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观念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东方（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近十几年来，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在各种不同场合下传播着这种看法。
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先生：
“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
“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
“东方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更合乎辩证法；而西方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注意整体不够。”
“从最大的宏观上来看，人类文化无非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大体系。其思维基础一是综合，一是分析。综合者从整体着眼，着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分析者注重局部，少见联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的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是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为一。”
“我认为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总之，我的认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
“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
（季羡林张光璘编选：《东西文化议论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53、56、61、64、65-66、69、82页）
无独有偶，以提出第三次浪潮理论闻名的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也认为：“第二次浪潮文明特别着重提高我们把问题分解成各个部分的能力，而对把各个部分重新综合的能力，却很少予以鼓励。多数人从受教育时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今天，我相信我们已处在一个新的综合时代的边缘。” “第二次浪潮文化强调孤立地研究事物，第三次浪潮文化则注重研究事物的结构，关系和整体。……笛卡尔主义的思想家强调分析部分，而不惜忽略结构。系统论思想家强调……‘全面，而不是片断地观察问题’。” （《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第198，397页）
既然托夫勒提到了笛卡尔，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笛卡尔本人是怎么说的。西方近代哲学的两个创始人都非常重视方法问题。培根有专门讲方法的《新工具》，而笛卡尔则有《谈谈方法》。在该书中，笛卡尔提出了他所要遵循的四条方法论规则：
“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东西到我的判断里。
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笛卡尔：《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页）
赵敦华先生认为：“按照先分析后综合的顺序，笛卡尔建立起四条方法论的规则。”并解释说：“上述规则的第一条说明分析的必要性，指出分析的目的是找到无可怀疑的、确定的‘阿基米德点’；第二条说明分析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分析的结果要尽可能地细致，细致到可以加以满意地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指综合的过程，从分析的结果出发，由简单的、确定的真理一步一步推导到复杂的道理；第四条指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不能半途而废，分析要彻底，综合也要全面，才能达到完全的真理。”（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
由此可见，简单地说，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只分析不综合，是不符合实际的，西方人实际上是分析以后也要综合的，准确地说，西方思维方式是分析-综合型的。最典型地体现西方这种思维方式的，就是高等数学里的微积分，微分就是分析的方法，把一个东西分解为无穷多的无穷小的微分元。而积分就是综合的方法，积分就是把在微分中分解出来的无穷多的无穷小的所有微分元加和起来，这不是综合吗？可以这样说，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是实施西方式的分析-综合型的思维方式的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只不过问题在于，这种综合是一种简单的、线性的加和，西方人认为，这样简单的、线性的加和的结果就是原来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西方人原先认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所以认识了部分也就等于认识了整体。而现代系统论认识到，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的简单的线性的加和，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所以认识了部分，不等于认识了整体，当各部分构成整体时，产生了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只有在整体的层面上才能存在，也只有在整体的层面上才能加以认识。例如活的生命体，一旦对之进行解剖，就变成死的东西了，生命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存在。
即使在研究死的物体的自然科学中，西方人也是既用分析方法，也用综合方法的。在力学和物理学中，西方人既会把一台机器拆卸成机械零件，也可以把机械零件组装成一台复杂的机器。如果他们只会分析方法，不会综合方法，怎么能造出象计算机、原子弹那样复杂的东西来呢？在化学中，他们既研究分解的化学反应，也研究化合的化学反应。西方人甚至制造出象化学纤维、橡胶、塑料之类的高分子聚合物呢！这些东西不用综合方法能制造得出来？在原子核物理学中，既有核裂变反应，又有核聚变反应。在自然科学中，这样的例子多得举不胜举！
再说我们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问题。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分析可以没有综合，但要综合必须先要有分析，没有分，没有析，怎么综？怎么合？没有分析，谈不上什么综合，分析了以后才能进行综合。分不必有综；析不必有合，但综必须先要有分；合必须先要有析，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季老先生也说我们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体着眼”，从整体着眼就不能说是综合，从整体着眼，把一个东西看成是一个整体，谈不上什么综，什么合！所以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综合，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准确地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整体论的，可以称之为整体直观的方法。
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莫过于苏轼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前两句诗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庐山，庐山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但不管是从横向看，还是从侧面看；不管是从远处看，还是从近处看；也不管是从高处看，还是从低处看，都是站在庐山外面看庐山的。后两句诗是说：之所以不认识庐山的真实面目，就是因为看的人身处在庐山之中，再一次强调看庐山要从外面看。所以，我们中国人认为，要想真正认识一个事物，必须要站在这个事物的外面，不能深入到这个事物的内部中去。如果钻到一个事物的内部，反而不能认识这个事物的真实面目。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就是分析的方法，站在事物的外部，那就只能作整体的直观。
季老先生说西方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说大致不错！因为西方人钻进森林中去了，当然只能看见一棵棵树木，看不见整个森林了。但是说西方人完全不知道森林也是不确切的。他们也知道有森林，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森林是通过对组成森林的一棵棵树木的认识然后再通过综合的方法得到的。西方人认为，把一棵棵树木加起来就组成了森林！
季老先生说我们中国人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种说法是有些夸大其辞的。我们中国人既然不喜欢钻进森林中去，又怎么能看得清一棵棵树木呢？站在森林外面，即使看得见树木，也是很模糊的，不可能看得很清楚的！这也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中西传统思维方式各有其优缺点：西方人长于见树木，短于见森林；我们中国人长于见森林，短于见树木。只有现代系统科学才可以说吸取了中西思维方式的长处，避免了它们各自的短处，是真正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
最后，关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对立，我用下列比喻来表述：我们中国人吃东西喜欢囫囵吞枣；他们西方人吃东西喜欢慢嚼细咽。
总结起来，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对立可以利用下列一组对应的概念列表如下：
中国：有机论；气论；整体论；辨证法；整体直观（囫囵吞枣式）。
西方：机械论；原子论；个体论；形而上学；还原、分析-综合（慢嚼细咽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