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认为乾嘉汉学家言礼不言理，或者很少论及理，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汉学家反对言理的只是个别人，不是主流，而言理的却大有人在。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不乏谈理字，但真正对理字进行系统诠释的当属宋明理学。从理的内涵来说，理学家对理的解读是把它形而上学化了，作为抽象概念，理具有本体意义。这种本体意义表现为自然、所以然、与所当然之意。这方面最经典的论述莫过于朱熹，他说“事物之理，莫非自然。”（《孟子集注•离娄章句下》）又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四书或问•大学或问上》）他虽然强调理无事则无所依附，但更多地是从形而上角度释理，如说：“洒扫应对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扫应对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四书或问•论语或问》）就理的外延而言，理学家把理大体分为三个方面：天即理、性即理、心即理。理学家对理的诠释注重其思想上的发挥，显然深化与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其成为理学的重要范畴和理论基石。
与理学家有所不同，乾嘉汉学家对理给予重新诠释。他们反对理学家所谓天即理、性即理、心即理，把理视为本体概念的做法，而是把理从形而上的抽象拉回到形而下的具体，其基本特征是以务实或实证的角度诠释理。
惠栋征引先秦两汉文献言理，认为理的本意为“分也，犹节也。”“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喻义之意也。”（《周易述》卷二十四）把理纳入与日用伦常相关的礼的范围，突出其分、节的特点。与惠栋过从甚密的钱大昕不反对性即理，但不赞同天即理，引《诗经》发挥说：“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谓理出于天则可，谓天即理则不可。”（《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反对把天与理等同起来。这是因为人获罪于天，祷告于天是对天的尊重，祷告于理则于事无补，实际上是反对空谈理。戴震对理的论述颇多，其基本含义是：“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又“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与惠栋一样，戴氏也强调理的分的特点，同时把理与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说明理是具体的理。他论理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把理与情联系在一起，这对反对把理当成架在人头上的生硬的天条有积极意义。其弟子段玉裁援引《孟子字义疏证》关于理的说法加以肯定，与此同时也提出自己的观点，说：“理，治玉也。《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腮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说文解字注》卷一）玉是具体事物，理与具体事物相关。戴震的同窗程瑶田从礼与理的关系角度论理，强调“礼之本出于理。”（《论学外篇》上）章学诚以事言理，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一）阮元在他所主持的《经籍籑诂》中释理说：“理，治也。”“节文条理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经籍籑诂》第967页）他从礼与理关系中把握理，说：“理必出于礼也”、“理必附乎礼以行”（《揅经室续集》卷三）强调了理对礼的依赖性，把礼的重要性置于理之上，其目的是反对空言理。张惠言专攻虞翻易学，论理主要是把理与象联系起来，说：“夫理者无迹，而象者有依。”（《虞氏易事》卷首）主张易理是通过易象表达出来的。
清初学者大都也从务实或经验层面上谈理，如王夫之说：“天地间只理与气，气载理而理以秩序乎气。”（《读四书大全说》卷三）气是具体的，以气言理，理虽然具有一般的特色，但它寓于气之中，说明理不可能单独存在，总是与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颜元说：“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存学编》卷四）从具体事物处理会道理才切于实用。其弟子李塨说：“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理虚字也，可以为物乎？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论语传注问•子张十九》）在这里他不仅对理做了界定，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了颜元的主张，明确提出“理见于事”、“理即在事中”，反对理学家“理在事上”，不赞同把“理别为一物”，也就是说理不能离开事物而作为抽象的本体单独存在。因此就思想渊源而言，乾嘉汉学家谈理与清初学者如王夫之、颜元、李塨等人的观点后先呼应，是一脉相承的。
乾嘉汉学家对理的新诠释有得有失，积极方面在于，第一，就乾嘉汉学家言理的来源来说，他们善于征引先秦文献加以证明，尤其侧重从语言文字角度诠释理，这对了解理的本义是有益的，与他们那个时代尊尚古学的风气是一致的。第二，乾嘉汉学家是以务实的态度诠释理，把理置于经验或实证层面，使空悬之理落到实处，并与人伦日用结合在一起，发挥着具体地功效，而且所言的理又是可以认知的。尤其是对理认识的具体化，并把它与情联系在一起，对反对以抽象的理来束缚人性的假道学，以及彰显人的个性有重要现实意义。消极方面在于，第一，乾嘉汉学家言理创新稍显不足，他们主要借助于先秦文献论理，偏重于强调理的原始意义或语义学意义，而没有加以引伸发挥，这是不够的。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概念或范畴总会被赋予新的内涵，而且正是在不断解释中使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第二，他们对理学家论理的成就存有一定偏见，不懂得理的形而上意义，使对理的哲理认识止步不前。理学家论理确有脱离具体事物空疏之嫌，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理学注重理的抽象、形而上的意义。正是理学家使理成为本体概念，深化了对理这一范畴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古代思维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乾嘉汉学家对理学论理的矫枉过于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