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现为柏克莱加州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是当今美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也是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在美国汉学界和历史学界,魏教授不仅以多产著称,而且以其独特的治学路向和叙述风格独树一帜。他的每一部著作出版后,几乎都曾在美国汉学界和历史学界激起程度不同的积极回响,这在美国汉学界和历史学界是相当罕见的。
在他众多的学术著作中,我们认为有三部最为重要,它们分别是:《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Gate),《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 )和《上海警察》(Policing Shanghai)。其中前两部已有中文译本,并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好评。这三部著作:分别代表了魏教授治学生涯的三个阶段:《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他在"美国天才历史学家"李文森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从独特的视角透视近代中国的早期历史,它的出版使他在美国的汉学界中声誉鹊起,并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汉学教授,是他的成名作：《洪业――清朝开国史》于1985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以明清易代为运思课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民族诸多方面的复杂线索与因果之中,深入地剖析、揭示了帝国秩序的崩解与重建的历史过程,在这部名著中,魏教授的思辨睿智和叙述技巧,以及驾驭宏大历史场景和微观历史细节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是魏教授积多年苦思完成的一部心血之作,也是迄今为止有关这段历史研究无法绕开的极具份量的著述,可以说是他治学生涯的第二个里程碑。此后,魏教授逐渐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近代上海城市史――特别是上海警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上海警察研究三部曲――即《上海警察》(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上海歹土一一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Shanghai Bad 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和《戴笠传》(About Daili,已完稿,目前正在修改和出版过程中)。这个三部曲构成魏教授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阶段。
从《大门口的陌生人》到《洪业》再到《上海警察》,魏教授的学术生涯颇耐人寻味。从表面上看,这当然是三个互不搭界的研究题目,但事实上,魏教授在这三个互不搭界的研究题目中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具体地说,这种内在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在他前后一贯且日臻娴熟的叙述技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对中国社会控制问题的高度关注。换句话说,在众多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中,魏教授似乎更关心一个社会如何从乱到治、从无序到有序的复杂控制过程,以及不同控制模式的成败得失。治乱相循,是中国历史的常态。魏教授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问题,可谓抓住了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教授转向上海城市研究之后,选择警察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就现代城市社会而言,很少有比它的警察更为重要的机构了。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预防公共危害的一种社会控制力量,警察扮演多重社会角色,承担着"广泛得可怕的"社会责任。他们不仅维护秩序、防止犯罪、保护生命财产,而且历史性地还要救火、镇压罪恶、协助健康服务、指挥交通、搜捕逃犯。此外,警察还被认为是公民自由和社会稳定的特别保护者。可惜,警察之于城市社会控制的重要性被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学家严重忽视了。在这个被历史学家"严重忽视了"的领域,魏教授却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工作。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具体地说?这种挑战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资料的庞杂,且分藏于世界各地,收集极为不易;二是上海公共安全的严峻性和警政本身的复杂性,三界警政互不统属,各自为政,有合作,更有对抗,其间的关系扑朔迷离。魏教授在开始着手这项研究的时候就已充分地认识到这种挑战性,但在魏教授那里,这种挑战更像是一种诱惑,一种牵引。在长达十数
年的时间里,他沉酣寝馈于其中,创造性地还原出上海警政错综繁复的演进脉络和惊心动魄的历史烟云。
二
上海警政起源于租界,而后推而及子华界地区。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成立后,基于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建立近代化的警政成了特别市政府的首要目标,于是而有上海公安局之设。作为上海警察研究三部曲的第一部,魏教授的《上海警察》即以上海公安局为轴心,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系统地、全景式地研究和描述了1927至1937年间上海特别市警政及其与多种政治力量对抗与合作的历史。
全书除导言与尾声外,共分5个部分15章。
在"导言"中,魏教授简要地说明了研究对象的确定及其研究目的,并阐述了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整体理解。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随之建立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共和国(the warlord-republic),二是1927年蒋介石建立的党共和国(a party-republic),三是1949年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共和国(a people’s republic)。对上述政治史的解释,西方史学界的流行观点强调的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非延续性,诸如帝制崩溃后的军阀混战与国家分裂,国民政府重建政治秩序的努力被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所中断,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民众运动的发展,以及新的国家认同为城市民主运动的失败所打断,等等。这些看法都是有关中国历史的非连续性观念的产物。与这些看法相反,魏教授认为,中国历史发展是环环相扣,具有延续性的,诸如晚期新政与国民党的整合、社会主义的巩固之间,警察与罪犯之间、不同阵营的秘密组织之间,以及1910年天津警察与1931年上海公安局的发展脉络之间,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历史联系和连续性。《上海警察》一书就是要从警察这一特殊的角度展示出上海城市的复杂性,以及在极其繁复的历史联系和连续性中上海警察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这个特殊的城市腐蚀和击败的。
第一部分为"来龙去脉(context)",含第1、2、3章,主要分析1927年国民政府在上海建立政权、特设公安局之前,上海的社会政治历史环境。第1章"法律与秩序",从"犯罪与社会不宁"、"娱乐与犯罪"、"法外治权与犯罪"三个方面论述了在上海寻求和确立社会秩序的困难性.1920年代以后,上海的犯罪急剧上升,西方新闻记者认为这是由于军阀混战的结果,因为军队是培养罪犯的最佳学校;而西方大商人与工部局则认为是由于罢工与激进的民众运动;中国官员却认为有租界存在、城市扩张、劳工反抗等八大因素制约了上海的"安宁"。当时繁荣发达的所谓娱乐业无论是传统的茶室、说书场,还是新的戏院、赌场、游艺场,无论是日本人的游戏,还是西方人的赛狗都是犯罪的滋生地。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租界是罪犯的天堂,这里不仅不制止一些犯罪行为,而且当罪犯逃匿于此,还不能拘捕。魏斐德教授指出"法租界有最大的鸦片烟窟、最吸引人的赌场、最大的妓院和最无耻的卖淫者"（第14页)。因此当公安局建立后就一直试图收回"警权"。第2章"从地方保安到国家警察",主要叙述了上海中国警政的起源与发展。上海地方保安最早可追溯到1860年代,大批难民涌进上海,成立了大约200人的"营巡或城巡",把守7个县城大门。后来上海道台还成立了一个总巡领导的巡房保甲局。上海警政从地方保安向近代城市警察发展转折点为1898年,一是地方绅士在地方自治中于1898年成立了"巡捕房","招捕"要求年龄30岁左右、身体健康、上海话熟练、有良好的道德习惯(如不抽烟、喝酒、赌博等)；二是上海道台蔡钧邀请日本人来上海,仿照明治维新的警察改革模式建立警察部队。晚期新政中,警政改革是重要内容,到1904年,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其后上海借鉴日本模式逐步建立起近代形式的警察制度。与此同时,士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民兵组织一一"商团"依然存在,并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直到淞沪警察厅建立后,士绅组建的"商团"方才解散。第3章"罪恶的种子"。从"组织犯罪"、"黄金荣：犯罪老板与警察头子"、"鸦片与犯罪"、"鸦片与统治"等方面论述上海
这个"罪恶渊薮"的犯罪犯因子。没有青帮的同意,无论是讨饭的帮派、从事性服务的团伙,还是鸦片走私黑帮,都不可能有所"作为"。青帮是当时上海犯罪的最大组织,他们与官府、与租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其首领黄金荣还是法租界的警察头子。更令人信服的是,魏斐德教授对"鸦片在上海的作用"的分析。"近代上海准确地说是建立在鸦片贸易之上的"(第34页)。中外鸦片商人在鸦片贸易中发财致富,一方面带动了上海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又使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了鸦片的消费之地。20世纪初,上海有超过80家鸦片商店公开出售鸦片,有1500多家鸦片窟。在国际国内压力下,鸦片成为禁品，可鸦片走私的利润更是使人"垂涎"。各路军阀开始争夺这一权益,并不惜兵戎相见,1924年的"江浙战争"即为典型,魏教授甚至称这场战争为"鸦片战争"(第38-39页)。
第二部分为"新警政的概念化"(new policing conceptualizations),包括第4、5、6章，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建立近代化警察系统的努力。第4章"管制新的城市秩序”、分"创建新的地方秩序"、"重建警察系统”、"市资金改革"、"新警察的职业化"、"建立近代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等方面论述。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便致力于建立新的城市秩序,并提出了进行城市近代化建设的具体方案。它包涵行政机构重建和警政近代化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1927年7月22日,隶属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公安局成立,并大力扩充警力。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接收当时上海各种警力的大杂烩,包括淞沪警察厅的3000多名警员。11月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接收淞沪保卫团,名之曰"改善警制,扩充警力"。不仅如此,当时警察配备的武器亦十分落后,可面对的却是拥有世界上最精良武器的强盗和劫匪。后来进行改革,警员组成发生变化,警官大多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而警员大多来自北方,他们人高马大,且与地方犯罪团伙素无瓜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特别市政府开始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工资,购买武器装备,进行职业化培训,建立近代的管理运行机制和建立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系统等。这样,上海警政的近代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表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城市,于是收回警权的运动开始展开。第5章"通过警权要求主权"。工部局巡捕房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工作无效率、机动性差、举止失当,这在"五卅"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工部局在三个方面与中国存在根本冲突:一是对有关中国事务的新闻控制不够,导致西方媒体的报道往往是误导；二是对外国激进分子和进步分子的监控有毛病;三是利用白俄扩充警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强烈要求收回利权。首先是收回越界筑路的警权,并由此引发了收回路权与司法权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公安局在新任局长袁良的领导下,进一步改革,包括引进美国警察体制、提高文化水平等,以提高工作效率。第6章"犯罪与社会控制"。在近代西方,法律实施与秩序维持是相关但绝对分开的,可在上海,公安局却将司法警察与行政警察混为一体,他们既是"导师",又是"保姆";既要抓各种形式的暴力犯罪,又要反"黄";既要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