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占总人口约70%的中国农民仍然是当代中国许多社会问题滋生的决定性因素。当前，农民外出就业问题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之所以大规模、长时间地发生，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民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来看，农民的外出就业不仅是一种目的性的社会行动，而且带有强烈的理性选择特征，它由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三个不同层次构成，其中生存理性选择是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当生存理性选择得到充分实现后，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才会得以产生。在制度性条件松动之下，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理性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多样性的增加和自主性的增强。
关键词 外出就业 生存压力 生存理性选择 社会理性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外出就业问题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自19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始终关注的焦点问题。[①]从国际学术界来看，这一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它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关注，尤其在寻求解释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因方面，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拉文斯坦（E.G.Ravenstein）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论、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舒尔茨（J.W.Schultz）的“三态论”、钱钠里（H.B.Chenery）和塞尔昆（M.Syrquin）的“多国模型”论等。这些理论解释大多是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从宏观层面来进行的，并在一定意义上对这一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当前，我国农民外出就业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指就在本村本乡转移到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工商贸服务业，即“离土不离乡”；二是指到本乡以外的其它地区从事打工、经商、服务、种植等活动，即“离土又离乡”。从19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的这种外出就业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并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是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那么，如何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行为或现象呢？笔者认为，对于像这样一个并非纯经济现象的解答，仅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式(如上述四种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一方面，国外社会学家曾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运用吉登斯（A.Giddens）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来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农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Gugler and Flanagan，1978；Wright and Martin ,1987）。
在国内社会学者中，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裂与对立（文军，2000）。具体到农民外出就业问题的解释上，整体论者一般关注的是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认为只有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才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往往从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诸多社会关系中来寻找非农化的原因。而个体论者则把变迁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认为不是社会整体，而是微观上的个人，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做出的“理性选择”。面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这一“经典性”难题，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此作了较好的解答。除此之外，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问题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视角。
由于目前我国农民外出就业主要是一种“个人行为”，还没有在社会—法理层面上以相对固定的形式合法化、制度化，而且，这种形式主要是农民的职业或行业活动范围的一种变化，但这种变化却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既社会流动与农村社区的变迁）。因此，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使个人行动层次上升到系统行动层次，以进一步对农民外出就业现象做出规范性分析，是十分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了较强的应用性。
因此，本文的分析依据将采用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农民微观的个人行为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宏观的农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为研究目标，以合理化来说明农民外出就业这一目的性行动的动因。为此，本文分析的重点将不是在宏观层次上泛论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具体过程、内容、特征及其影响，而是着力在微观层次上分析农民外出就业的根本原因。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代中国农民发生像今天这样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外出就业现象？其外出就业行为主要受何种因素的制约？在这种结构性的限制中，农民又是如何选择行动方式的呢？为什么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农民宁愿选择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②]也不去开辟或创造非农行业里的就业机会？如果是结构性条件的限制(如制度因素)，那为什么在一系列制度、规则颁布和实施以前一段时期里，也并没有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外出就业现象？为解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从微观层面入手，通过对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历史考察，以农民的理性选择为主线，用当代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的理论与方法来寻求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根源。
二、农民理性与理性选择
在展开本文的研究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解答的问题是：何谓“理性”？农民有没有理性？以及社会学中有关理性选择的基本观点。而对于“理性”的具体理解，学术界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讨论已非常繁多，如卡尔伯格（S.Kalberg）仅就韦伯对理性的用法就归纳出了四种主要类别的理性，即实践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理论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 )和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Kalberg,1980)。由于篇幅所限，在此，笔者不再就此问题展开详细讨论。但笔者认为，所谓“理性”，简而言之，就是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其中包括对目的性行动的选择和确认。理性是人类超出动物而独具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存在，不仅使我们能够调整达到目的之手段，而且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价值体系，对目的本身做出判断和取舍。因此，完整意义上的“行动中的理性是阐述行为的理由并依此行动的能力及其运用”(米勒和波格丹诺，1992：631)。
那么，农民的一般行为是否具有理性呢？关于这一问题曾引起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比如，韦伯曾经指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韦伯，1987：42）。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是追求代价的最小化。由此，韦伯判定传统主义下的农民这种只追求代价最小化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波耶克（J.B.Boeke）通过对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农村30年的跟踪研究，也指出在“农民社会”中，由于人们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也表现出了与“正常的”供应曲线反常的“非理性”行为（Boeke,1953）。这种认为农民只追求代价最小化便是“非理性”的观点曾一度非常盛行，他们普遍认为那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已不适用于农民。因此，产生了许多所谓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Scott,1976）、“爱与怕的经济”（Boulding,1973），农民的一般行为是非理性行为的说法。
但这种总体认为农民非理性的看法也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抨击，19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便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理性的（Schultz,1964：14-64）。1970年代末，美国学者波普金（S.Popkin）出版了一本名为《理性的农民》的专著，以专门反驳斯科特（J.C.Scott）关于亚洲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的观点（Popkin,1979）。其实，这场延续几十年的关于“农民理性”的大讨论，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如何看待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以及体现这种反应的供应关系问题。但这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展开的大争论，其双方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误区”。因为古典经济学中对“经济人”的理性假定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利益”，如亚当·斯密就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这其中本身就包含了“追求代价最小化”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同一的，都是“经济理性”的体现。因此，绝不能仅凭“追求代价最小化”而判定传统农民是非理性的，也不能仅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判定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因为农民（尤其是现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其相应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选择”行为也是多元的，且受制于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总的判断是，农民的行动总体上是具有目的性的理性行动（尤其在外出寻求就业行动上更是如此），但这种理性行动又是受到许多因素制约的。正如科尔曼（J.S.Coleman）所说：“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Coleman,1990：20）。
其实，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者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预设。正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指出，有关人的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二分法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人到底是自私（理性）的还是唯意志主义（非理性）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到底是纯粹工具性（理性）的还是规范和道德（非理性）的；人到底是根据效用最大化行动（理性）还是被感情和无意识的欲望所支配（非理性）(Alexander,1987：10)。但是，不同学科或同一学科内的不同理论对行为的假设是不相同的。例如，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动的假设和研究侧重点就不相同，经济学认为，人是依据个人稳定的利益偏好（preference）在各种行动中做出选择的，而社会学则认为，人的行动是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的。因此，有人形象地说：“经济学与社会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某种行动，而后者则强调人们为何无法选择某种行动”（Granovtter,1992：30）。
但无论是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还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其前提就是要首先承认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不管这种理性的基础是什么)。而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对人的行动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因此，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经济理性”最基本的假设。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则不完全是这样，其对“理性”的理解，主要是强调一种目的性的、有意图的行动。其基本假设的出发点是“理性人”，而不是帕森斯（T.Parsons）社会行动理论的“社会人”和韦伯(M.Weber)科层理论的“组织人”的假设，[③]更不同于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理性人”的假设的基本内涵是指“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Coleman,1990：15），而这种“效益”并不只是局限于狭窄的经济领域中，它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等众多内容。其价值取向不一定是经济目的或自私自利的，也可以包括利他主义、社会公平、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此外，与经济学理性选择不同的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更关注的是众多个人的理性选择后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结果（Hechter,1997：192-194）。可见，这种“理性人”的假设是不同于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不仅如此，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至少对传统的经济理性假设作了三个方面的修正：一是改变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承认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存在；二是否定所有人类行为都是理性行为的极端观点，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三是关注制度与文化等因素对个人偏好和目的性行动的影响作用。但他们的相同点是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认人的行动是有一定目的性的，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效益”的最大化。
三、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
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使其不仅用于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还试图解释更为广泛的社会行为，其特征可归纳为以宏观的社会系统行为作为研究的目标，以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合理性说明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其主要的目标不是理解特别行动在行动者看来为何是合理的，而是展示对行动者而言是合理或理性的行动如何能结合起来产生社会后果的，而这些后果对行动者而言，有时是行动者预期到的，有时则是预料之外的；有时对社会而言是最优的，有时则否(丘海雄、张应祥，1998)。[④]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就有关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起源、发展及其主要观点不再作详细论述和介绍，而只是选取有利于本文研究的有关观点和方法。
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基础上的（但它对系统行动的解释并非仅仅以个人目的为原因的），其基本原理主要来源于以整体论方法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功利主义、博弈理论以及社会学的交换理论（有学者甚至干脆把理性选择理论称之为一种交换理论）等。因此，在社会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之争中，科尔曼主张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⑤]其关注的重点是行动者。因为行动者的行动都被看作是有目的或意图的，也是有价值偏好和功利性的。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关注这些偏好及其来源是什么，而是着重关注由行动者的选择体系所构成的客观性行动的事实（Ritzer,1996：401）。因此，科尔曼非常自信地指出，以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微观层次为基础的理性选择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宏观层次的社会现象。
农民对个人效益最大化的追求
行动价值 个人实力 行动后的控制分布 行动后果
行动前的控制分布
图一：农民外出就业行为的一般分析框架
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是由行动者的目的或意图引发的，但它至少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资源的稀缺程度。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以及获取资源的不同途径，而且拥有许多资源的人，其目的达成也相对容易些，相反，资源较少或没有资源的人，其目的达成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二是社会制度。制度约束可以提供积极与消极的制裁措施，以鼓励某种行动和削弱其他行动（Ritzer,1996：402）。这是因为任何行动系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社会交换系统，社会系统和结构是通过人们的交往和交换行动形成的，它反过来又对人们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具体到农民外出就业问题上，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农民对个人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上，而这种追求个人效益的最大化会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有实力的行动者（即农民）在相应资源信