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试图从疾病的角度来重新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两篇著名小说《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中的爱情》。疾病是这两篇小说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包含深刻的文学寓言性，与拉丁美洲国家特殊和沧桑的被殖民和反殖民的历史紧紧关联。
This article is a re-reading of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s two famous novel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1967) and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1985) from the perpective of disease.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of these two novels, disease contains profound allegorical meaning,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Latin American history that is full of tensions between colonization and anti-colonization.
关键词: 疾病(disease)，霍乱(cholera), 记忆(memory)，健忘症 (amnesia)，全球化 (glob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08）05-0
收稿日期：2008-06-04
作者简介：刘剑梅（1967- ）,女,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翻译
电影《霍乱时期的爱情》出来之后，我赶忙去看了。虽然心理早已有所准备，知道影视文化对文学名著的改编很少是成功的，结果还是觉得非常失望。整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只不过是一部典型的美国爱情电影，而马尔克斯小说原著中精心勾勒的大时代精神被压缩成了窗帘布上的花边, 只是爱情的雕饰物，可有可无，原著中那充满了战争、瘟疫、偏见和虚伪的世界被置换成了洋溢着拉美情调的好莱坞的虚构世界，而拉丁美洲国家特殊而沧桑的历史以及现代化过程中的殖民与反殖民的紧张冲突好像都被阳光充沛的异国风光所消解与融化了。
一
记得80年代中期我还在北大时，我们中文系的同学都非常喜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本书给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大家发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我们的想象力好像一下子就变得开阔了。这部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对中国的“寻根派”作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隔多年，至今我还记得《百年孤独》开篇的第一句话：“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虽然马尔克斯运用了许多奇特而怪诞的“魔幻”的手法，比如会升天的美人，带尾巴的婴儿，神秘的羊皮书，死人与活人之间的交流等，但是他所虚构的地方马孔多,可以说是现实社会的“镜子城”，是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缩影。从它的建立、发展,一直到它的消亡, 处处包含着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现代文明的历史。最开始它是一个“世外桃源”，虽然落后和闭塞，但仍然保存着单纯和天真的原始文化气息。后来受到外来的文明世界的侵蚀，马孔多失去了以往的宁静，社会开始变得动荡不安。外来文明给这个小镇带来了先进的理性的科学技术，带来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奇妙的发明，带来了火车、汽车、轮船、电灯、电话、电影，还有法国艺妓、巴比伦舞女和西印度黑人等等，也同时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内战、永无休止的党派争端。除了国内激烈的自由党和共和党的争斗，还有跨国公司对马孔多的残酷掠夺和操纵。最后，古老的拉美文明一步步走向绝境，建立马孔多的布恩迪亚家族最后产生了怪胎“猪尾巴”――象征着被新老殖民者蹂躏下的畸型的拉丁美洲文明。在小说结尾，作者写到，“马孔多这个镜子似的（或者蜃景似的）城镇，将被飓风从地面上一扫而光，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有意思的是，中国文坛对《百年孤独》的解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当《百年孤独》在中国的80年代刚刚流行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文坛提倡“走向世界”，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一些学者便把《百年孤独》的主题阐释成是对拉美民族的孤独和自闭的批判，因为这种孤独的症候会导致民族的灭亡，就像小说中活了百年以上的女家长乌苏娜意识到的代代延续的“怪诞习惯”比近亲结婚产生的猪尾巴更能加速覆灭的步伐。当时的中国正在努力地“赶超”世界，追逐“进步”，自然认为拒绝进步是愚昧的，会导致整个家族日益走向与世隔绝的境地。到了21世纪初，受到西方学界的“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对《百年孤独》的解读开始转向了，更多的阐释集中在“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冲突，集中在拉美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经验上。我倾向于后一种阐释，而且，我发现马尔克斯笔下的疾病正好象征着拉美民族在现代化和被殖民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族性”，通过书写这些疾病，马尔克斯在探索对本土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在批判“民族性”。
《百年孤独》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尔克斯描写的“失眠症”与“健忘症”。马孔多小镇最初由一个外乡姑娘失眠开始蔓延，不久整个镇子的人和动物都患上了“失眠症”和“健忘症”，这成了一种传染病，病人的身体永远不会感到疲倦，而且开始将现实“忘诸脑后”，“开头会忘掉童年时代的事，然后会忘记东西的名称和用途，最后再也认不得别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失去了跟往日的一切联系，陷入一种白痴似的状态。”为了对抗，镇上的人给每个动物和东西都贴上标签，以免忘记，“所有的房屋都画上了各种符号，让人记起各种东西。”霍•阿•布恩迪亚为了反抗这种传染病，决定造出一种记忆机器。后来在一个印第安人梅尔加德斯的帮助下，镇上的这一传染病终于被治愈了。这一“失眠症”和“健忘症”蕴藏着深刻的寓言，揭示了马尔克斯所担忧的拉丁美洲现代文明的困境，也是马尔克斯对“民族性”或者“国民性”的深刻批判――是否被外来文明“异化”与殖民之后，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开始逐渐忘记了自己文化的根和历史？
即使“健忘症”被治愈后，马孔多镇仍然拥有着各种各样的健忘症。有一种是属于个人的“健忘症”，得了这种病的人，早就失去了自我的本真状态，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比如，奥雷连诺上校最开始起义是为了维护正义，但是当他陷入党派纷争，先后发动了三十二次起义，到最后已经变得麻木不仁，早就忘了起义的初衷，而只是为了权力而战，他母亲警告他说，“提防你的心吧，你在活活地烂掉”，“你这么干，就像是长了一条猪尾巴出世的。” 经过了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不仅忘记了最初的理想，忘记了爱情的感觉，忘记了母亲的期待，也忘记了家乡最纯朴的气息。
小说中还描写了一种健忘症，那就是国家机制有组织有计划地抹去人们真实的记忆，用谎言来重塑历史。比如，美国公司到马孔多开办香蕉园,大发横财。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和劳资矛盾的激化,于是香蕉工人大罢工,政府派军队来镇压,杀害了3 000多名工人，这些人的尸体被火车拉走,扔进了大海。事后,政府却矢口否认。荒诞的是，当唯一的幸存者逃回马孔多镇时，发现这件事好像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多年以后，“大家提到屠杀工人的事件时，记忆里的那些陷坑就变得特别深了。奥雷连诺•布恩迪亚每次提起这件事，不仅鸨母，甚至比她年长的人，都会起来驳斥那些神话，说工人们在车站上被军队包围，两百节车厢装满了死尸运往海边，这些都是虚构的，他们甚至还坚持说，在司法文件中以及教科书上，一切都讲得明明白白：香蕉公司从来不曾有过。” 忘记过去，用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话，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当一个强势力量要剥夺一个小国的国家意识时，它就会进行有组织的遗忘…一个失去了过去意识的国家就会逐渐失去自己。”同样的，当官方力量要控制和剥夺民间意识时，也一定会有组织有计划地抹去民间记忆。在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上，个人真实的记忆往往被一次次地改写、掩盖与抹煞。
马孔多镇最后变得荒芜，走向沉沦的边缘，不仅归因于外来文明对本土文明的掠夺，而且归因于本地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失去了记忆，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民族认同。小说结尾，当奥雷连诺•布恩迪亚留连在马孔多镇时，他发现整个镇子其实陷入了可怕的“健忘症”，他“找不到一个还记得他家的人，甚至记不得奥雷连诺上校了，只有那位年纪最老的西印度黑人――头发好像棉花卷、脸盘犹如照相底板的老人，仍然站在他的房门前唱着庄严的落日赞歌。”在飓风将把马孔多镇席卷而走之前，“健忘症”早就像猖獗的蟑螂和蚂蚁一样，把马孔多一点一点地吞噬掉了，“时代的遗物――马孔多还剩下的一点残渣――即将腐烂了。” 所以，毁掉马孔多的不是大自然，不是飓风，而是像传染病一样的“健忘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自己从内心就开始腐烂了。
二
从《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一题目来看，好像爱情与疾病有着特殊的关系。事实上也是如此，这部小说书写的爱情是不寻常的，可以被阐释成像“霍乱”一样的传染性的无法治愈的疾病。小说中的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沙被爱情折磨，身体上反映出的症状跟霍乱没有什么区别，他腹泻，口吐绿水，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还常常突然昏厥：“情况又一次充分证明了，爱情症状和霍乱的症状是相同的。……但是弗洛伦蒂诺•阿里沙的追求却完全相反：从自身的煎熬受苦中去感受欢乐。” 阿里沙长达52年对费尔米纳的爱情守望，不仅超越阶级、超越时代，而且超越年龄和衰老，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是，霍乱在这部小说中，又不简单地等同于爱情。事实上，它是这个史诗般的爱情故事的前景与背景，无论这个爱情故事有多么柔美、动人和华丽，它是在“霍乱”的时代背景中演绎出来的。可以说，马尔克斯书写“霍乱”，是为了书写大时代精神，是为了表现拉美的现实和历史，表现拉美百年来所经历的灾难和悲患。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马尔克斯没有继续沿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而是回归古典，借用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的叙事手法。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道：“我想讲述一种人们可以珍藏心头并保持终身的爱情……然而我在这本书里写的绝不仅仅是两个老人的恋爱故事。我仔细研究了上一世纪末的许多历史著作，因为我想在描写历史事件时尽量做到准确真实，再现当时激动人心的社会气氛和时代精神，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穿什么样的衣服，喜欢什么花卉。”马尔克斯自己承认，他写这部小说时，受到福楼拜小说的影响，试图借鉴19世纪的一些叙述手法，在描写浪漫爱情的同时，也反映大时代精神。
“霍乱”便是马尔克斯试图表现的大时代精神的象征。小说中有许多描写霍乱的细节，比如阿里沙的情敌乌尔比诺医生从巴黎留学回家乡后，“当他踏上故乡的土地，从海上闻到市场的臭气以及看到污水沟里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打滚的一丝不挂的孩子们时，不仅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那场不幸，而且确信不幸还将随时再次发生。”在霍乱中，最深受其害的是底层人民，“所有的霍乱病例都是发生在贫民区，而且几乎都是在黑人身上，”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最差。从乌尔比诺医生的观察中，读者可以知道，“设备齐全的殖民地时期的房屋有带粪坑的厕所，但拥挤在湖边简易窝棚里的人，却又三分之二是在露天便溺。粪便被太阳晒干，化作尘土，随着十二月凉爽宜人的微风，被大家兴冲冲地吸进体内。”这个肮脏和破旧的环境代表着拉美文化中“落后”的一面，而留学过巴黎、受到现代理性和科学精神洗礼的乌尔比诺医生则准备用最新的西方医学技术对其进行治理和改造――预防和治疗“霍乱”的过程其实也折射着拉美民族接受现代化的过程。如果霍乱是拉美民族性疾病的隐喻，那么对于马尔克斯来说，西方的现代理性工具显然并不是治愈这一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的，它带来了等同于霍乱的战争、跨国公司对本土资源的巧取豪夺等更可怕的人为制造的“瘟疫”。
《百年孤独》写到了荒谬的哥伦比亚的内战， 《霍乱时期的爱情》也同样写到了共和党和自由党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当主人公阿里沙乘坐着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船，行进在马格达莱纳河流域之时，他们的船不仅遇到了一艘有霍乱病例的船，而且目睹了战争带来的灾难：“在同一天里，他看见三具尸体漂过，尸体胀得鼓鼓的，颜色发绿，上面站着好几只秃鹰…..他始终没有弄明白，也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些尸体到底是霍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但那催人呕吐的恶臭，却和他思念中的费尔米纳掺和在一起。” 在马尔克斯眼里，共和党和自由党之间的战争是拉美现代化过程的特殊产物，
这一时断时续的近百年的内战等同于无法抑制的霍乱，带来的是可怕的灾难、死亡和毁灭。如果惨绝人寰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会给哥伦比亚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那么战争就像瘟疫一样，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和无法治愈的伤痕。
小说中也同样写到了香蕉工人罢工被镇压的历史事件――这又是另一种“霍乱”。当女主人公费尔米纳与她的先生乌尔比诺先生乘着气球时，他们从空中观察着自己原本可爱的家园：
他们像上帝那样从天上俯瞰古老的英雄的卡塔赫纳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抗御了英国的包围和海盗的骚扰，如今却由于对霍乱的恐惧而被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无缺的城墙，看到了杂草丛生的街道，看到了被三色量吞没的古堡、石殿、金祭坛，也看到了祭坛上由于瘟疫、无人照料而被腐蚀的历任总督雕像……飞过郁郁葱葱的香蕉种植园时，费尔米纳想起了自己三、四岁时携着母亲的手在林间散步的情景。当时的母亲，在同她一样穿麦斯林纱衣的其他妇女中，也仿佛是个孩子。大家都打着白色的伞，戴着纱帽。飞行师一直在通过望远镜观察世界，他说：“这里好像没有生物。”他把望远镜递给乌尔比诺医生。医生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种植园里的牛车、铁轨、地界和干涸的水渠，便是狼藉的尸体。有人说，霍乱正在大沼泽地的村镇中肆虐。医生一边议论，一边继续朝镜筒里张望。“看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他说，“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上都中了致命的一枪。”
曾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现在完全被“霍乱”所腐蚀；费尔米纳童年时代关于故乡的美好记忆，如今被类似于“霍乱”的政府军队对香蕉工人的大屠杀所吞没。原本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大地和茂密的森林已经被现代化的力量一点点摧毁，处处蔓延着死亡，瘟疫，还有恐怖。后来, 费尔米纳由于恼怒丈夫的外遇，独自一人回到离香蕉公司很近的故乡时，沿路看到了许多悲惨的景象：“一路上到处可见在阳光暴晒下的肿胀的陈尸。市府民政兼军事长官对她说：‘是霍乱。’她清楚，她早已注意到了太阳烤灼下的一具具尸体嘴里冒出的白沫。但是她发现，没有一具尸体象乘汽球飞行时看到的那样，脑后有致命枪击。‘是的，’长官说，‘上帝也在改进自己的方法。’”更可怕的是，即使有这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惨境，当地的人们仿佛视而无睹，依然有兴致在清澈的河水里冲凉嬉戏，依然吹着手风琴，依然留连在斗牛场上。正如《百年孤独》中所描写到的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抹去历史真实的记忆，在此，“霍乱”则成了国家机器试图掩盖历史真相的一个手段。马尔克斯带着极具讽刺的笔调揭示着这一历史真相：政府的残暴与镇压、帝国主义的掠夺与剥削、人们的健忘与冷漠，这一切岂不是比“霍乱”还更加可怕？
小说的最后，阿里沙等待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在垂垂衰老时与恋人费尔米纳结合。这对走入暮年的恋人乘坐着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船，开始了他们的甜蜜的爱情之旅，可是阿里沙惊奇地发现船的两岸已经面目全非了：
他发现，世界大河之一的马格达莱纳河的原河道，现在只是记忆中的一场幻梦了。萨马利塔诺船长给他们解释说，五十年的滥伐森林把河流毁了。轮船的锅炉吞没了阿里萨第一次旅行时感到压抑的大树参天的茂密的原始森林。费尔米纳再也看不到她梦中的动物了：新奥尔良皮革厂的猎人们将几个钟头几个钟头在河岸峭壁上张着大口装死，伺机扑捉蝴蝶的鳄鱼捕杀光了；随着繁茂枝叶的完结，鹦鹉的喧嚣，长尾猴及其发疯般的吼叫也逐渐销声匿迹了；有着巨大的乳房给幼畜喂奶、在河滩上象女人一样伤心恸哭的海牛，也被那些以打猎取乐的猎人用装甲子弹打尽杀绝了。
在这对情侣的航行中，他们亲眼目睹河道变得越来越窄，河水变得越来越浑浊，原来拥有参天大树的森林变成了枯焦的平地。阿里沙所直接掌控的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轮船锅炉就不知烧掉了多少树木，吞没了多少原始森林。他们所到之处，处处是原始森林的残迹，被遗弃的村镇的瓦砾，还有漂向海洋的死尸的恶臭。鳄鱼、海牛、鹦鹉、长尾猴都绝迹了，剩下的只是即将干涸的河道、无数的蚊虫和被污染的港口。对森林的毁坏，对动物的滥杀，对生态的践踏――这些都是拉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恶果，难道全球化和商业化本身不也像是一场无情的“霍乱”，既是传染性的，又是毁灭性的吗？即使是在描写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马尔克斯还是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写到死亡，写到霍乱，写到如同瘟疫一样的现代性对原始生命的毁灭，这里面寄托着他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深刻反思和质疑，提醒自己的同胞是否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制造着毁灭自己的瘟疫，自掘坟墓，弹奏着自己的挽歌？
《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霍乱有着多重的隐喻，它不仅是大时代精神的表现，是哥伦比亚三大灾难――战争、疾病、人为的破坏的综合象征，同时也是爱情的浪漫精神的象征，甚至是本土的拉美文化的象征。在阿里沙、费尔米纳和乌尔比诺医生的三角恋爱关系中，乌尔比诺代表着现代的理性精神，而阿里沙正好是他的对立面――非理性的浪漫的一面。乌尔比诺出生名门，血统高贵，长相英俊，属于社会名流，但从来就不相信爱情，从来都不浪漫，他对妻子费尔米纳说，“请你永远记住，一桩好婚姻中，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固。”他相信理性、秩序、稳定，自始至终都被家庭观念和社会地位所禁锢。由于他的职业是医生，所以他认为要用西方的文明和理性的精神来治疗霍乱。跟他相反，阿里沙是一个“私生子”，出生贫困，其貌不扬，然而他相信爱情，相信浪漫，即使先后与622个女人厮混，他仍然保持着心中对费尔米纳的刻骨铭心的爱情。他年轻时爱上费尔米纳，身体上的反应竟然跟霍乱一样，以致于他的母亲以为他传染上了瘟疫。他在航运公司工作，写的公务信跟情书没有两样，让他的叔叔气得差点把他解雇。不仅如此，他非常善于写情书，甚至曾经从事过专门给别人写情书的职业。他的情书不仅打动过年轻时的费尔米纳，也最终打动了丈夫死后心如死灰的费尔米纳，使她在暮年还能够动心，接受了阿里沙的爱情。情书――书写爱情、书写浪漫，这些都是与现代理性背道而驰的行为。对于阿里沙而言，爱情是比霍乱还要可怕的疾病，但是他却从来也不想治愈它，反而用一生一世紧紧地拥抱它。我认为，马尔克斯把阿里沙的爱情描述得等同爱情，是一种刻意的对古典浪漫精神的回归，通过这种回归，他把浪漫精神建筑成了最后的一个心灵家园，用其来抵御现代理性、科技发展和直线进步的时间观。
小说的最后，阿里沙命令船长挂起霍乱的黄旗，永远航行。船长问：
“您认为我们这样瞎扯淡的来来去去可以继续到何时？”他问。 阿里沙早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个日日夜夜之前就准备好了答案。“永生永世！”他说。
爱情的时间是永恒的、内心的、主观的，超越了现实中直线进步的时间。阿里沙和费尔米纳的爱情挂起霍乱的标志，他们拒绝被治愈，他们也拒绝回到现代的生活之中，这一姿态不正是马尔克斯在思索拉美的现实和历史时所刻意采取的姿态吗？
三
拉美文学中，我也爱读博尔赫斯的小说，但是，我觉得博尔赫斯更像一个“拉美的国际主义者”，他的小说更带有“宇宙主义”或者“世界主义”的风格。他的许多作品都像是世界文学作品的“故事新编”，比如《心 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来自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双梦记》来自《一千零一夜》，《老谋深算的女海盗秦寡妇》来自菲利浦•格斯的《海盗史》等等，写的都是“小说中的小说”，走的是全球化的路数。[1]（P5~10）相比之下，马尔克斯是一个典型的本土主义者，对“全球化”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有很深的忧患意识。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孤独》的那篇演讲中曾经说道，“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馑、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马尔克斯在写《百年孤独》时，好像对拉美民族的未来充满了绝望和悲情，不过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他似乎更为乐观一些：阿里沙和费尔米纳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才得到的爱情的凯旋，不就是因为马尔克斯坚信“生命最终会战胜死亡”吗？
虽然我觉得电影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离小说原著还有很大的距离，可是不管怎样，这部电影令我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对《百年孤独》的迷恋，也令我重新阅读这两部文学经典，并且在阅读中，再一次体验文学带给我的快乐。
二00八年五月于马里兰
参考文献：
[1]陈众议.全球化？本土化？――20世纪拉美文学的二重选择[J].外国文学研究，2003（1）.
（责任编辑 郑艳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