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上个月在十天之内连续出版了两本强烈谴责汉娜·阿伦特的新书，一本是关于她本人的，一本是关于她的情人，长期的纳粹谄媚者和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书中披露的内容让人们进一步怀疑这两位得到过分吹捧的好名声，用新的眼光仔细考察他们的关系和思想毒害。我们还能用同样的方式看待汉娜·阿伦特吗？
我希望这些揭露出来的新材料会鼓励人们戳破我们语言中的伪思想术语的神话，即对"罪恶的平庸化"的过度使用、滥用和误用。罪恶的平庸化的平庸和昏聩一直深不可测，如今或许可以运送到欺骗和诡诈的领地了。
第一份新报告出现在10月9日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在美国没有引起特别注意，这或许是因为它没有在网上发表。报告的题目是 "谴责受害者---纳粹分子中的汉娜·阿伦特：历史学家及其来源"。这个出生在德国的难民知识分子出版过影响很大的《极权主义的根源》一书和引起争议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一件平庸无奇的罪恶的报道》等著作。因为在艾希曼审判的书中"谴责受害者"，阿伦特已经遭受攻击，副刊上的这份报告的作者，英国著名学者伯纳德·瓦萨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现在又公布了在我看来让人震惊的新材料。
在这本充满详细注释的长篇论文中，瓦萨斯坦(现在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引用了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根源》中无耻使用的纳粹犹太人研究"权威"的言论和反犹主义言论。
瓦萨斯坦的结论是她使用这些材料"不仅仅是方法上的错误，而且是其执迷不悟的世界观的反映，这种世界观是在她长期阅读和研究反犹主义文献中形成的，这些文献全都是对犹太人的集体蔑视和妖魔化"。换句话说，他认为阿伦特在研究反犹主义文献时已经将其价值观内在化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瓦萨斯坦的猜测将重新激发人们对阿伦特蔑视犹太人的言论的争论，她曾在艾希曼一书和信件中指责作为希特勒受害者的某些犹太人。
人们曾像机器人似地重复"罪恶的平庸化"以作为对人类犯下的任何罪行的解释。这些爆料能帮助清除这种现象吗？阿伦特或许没有想到人们这样使用这个术语，但它的糟糕后果之一是终结了对"普通人"罪恶的奥秘的探索，因为它似乎已经提供了解释。就好像给罪恶起了一个名字就解释了它，甚至解决了问题。这是一个听起来有意义的术语，能让我们脱困，摆脱面对这难题时的尴尬。
正是在大众看来思想深刻的词汇"平庸化"使得阿伦特在流亡美国的知识分子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苏姗·桑塔格型人物的原型,即学术明星，在整个美国的文化研究院系中受人尊重的偶像。探讨这个术语的意义的论文就有数千篇。
在我看来，使用"罪恶的平庸化"这个术语几乎可以肯定地显示说话者是个试图假装拥有深刻思想的浅薄之徒。请注意，先生们: 它是破产的术语，次要的术语，是哲学博士生故作高深的惊人之语。啊，这么大胆!罪恶不仅以捻弄胡子的恶魔斯奈德·威普拉西（Snidely Whiplash）的形式出现，而且以听从罪恶命令的执行者的形式出现。阿伦特最初就是把它用在希特勒的热情行刑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身上，他应该为"最终解决办法"的后勤供应负责。这样使用，它就纯粹成为骗人的术语。
当然，艾希曼决不是平庸的官僚：他在生命审判中这样自我描述。艾希曼是憎恶犹太人捕杀犹太人的邪恶的、可恨的人，罪恶累累。在战争实际上失败后，他还在匈牙利亲自参与了坚持和确保在欧洲屠杀最后一个犹太人的活动。所以这个术语在起源处就是错误的，用在艾希曼身上是错的，后来笼统用在所有其他人身上也是错的。从语言、哲学和比喻意义上来看，它都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一个人要么知道他做的事是罪恶，要么不知道。如果他知道还做，这就是罪恶，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罪恶。如果他不知道，他是无知，不是罪恶。但是，在罪恶进行当中，真正的无知是很少见的。
阿伦特肯定是陷入自己最初创造的描写纳粹罪恶的术语"极端的罪恶"的困境。这是一个不容易定义的概念，但你可能说，看到了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当然是一种有更多可靠性而不是平庸性的东西。(瓦萨斯坦尖刻地指出"她的追随者竭力要调和这两个立场，她自己认识到了不一致性---极端的罪恶和平庸的罪恶---但从来没有满意地解决根本上的自相矛盾。)不过，阿伦特用不止一种方式从极端的罪恶逃到平庸的罪恶。
瓦萨斯坦文章开辟的新领域在于他引用了阿伦特在其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引用的反犹主义资料。当然，人们一直说阿伦特对犹太人充满敌意，尤其是那些缺乏她异常自豪的德国文化适应过程的犹太人。
但是《极权主义的起源》直到现在还没有因此受到攻击。我必须承认即使它是一本主要显摆自己无关紧要的历史研究成果的书，仍然能充当提供重要理论洞察力的压舱物的作用。警察国家监控的政权间的相似性比差异性更重要，这种相似性可以被总结为"极权主义"，可以用在左派和右派独裁者身上，用在任何意识形态和任何神权政治和运动的扩展物上。
这是一个在当今非常有意义的概念，因为现在仍然有人不理解为什么把神权警察国家称为"法西斯"。这不是废话吗？因为它们是极权主义者。不管他们信仰什么宗教，在否定人权方面，他们和过去法西斯政权的共同点远比差别更大。政治性政权采用宗教形式的一元化崇拜国家和领袖，实行统治，宗教性和神权政府则采用政治压迫来推行正统思想。
但是瓦萨斯坦已经在阿伦特对反犹主义的历史分析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初就是2008年12月在荷兰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eit, Nijmegen）大学的"汉娜阿伦特讲座"上提出其结论的，这或许是他们没有料到的吧)。
他向阿伦特辩护者简短致意后介绍他的发现："杰罗姆·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2007年在《纽约书评》上撰文重新证实了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的猜测，阿伦特阅读了太多反犹主义文献，所以深受其毒害。"瓦萨斯坦注意到沃尔德伦"认为这个猜测"令人反感"。
瓦萨斯坦继续说，"实际上它值得严肃对待。如果考虑到她著作中使用的文献来源，就会发现问题。比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根源》第二部分讨论犹太人在20 世纪初南非的淘金和淘钻石的潮流中发挥的作用时，她依赖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A. Hobson）的记录，此人指犹太人银行家的经济毒牙接受猎物的抚弄，他们就像时刻准备好控制全球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牢牢控制住兰德公司。阿伦特引用的篇章的内容带有明显的赞许和认可，把它当作"非常可靠的观察和非常诚实的分析。" "毒牙"听起来像从《我的奋斗》中摘出来的纯粹的希特勒语言，是啊，确实如此，难道不是吗？接着还有这样的话：瓦萨斯坦报告说，"她的南非犹太人权威之一恩斯特·舒尔采（Ernst Schultze）是长期的纳粹宣传家，曾出现在有名的纳粹意识形态鼓吹者阿尔弗雷德·卢森堡（Alfred Rosenberg）创办和指导的德国出版物上。"
阿伦特在1967年为《极权主义的根源》写的新序言中，评论著名纳粹历史学家沃尔特·弗兰克（Walter Frank）的著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瓦萨斯坦引用阿伦特的话）
瓦萨斯坦不理解她讲这种话的动机，他问到，"她是在向后退缩，不至于彻底抛弃因为思想极端而蔑视她的意识形态对手吗？
他回答说"这里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因为现代犹太历史是唯一的主题，她一再依靠纳粹历史学家作为外来的权威，也就是不同于纳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证据。而且，她已经内化了纳粹历史学家关于犹太人的大部分说法,从犹太人高级金融管理者的"寄生性"到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被反犹主义分子刺杀的魏玛德国的部长]的国际主义。"
当然，一直存在犹太人批评犹太人的情况，但瓦萨斯坦坚持说，阿伦特的"厌恶和反感特别深刻"。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是一个问题"为什么？"
我相信揭露海德格尔的新材料或许能提供回答这个问题。讨论阿伦特对这位纳粹同情者教授的崇拜、他们之间的浪漫关系以及它对她思想立场的影响一直是引起争议的。阿伦特的辩护者把这些作为"通俗小报的闲话"而抛弃，认为这和她的思想的所谓形而上学纯洁性无关。
但是要排除海德格尔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阿伦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在还是18岁的学生时就和年纪比她大一倍的海德格尔有婚外情，虽然他公开表现出对元首的颂扬，在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后还解聘犹太人教授。我们现在知道她后来重新恢复了和这个黑衫哲学家的友好关系（是的，他常常穿黑衫上课）。阿伦特帮助引领海德格尔返回上流社会的知识圈，实际上帮助他克服作为希特勒分子而遭到放逐的阻碍，至少使得那些认为他用极端晦涩的语言提供一些有价值东西的哲学稍微明白易懂一些。
有关海德格尔的新材料进一步证明了他对元首的极端忠诚，这不仅在他的公开演讲中而且在更高的思想领域，他渴望为希特勒主义找到哲学基础。请考虑卡琳·罗马诺（Carlin Romano）在《高等教育记事》10月18日的书评文章中辛辣尖刻的语录，该文讨论了海德格尔无耻接受纳粹主义的新发现。
下个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将出版巴黎南泰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 at Nanterre）副教授爱玛努埃尔·法耶（Emmanuel Faye）的著作《海德格尔：把纳粹主义介绍给哲学》的英文翻译本。这是从档案资料中对道貌岸然的傲慢思想家的最新最全面的攻击。他在1933年臭名昭著的校长演讲中对弗莱堡大学的学生们说"纳粹主义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意义"，宣称"元首、而且只有他本人才是当前和未来的德国现实的法则"。
法耶的书几年前曾激起法国的红色和蓝色海德格尔派的直接冲突。他跟随智利犹太人哲学家维克多·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1987)、历史学家雨果·奥特（Hugo Ott）的《马丁海德格尔传记新细节》(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 Zeiner Biographie, 1988) 等人的调查足迹。目的是什么？揭露这个笨拙的形而上学家1930年代要成为希特勒首席学术导师的粗俗和邪恶的企图以及在二战后为逃脱对自己所犯罪过的公正审判而歪曲事实的真相。法耶报告说"我们现在知道，海德格尔1945年的自我辩解企图不过是一连串的弄虚作假。"
罗马诺在《记事》上的文章引起了常常是激烈的评论，这是愤怒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景观。我能理解愤怒的海德格尔学者对罗马诺的恶意攻击，因为他没有严肃对待海德格尔，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认真对待他。
笼统地说，我赞同把人和著作分开，但是海德格尔的辩护者似乎没有认识到，正是海德格尔自己宣称纳粹主义是他的作品。他并没有区分人和哲学，他们却很方便地据此原谅了他个人的种族主义。
关于海德格尔的辩论让我想起我和哲学家贝雷尔·兰（Berel Lang）关于"罪恶演化"的对话，我在《解释希特勒》中写到这次交流。我们讨论了希特勒是否代表罪恶的新程度，比他更厉害的下一个深渊是什么。存在导致希特勒出现的罪恶等级吗？希特勒会把罪恶的等级带到超过他的地步吗？我曾经认为否认大屠杀就是更高级别的罪恶，因为它在伤害之外又添加了侮辱。但是兰不同意，他认为海德格尔在战后对纳粹主义保持沉默是罪恶演化的下一步。战后，这个所谓伟大和全面的哲学家从来没有发表任何东西谈及他的政党所犯下的大屠杀滔天罪行，这些根本就没有影响他的世界观。他有时间写反对农业机械化的文章，却没有时间写工业化的屠杀。兰认为海德格尔的冷漠是一种新型罪恶（他甚至写了一本书《海德格尔的沉默》)。
这把我们再带回到阿伦特。在海德格尔热情拥抱纳粹主义的程度变得越来越明显时，更清楚的是这种结盟不是机会主义的或者出于职业生涯的考虑，而是来源于和元首思想在哲学上的契合。所以不可能不重新考察如下问题：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结盟的深度知道多少？海德格尔对她撒谎了吗？她是像相信艾希曼那样相信他吗？她是否认为他在大屠杀中的帮凶角色是职业生涯上的和平庸罪恶或者更糟糕的罪恶？她知道吗？她是根据海德格尔的虚假的平庸不真诚地（自我欺骗地）创造了艾希曼虚假的平庸罪恶吗?
作家保罗·罗森（Paul Roazen）再次对下面这个问题做了猜测：如果艾希曼只是听从命令，他的行为被证明是在纳粹德国背景下是正常情况，阿伦特自己对海德格尔的辩护反映了像她这样的社会思想家受制于情形和在最可耻的罪恶上讨好他人的方式。作为1933年从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阿伦特终生忠诚于曾经帮助导致希特勒主义的整个哲学传统。
它或许永远是个迷，甚至现在更是如此。瓦萨斯坦相信她已经内化了反犹主义文献，我或许要修改一下，说她内化了德国高雅文化的所谓普遍性和对地方主义的蔑视。地方主义在她自己来说就是其犹太人身份，在所谓超越地方主义(或者至少除了条顿民族外的其他部落)的知识分子面前，她感到羞耻。
近来，人们仍然能听到这种阿伦特式的民族羞耻感，如此狭隘和地方性。人们能听到阿伦特担心被判定为"不过是犹太人"的恐惧的回声。有些犹太人（不是所有的）热烈渴望把自己和狭隘地关心以色列的其他犹太人划清界限。获得普遍主义者认可的欲望使得他们对任何"民族的"同胞感情都极端蔑视。毕竟，对这种生活无忧无虑的人来说，这是很平庸的。
(译自：The Evil of Banality Troubling new revelations about Arendt and Heidegger By Ron Rosenba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