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革命与自由
崇 明
一
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指出，“一场革命需要观念来添加燃料——没有观念，出现的仅仅是叛乱或政变”。 没有启蒙就没有革命，这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很多革命者认为他们是在运用启蒙思想来颠覆旧制度、创造新法国。在革命者看来，无疑是启蒙创造了革命。反革命的思想家也因为革命带来的暴力和恐怖而在批判革命的同时指控渎神弑父的启蒙事罪魁祸首。在十九世纪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泰纳看来，大革命的混乱宣告了启蒙以及启蒙所延续的古典主义的破产。无论是革命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在启蒙和革命之间建立了线性的因果关系。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起源必然要在启蒙运动中寻找，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启蒙——革命的线性历史叙述却是一种回溯性的历史理解产生的历史建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可能导致对启蒙和革命的双重误解。
首先，把启蒙近仅仅作为革命的前身，事实上赋予了启蒙一种目的论的意义，遮蔽了启蒙内部的张力和冲突。透过革命话语理解的启蒙和今天的后现代批判所建构起来的启蒙一样如果不是神话，也可能是某种虚假的理想形态，展现的是革命或形而上学信仰而非在时间中冲撞挣扎的历史。革命者在1791年7月11日举行盛大仪式把伏尔泰的亡灵送入先贤祠。1794年10月11日，刚刚推翻罗伯斯比尔的恐怖统治不久的热月党人又把卢梭的遗骸送入了先贤祠。这是山岳党人在恐怖期间构想但还没有来得及执行的计划，热月党人通过把卢梭塑造为革命之父来覆盖大革命内部的分裂，把卢梭和伏尔泰这对生前的死敌共同放在革命的圣殿中编织出统一的启蒙神话，从而通过启蒙来确立革命的正当性，并且宣示革命是启蒙的延续、是启蒙本身。革命话语所构造出来的启蒙不过是革命意识形态。
同样，如果把革命理解为启蒙的必然产物，则会把历史解释为人类观念和意志的结果、在某种不可抗拒的道德律的指引下前行，就像康德那样激动地把法国大革命称之为“我们时代的证明了人类道德倾向的事件”，革命像启蒙一样使人在政治上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由此革命被赋予了某种不可抗拒的、统一的道德意义。不可否认，大革命体现了启蒙所试图创造和传播的现代人的道德追求，1789年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民主权学说的体现。然而，正如康德本人所批判的那样，大革命同样是对人权的践踏、是人类历史的道德灾难。康德对此不得不给予解释，因此他区分了革命的内容和形式，前者为揭示道德进步的政治人道主义，后者为暴力颠覆权威的不合法的革命进程；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在康德看来，革命者通过审判处死路易十六，以合法的形式表达了对权利的蔑视，是最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合法弑君比刺杀君主更为糟糕，“暴力昂首前行，暴力被提升到最神圣的权利之上”。 康德其实像革命者一样通过启蒙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通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呈现革命的意义，结果虽然他对革命者的暴行有深刻分析，我们依然感到困惑：何以代表人类道德事业的革命犯下了最不道德的罪行？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康德面临的困境，也是革命者们以及后来认同革命的左派历史学家所不得不解释的问题。而革命者和左派历史学家通过康德所褒扬的代表道德进步的历史必然性来辩护革命进程的激进暴力，因此，革命暴力不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完全正当的：革命岂能不流血？
启蒙——革命的线性关系事实上构成了启蒙——革命的循环解释。在这样一种纪念性的历史叙事中，我们还没有进入历史之前，就已经理解了历史的意义。而把这一意识形态叙述颠倒过来，就有了反启蒙和反革命，而纪念则成为诅咒。
二
如果为了理解历史而非建构历史，那么摆脱纪念史学而对历史进行问题化是非常必要的，这需要搁置道德审判的迫切冲动和目的论的历史形而上学，把启蒙和革命视为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在一种陌生感中倾听历史的声音。法国历史学家莫尔奈（Daniel Mornet）指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是一回事，法国大革命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认识到启蒙——革命的线性叙事是革命者所建构的神话，我们会发现，也许“不是启蒙创造了革命，而是革命创造了启蒙”。 革命创造启蒙，并不仅仅是革命者诉诸启蒙来辩护革命的正当性，而是革命政治才使启蒙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然而，如果启蒙只能在革命中被创造出来，这与其说明了启蒙的意义，毋宁说暴露了启蒙的失败。
法国大革命在现代革命史上的独特性在于不是革命者制造了革命，而是革命制造了革命者。没有多少人预见到这场革命——虽然卢梭曾预言欧洲将要进入革命的时代，更没有什么人准备这场革命。革命的爆发由三级会议的召开引起，这是因为波旁王室的财政危机无法在当时的政治框架内解决而不得不诉诸于三级会议这一更传统的宪政方式。1787年，由于支持美国革命，波旁王室几乎陷入破产，绝对主义王权的虚弱一下子暴露出来，王室不得不召开缙绅会议来说服贵族纳税以增加财政收入，结果贵族借机重申他们的宪政权利，要求国王恢复贵族传统上所拥有的、被绝对主义王权所压制的政治权力，并继而提出召开三级会议。结果，由财政问题引起的王室和贵族以及高等法院的政治冲突无法解决，法国进而陷入宪政危机，并进而引发了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前两年，法国的政治辩论主要围绕宪政问题展开。左派历史学家和很多革命者构想的作为大革命起源的启蒙运动事实上也没有广泛传播民主、自由、人民主权等政治理念。范克雷（Dale Van Kley）的研究表明，西哀耶斯鼓吹现代政治意义上民族主权在1789年时相比另外两种支配性的宪政话语-----绝对主义的和贵族团体主义的话语，只处于边缘地位，并且只是从两个主流话语难分胜负的对抗中最后渔翁得利。塔克特（Timothy Tackett）则指出即使在三级会议召开以后，在第三等级中，反对特权阶层的平等主义和人民主权呼声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构成主流。尽管很多第三等级的代表对某些启蒙观念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但是他们很少在三级会议召开的最初一个多月里试图运用启蒙思想来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即使在89年七月，特权等级被迫和第三等级一起开会之后，第三等级的代表因为能见到很多大贵族、并且可以和他们在一起共事而深感荣欣。 事实上，只是在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特别是贵族就代表资格审查方式、委托书的强制效力、会议召开方式、投票方式等进行激烈斗争而无法妥协的情况下，第三等级的某些精英如西哀耶斯、米拉波才得以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辩论对第三等级代表进行政治教育，最终在他们当中确立了民族/人民主权并击败了特权等级的对抗，并且在随后7、8月份关于人权宣言的辩论中、9月份关于国王的立法否决权的辩论当中完成了这一政治教育，民族/人民主权的原则从政治意识进入到政治行动，从而完成了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宪政革命。这时，君主权力已经几乎陷入瘫痪，中央权力的空白激发了各路力量来试图控制这一权力，结果各种启蒙话语被唤醒，互相竞争，孟德斯鸠和卢梭在革命中开始辩论，而这当然是被革命者简化和扭曲了的《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的辩论。也就是说，在革命爆发之后，革命者才开始发现和制造启蒙的意义。
革命所发明的不仅仅是启蒙巨人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声音，它还唤醒了处于精英层面的上层启蒙（high enlightenment）的阴影当中、始终在庸俗的大众文化中蠢蠢欲动的下层启蒙（low enlightment）。结果，革命成了那些炮制低俗色情的小册子、制造丑闻和流言、丑化权威和宗教的三流启蒙文人的盛宴。这些在启蒙运动中不得志的文人成为大革命的后备革命干部，革命成为他们宣泄对权贵和宗教的仇恨的渠道和攫取权势的捷径，他们迫不及待地把革命不断激进化。正是他们的仇恨点燃了雅各宾派暴烈的革命激情。
三
革命发明的启蒙所服从的是革命的逻辑，成为权力斗争和激情的工具。革命政治成为吞噬一切的巨大机器，如迈斯特所说，是革命带动着人、而非人带动着革命。 理解法国大革命意味着首先应当理解革命政治的动力。革命政治的逻辑解释了具有强烈道德诉求的革命何以成为道德灾难，而肯定自由、平等等自然权利的启蒙道德并不需要为革命的灾难负责。如果把启蒙从革命恐怖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使启蒙摆脱革命目的论包袱，我们才能回到各种启蒙思想自身的意图来理解启蒙及其问题。
回到启蒙运动本身，我们发现启蒙者并不欲求革命，而是提倡改革，因此大革命的爆发特别是革命造成的恐怖已经说明了启蒙运动的失败。这一失败表明，虽然大革命制造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的表象，但法国启蒙事是上没有进入和转化为一种共同体的政治和道德生活，因此它在政治和道德上均是乏力的。这种乏力首先应当归咎于旧制度法国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十六世纪后期以来，法国君主制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建构国家，剥夺贵族的政治权力，侵蚀和取消残留的地方自治以及各种团体的政治权力，其结果是剥夺了法国国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结果，路易十四统治以来旧制度下法国的政治运作严重依赖于中央集权，而法国民众也产生了对中央集权的依附，认为一切问题都应当诉诸中央集权来加以解决。在社会中缺乏政治自由的国家，启蒙文人没有机会参与政治，因此他们无法把他们的启蒙思想付诸实践。缺乏政治经验则使很多启蒙文人以某种抽象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并且同样试图诉诸国家和中央集权来解决问题。即使具有政治经验的启蒙文人也往往被这种国家崇拜所左右。譬如，启蒙运动的重要流派重农学派笃信可以通过国家随心所欲地塑造国民，而这一教育思想最得力的提倡者就是曾任地方总督、官拜财政总监、具有实际政治经验的杜尔阁。杜尔阁认为通过教育十年之内就可以使法国天翻地覆，十岁以上的孩子就已经能够准备效忠国家、服从权威！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语境中成长出来的法国启蒙政治思想对政治生活和政治自由缺乏恰当的理解。伏尔泰热衷于理性主义的开明专制；孟德斯鸠贬斥古典共和美德、把政治自由仅仅理解为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一切事情的权利，把政治仅仅解释为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而卢梭固然重视政治自由，但却反对政治生活中的商议和党派，事实上使得政治自由变得空洞。中央集权和启蒙运动均没有教导法国国民，什么是真正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所以，革命走向混乱，以自由始而终于专制，这并不奇怪，如托克维尔所言，这说明缺乏自由传统的法国人无法驾驭民主和政治自由。一个在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中成长的民族在危机的时刻，能够从危机中获得自由的可能性非常小。在危机中爆发的革命在创造其启蒙时，其目的仍然是建构中央集权和国家专制。此后，国家崇拜所带来的革命和专制的轮回成为困扰十九世纪法国政治的难题。
四
1640年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前的美国革命同样是激进的 ，然而前者建立的专制权威终究不得不在“国王在议会中”的议会政治传统和“英国人自由”传统面前妥协，1688年确立了英国的共同体（commonwealth）政治，而美国宪法在殖民地的自治和政治自由传统中把美国革命的独立诉求有效转化为共和国的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英美革命的国家建构成功地被共同体建构所延续，孤零零的利维坦只有在成为充满生机的共和国之后才能实现主权、秩序和自由的结合。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自由主义者贡斯当、基佐、托克维尔等人在对英美的审视当中反思旧制度、启蒙和大革命的政治和道德建构。革命的灾难迫使他们审慎地面对启蒙，在启蒙内部的张力中思考如何使启蒙真正成为法国人的政治和道德生活，而非哲学家的天国、三流文人的狂欢、革命者的梦想和统治者的工具。旧制度和大革命通过锻造个体权利和国家主权而建构民族国家的努力代表了现代政治的方向，然而旧制度的外强中干和大革命的混乱血腥都表明个体/主权的政治结构是不稳定和脆弱的，还必须通过政治自由把个体权利转化为公民德性，使国家主权和共同体政治结合，教导公民认识到政治不仅仅是国家之事，也是他们的身边之事。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成为革命后的法国自由主义的主题。同时，革命后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表明启蒙主流所张扬的理性主义所带来的焦虑并非个体所能承担，卢梭对法国启蒙主流所提倡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对宗教的维护体现出对现代性的深刻洞察。贡斯当、基佐和托克维尔延续了卢梭的关切，无不把宗教作为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致力于通过宗教来维护道德、民情和自由。启蒙肇始于神学—政治问题，十七世纪以来诸多启蒙思想家所孜孜以求的莫过于启示和理性、教会和国家的分立，并由此引发了启蒙的激情和激进。而托克维尔结合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的努力、通过政治自由和宗教来建构现代性的尝试，事实上是神学——政治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十九世纪的法国，政治动荡，专制和革命交替，法国人所面对的就是共同体建构问题，而最终是政治自由的确立和政教分离帮助法国稳固地建立了共和国。19世纪80年代，第三次建立的共和国初步确立，其后于1901年颁布了允许公民自由结社的结社法、1905年通过了政教分离法，前者标志着政治自由的确立，后者意味着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漫长冲突的结束。其后，法国政治虽然仍有动荡，但终于摆脱了国家崇拜，告别了革命和专制交替的宿命。启蒙和革命的理想在共和国所建立的民主和自由当中得以实现。
二十世纪中国步履维艰，并非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救亡和革命所不断制造的启蒙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完成传统和现代的传承接续。如何把革命制造的启蒙转化为孕育自由和道德的启蒙，使之进入中国人的政治和道德生活，是启蒙在中国尚未完成的使命。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