制，“克己复礼”正是孔丘反动的政治纲领的体现。再次，孔丘的“仁”和“忠恕之道”，体现了他的伪善的道德原则。此外，孔丘的天命论是从护卫传统宗教出发的，是传统宗教的拥护者和宣扬者，在对待鬼神上，孔丘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另外，孔丘又坚持反辩证法的“中庸之道”，坚持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坚持复古主义的文艺观和反动的教育路线。因此冯先生强调说，“孔丘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复古倒退路线，受到当时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同情，劳动人民的反对，和以后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吹捧。”[15]
可见，文革阶段，冯先生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政治的高压与主观的恐惧迫使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说出正确的话语，。以称呼为例，也由“孔子”转向了“孔丘”、“孔老二”。正所谓“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此一阶段发表的都是些“依傍之辞”，甚至是为了顺应时势对孔子思想作出了一些肆意的扭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是冯先生孔子研究所走过的一段曲折之路。
经历了左倾思潮和文革阶段的孔子儒学，数度被打翻在地，只能“乘桴浮于海”，寄存于港台海外地区。然而幸甚至哉，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逐渐恢复了它的独立和尊严，孔子儒学在大陆又逐渐恢复名誉，日益兴盛。对于孔子的再评价问题，成为了中国哲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新的突破口。学术界开始尝试对于孔子进行了一系列重新的认证。政治气候的宽松、思想领域的健康，是这一时期孔子儒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样的动力下，冯先生的孔子研究，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既有对以往思想的继承与回归，又有对前期曲折的反思与补充。这些回归与反思，主要表现在他为了“阐旧邦以辅新命”而重新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
冯先生在这一阶段对孔子的看法，集中在对孔子的反思上。他首先认为，孔子仍然是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孔子基本上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拥护周礼，但也并不是冥顽不化的。他提出了一个“道”，他一生的斗争，就是要推行他的“道”。因此，孔子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改革派。”孔子认为“仁”是人的最高道德品质，人的真性情是“仁”的基础，“直”是仁的标准，但是，要达到“仁”，还必须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就是用礼来规定仁。“正名”和“中”正是孔子对周礼所做的变革和补充。一个完全的道德品格，就是“仁”与“礼”的统一。此外，宗教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中仍然保留有一定的地位，孔子没有否定天命，但对天的威力加以限制，对于鬼神则持犹豫的态度。孔子又认为，礼、乐都具有各自的作用，但是要恰到好处，合乎中道。另外，孔子还是一个古代的一个重要的学问家、教育家，孔子教人六艺，对当时的社会制度、道德准则，以及六艺、学术都做了批判，是“以述为作”。因此，冯先生总结说：“孔丘基本上是奴隶主阶级改革家。他的思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保守的。但他是中国的第一个（从时间上说）哲学家。作为第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无论积极或消极，都是深远的。”[16]
可以看出，冯先生对于孔子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孔子与六艺的关系”、孔子的“以述为作”、孔子的“仁学”、“忠恕”、“礼乐”、“义利”以及孔子的“天命鬼神观”等各个方面。在四个不同的时期，冯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都有一些变化。在第一阶段，冯先生认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中占一极高地位，是当时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私人立说的人，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第二时期，冯先生一方面对于孔子的评价趋于教条化、简单化，另一方面又竭力用隐晦、含混的话语为孔子进行着顽强的辩护。第三阶段，冯先生对于孔子的批判则完全表现得流于时俗。然而所幸的是在第四阶段，冯先生又对自己早期的孔子观进行了扬弃与总结，最终形成了自己对于孔子的客观而理性的观点。
冯先生的孔子研究，自始至终都是与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儒学逐渐滑落、遭受压制的近代，冯先生对孔子进行了理性公允的评价，力争为孔子儒学发出一些辩解，恢复应有地位。在左倾意识日益浓厚的五六十年代，孔子儒家的地位每况愈下，成为众矢之的，冯先生虽然不得不对统治意识形态作出一些调适应，但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孔子儒学进行了一些辩解。到了文革时期，孔子儒学被批得体无完肤，“如丧家之犬、过街老鼠”，冯先生面临政治的高压和心理的恐惧，不得不作出一些违心之论。随着文革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学术逐渐恢复了它的独立和尊严，孔子儒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冯先生也由“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对自己的孔子观作了反思与总结。冯先生孔子观的变迁正是代表了儒学在近现代中国走过的这样一个由逐渐消沉到被打倒在地，最终又更新复盛起来的这样的一段历程。从冯先生的孔子研究，我们所得到的不仅是儒学的变迁、观念的发展，还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自我担当和社会责任的启示。
注释：
[1] [2] [3]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5、49、57页
[4] 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22页
[6]《论语译注·八佾》 杨伯峻[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页
[7]《论语译注·先进》杨伯峻[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3页
[8] [9] [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8、60页
[11] 杨伯峻：《论语译注·里仁》[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页
[12] [13] 冯友兰：《孔子思想研究》，《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44—45、177-178页
[15] 冯友兰：《论孔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页
[16] 冯友兰：《前期儒家思想的形成—孔丘对于古代精神生活的反思》，《三松堂全集》第八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